里昂号（Lyon）从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出发，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左摇右摆，刚躲过一个大浪，又被裹进了另一个巨浪的漩涡。纽约三一教堂的前牧师查尔斯·英格利斯用那双深陷的双眼盯着这“猛烈的风暴”，他的双颊因疲惫而深凹，一面紧紧地搂住自己的孩子佩吉和杰克，一面紧握双手，祈祷他们能平安抵达。六周后，他又在海上担惊受怕了3000英里，才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一块紫色的陆地，新斯科舍海岸线上的内湾和滩角出现在视野中：与英国海岸那开阔和缓的丘陵和岩块剥落的悬崖全然不同，令人生畏。1787年10月，英格利斯驶入了哈利法克斯，献上“对全能的上帝的赞美，感谢祂带我平安到达栖居地”——与另一位效忠派神职人员雅各布·贝利八年前使用的语词大致相同。[1]
英格利斯从英格兰到新斯科舍这趟旅程有多艰险就有多迂回。他一开始就没有想去英国。虽然他和妻子都被纽约州剥夺了公民权和财产权，但1783年春，当和平条约的消息传到纽约时，英格利斯还在设法使纽约州撤销针对他的家庭所作的裁决，以便他们继续安全地留在那里。但纽约州议会驳回了他的请求：英格利斯毕竟是整个战争期间纽约态度最坚决也最坦率的效忠派之一。事实上被逐出纽约之后，英格利斯便计划前往新斯科舍，希望成为英国圣公会差会[2]的传教士。除他之外，还有54个杰出的效忠派市民也“渴望继续享受英国宪法的福利”，他们联名请愿，恳求盖伊·卡尔顿爵士像对待退伍军官一样，慷慨地在新斯科舍分赠土地给他们（每人5000英亩）。（这份文件，即所谓的“五十五人请愿书”，引起了下层效忠派的抗议，认为精英人士傲慢地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拥有特权。）[3]他收拾了自己的书籍和家具，把它们连同佣人一起运去安纳波利斯罗亚尔，准备随后就出发前往那里。但就在那时，英国占领的最后几周，纽约兵荒马乱，英格利斯的计划也经历了糟糕的一波三折。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因为久治不愈的怪病已经卧床数月了，8月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她还在辗转病榻时，他们的三个孩子突然全都染上了麻疹，那在当时往往是致命的。英格利斯可能要面对家人全部丧生的可怕悲剧。更糟的是，二十年前他曾经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第一任妻子死于生产，紧接着他们的双胞胎孩子也随她而去。这一次，幸亏孩子们恢复了，但饱受病痛的玛格丽特还是在那年的最后一个夏日撒手人寰。[4]
杰迪代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布雷顿角的新地图》（A New Map of Nova Scotia，New Brunswick，and Cape Breton，1794）。
到这时，英格利斯唯一能找到的离开纽约的船只已经不再驶向新斯科舍，而是开往英格兰。他还沉浸在丧妻的悲痛中，便匆匆重新安排计划，提前把一个女儿送到了英格兰，另一个女儿因尚未病愈无法长途旅行，只好和她的奶奶一起留在纽约。1783年10月21日，他登上了圣乔治教堂的小讲坛，作了离开纽约前的最后一次布道。“最后，别了，我的兄弟们，”那天的布道词是他精心挑选的，“要完美；要安适；要团结一心；要和睦相处；愿仁爱和平的上帝与你们同在。”几天后，他和6岁的儿子一起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船只。[5]
许多纽约的朋友也都去了英国，包括鲁宾逊一家、洛一家和威廉·富兰克林，因此英格利斯的流亡生活绝不孤单。和朋友们一样，他也利用迁居英国的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好学校读书，在自己前程未卜时，却为孩子的未来不惜代价。因为有卡尔顿和威廉·史密斯为他作证，英格利斯在自己的效忠派赔偿申请被正式审议之前，从财政部得到了一笔175英镑的抚恤金。但即便有这笔抚恤金在手，在伦敦的生活又谈何容易。孩子们又病了，他自己也病了近一年，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不懈地追求一个新目标：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新斯科舍省建立一个主教职位，并获得该任命。在英国，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人召开过无数次会议，耐心地为自己的计划争取支持。经过两年多的敦促，英格利斯坚称“鉴于殖民地的事态发展，需要立即派去一名主教，”并恳求说，“如果我不能得到任命，希望能尽早告知，因为我有家人（两个孩子）要搬迁，我自己离开伦敦之前也有诸多事情需要安排，无论是因为我的健康还是其他原因，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6]他足足等了四年，枢密院（Privy Council）才批准了该主教职位。最后，1787年夏天的一个周日，英格利斯在兰柏宫[7]接受祝圣，成为新斯科舍主教，也是大英帝国首次为殖民地设立的主教，一切艰苦努力总算以圆满成功告终。两周后，英格利斯一家登上了重返北美的船只。[8]
对于英格利斯这家人来说，前往哈利法克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归乡，但已经是流亡生活中最好的结果了。他们很快就被新老朋友包围了。主教和孩子们下了船就径直坐上了总督本人的马车，带他们穿过那些陌生的街巷，来到一位老友家中。英格利斯与帕尔总督共进晚餐，接待效忠派熟人朋友的拜访，并立即写信给他在安纳波利斯罗亚尔的朋友，要回他四年前从纽约寄到那里的“我的仆人和家具”。[9]他尤其激动的是，哈利法克斯迎来了一位尊贵的访客——国王陛下的三子威廉·亨利王子（未来的国王威廉四世），他也有机会再次见到这位旧相识。1783年，当这位不满20岁的少年王子作为王家海军的军官候补生乘船来到曼哈顿时，纽约效忠派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次王子刚刚与霍拉肖·纳尔逊一起在加勒比地区服役结束，来到哈利法克斯时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尉，这同样让当地的效忠派精英们顶礼膜拜。英格利斯主教再次巴结奉承“俊朗斯文、友善活泼的”王子，在一次很长时间的私人交谈中，“向他表明自己对国王陛下神圣的忠诚和喜爱。我热爱那个人，同时也尊敬那位君柱［原文如此］——获此任命让我最为高兴的，莫过于如此一来，我便能竭尽全力，更广泛地传播效忠国王的原则”。[10]
新主教一上任就开始扩大英国圣公会在该省的影响。1788年夏，他启程巡察自己的新辖区。他先去了哈利法克斯东北部40英里外的温莎（Windsor），在那里物色合适的地块建立新教堂和学校。然后他又穿越半岛来到了安纳波利斯罗亚尔附近的康沃利斯，那里的居民大多不信奉英国圣公会，因此教会还没有站稳脚跟。安纳波利斯罗亚尔是欧洲人在新斯科舍最早建立的城镇，也是效忠派最大的定居点之一，但英格利斯发现即便在这里，“施行坚振礼的准备工作也还不够完善……教堂规模较小，是由居民们建造的，刚刚完工——还没有建造祭坛、长椅和讲道坛”。他与雅各布·贝利畅聊了一会儿，后者自1782年起便在安纳波利斯做牧师了。虽然在主教任命的过程中，贝利曾支持过他的竞争对手，但英格利斯觉得此人“看上去温顺无害”，便决定不再因他曾经的判断失误而责备他了。至少在安纳波利斯，英格利斯放心地看到那里的“居民似乎是我迄今在本省看到的最体面、最虔诚的，他们行圣礼的做法很标准，唱得也很好”。[11]
小小的村落零星散布在沼泽地上，这样的景观大概更像英格利斯的出生地爱尔兰，而不像他成年后居住的纽约城。但他虽然对这里的环境十分陌生，却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在安纳波利斯城外几英里处，英格利斯专门去拜访了小贝弗利·鲁宾逊的妻子安的姐姐科妮莉亚·德朗西。德朗西夫人虔诚的母亲曾是英格利斯在纽约时最亲密的友人之一，刚刚过世了。母亲的死让德朗西十分悲痛（或许她自己那桩众所周知的不幸婚姻也让她积累了很久的压抑情绪），看到从前的牧师让她喜出望外，以至于“一看到我，［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两人聊起他们离开纽约之后分别去了哪里，未来还将去往哪里；德朗西的丈夫刚刚被任命为巴哈马群岛的首席法官。[12]第二天，英格利斯乘船沿着安纳波利斯河流域来到了迪格比（Digby），这座小城坐落在一个波光粼粼的河湾的南部弧线上。在那里，他“受到了当地居民最为热情的接待，他们都是效忠派。许多人以前曾经是我的教会成员，似乎在争相表达对我的喜爱和尊敬之情”，不过他失望地注意到，“他们很穷，我担心这种情况还会继续，除非他们能分散开来，在各自的农庄安顿下来”。[13]
芬迪湾彼岸就是刚刚成立的新不伦瑞克省，那里的风光与此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格利斯进入了圣约翰城，这座城镇的港口有繁忙的码头，多岩峻峭的山脊上还盖有漂亮的房子。想想看，这些全都是崭新的！“不到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森林呢”，英格利斯惊叹道；而现在这里有“逾1000座房子……简直就是天道酬勤的极佳典范”。圣约翰的人口几乎全都是效忠派，主要经济支柱也是跨大西洋贸易，看上去就像小一号的纽约，仿佛把纽约平移到了北方。英格利斯再次拜访了很多“我的老熟人……和迪格比一样，教众主要是效忠派——其中许多都是我以前的教区居民”。[14]
主教继续沿着弯弯曲曲的圣约翰河向上游驶去，到达了他此次巡察的最后一站——新不伦瑞克首府弗雷德里克顿。夏末的金色阳光为那些黄澄澄的树木罩上一层光环，宁静的河水温柔地流过兵营方阵，这正是寻访此地的最佳季节。作为托马斯·卡尔顿总督（盖伊爵士的弟弟）的贵宾，英格利斯享受到了这座小省府所能提供的最美体验，在河边悠闲地散步，与当地精英亲切地共进晚餐。一天，英格利斯过河来到弗雷德里克顿对岸的纳什瓦克西斯（Nashwaaksis），去拜访“我的老熟人、老朋友”安·鲁宾逊。她和小贝弗利一年前刚从新斯科舍搬到弗雷德里克顿，在一个很讲究的大庄园里安了家——英格利斯曾在纽约主持过两人的婚礼。安刚刚诞下这对夫妇的第七个孩子，因为她身体尚且虚弱，贝弗利向她隐瞒了她母亲的死讯。但也难说，或许此刻从这位她信赖和依靠的牧师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反而能缓和这个噩耗的打击。英格利斯离开这座大英帝国的最新首府时，对它的潜力充满信心：“大家全都在忙，每个人都想干好自己的农活，建好自己的农场。”
英格利斯主教1788年夏季巡察期间所见到的，是个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殖民地社会。仅仅18个月，就有30000个效忠派难民带着1200个奴隶涌入这些省份。正如他这一路所见，他们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教堂还未完工，学校尚未建起，农田也才刚刚开垦出来。但英格利斯寻访的许多定居地仅仅五年前还是原始森林；其他地方也因为效忠派大迁徙而在人口构成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新英格兰和纽约的生意伙伴在哈利法克斯、谢尔本和圣约翰重建起自己的公司。被解散军团的老兵们把刀剑换成了铁锨，在邻近的赠地上安顿下来，与战友为邻。英格利斯先前在纽约的教区居民如今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共同祈祷，整个社区仍然保持着信仰，而在白人定居区的边缘，黑人效忠派也同样在自己的村庄保持着信仰——不过英格利斯或许对此并不知情。
