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布朗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美国革命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那是1775年夏，25岁的他登陆北美后的第一个夏天。一年前，他带着74个契约仆役刚刚从风暴肆虐的英格兰港口惠特比（Whitby）来到殖民地，在佐治亚殖民地奥古斯塔（Augusta）附近的乡间经营一个种植园。这些新来的移民一定对那充满异国风情的亚热带景观啧啧称奇，高大的黑橡树像一个个近20米高的木桩子一样直耸云霄。[1]九个月后，布朗和他的仆役们就把大部分树林变成了耕地。5600英亩的庄园欣欣向荣，他在自己那座富丽堂皇的大房子里监管着庄园的大小事务，佃户们在周围建起了自己的36所农舍。布朗的马厩里马匹成群，牛群和公猪也用牧草和饲料养得膘肥体壮。他向总督申请了更多的土地，派人去英国再带来一船工人，“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在那个国家的事业蒸蒸日上，超出了他最乐观的期待”。[2]然而另一股势力却在暗流涌动，悄然改变着托马斯·布朗的新世界。那年8月的一天，那股势力终于涌向他，一支130人的武装队伍径直朝他的房子走来。
来北美之前，布朗就听说了过去十年导致英美关系日益破裂的“麻烦”。英国征收的一系列税负触发了关于议会权限和居住于殖民地的英国臣民权利的激烈冲突。布朗蛮有把握地认为，佐治亚远在动乱中心新英格兰的千里之外，应当“不会［与这类事件］有所牵连或瓜葛”。时至1774年，把全部资产和未来投入北美殖民地看来仍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1775年4月，英军和北美军队在波士顿郊外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从此殖民地就再也没有哪一个角落能长久地置身事外了。在距离布朗的庄园最近的大城市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爱国者们集结起来支持叛乱，要求布朗和他的邻居们也加入。这么做对他有任何好处吗？其实没有。他初来乍到——1775年，殖民地的白人中有10%都是最近十五年来的新移民，但他打算余生都生活在殖民地，就此而言，他是不是新移民无关紧要。他的土地和地位都要仰仗佐治亚殖民地总督的保护，他还担任了一个地方治安官的公职。何况他觉得，面对大英帝国全副武装的军队，这一外省叛乱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管他曾心怀怎样的家国大义，仅私利一项就让布朗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选择。他拒绝了爱国者的提议，反而加入了一个对立的效忠派组织。紧接着，爱国者的邀请就变成了要求，门前的这群武装分子就是来传达要求的。
布朗站在自家廊下，黏湿的热气粘在身上，仿佛衬衫里又加了一件紧身衣。起初他试图冷静地与来人周旋，说自己无意与邻居为敌，但“绝不能拿起武器对抗他赖以为生的国家”。谈话很快就变成了对峙。有些爱国者威胁说：“除非他加入组织，否则就强行把他拖到奥古斯塔去。”布朗回到屋里拿起了武器，“决心尽一切可能抵抗暴力”。“看谁敢这么做，后果自负！”他喊道，挥舞着自己的手枪。6个人冲向他，刀光闪过，枪声响起，一只枪托从他的头顶砸下，打破了他的头骨。他眼前一黑。[3]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布朗后来根据自己迷迷糊糊的记忆补全的。他的头被打破了，抽痛不已，身上还流着血，被拖着一路疾行，最终来到奥古斯塔。他被推倒在地，双臂被捆在一棵树的树干上。他看到自己裸露的双腿向外张着，像是怪里怪气的陌生物事，他看见他们把灼热的棕色沥青浇在上面，烫伤了双腿，紧紧地粘在皮肤上。在他的脚下，他们堆起并点燃了柴火。火焰遇到沥青后燃烧得更旺，皮肉都被烤焦了。他的双脚着起了火，两个脚趾被烧成了残肢。袭击者们拽着他的头发，拉过他被砸破的头，把头发一簇簇揪下来。头发揪光之后，他们又用小刀割下一条条的头皮，血沿着他的耳朵、脸颊和脖颈流淌。布朗被剥下一半头皮，颅骨破裂，双脚残跛，浑身多处遭到砍伤和殴打，但他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有个医生到他被关的地方给他包扎伤口，他身上的骨折伤慢慢长好了。一个心怀同情的卫兵可怜眼前这位严重伤残之人，同意放了布朗。他逃出生天，骑马越过殖民地边界到了南卡罗来纳，在一位效忠派朋友家里藏身。[4]