效忠派难民在英属北美诸省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环境，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后来的历史学家逐渐认为，他们简直就是英属加拿大的“开国元勋”。之所以有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政界和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影响早在1784年便凸显出来：英国当局看到大批移民迁入，就把新斯科舍一分为二，设立了新不伦瑞克省。新不伦瑞克的白人人口中绝大多数是难民，很像是效忠派自己的国家；效忠派精英则认为，这是他们塑造自己的帝国国家形象、回应美利坚合众国的良机。与此同时，莫霍克人难民也在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周围建起了一个新的定居点，约瑟夫·布兰特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介于美国共和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印第安自治领。在芬迪湾以西的这些土地上，难民们协力建起了一个忠于君主的北美，可以说与他们逃离的共和制北美分庭抗礼。
但如果你像英格利斯那样，在1780年代的加拿大诸省寻访一圈，你也会发现这片国土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新斯科舍最为明显，那是迄今为止接收难民最多的省份。特别是位于罗斯韦港的效忠派社区，它由谢尔本这座主要是白人的城镇和邻近的黑人村庄伯奇敦组成，成为大出走时期异军突起的城市，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效忠派难民如何把荒野变成了一个新世界？就其对新斯科舍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影响而言，效忠派的涌入与北美其他地方的白人扩张，乃至同一时代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历程别无二致。[15]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一项新的殖民事业，它还是一次重大的难民危机，向政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也凸显了殖民者与当局的诸多矛盾。如果联系英国早期在新斯科舍的殖民努力来考察，难民的影响尤其显著。因为该省一个世代之前才刚刚被英国的一项帝国计划改变了面貌，那可不是个什么殖民计划，而是驱逐旧主，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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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的欧洲地图把这片土地称为“阿卡迪亚”[16]，因为起初为这片海岸绘制地图的探险家们看到它那高耸的松林和碧绿的沼泽，认为人类的田园梦想可以在这里实现。纯属巧合，不过也巧得恰如其分，当地的米克马克印第安人（Micmac Indians）也用“akadie”这个后缀表示“丰饶之地”，因此起初在这里定居的法国人就很容易把“阿卡迪亚”误读为简化的“拉卡迪（l’Acadie）”。他们计划把北美的这一角落变成新世界的世外桃源。[17]
17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安纳波利斯河流域那风平浪静的河岸上建起了一个名叫罗耶尔港（Port Royal）的聚居地，河口正好揳入芬迪湾的海岸线。他们开沟排水，修建堤坝，把沼泽地冲刷成农田和果园，保护庄稼免受来自海湾的18英尺大浪的袭击。他们还建起了一座石头要塞，用星形土垒包围起来，让自己的住地也免受海浪侵袭。他们的村庄很不起眼，但单看它们数目稀少、环境单一，很容易被蒙蔽而看不到那里蕴藏的财富。银色的鳕鱼畅游在北大西洋波光粼粼的水面，有数百万条之多。人们把这看似数之不尽的鱼群从海上拖回来，开膛破肚，晒干，塞进水桶中用盐腌渍，运往欧洲和西印度群岛，成为那里正快速增加的奴隶人口的营养膳食。这片陆地也同样是座宝藏，森林里有成群的动物在奔跑。印第安人带来成捆的光滑的河狸皮和其他毛皮，与欧洲人交换水壶、短斧、缝针和小刀。
法属殖民地阿卡迪亚资源丰富，又有很长的可用海岸线，很快便吸引了马萨诸塞那些野心勃勃而数量众多的殖民者的注意，毕竟两地距离很近，从马萨诸塞出发北行，短短几天就能到达这里了。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国家开战期间，新英格兰冒险家们趁火打劫，在十五年间两度占领罗耶尔港，将它（以安妮女王之名）改名为安纳波利斯罗亚尔。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18]，英国正式从法国人那里赢得了阿卡迪亚大部分领土的所有权。在英国人眼里，这片崎岖多岩的地带与其说是一片世外桃源，不如说更像苏格兰：在英国人的地图上它被命名为新斯科舍，与北边的新英格兰为邻，也算恰如其分。正如汉诺威王室治下的英国居民担心与倾向于詹姆斯党人的苏格兰结盟，18世纪来到新斯科舍的殖民者也不得不与那些对王室怀有二心的白人和平相处。[19]
考虑到新教的英国与天主教的法国之间的矛盾在欧洲乃至帝国政治中有多么突出，新斯科舍这些讲英语的新统治者与法裔阿卡迪亚臣民之间关系紧张，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面对来自英法两方面的压力，阿卡迪亚人坚持中立态度，承认英国政府的权威，但拒绝宣誓永久效忠英王。然而欧洲帝国竞争如此激烈，他们可不觉得中立有什么价值。阿卡迪亚始终是法国殖民野心的一个焦点。与此同时，在英国人和新英格兰人看来，新斯科舍似乎是他们大西洋东部沿海殖民地的自然延伸。他们希望把它变成一座北方灯塔，照亮来自英伦三岛乃至更远地方的清教徒移民的万里征程。这样的殖民过程自然会牺牲原住民的利益——整个北美的殖民过程无一例外都是如此。[20]但它的支持者也同样支持将整个殖民计划作为讲英语的新教徒试图统治阿卡迪亚人的自觉努力。
1749年7月的一天，新上任的新斯科舍总督爱德华·康沃利斯上校（查尔斯·康沃利斯勋爵的叔叔），乘坐一艘单桅战船绕过奇布托岬（Chebucto promontory）在新斯科舍东岸登陆了，身后跟着13艘运输船，载着逾2500名殖民者。因为它的深水港口，此地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说客们一向推崇之地。（在米克马克语中，“奇布托”意为“大港”。）这些侨民开始了劳作，砍伐树木，搭建帐篷和屋舍，为新镇规划街道。因为授权该计划的商会会长名叫哈利法克斯，故他们便以他的名字为此地命名。[21]
英国人登陆几天后，附近村庄的阿卡迪亚人前来查看港口的动静。康沃利斯有一份官方声明要向他们宣读。“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康沃利斯对阿卡迪亚人说，“希望……引导他们成为未来真正忠诚的臣民，［国王］慷慨地允许上述居民继续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但帝国的宽容很少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阿卡迪亚人可以信仰自由，“条件是”他们要“根据大不列颠法律……宣誓效忠”，臣服于新政府的“规则和秩序”，并“尽一切可能赞成和协助”英国资助的殖民者。[22]
康沃利斯对阿卡迪亚人的演讲本身就包含着冲突的种子，很快就生根发芽了。由于英法之间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很少和平相处，阿卡迪亚人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让他们拿起武器捍卫本省的要求，因为那就意味着要跟邻省魁北克他们自己的法语天主教邻居为敌。有些阿卡迪亚人抗拒对英国的宣誓效忠，便开始逃离该省。还有人开始回击。面对阿卡迪亚人有组织的抗议，英国官员们决定采取类似于他们近期刚刚在苏格兰采取的政策，1745年詹姆斯党人起义之后，英国军队横扫苏格兰高地，没收土地，摧毁村庄，驱逐有叛乱嫌疑的人。同样的命运就要降临在新斯科舍的“叛乱”天主教徒身上了。1755年暮春，英国军队占领了法属博塞儒尔要塞（fort of Beauséjour），战略性地扼守住连接新斯科舍半岛和大陆之间的地峡。他们用负责在苏格兰高地上烧杀掠夺的那位王室公爵的名字，将其更名为坎伯兰要塞（Fort Cumberland），把那里变成了打击阿卡迪亚人军事行动的据点。阿卡迪亚人的土地、房子和牲畜将被没收，一位英国上校还对格朗普雷（Grand Pré）阿卡迪亚社区那些震惊的居民说，“你们自己也将被本省驱逐出境”。[23]阿卡迪亚人只能以不超过1000人的群体，分散居住在从马萨诸塞到佐治亚等北美殖民地上。
1755年夏天，围捕开始了，这个季节的新斯科舍，哪怕是艳阳天也时有寒凉的海风吹过，大雨往往会让水涝的土地上泛起迷雾。数百位阿卡迪亚人被关在坎伯兰要塞的牢房里，等着被强行运送出境。在附近的劳伦斯堡监狱，有少数幸运者用偷运进来的小刀和勺子挖通了一条地道，成功地逃了出去。在安纳波利斯罗亚尔附近，英国军官们不得不在一个英法居民混住的社区中筛选出阿卡迪亚人，将其驱逐出境。当运输船出现在格朗普雷附近海面时，男人被首先送上船，他们“祈祷着，唱着，哭着”，几周后才会把妇女和儿童也一块儿送走，他们被塞入拥挤的船只，那“情景惨不忍睹”。[24]撤离之后，英国和新英格兰军队劫掠了阿卡迪亚人的村落，破坏他们的财产，又把剩下的东西付之一炬，彻底断了逃亡者回来寻找家园的念想。单是1755年末，就有7000人被从新斯科舍送往十三殖民地，大约相当于当时阿卡迪亚人口的一半。虽然官方的说法是尽量让全家人一起出发，但当时只有20岁、在坎伯兰要塞做军需官的布鲁克·沃森哀叹说，“不管我们有多小心，我担心还是有些家人被分开，送到了地球上不同的角落”。[25]近三十年后，作为英军占领区纽约的兵站总监，沃森尽一切可能救济保护难民，就是希望至少能帮助他们避免他曾经目睹阿卡迪亚人经历的那种最惨痛的骨肉分离。
驱逐和疏散阿卡迪亚人为难民效忠派的经历竖起了一面镜子，仿佛显示出一种跨大陆迁徙的规律，不过两者虽然大致轮廓相似，却经历了彻底的畸变、方向也截然相反。与阿卡迪亚人有关的计划与大英帝国在“七年战争”之后日益宣扬的宽容多种族帝国的形象有着霄壤之别。和北美效忠派一样，阿卡迪亚人也拒绝宣誓效忠；但他们的拒绝却引来了国家支持的有组织的暴力。绝大多数阿卡迪亚人要依赖十三殖民地的收容之人的慈善和好心，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敌人，也有1000多名阿卡迪亚难民最终在他们自认为是母国的地方——法国——寻求避难。和一个世代之后身在伦敦的黑人效忠派一样，这些难民被塞进了法国大西洋港口城市的贫民窟里，也被用作殖民拓荒者，送到边疆岗哨去填补人口，最远被送到了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墨西哥湾沿岸逐渐形成了一项更成功的冒险事业，那里的阿卡迪亚人成了“卡津人（Cajuns）”，在距离被驱离的北方阿卡迪亚数千英里之外的亚热带湿地上重建自己的社区。从路易斯安那的新阿卡迪亚到北方的老阿卡迪亚，后代把那次驱逐称为“大动乱”，以故事和歌谣等口头传统形式深深镌刻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
驱除阿卡迪亚人为三十年后效忠派难民到达的这片土地留下了一道不祥的阴影，当然也有触手可及的遗产。1758年，新斯科舍议会承认了政府没收阿卡迪亚人土地的合法性，并对天主教在本省民间社会的角色加以限制。阿卡迪亚人的土地则被用来吸引主要来自新英格兰的新教徒殖民者。每个定居在此的家庭的户主可获得1000英亩土地，并免收十年的代役税。如此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显然为后来向效忠派难民分发土地的做法开了先河。和东佛罗里达一样，新斯科舍也成了一场抢地热的焦点，殖民地和英国官员总共为投机者们批下了350万英亩土地。（好几个人在两个殖民地都有投资。）英国的《1763年公告》禁止北美人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殖民，这进一步鼓励殖民者北移，新斯科舍的人口在十二年间增加了一倍多。[26]这些殖民者，即所谓的种植园主，为新斯科舍刻上了英国的殖民印记，这一特征将被效忠派进一步拓展和深化。[27]
美国革命前夕，两位约克郡农夫来探访这片“自由的土地”，考察能否将它作为英国人海外移民的目的地。[28]他们认为这一地带非常适合种植玉米和养牛。哈利法克斯不久前还是在冰天雪地里挣扎存续的边疆岗哨，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体面的首府，有高高的石头碉堡、州政府的建筑，还有漂亮的住宅，都带有花木葱茏的大花园。取代阿卡迪亚人的是以清教徒为主的白人人口，数目接近两万人，散居在全省各处的小村庄里，除此之外还有几千名米克马克人、阿布纳基人和其他印第安人。[29]少数阿卡迪亚人事实上还是回来了，他们被邀请回来修建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维护的大坝。然而这么点儿人口住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新斯科舍还是远远算不上繁荣，成为英属北美下一个成功典范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实现。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它在一场帝国悲剧中驱赶人口，却在1783年的另一场帝国动乱之后成了受害者的家园。效忠派难民能否把这个不发达的省份变成经济繁荣、利润丰厚的殖民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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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斯科舍给这些英裔北美来客的第一印象往往很差，难民牧师雅各布·贝利和他的家人也不例外。1779年6月，他们从缅因乘船逃往哈利法克斯时，看到这个贫瘠多风的地方这样“可厌无趣”，那些树木“营养不良、模样丑陋”，直皱眉头。但贝利一家人自己的样子也令人不忍直视。他们从纽约逃离时，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什么也没带。贝利生动地形容自己那双破烂不堪的鞋子“还沾着叛乱和独立的印记”，身上的黑裤子又脏又硬，泛着铁锈一样的暗光，尺寸过大的外套上全是污渍，以至于“人们会真的觉得它是一件迷彩衣”，还戴着个“黄疸色的假发套”，上面扣着一顶软塌塌的獭皮帽。当他们的船在哈利法克斯码头停泊时，有很多人驻足，张口结舌地观看这群奇怪的来客。贝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上层后甲板上来了一番即兴演说：“先生们，我们是……来自纽约的逃亡者，被饥饿和迫害驱赶着来到你们中间寻求避难，因此我必须恳求你们给以善意和同情，原谅我们如此粗鄙和古怪的衣着。”[30]
他们的外来者身份没有维持多久。贝利刚刚对一脸好奇的围观众人发表完即兴的自我介绍，就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孔：贝利来自缅因的邻居从人群中挤上前来，跟他好久未见的朋友们打招呼。贝利一家在同乡们的陪伴下，沿着哈利法克斯那些极为“宽阔和整齐”的街道转了一圈，参观了周围那些“模样古怪的”建筑物，来到另一位前邻居的家。到达后短短几个小时，他们就已经欢天喜地坐在一张桌旁，热情好客的主人用热茶和新鲜出炉的白面包招待他们，他们精神大振，又接待了一连串老熟人和当地的达官贵人的来访。招待贝利的女主人随即为他订购了一双新鞋和新袜子——“看到和拥有”这些，真觉得“英国产品给我的内心带来了欢乐”——第二天，他们一家人在宜人街（Pleasant Street）找到了自己的住处，那是“城里最幽雅的一条街道”，房子很整洁，客厅里贴着壁纸。[31]贝利一家的新住处两侧都种着山楂树，面向一片深密葱翠的树林，“赏心悦目，芳香扑鼻”，让他们感觉更像住在“树木葱郁的乡间，而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的中心”。[32]新斯科舍议会很快就投票决定给这家人50英镑的救济金，为他们在这北方“自由国土”上大受欢迎的第一周画上了完满的句号。[33]
雅各布·贝利对他的新家赞誉有加。“虽然这是个不同民族混居的城市，除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外，还有黑森士兵和北美士兵，再加上大量印第安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城市如此干净整洁、安定有序。整夜走在街上都不会感觉出一丝混乱或喧嚣，更让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感到惊奇的是，在这里的公开场合几乎听不到一句脏话。”[34]但他这些激动的描述却掩盖了这座城市在战时经历的各种困难。虽然帝国主义者们对这座港口城市寄托了满腔希望，但哈利法克斯（整个新斯科舍也是一样）最辉煌的一刻似乎永远都在未来，也从未到来。到1770年代，它的人口事实上已经减少了。贝利赞口不绝的公序良俗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自1775年以来，和十三殖民地的那些英属卫戍镇一样，哈利法克斯也一直处于军事戒严状态。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这里的物价本来就已经很高了，战时物资匮乏的压力更使物价飞涨；1776年波士顿撤离之后，军队和效忠派的到来使得租金翻了一番。[35]市民们抱怨：“我们的田地和花园被劫掠，围场被士兵推倒了。”[36]很少有难民像贝利那样喜爱这个地方，很多人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办法离开这里，奔向英国那些明显更加宜居的地方。哈利法克斯是个“我真心希望我的朋友们不会被驱赶至此的地方，”一位波士顿人写道，“至于那些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的人，我对他们没什么可说的。”[37]
哈利法克斯的居民已经抱怨连天了，但事实上因为战争，那些分散在海滨的居民区更糟糕，他们频繁受到新英格兰私掠船的袭击。那些人驶入港口，偷盗小船，有时还登陆抢劫城镇——有些爱国者强烈反对这类行为，因为可能“需要抢劫一百多个托利派，这类出征才有意义”。南岸的利物浦（Liverpool）反复遭到袭击，让当地相对中立的人口也不得不行动起来。倒不是因为美国人抢劫船只和枪支，而是他们在这类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明目张胆的无耻，驶入港口时居然“敲鼓吹笛，振臂高呼”。利物浦的地方行政长官组织起乡民在夜间站岗守卫城市，还制订了袭击响应计划。到1780年，利物浦已经有了一支小型正规军队负责守城，还配备了一艘自己的武装民船。[38]
这么多居民都是近几十年刚刚从新英格兰搬来的，从表面上看，新斯科舍颇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14个州。1775年，雅茅斯（Yarmouth）居民向新斯科舍政府请愿，要求官方保持中立，指出：“我们几乎全都出生在新英格兰，父兄姐妹都在那片国土，在对至亲的血缘感情与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和友情之间，我们很难取舍。”（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认为这“荒谬至极，且不符合臣民的义务”。）[39]贝利刚来不久就被委派到安纳波利斯附近的一个教区，他也抱怨说在那里遇到的“新英格兰的赤子”对国家的忠诚很可疑。[40]但新斯科舍的地理位置与较低纬度的北美殖民地距离甚远，并没有燃起革命之火。这个省份与英国的贸易关系比之十三殖民地紧密得多，因而在他们看来，加入美国人的阵营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经济前景。此外同样的，新斯科舍的政治文化形成于新英格兰之后，那是个政治冲突较少的时代，因而省督们更愿意与英国当局谈判并达成妥协。（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没有加入革命。）因此新斯科舍仍坚持效忠立场，但多是默认坚持而非公开声明。这就意味着虽然它为效忠派难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避难所，但是贝利等新来者公开声明的效忠立场与许多战前居民更为中立的情感之间还是形成了反差。[41]
1782年秋，一位新总督来到哈利法克斯就职，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殖民地官员一样，约翰·帕尔也是一位生于爱尔兰的军官，曾在卡洛登（Culloden）和明登（Minden）战场上浴血奋战。[42]年近六十的帕尔本指望这工作就是个闲职，戎马一生，他一直渴望在退休前有份闲差。那年10月他到任时，倒是格外风平浪静，北美爱国者的战事中止了，而大量即将涌入的难民还没有到来。他在三个总督府中挑选了一个，舒舒服服地住下来，看到自己薪酬丰厚、有位技艺高超的法国厨子，还有储藏丰富的地窖，简直喜出望外，“决定从此幸福生活，还要让每个来到我的地盘的人都能幸福”。[43]短短几个月后，他许下的这份宏愿就要遭到极其严峻的考验了。
帕尔刚刚就职，就收到了盖伊·卡尔顿爵士的一封信，通知他600多位效忠派难民马上就要到了。听取了卡尔顿的建议，帕尔计划给每个男人300英亩的土地，每个家庭500～600英亩，并为新来的人提供食物、木板和其他供给。在新的镇区规划中划出2000英亩专门建造教堂，另外划出1000英亩建造一所学校。[44]帕尔期待着这些新增人口，“特别是这里十分匮乏的劳动人口”。[45]他做了一件好事，因为起初的涓涓细流很快就变成了滔滔巨浪。1783年1月，纽约的罗斯韦港协会派代理人来察看他们的定居地时，该协会就已经有大约15000名会员了。[46]4月，难民船队开始从纽约抵达。到1783年6月，帕尔报告说“已经有逾7000人在各地登陆，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十周后，数字变成了“超过12000人”。到9月末，他说，“据猜测，已经到达的大概超过了18000人”。[47]11月下旬，他更正了自己的估计，“不揣冒昧地猜测，他们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25000人”，涌入了哈利法克斯、安纳波利斯以及罗斯韦港和圣约翰那些新的定居地。[48]1784年夏末，新斯科舍的人口普查结束时，统计的新居民数超过了28000人，是战前本省殖民者人数的两倍。[49]到迁徙结束时，至少30000名难民来到了新斯科舍，包括大约3000个自由黑人和1200个奴隶。[50]
只有少数新来者住在哈利法克斯，大多是商人和专业人员。他们中没有几个很快便喜欢上这座省府。一位波士顿律师对另一位流亡者抱怨说：“天气……异常阴郁，跟纽约比，这个城市就像当年我们居住的纽波特一样偏远乏味。物价高得让人难以承受，老居民把东西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卖给新来者，通过搜刮后者迅速积累财富。”[51]他但愿谁都不要来“这个无聊无趣、物价高昂、多雨多风的破地方”。[52]和在英国一样，许多人都依赖友谊为艰难的流亡生活增添一点亮光。五月花号的后裔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从前是北美效忠派军团的总检阅官，如今是新斯科舍难民社区威望最高的领袖之一，他曾兴高采烈地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密友说，“我们现在经常做些安排，为冬天加点儿消遣——惠斯特[53]俱乐部、星期六俱乐部，等等等等等等”，让12月的漫长冬夜不再那么无聊。[54]“这里的气候比较粗粝，”温斯洛报告说，“总有一股子荒野气息。寒风肆虐，有时下点儿雨。但我们正在设法适应。”[55]