后来许多年里，布朗经常想起爱国者们“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他有选择性地不提他在奥古斯塔被强行拖去游街受到公众嘲笑，也没提他和这类袭击的许多受害者一样，终于崩溃了，同意加入组织（他一逃出来就立即公开否认了这一行为）。[5]但向袭击者屈服带来的屈辱更坚定了布朗反击的决心。这一事件把他从一般市民变成了与革命势不两立的武装敌人。仅用了几周时间，在他仍然因为脚伤不能行走，头上还绑着绷带时，布朗就召集了数百位乡间居民组成了一个效忠派民兵组织——“国王突击队”，给爱国者以回击。由于遭受了爱国者身心两方面的虐待，布朗后来成了一名复仇心切的效忠派指挥官，残忍的恶名远近皆知。[6]
长久以来的一个历史传统，是宣扬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关乎理想的战争，而非尸山血海的鏖战。[7]然而在布朗和成千上万被卷入这场冲突的平民看来，这就是美国革命的面目：暴徒横行、邻人反目，每个人都被迫在重压之下作出选择。随着革命在各个殖民地愈演愈烈，一个又一个北美人面临抉择。他们是加入叛军，还是继续对国王和帝国效忠？答案与很多因素相关，包括核心价值观和信仰、私利、当地局势以及人际关系网。但不管他们当时的反应有多少偶然因素，所产生的结果均影响深远，令他们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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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效忠派，效忠派期望中的北美和大英帝国是怎样的？[8]首先必须指出，跟本土英国人相比，同为北美殖民者的效忠派和爱国者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效忠派和爱国者关心的都是获得土地、保有奴隶和监管殖民地贸易。原籍也不一定是导致政治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比方说，托马斯·布朗是个效忠派，但他从奥克尼群岛带来的一位契约佣仆却立即逃走并加入了一个爱国者民兵组织。[9]归根结底，关于效忠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雇主、职业、利润、土地、信仰、家庭和朋友关系，而不是作为一个北美人或英国人所隐含的任何身份认同感。战争之初，殖民者们往往认为自己既是北美人也是英国人，因为他们既是殖民地的居民，也是英国的臣民。
真正将殖民地的北美人分成效忠派和爱国者两大阵营的，是革命事件的压力日增：威胁、暴力、强制宣誓以及最终的战争爆发。到1776年，爱国者们拒绝承认国王的权威，并为这种做法发展出了新的政治和哲学理由，而效忠派却希望保留英国臣民的身份，希望十三殖民地仍然是大英帝国的领土。效忠派大概能就这些基本观点保持一致。然而如果认为效忠派在思想意识上是整齐划一的，或者认为他们只想保持现状，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许多效忠派领袖都曾寻求改革帝国关系。他们抵制可能出现的威权统治，并急于捍卫自己的代表权。的确，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的殖民地抗议声中，未来的效忠派和爱国者们同样齐声反对他们看到的英国暴政。他们往往在权利和自由等问题上持有相同的外省视角，也用同一种语言反对帝国当局的不公正对待。这将在未来的战后年代产生重要的影响，那时效忠派难民将看到，自己作为英国臣民的期待与英国本土统治者的期待时有不和。
说来也怪，殖民地的一切麻烦都始于英帝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1763年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大获全胜，为帝国版图增加了法属加拿大、西属佛罗里达和宝贵的加勒比群岛，也让它在印度站稳了脚跟。但与此同时，英国也债台高筑。为了抵销成本，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帝国安全和繁荣的殖民地举措，然而它却无意间激起了殖民地的反对。最臭名昭著的要数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这项对纸质产品加收的税负看似无伤大雅，却产生了声势浩大的不良后果，北美人（和很多英国人）指责这是滥用帝国权力，是由没有充分代表殖民者的议会强加的。很多未来的效忠派都曾发声反对《印花税法案》，但这些反对之声也遭到了对北美“托利派”的首次全面攻击，怀疑他们这么做是希望加强王室与贵族的权力。街头帮派——其中一个帮派自称“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破坏财产，袭击个人，最鲜明的做法就是在人身上涂满沥青、插上羽毛，这是爱国正义的新标志。[10]