然而，虽然有些效忠派对哈利法克斯抱怨连天（还须注意，温斯洛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待遇非常优渥的特权精英，脾气也很坏），但该省其他地区的难民生活却要严峻得多。1783年，英国驻北美首席军事工程师罗伯特·莫尔斯（Robert Morse）上校受盖伊·卡尔顿爵士的派遣，查看新斯科舍有无可能成为难民的定居地，他的结论是这里绝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单说这里的海岸，那些“高高的悬崖上到处是光秃秃的岩石”，看上去“冰冷而贫瘠”，因而它“常常被称为‘崎岖海岸’”。至于“这片国土的腹地”，莫尔斯认为，人们对它“所知甚少，根本没什么可说的”。穿过森林的实际道路只有那么几条；其他“不过是些林间小径，要在树上做记号才能找到它们”。“因为天气太糟，再加上这片遍地森林的国土上还有其他种种障碍”，莫尔斯用了整整两周时间，才从南岸的罗斯韦港到达北岸的安纳波利斯罗亚尔，而那不过区区100英里，还是在温暖宜人的夏季。这里的确孕育着希望，莫尔斯的一些发现也呼应了1783年夏天出现在纽约大小报纸上的乐观报道。他仿佛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果园，里面种着苹果树、李子树和梨树，也证明那里有繁茂的野果，还有大量驼鹿和黑熊可供捕食，更不要说那大片大片的树林里，全是坚硬笔直的木材。然而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连绵不绝的荒地，无法想象它们会很快变成农田，而那些已经有人居住的地方看上去又很破败，“一副无人照管的样子”，他认为这个问题要归咎于“不够勤奋，缺钱，或许还……缺乏保护”。[56]
虽然纽约的兵站总监布鲁克·沃森已经竭尽全力为效忠派提供食物和供给了，但大多数难民到达时，还是财匮力绌，根本没有准备好应对这里的艰苦条件。安纳波利斯的人口不过1200人左右，但雅各布·贝利就看到了九艘轮船携带着纽约人在一个几乎无力接纳他们的城市登陆：“每个居所都人满为患，很多人根本没有住处。”他自己逃离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因而对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尤其充满同情，他们“放弃了殖民地的大笔财产”，来这里“变得一无所有，难免会激发起深深的怜悯之情”。[57]更糟的是，很多纽约难民都是深秋时节到达的，帕尔手忙脚乱地给他们“片瓦遮身之地，抵御即将入冬的严寒”。[58]对来自圣奥古斯丁的人们来说，新斯科舍的天气简直就是洪水猛兽，他们是“最穷苦、最可怜的，身无分文，衣不蔽体，缺乏一切生活必需品”。“仁慈让我顾不得冒失，赶紧送给他们温暖的衣物，还有其他东西，以免他们在这酷寒的季节里冻饿而死。”帕尔说。[59]
战争期间，最为“羸弱无助”的难民都被安置在了哈利法克斯的济贫院，市政出资给他们提供衣物。[60]如今穷困的效忠派大批涌入该省，需要省府作出的响应规模要大得多。卡尔顿曾经承诺给新斯科舍移民12个月的食品配给，希望到12个月结束时，他们就能靠自己种植的庄稼养活自己了。但纽约的库存只能为迁出者提供六个月的食物，新斯科舍的农田又无法凭一己之力弥补缺口。[61]到1783年末至1784年的初冬，供给危机日益突出。远在白厅的大臣们似乎对供给问题视而不见，但省政府官员眼见着难民们因饥饿而憔悴，不得不直面饥馑和物资匮乏的问题。数千效忠派“如果没有供给，必将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在第一线直接参与难民救济的官员之一、陆军少将约翰·坎贝尔说，“我们根本无法开口拒绝他们，特别是一旦拒绝，似乎就违背了公共信念。”为了救急，他在严冬时作出了出资再买一个月供给的行政决定。他还派出一个动员小组去各个定居点“查看每个人的情况，看看哪些人还有生计，哪些人真正境况悲惨”。[62]整个1784年春夏，动员小组的成员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统计居民人数，警觉地从数千有资格合法申领政府供给的效忠派中挑出少数几个明显的骗子。[63]和其他统计工作一样（如对效忠派索赔的评估和黑人效忠派的登记，仅举两例），政府在施行救济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谨慎防范措施。
到1784年4月，新斯科舍人还是没有从英国听到任何关于解决食品短缺的方案，而当地的情况已经变得“相当严重和危急了”。“很多人……毫无疑问会死去，除非王室的慷慨供给能再持续一段时期。”坎贝尔强调说，并转发了纽约效忠派的一份声泪俱下的请愿书，抱怨“占效忠派群体之大多数的穷人的情况比他们离开纽约时更加可怜了”。他警告说，“如此大量的贫困之人因为没有任何赖以维生的生意或职业，一旦突然中断配给，会引发最为危险的动乱，特别是他们认为纽约总指挥曾经以国家名义向他们承诺，至少提供登陆后第一年的供给”。[64]一直到1784年夏，坎贝尔才收到了白厅的指示，批准他出资购买粮食，将政府资助的供给再延期一年。[65]
这才总算避免了大饥荒。但效忠派定居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结构性障碍：土地的分发。从一开始，承诺分地就是吸引难民来到新斯科舍的最强有力的刺激。然而政府行政人员和难民们都看到，为每个效忠派承诺一定面积的土地是一回事，而把这些土地实际发放到每个人的手里又是一回事。尤其是，在重新分发土地之前，必须先解决现存的土地所有权。效忠派还算幸运，新斯科舍1760年代那些面积巨大的土地几乎都没有根据约定的条款进行开发，但测绘员们还是必须确定哪些地块现在可以以违约为理由没收或充公，再重新分配。[66]另一个土地所有权主张是以国王本人的名义提出的。该地区有一片绵延起伏的胶枞林，使得新斯科舍有一个县如今获得了“世界圣诞树之都”的美名。18世纪，茂密的常青树林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宝贵的造船木材产地。根据议会法案，“新斯科舍所有的北美白松”和其他珍贵树种全都“归王室所有”。[67]没有国王森林测绘总监约翰·温特沃斯（John Wentworth）爵士签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开发这里的林区。
随着效忠派难民踏出运输船涌入本市，两类测绘员开始了穿越全省的艰苦工作，评估芬迪湾两侧的土地状况。温特沃斯和他的副手们穿越森林，确定哪些区域是保留地，哪些可以进行殖民开发。即便在1783～1784年那个相对温和的冬天，这也是一项艰苦的任务，他们要拖着靴子穿过融雪和泥泞，在无休止的风暴中沿海岸从一个测绘点前往另一个测绘点。深冬时节，他们得在及腰深的雪地里吃力地行走，寒风刺骨，脸如刀割。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温特沃斯的队伍蹒跚地返回哈利法克斯，“用完了全部供给，队员们个个都累病了”。[68]
确认待没收土地和划分新镇区的任务则落在了新斯科舍的首席测绘官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肩上。莫里斯的父亲曾在他之前担任该职位，但就连规划过哈利法克斯市、参与策划驱逐阿卡迪亚人的老莫里斯，也从未应对过他儿子在1783年面临的挑战。[69]在人手、供给和资金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莫里斯从自己的积蓄中预支了1000英镑，也为完成这项任务透支了自己所有的体力。到1784年底，他和下属们已经确认了将近120万英亩的可没收土地，大约相当于世纪中期抢地热时分发出去的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一。难怪他觉得这项工作“堪比埃及的奴隶制”，这么庞大的工作量，加上牢骚不断的效忠派和要求加薪的副手，真是让他焦头烂额。[70]
然而虽然测绘员们的工作已经非常高效，政府当局也竭尽全力提供食物和住处，但在北方的第一个冬天，许多难民的情况还是没有多大改观。在安纳波利斯罗亚尔，雅各布·贝利的教堂“接纳了数百人，还有很多人在这风雪交加的严寒季节无处安身。这些可怜的流亡者中，已经有近400人死于一场强暴风雪了，我相信在下一个春天到来之前，还会有更多人死于疾病、失望、贫困和忧伤”。[71]1783年圣诞节当天，一位那年夏天跟随军团一起到达圣约翰河口的效忠派老兵伤心地提到，这是“我离开挚爱的双亲后的第七个圣诞节了”，也是“被驱离家园”之后的第七个圣诞节。他本人有很多东西要感恩：他已经分得了很好的地块，就在距离河口几英里处，他盘算着自己的幸福生活：“我自己过得很不错，但每天都看到那些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家的人，在这个严酷的季节，他们缺衣少食，十分可怜。”[72]在河水上游有个来自纽约的女孩子，蜷缩在政府分发的帐篷里瑟瑟发抖，还记得“等到融雪季节，雪水和雨水会把我们睡觉的被子全都湿透的”。[73]圣约翰河口的那些营地里蔓延着“惊人的不满”，原因就是分发给难民的那些毯子——都是被军队退回而剩下的——都被烧得满是小洞洞，没有一条“是完整的，能盖得住脚”。[74]即便在住房和食物储备相对较充足的哈利法克斯，也有效忠派老兵们“在白天或夜间的街道上奄奄一息，被人抬起来，送到各种疾病盛行的济贫院去”。[75]
工程师莫尔斯上校从一个难民营走到另一个难民营，所见所闻让他非常紧张：“这些穷人没有土地耕种，也无法养活自己，如果不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政府的救济，他们一定会死的。他们没有别的国家可去，也没有别的避难所。”[76]来自马萨诸塞的前总检阅官爱德华·温斯洛也同样悲观，作为效忠派军团的土地代理人，他前往位于圣约翰河两岸的前士兵住处去巡视了一圈。他对一位老朋友描述道：
我看到那些（我们曾经检阅过很多次的）外省军团老兵在10月时节来这苦寒之地登陆，没有住处，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寻找住处。在我看来，军官们的忧愁远没有这些士兵们的不幸更让人发自内心地怜悯和心酸。鲁宾逊、勒德洛、克鲁格军团中那些为人正直的士官们（他们曾经是那片国土上热心而和善的自由民）跟我说的话，真让我心如刀割：“长官，我们在战争中服役到最后一刻。您曾亲眼见证了我们的忠诚！我们被承诺可以分得土地，指望着您为我们争取，我们热爱这个国家——但是请给我们一小块自己的土地，给我们一些保护，别让坏人骑在我们头上。”[77]
收到温斯洛发来的另一份关于“不幸的效忠派的悲惨境遇”的充满忧虑的报告后，身在伦敦的布鲁克·沃森把它转给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内政部大臣，只附上了一个请求：“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有效解决这类事务并防患于未然。”[78]
见证者们目睹了效忠派的涌入让新斯科舍的居民人数翻了一番，森林里遍地都是帐篷营地，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亲历迁徙潮的效忠派们想必感受更深。这一切让殖民地繁荣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当下步履维艰的骇人场景构成了鲜明对比；让官方的慷慨承诺与可能发生的残酷现实呈现出霄壤之别。“今年是危机的一年，新斯科舍必须要作出选择了，”1784年4月，约翰·温特沃斯爵士宣称，“要么成为英国丧失的那些［殖民地］高贵的替代品，要么成为它的负担和未来诸多麻烦之源。”至于未来真正的结果如何，温特沃斯也没有什么先见之明。
*
在所有匆匆开发的英属北美效忠派社区中，最壮观的要数位于哈利法克斯以南的罗斯韦港社区了。至少从移民们为自己的出走精心准备这一点来看，该项目就不同于一般的难民定居点，他们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曾派人来查看地点，并集中船运了数次补给品。但即便事先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要从无到有创建一个新镇仍然难如登天。就这一点而言，罗斯韦港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说明英属北美和其他地方的难民要面对多么巨大的物质挑战。此外，它在另一个方面也十分典型。因为难民们从美国带来的不光是工具、马匹和谷粒，还带来了一整套世界观，主要是关于土地以及黑白人种之间关系的世界观，激发了效忠派与英国官方之间，乃至效忠派内部的矛盾冲突。罗斯韦港定居点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案例，那些问题和紧张关系将在整个效忠派大流散中不断重演。[79]
1783年春，当卡尔顿和沃森在纽约尽力满足难民们离境之前的各项要求时，新斯科舍的官员们也在为他们的到来做准备。4月21日，查尔斯·莫里斯任命了一位来自马萨诸塞的效忠派去罗斯韦港勘察新镇，这位53岁的健壮男人名叫本杰明·马斯顿。这项任务让马斯顿成为该地开发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也让他敏锐地看到了定居的种种艰辛，他把这一切都记在了一部文笔犀利的日记中，那是这些事件最好的文字记录。马斯顿是个商人，曾在哈佛读书，是同为效忠派难民的爱德华·温斯洛的表兄，他事实上不曾有过测绘员的工作经验。不过如果身为效忠派难民的经验算得上资格的话，他也算是以老资格获此任命了。1775年，马斯顿被一群爱国者暴徒从自己位于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的家中驱赶出来，逃到了波士顿，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他“生活在围城中、在船上、在战争和其他动荡局势下；出过海，去过西印度群岛，躺在树林里等死，背着沉重的行李长途跋涉”，被私掠船抓捕，还曾一度入狱。[80]其后数年，他无数次冒险乘坐商船从哈利法克斯前往西印度群岛，其间又有两次被抓捕和监禁。但1781年在新斯科舍附近的一趟容易的出行，却引发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磨难。
霍兰船长（Captain Holland）：《罗斯韦港港口平面图》（Plan of Port Roseway Harbor，1798）。
在从安纳波利斯返回哈利法克斯途中，马斯顿那艘漏水的轮船不列颠尼亚号（Britannia）在罗斯韦港以南不远的塞布尔角岛（Cape Sable）附近的冰上沉没了。马斯顿和船员们收拾了少量供给，准备步行前往130英里以外的哈利法克斯。12月中旬是个严寒的季节，夜间冷风刺骨，大雪盈尺。第一天晚上，他们在森林里“舒服地住下了”，每人吃了四分之一只鸭子和半个面团。其后几天他们一直在赶路。到第四天，虽然他们开心地在行李里发现了几盎司可可，但前行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因为我们的补给越来越少了”。四周看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只有风在林间呼号咆哮。到第十天，马斯顿走不动了。他把自己那份肉给了同伴——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宰杀了那只名叫“泰格”的忠诚的狗，那些肉就是从它身上割下来的——并敦促他们别管他，继续走。他们“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因为人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落单无异于被判死刑。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一整天，接下来又是一夜，又过了一天，马斯顿无助地躺在森林里，啃着驼鹿肉干，思绪已经飘忽至濒死的谵妄状态了。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继而是人声：两个印第安人站在他头顶上方望着他。他获救了。马斯顿蹒跚着走进印第安人村落，“因为劳累和长期饥饿，非常虚弱，筋疲力尽”。他于1782年3月回到了哈利法克斯，手里攥着那本饱经风吹雨淋的破旧日记本，里面记录着他的经历。[81]
回到哈利法克斯，马斯顿发现自己的生意陷入停滞状态，前景堪忧，现金吃紧。[82]测绘员的工作机会来得正是时候。马斯顿立刻出发沿海岸南下，沿途停下来领取测绘仪器。1783年5月2日，他的船驶入了罗斯韦港的叉状港口。在黑色的楔形陆地之间，海水的波纹在地平线上起伏。细长的苍鹭在芦苇丛中阔步前行。他来到鹅卵石沙滩上，而后又走进了盘根错节的草丛中，欣慰地看到，那里的土壤看上去要比该地区的报告中显示的更加肥沃。但马斯顿对新斯科舍的荒野略知一二，要把此地变成一个城镇，着实需要大量的劳动。马斯顿和同事们第一天登陆，就在穿越灌木丛时“迎头碰上一头巨大的母熊”，还好母熊转身朝森林深处跑去了。[83]
第二天下午，难民舰队的船帆出现在视野中。到傍晚，30艘运输船停在港口，马斯顿得知，那些船总共带来了3000人。马斯顿在岸边搭起一个大帐篷，和助手们以及殖民者代表一起，用了一天时间分析地形，讨论确定他们应该在海港的哪一侧建立城镇。但第二天，“大批”难民否决了测绘员的选择，“因为——他们说——那片土地崎岖不平——所以他们建议的解决方案是从每一队人中选出三个人，重新测绘一遍”。他们最终还是确定了同一处地点，位于海港的东北方向。
这才开了个头，在跟难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马斯顿多次受挫，愈演愈烈。（就连盖伊·卡尔顿爵士在纽约时也曾因为难民们无尽的抱怨和要求发了脾气。“政府不可能把一群人安置在那里，‘说我们不管你们了，你们可能会饿死’，”他怒气冲冲地说。“‘［如果］有人不满意，自己又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最好别去’。”）[84]工作的第一天，马斯顿高兴地发现“这些人开始兴高采烈地砍树了——许多人这是平生第一次砍树”；但不到一周，他就发牢骚说“这些人变得好吃懒做”。并非他对这些殖民者的困境毫无同情，毕竟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过相关训练。“他们这一群人的个性非常不适合眼下的工作，”他写道，“这些理发师裁缝鞋匠等所有的技术工……住在大城市，养成的习惯很不适应这些需要吃苦、决心、勤奋和耐心的任务。”砍树、把树桩连根拔起、移动大石、抽干湿地——马斯顿意识到，对于那些“自幼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人来说，新建一个种植园的种种艰辛”的确让他们苦不堪言。[85]
然而马斯顿的同情也是有限的。这些从运输船涌入当地的人毫无组织纪律，简直就是个“糟糕不堪的”群体。“这些可怜的人就像没有牧羊人引导的羊群，”他抱怨说，“没有一个能干的［人］。”就连所谓的领导，即每一队效忠派的队长，也是从这些殖民者的“同一阶层”中挑选出来的，看起来不过是“一帮卑劣的货色，能有现在的地位纯属巧合”。[86]队长的职衔“让这里的许多人变成了绅士，当然，他们的妻子或女儿也就变成了淑女，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相应的性情和学识”。“没有某种真正的过人之处，”马斯顿不以为然地说，“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权威。”[87]与此同时，他们居住的那个临时帐篷村落变成了一个混乱肮脏、无所事事、臭气熏天的地方，到处都是灰尘和垃圾，每几百步就有个残破的小酒馆。他们整日喝得醉醺醺，喝完酒就唱歌（“多么讨厌的噪音啊”），唱完歌就当街打架斗殴或比赛拳击。国王生日那天，这些蛮横的殖民者点燃了“荒谬的篝火”，几乎把整个住地付之一炬。两位队长差点儿来一场决斗；还有人吹牛说“没有牧师的帮助，他们自己也能建起定居点，一心想要推翻现有的秩序”。真的，马斯顿叹道，“魔鬼就在这些人中间”。[88]
读者几乎可以从马斯顿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势利：这位哈佛毕业的新英格兰人对一帮纽约地痞嗤之以鼻。但这些效忠派们身上还有些东西，让马斯顿的批评更加尖刻。因为从第一天，效忠派“暴民”们质疑他关于新镇选址的决定之时起，马斯顿就坚信这不只是一群无序的盲流，还是一群激进分子。“这种该遭诅咒的共和制镇民大会做派，”他怒吼道，“已经毁了我们，如果不用更严厉的政府［治理］加以节制，会让我们现在恢复正常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马斯顿知道，“过多的自由”是危险的。他在马萨诸塞那些袭击他的暴徒身上看到了它的面目，也在爱国者的监狱和荒野中尝到了它的恶果，仅仅18个月前他躺着等死的荒野距离此地也不过数十英里。他在这些劳动阶级难民身上隐隐看到了自由的风险。在他看来，如果效忠派殖民地想要成功，“这可恶的平等精神就必须受到无情打压，否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和叛军不分彼此了”。[89]就这样，在罗斯韦港崎岖不平的地面上，本杰明·马斯顿一字一句地道出了关于效忠派难民的一个后来不断重复出现的官方评价：美国效忠派与美国爱国者会有着惊人的相似。
的确，当马斯顿首次主持新镇的地块抽签时，他们那“可诅咒的共和原则”的平等目标即刻便土崩瓦解了。“无论如何，拥有土地是人人内心极度渴望的东西，”他写道，但没有什么比地盘之争更能激发敌意了。“来自纽约的团体协会是一群奇怪的人。”马斯顿说，他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当即禁止了数百难民前来抽签。[90]先来的殖民者希望把地块全都据为己有，以便以高价转售给后来的人。地块投机日渐猖獗，“效忠派难民连基本的诚实都没有。”不久，马斯顿便开始“每天［处理］100份关于不合适的宅基地块和恶劣的浸水地块的申诉了。要是着手处理它们，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就变成了把人们从这片土地的这一头移到另一头”。[91]“我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三角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梯形和斜长方形，那些边角有时看得我眼睛都快瞎了。”[92]
然而，所有这些争执恰恰证明一切进展神速，正在把罗斯韦港的森林变成一座新兴城镇。1783年7月底，帕尔总督驶入海港，主持了五位治安法官、一位公证人和一位法医的宣誓就职，给新镇命名为谢尔本。[93]（这个镇名的选择可不怎么明智，要知道那么多效忠派都在责备谢尔本勋爵在和平条约中出卖了他们。）帕尔还没有驶出海港，新的运输船就到岸了，又从纽约等地带来了数百位殖民者。到那年底，谢尔本的人口就达到了至少8000人，与哈利法克斯不相上下。[94]帕尔总督夸口说谢尔本是：
史上最大、最繁荣和建设效率最高的［城镇］，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有了如此规模……已经建成了800幢房子，另外600幢即将竣工，还有几百幢最近刚刚破土，这里还有码头等其他建筑物，逾12000位居民，100多艘船只，环境优美，土地肥沃，还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海港。我丝毫不怀疑有朝一日，这里会成为北美第一大海港。[95]
次年1月，麦克格拉夫客栈举办了一场庆祝女王生日的舞会，当天有那么一会儿，马斯顿本人也承认了殖民者奋斗的成果。“约有50位先生和女士在这所大房子里……跳舞——喝茶——打牌，仅仅六个月以前，这里几乎还是一片根本进不去的沼泽地呢，”他想，“新世界的殖民者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这房间如此宽敞暖和，大体上，可以说一切都让人心情大好，心满意足。”[96]
马斯顿当然应该为谢尔本的建设进度暗自庆幸，但如果他看到海港另一侧的发展，大概也会同样满意。到达谢尔本的难民包括几百位从纽约撤离的黑人效忠派，其中就有南卡罗来纳的逃亡奴隶波士顿·金和他的妻子维奥莱特。当浸礼会牧师戴维·乔治终于从查尔斯顿来到新斯科舍，于1783年夏到达谢尔本时，他很高兴地看到“很多和我同一肤色的人”已经在那里住下了。[97]帕尔总督下令黑人效忠派不得在谢尔本镇内分配地块，而应该在附近建设他们自己的定居点。到1783年8月底，马斯顿与被遣散的“黑人拓荒者”军团的指挥官一起前往海港的西北角，“给他看看他的士兵们分到的地”。“他们非常满意”，马斯顿高兴地写道。他随即便开始规划谢尔本的姐妹城，并用当初在纽约为黑人效忠派签发自由证书的指挥官的名字，为之命名为“伯奇敦”。[98]
伯奇敦很快建成了一个规模相当的效忠派社区。从1784年1月的名册来看，共有1485个自由黑人住在谢尔本市内和周围，使之成为北美最大的自由黑人定居地之一。[99]罗斯韦港的社团成员们大体上都是对艰苦劳作一无所知的城市居民，但这些从前的奴隶们——像技艺熟练的木匠波士顿·金——都有着建设殖民地最需要的宝贵技能。“每个家庭都有一块地，”金回忆道，“我们都竭尽全力在寒冬到来之前建起舒适的屋舍。”[100]他们最初分得的地块或许比白人的地块小一些，大约每个家庭半英亩或四分之一英亩，获得的资源也少一些。有些人没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建好自己的房子，只好在地下挖一个地窖，用圆木做一个顶棚，斜搭在上面做屋顶。然而在谢尔本，效忠派“彼此间有很多冲突——这在新殖民地可不是个好现象”。而伯奇敦的黑人效忠派却显然维持了一个关系和睦的社区。[101]如果说魔鬼存在于谢尔本的白人效忠派中间，那么这些黑人和伯奇敦却一直沐浴着上帝的恩典。
他们称卫理公会牧师摩西·威尔金森为“摩西老爹”，不是因为他的年纪（他只有36岁），而是因为他身上散发的领袖魅力——因为在邓莫尔勋爵的水上城镇染上了天花，他双目失明，却依然能描述出获得救赎的极乐情景。战争期间，这位弗吉尼亚的前奴隶吸引了一大批黑人效忠派教众，其中许多人，像乔治·华盛顿的逃亡奴隶哈里·华盛顿，跟他乘坐同一条撤离船从纽约来到了新斯科舍。一到伯奇敦，维奥莱特·金就成了摩西老爹的第一个皈依者，她的经历让她的“精神极度痛苦”，导致她身患疾病。波士顿·金也在争取获救，特别是当他看到工友们每天两次聚在一起祈祷之后。1月的一天，金听到他的朋友们在讨论撒种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又有落在好土地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102]），他即刻感受到了顿悟的启迪。[103]在寂静的冬夜，他徒步跋涉到雪地中，双膝跪地，“向着上天高举起我的双手、双眼和我的心”，盟誓皈依上帝。不久，金一家人就加入了伯奇敦的卫理公会劝士行列，“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蓬勃发展起来”。[104]
卫理公会教徒并非新斯科舍黑人难民中唯一一个繁荣发展的基督教众。戴维·乔治也很快建起一个浸礼教会。一如往常，他是在上帝的引导下来到谢尔本的。他的家人登上撤离船离开查尔斯顿后，这一路的旅行十分艰辛，22天的行程中，许多黑人都“在船上病得厉害”。他们的第一个登陆点是哈利法克斯，乔治对此地的印象并不比许多白人效忠派难民好多少。“［这些人］几乎赤裸着从南卡罗来纳的灼热沙漠来到新斯科舍这冰冷的海港，几乎没带什么生活必需品”（帕尔如此描述查尔斯顿的难民），乔治一家对12月份新斯科舍劈头盖脸的风刀霜剑也毫无准备，十分可怜。[105]更糟的是，在这座白人占大多数的城市里，乔治觉得没有机会“为我自己肤色的人讲道”。他想在罗斯韦港的新定居地中找到更肥沃的土地，就于1783年6月南行，加入了那个新兴的社区。“那时还没有建起新房子”，只是一片林中空地，但对乔治来说，那就足够了。他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就走出家门来到营地，开始高声歌唱。连着一周，每天晚上他都在那里唱赞美诗，吸引了越来越多好奇的旁观者，有白人也有黑人。来到谢尔本的第一个周日，就有很多人加入了乔治的晨祷，以至于“我唱完赞美诗，［高兴地］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106]
虽然在这勉强维持的边境小镇，很多人对这位狂热的黑人牧师持怀疑态度，但有一位熟人——一位白人——在萨凡纳就认识乔治，他慷慨地允许乔治在自己的地块上盖房子。到那年夏末，戴维、菲莉丝和孩子们住进了一所用抛光的木柱盖起来的“小房子”，从大家那里分得每天的食品配给，还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四分之一英亩土地。最重要的是，正如乔治所希望的那样，有一条溪流穿过地块，“方便我随时施洗礼。”他的教众一起祈祷，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规模。春天，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时，“世俗的黑人和教会成员一起”，伐树木、锯木板、凿墙板，把仅有的几个铜板拿出来买钉子，一个礼拜堂的框架和设施就这样逐渐成形了。这将是新斯科舍的第一个浸礼会教堂：是十年前在希尔弗布拉夫乡间组成的那批黑人教众的直系后裔。乔治的教众彰显着另一种来自美国的精神，至少跟马斯顿在白人中看到的那种“镇民大会精神”一样鲜活有力。[107]
然而在这片多汊的海港还有第三种美国遗产在起作用：种族仇恨。乔治一到谢尔本，就发现“白人们对我充满敌意”。部分原因在于，1500位自由黑人效忠派与几百位黑人奴隶同住在一个地区，白人效忠派总共带了约1200位奴隶来到新斯科舍，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08]认为某种肤色的人天生就该被奴役，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于谢尔本的白人效忠派的头脑中。例如工程师罗伯特·莫尔斯曾相对善意地建议新斯科舍政府雇佣黑人效忠派建设城市工程，“因为根据经验，这些在奴役和奴隶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人需要主人的帮助和保护才能幸福；何况这样还可以让他们远离贫困和窘迫”，就暗含着这样的态度。[109]事实上，由于前奴隶们比较不习惯雇佣劳动，很多黑人效忠派最终都被迫接受了极低的周薪。许多伯奇敦黑人成了谢尔本白人的契约劳工，工作条件也是他们从前身为奴隶时代的翻版。戴维·乔治在试图为一对白人夫妇施洗时，还遭遇了另一种偏见。那对白人夫妇的亲戚们“召集了一群暴徒，试图阻止他们受洗”，那个女人的姐姐“抓住她的头发，不让她下水”。[110]
充满不快的土地分配之事继续催化着白人之间的冲突，对黑人也将造成极其糟糕的影响。由于极缺人手，马斯顿无法满足对地块的各种需要和要求；然而在谢尔本，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难民拒绝带上［测量］链去划出自己的地块，为此索要高昂的报酬”。[111]每次他举行地块抽签，都会听到牢骚抱怨之声四起。有些效忠派不断以投机的高价售出自己的地块，违反了王室恩惠的条件；还有人频繁地让孩子来抽签。更有人公然违背温特沃斯关于不得在附近森林中开辟空地的禁令。鉴于这苦寒之地敌意四起，许多白人看到他们自己苦苦求得的特权居然让从前的奴隶们同样获益而尤其心生怨愤，虽令人沮丧，到底是预料之中的。在马斯顿开始勘测伯奇敦之后不久，谢尔本的“民众”便任命自己的一位测绘员“带着袖珍罗盘和麻绳”踏上了该地区，划出了一个个50英亩的地块。这位前来抢地的测绘员愉快地把伯奇敦纳入了自己的测绘范围，“连许可证的影子”都没有，就把许多“黑人的土地”上的地块卖给了白人效忠派。[112]
马斯顿大概有些病态地暗自得意，他知道麻烦一定会来，不过他多半没有预见到麻烦具体会如何发生。1784年7月26日，谢尔本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骚乱”：“被遣散的士兵们冲向自由黑人，把他们赶出城镇，因为这些劳动力比他们［士兵们］便宜。”40多位前士兵挥舞着从船上掳来的铁钩和铁链，冲向戴维·乔治的土地，此情此景定让人联想起了他们所有人逃离的革命。仅用了几个小时，他们就拆毁了乔治和其他二十几位自由黑人的房子，威胁要把浸礼会礼拜堂付之一炬。本杰明·马斯顿冲到兵营打听消息，但他自己也很快遭到了“暴徒的威胁”，毕竟他才是效忠派满腹牢骚的焦点。那天傍晚，他爬上了停泊在新建码头的一条船，开船去了哈利法克斯，才算逃过一劫。其后几天，他听说暴徒们搜遍了整个乡间，寻找让他们深恶痛绝的测绘员，扬言要将他就地正法。[113]
就在城里一片混乱之时，戴维·乔治仍然坚守在原地。他继续在刚刚建好的讲坛上讲道，全然不惧暴徒们冲进来“发誓说如果我再讲道，他们就要把我怎么样”。他继续讲道，直到他们挥舞着树枝和棍棒冲进来，抽打这位牧师，最后“把我拖到了沼泽地里”。乔治乘夜回到了谢尔本，带上家人一起过河在城镇的西部边缘上岸——在逃离奴隶主的那些年，他曾那么多次这样偷偷溜走——来到了伯奇敦，希望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
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圣约翰大河及附近水域地图》（Map of the Great River St. John & Waters，1788）。
[1] Charles Inglis，“Journal of Occurrences，beginning，Wednesday，October 12，1785，” October 16，1787，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2] 英国圣公会差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原名为“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直译为“海外福音传道会”，是英王威廉三世下令于1701年成立的圣公宗传教机构，旨在派遣牧师和教师到美洲向殖民地居民提供教会服务。1702年第一批传教士开始在北美洲工作，1703年进入西印度群岛，逐渐也扩展到面向“奴隶和印第安人”。美国革命时期，英国圣公会差会在北美有300名传教士，很快又扩展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非。英国圣公会差会对美国圣公会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3] 致盖伊·卡尔顿爵士的请愿书，1783年7月22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5，no.8500。Neil MacKinnon，This Unfriendly Soil：The Loyalist Experience in Nova Scotia，1783-91（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87-88.
[4] Brian Cuthbertson，The First Bishop：A Biography of Charles Inglis（Halifax，N. S.：Waegwoltic Press，1987），pp.15，60-61.
[5] Brian Cuthbertson，The First Bishop：A Biography of Charles Inglis（Halifax，N. S.：Waegwoltic Press，1987），p.62.
[6] 英格利斯：《日记》，1786年5月30日，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7] 兰柏宫（Lambeth Palace）是英国圣公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官方住所，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伦敦兰柏区（London Borough of Lambeth）。
[8] Brian Cuthbertson，The First Bishop：A Biography of Charles Inglis（Halifax，N. S.：Waegwoltic Press，1987），pp.79-89. Judith Fingard，The Anglican Design in Loyalist Nova Scotia，1783-1816（London：SPCK，1972），chapter 2.
[9] 英格利斯：《日记》，1787年10月16日，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10] 英格利斯：《日记》，1787年10月27日和11月5日，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11] 英格利斯：《日记》，1788年7月16日，26日，27日，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12] 科妮莉亚的弟弟曾动情地写道，“我亲爱的姐姐德朗西被一位无情之人的喜怒所左右，他先是去了巴哈马群岛，后来又要跨越那宽阔的大西洋，我再也不想看到那个让她倾注了全部感情的人，哦上帝啊，他怎么能如此野蛮地鄙视她，又对她如此轻慢薄情”。安东尼·巴克莱致安·巴克莱·鲁宾逊，1792年9月15日，NBM：Robinson Papers，Folder 21。
[13] 英格利斯：《日记》，1788年7月28-29日，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14] 英格利斯：《日记》，1788年8月1-2日，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15] 对这一过程的经典叙述仍然是William J. 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3）。
[16] 阿卡迪亚（Arcadia），原指一种田园牧歌、天人合一的幻想世界，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的一个同名省，该省地形多山、人口稀少且以牧民为主，后来“Arcadia”发展为诗意词语，意指在未经污染的自然世界安逸悠闲的牧歌生活。
[17] 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6.
[18] 《乌得勒支和约》（Peace of Utrecht）是1713年4～5月由欧洲多国于乌得勒支签署的和约，旨在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该和约不是单一的文件，而是一系列和平条约的总称。签约国包括西班牙帝国、大不列颠王国、法兰西王国、葡萄牙王国、萨伏依公国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约签署人一方为路易十四与其孙腓力的代表，另一方为英国女王安妮、萨伏依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代表。该系列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法王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野心落空，在此基础上维持了整个欧洲的权力平衡。
[19] 这个名字是国王詹姆斯一世在1621年赐予其第一位（苏格兰裔）所有人威廉·亚历山大爵士的。关于英法对阿卡迪亚之争的最新视角，见John G. Reid，Maurice Basque，Elizabeth Mancke，Barry Moody，Geoffrey Plank，and William Wicken，The “Conquest” of Acadia，1710：Imperial，Colonial，and Aboriginal Construction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
[20] 不过，John G. Reid论证说直到18世纪中期（晚于传统上认为的时间），原住民势力始终是新斯科舍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效忠派涌入之后才算彻底扫清他们的势力。见John G. Reid，“Pax Britannica or Pax Indigena？Planter Nova Scotia（1760-1782）and Competing Strategies of Pacificatio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5，no.4（December 2004）：669-692；and Emerson W. Baker and John G. Reid，“Amerindian Power in the Early Modern Northeast：A Reappraisal，”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1，no.1（January 2004）：77-106。
[21] Thomas B. Akins，History of Halifax City（Halifax，N. S.：n. p.，1895），pp.5-11；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p.249-51.
[22] 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252.
[23] 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344.
[24] 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p.354，359.
[25] 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357.
[26] John Bartlet Brebner，The Neutral Yankees of Nova Scotia：A Marginal Colon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Yea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7），p.94.
[27] 新斯科舍种植园主是好几本书籍讨论的主题，见，例如Margaret Conrad，ed.，Making Adjustments：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Planter Nova Scotia，1759-1800（Fredericton，N. B.：Acadiensis Press，1991）。
[28] John Robinson and Thomas Rispin，Journey through Nova-Scotia（Sackville，N. B.：Ralph Pickard Bell Library，Mount Allison University，1981；repr. York，1774）.
[29] 据估计，1780年米克马克印第安人的人口为3000人。Philip K. Bock，“Micmac，” in Bruce G. Trigger，ed.，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vol.15，The Northeast（Washington，D. C.：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78），p.117.
[30] 雅各布·贝利，“关于各类事件的日记”，1779年6月21日，PANS：Jacob Bailey Fonds，MG 1（reel 14900），vol. IV，pp.4-6，19-30。这部日记的一部分见William S. Bartlet，The Frontier Missionary：A Memoir of the Life of the Rev. Jacob Bailey，A. M.（Boston：Ide and Dutton，1853）。
[31] 贝利，“关于各类事件的日记”，1779年6月21日，PANS：Jacob Bailey Fonds，MG 1（reel 14900），vol. V，p.10。
[32] William S. Bartlet，The Frontier Missionary：A Memoir of the Life of the Rev. Jacob Bailey，A. M.（Boston：Ide and Dutton，1853），pp.168-169.
[33] 雅各布·贝利致Benjamin Palmer，1779年6月24日，PANS：Jacob Bailey Fonds，MG 1（reel 14900），item 26，pp.9-10。
[34] 贝利致Major Godwin，1779年6月25日，PANS：Jacob Bailey Fonds，MG 1（reel 14900），item 26，p.21。
[35] Thomas B. Akins，History of Halifax City（Halifax，N. S.：n. p.，1895），pp.5-11；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p.75-76.
[36] 新斯科舍议会的会议记录，1776年10月9日至12月23日，NA：CO 217/53，f.94。
[37] Samuel Rogers致Joseph Taylor，1776年6月27日，LOC：Lovering Taylor Papers，Box 1。
[38] Elizabeth Mancke，The Fault Lines of Empire：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Massachusetts and Nova Scotia，1760-1830（New York，Routledge，2005），pp.87-94.
[39] Elizabeth Mancke，The Fault Lines of Empire：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Massachusetts and Nova Scotia，1760-1830（New York，Routledge，2005），p.78.
[40] “一篇1779年康沃利斯行纪的片段”，1779年8月16日，PANS：Jacob Bailey Fonds，MG 1（reel 14900），item 27。
[41] 关于革命期间的新斯科舍，有三部主要的研究著作。Brebner的The Neutral Yankees of Nova Scotia堪称经典，其中强调该省地位相对孤立，与英国的商业联系紧密，是它中立的原因所在（尤见第十章）。Gordon Stewart和George Rawlyk指出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在“扬基人”转变为“新斯科舍人”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意义：Gordon Stewart和George Rawlyk，A People Highly Favored of God：The Nova Scotia Yanke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Toronto：Macmillan of Canada，1972）。Elizabeth Mancke在Fault Lines of Empire中指出新斯科舍人的效忠立场就产生于新斯科舍和新英格兰多有分歧的政治文化中（尤见第四章）。
[42] Neil MacKinnon，This Unfriendly Soil：The Loyalist Experience in Nova Scotia，1783-91（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6），p.11.
[43] 约翰·帕尔致Charles Grey，引自Brebner，p.352，and Neil MacKinnon，This Unfriendly Soil：The Loyalist Experience in Nova Scotia，1783-91（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6），p.12。
[44] 帕尔致Townshend，1782年10月26日，NA：CO 217/56，f.2。
[45] 帕尔致Townshend，1783年2月20日，NA：CO 217/56，f.61。
[46] 帕尔致Townshend，1783年1月15日，NA：CO 217/56，f.60。《罗斯韦港社团备忘录》中列出共有1507个社团成员计划1783年出发。LAC：Shelburne，Nova Scotia Collection，Microfilm H-984，pp.3-23。
[47] 帕尔致悉尼勋爵，1783年6月6日和8月23日，1783年9月30日，NA：CO 217/56，ff.89，93，98。
[48] 帕尔致悉尼，1783年11月20日，NA：CO 217/56，f.115。
[49]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of Nova Scotia…done by Lieutenant Colonel Morse Chief Engineer in America，upon a Tour of the Province in the Autumn of the year 1783，and the summer 1784. Under the Orders and Instructions of His Excellency Sir Guy Carleton … Given at Head Quarters at New York the 28th Day of July 1783，” LAC：Robert Morse Fonds，f.44.
[50] 关于黑人移民的估计，见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32，40。Walker将自由黑人说成是“黑人效忠派”曾经遭到Barry Cahill的尖锐批评，见“The Black Loyalist Myth in Atlantic Canada，” Acadiensis 29，no.1（Autumn 1999）：76-87。关于效忠派名下的奴隶，见Harvey Amani Whitfield，“The American Background of Loyalist Slaves，” Left History 14，no.1（Spring-Summer 2009）：58-87。
[51] S. S. Blowers致Ward Chipman，1783年9月23日，LAC：Chipman Fonds，Microfilm C-1179，p.95。
[52] Blowers致Chipman，1783年11月8日，LAC：Chipman Fonds，Microfilm C-1179，p.102。
[53] 惠斯特（Whist），一种纸牌游戏，通常由四人分成两组，相互对抗。
[54] 爱德华·温斯洛致Chipman，1783年11月19日，LAC：Chipman Fonds，Microfilm C-1180，p.1314。
[55] 爱德华·温斯洛致Chipman，1784年1月1日，LAC：Chipman Fonds，Microfilm C-1180，p.1327。
[56] “A General Description，” LAC：Robert Morse Fonds，pp.11-15，26-32，34-36.
[57] 引自William S. Bartlet，The Frontier Missionary：A Memoir of the Life of the Rev. Jacob Bailey，A. M.（Boston：Ide and Dutton，1853），p.193。贝利估计他到达时，人口为120人（William S. Bartlet，The Frontier Missionary：A Memoir of the Life of the Rev. Jacob Bailey，A. M.（Boston：Ide and Dutton，1853），p.192）。
[58] 帕尔致诺斯勋爵，1783年11月20日，NA：CO 217/56，f.115。
[59] 帕尔致悉尼，1783年7月26日，NA：CO 217/59，f.193。
[60] 新斯科舍议会会议记录，1779年7月2日，到1780年3月11日，NA：CO 216/55，f.20。
[61] Samuel Seabury致Colonel North，伦敦，1783年7月21日，NA：CO 217/35，f.333。
[62] 陆军少将约翰·坎贝尔致诺斯勋爵，1784年1月1日，NA：CO 217/41，f.35。
[63] “General Return of all the Disbanded Troops and other Loyalists who have lately become Settlers in the Provinces of Nova Scotia and New Brunswick，made up from the Rolls taken by the several Muster Masters，” Halifax，November 4，1784，NA：CO 217/41，ff.163-164.
[64] 坎贝尔致诺斯勋爵，1784年4月1日，NA：CO 217/41，ff.63 and 65。
[65] 悉尼致坎贝尔，1784年6月1日，NA：CO 217/41，ff.89-90。
[66] 帕尔致诺斯勋爵，1783年9月30日，NA：CO 217/56，f.98。关于被收归国有的清单，见帕尔致悉尼，1786年6月3日，NA：CO 217/58，f.159。
[67] 温特沃斯致Lt. Jonathan Davidson，1783年11月27日，PANS：Letterbook of Sir John Wentworth，1783-1808，RG 1，vol.49（reel 15237），p.17。
[68] 温特沃斯致Grey Elliott，1784年4月10日，以及温特沃斯致海军专员，1786年4月16日PANS：Letterbook of Sir John Wentworth，1783-1808，RG 1，vol.49（reel 15237），p.32 and no page。
[69] 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p.288-290；Thomas B. Akins，History of Halifax City（Halifax，N. S.：n. p.，1895），pp.5-11；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10.
[70] Neil MacKinnon，This Unfriendly Soil：The Loyalist Experience in Nova Scotia，1783-91（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13-14，21-23，96.
[71] 贝利致Dr. William Morice，1783年11月6日，引自William S. Bartlet，The Frontier Missionary：A Memoir of the Life of the Rev. Jacob Bailey，A. M.（Boston：Ide and Dutton，1853），p.196。
[72] Henry Nase的日记，1783年12月25日，NBM，p.19。
[73] “Hannah Ingraham Recalls the Snowy Reception at Fredericton，” in Catherine S. Crary，ed.，The Price of Loyalty：Tory Writing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Era（New York：McGraw-Hill，1973），p.402.
[74] 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ew Ireland Press，1983），p.63.
[75] 哈利法克斯穷人监管员致帕尔总督，无日期，1784年，PANS：Phyllis R. Blakeley Fonds，MG 1，vol.3030。
[76] “A General Description，” LAC：Robert Morse Fonds，pp.41-44.
[77] 温斯洛致Chipman，1783年4月26日，LAC：Ward Chipman Fonds，pp.1335-1336。
[78] 布鲁克·沃森致Evan Nepean，1784年3月3日，NA：CO 217/56，f.380。
[79] 关于该殖民地的历史，最佳叙事见Marion Robertson，King’s Bounty：A History of Early Shelburne Nova Scotia（Halifax：Nova Scotia Museum，1983）。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陈述是Stephen Kimber，Loyalists and Layabouts：The Rapid Rise and Faster Fall of Shelburne，Nova Scotia，1783-1792（Toronto：Doubleday Canada，2008）。
[80] 本杰明·马斯顿的日记，1776年11月24日，http：//www.lib.unb.ca/Texts/marston/marston3.html，2009年11月8日访问。马斯顿的整个日记都可以在网上查阅：上述电子副本为1778年以前的日记，从1778年以后的日记的图像页面，见Winslow Papers，vols.20-22：http：//www.lib.unb.ca/winslow/browse.html，2009年11月28日访问。（以下简称马斯顿日记。）
[81] 马斯顿日记，1781年12月13-30日，UNB：Winslow Papers，vol.21，pp.138-142。
[82] 马斯顿日记，1782年9月8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57。
[83] 马斯顿日记，1783年4月21日至5月3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70-72。
[84] Joseph Durfee，与盖伊·卡尔顿爵士会面的报告，1783年3月24日，LAC：Shelburne，Nova Scotia Collection，Microfilm H-984，pp.94-95。
[85] 马斯顿日记，1783年5月24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81-82。
[86] 马斯顿日记，1783年5月16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76-77。
[87] 马斯顿日记，1783年5月16日和6月9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77，89-90。
[88] 马斯顿日记，1783年5月26日和6月4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83，87。
[89] 马斯顿日记，1783年5月8日和1784年5月18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74，153。
[90] 马斯顿日记，1783年5月21日和5月29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80，84。
[91] 马斯顿日记，1783年8月2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103。
[92] 本杰明·马斯顿致爱德华·温斯洛，1784年2月6日，见William Odber Raymond，ed.，Winslow Papers，A. D.1776-1826（Boston：Gregg Press，1972），p.164。
[93] 马斯顿日记，1783年7月22日和7月20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100-101。
[94] 一份179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哈利法克斯的人口仅为4897人，但这表明人口自1784年后有所下降（Thomas B. Akins，History of Halifax City（Halifax，N. S.：n. p.，1895），pp.5-11；John Mack Faragher，A Great and Noble Scheme：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New York：W. W. Norton，2005），p.103）。好几份花名册都显示1784年谢尔本的人口大约为8000人，其中包括1500名自由黑人。
[95] 帕尔致谢尔本勋爵，1783年12月16日，NA：CO 217/56，f.126。
[96] 马斯顿日记，1784年1月19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141。
[97]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 David George …” in Vincent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6），p.337.
[98] 马斯顿日记，1783年8月28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111。
[99] “Persons Victualled at Shelburne the 8th January 1784，” PANS：Negro and Maroon Settlements，RG 1，vol. 419（reel 15460），p.108.1784年8月的花名册显示谢尔本有1521个“黑人”：“Those Mustered at Shelburne，NS in the Summer of 1784…” LAC：Shelburne，Nova Scotia Collection，Microfilm H-984，vol.3，p.4。
[100] “Memoirs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56.
[101] 马斯顿日记，1783年6月19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92。
[102] 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
[103] Luke 8：5-8.
[104] “Memoirs of the Life of Boston King，”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56-358.
[105] 帕尔致Nepean，1783年1月22日，NA：CO 217/59，f.14。
[106]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36-337.
[107]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37.
[108] James W. St. G. Walker，The Black Loyalists：The Search for a Promised Land in Nova Scotia and Sierra Leone，1783-1870（London：Longman，1976），pp.32，40。Walker将自由黑人说成是“黑人效忠派”曾经遭到Barry Cahill的尖锐批评，见“The Black Loyalist Myth in Atlantic Canada，” Acadiensis 29，no.1（Autumn 1999）：76-87。关于效忠派名下的奴隶，见Harvey Amani Whitfield，“The American Background of Loyalist Slaves，” Left History 14，no.1（Spring-Summer 2009），p.40.
[109] “A General Description，” LAC：Robert Morse Fonds LAC：Robert Morse Fonds，p.69.
[110]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Mr. David George，” in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338.
[111] 帕尔致Evan Nepean，1784年4月11日，NA：CO 217/59，f.105。
[112] 马斯顿日记，1783年9月19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 118-119。
[113] 马斯顿日记，1784年7月26-27日和1784年8月4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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