到1773年，一项对茶叶征收的税负引发更大的麻烦之时，暴力在殖民地已经是家常便饭了。12月的一天深夜，波士顿的“自由之子”们在脸上涂满条纹，看上去像印第安武士的样子，涌上了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国茶叶船，把贵重的货物倾倒入海。英国议会对此的反应是通过了所谓的《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关闭了波士顿港口，要求赔偿茶叶。北美人立即宣称这些法案是《不可容忍法案》。来自十三殖民地的代表决定在费城召开一次大陆会议，制定协调一致的反应策略。
在1774年9月到达费城的议员中，有少数几位已经准备好开战了。在一次大会晚宴上，当激进的檄文执笔人、刚刚从英格兰回来支持爱国者一方的托马斯·潘恩举杯祝酒时，现场一定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愿英国火石与美国钢铁碰撞能产生自由之火花，以照耀……之苗裔焉！”但绝大多数代表可能还是在全体举杯祝愿“英国和殖民地在宪法的基础上和谐统一”时，发出了更为由衷的欢呼。[11]在大多数议员看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根本没有必要，何况那还是自毁的极端行为。最好能找到一种途径，既能主张殖民地的权利和自由，又能继续存留在帝国的羽翼之下。
为实现这一目标，宾夕法尼亚议会的议长约瑟夫·加洛韦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方案。[12]加洛韦与大多数同僚一样，认为殖民地没有“在大不列颠的议会中被［充分］代表”，但他们“讨厌被人认为渴望独立”。相反，加洛韦提议北美建立自己的议会：由一位大统领担任议长的“大议会”。该北美议会应由每个殖民地派代表组成，将为管理殖民地事务“保持和行使一切［必要的］立法权利、权力和权限”。它还应有权否决英国议会制定的任何涉及北美的立法。这样一来，殖民地既能享有地方自治，又能保留帝国贸易和保护的好处。加洛韦声称，如果殖民地想要远离“内战的恐怖”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北美的毁灭”，这样一个“联盟计划”是唯一的出路。[13]
加洛韦的计划是革命前夕最重要的殖民地改革计划，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加洛韦的导师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曾经在二十年前提出过一个非常相似的计划［他与后来被痛斥为“托利派”的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一同制订了该计划］，即1754年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Albany Plan of Union of 1754）。[14]曾有一幅令人难忘的政治漫画将殖民地画成一条断蛇，富兰克林在下面题写过一句话，“不联合，即死亡（Join，or Die）”，指出北美大陆的联合对北美未来的繁荣意义重大。[15]加洛韦把自己的联盟计划寄给当时住在伦敦的富兰克林看，后者在英国高层官员中传阅了该计划；富兰克林唯一反对的是，它可能会让北美卷入过多的大英帝国战争。富兰克林的儿子、时任新泽西殖民地总督的威廉，则全心全意地支持该计划。毕竟，它有很多诉诸北美人理性的内容。加洛韦的计划给予殖民地管理除参战之外的一切事务的权力，提议赋予北美殖民地的自治权高于包括苏格兰在内的其他任何英属领地。根据他的提议，北美立法机关所受到的约束也小于爱尔兰议会。最重要的是，加洛韦称，他的计划将有助于北美自身的发展。如果殖民地想要继续发展和繁荣，就必须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将它们团结起来，这符合富兰克林的“不联合，即死亡”的精神；他指出，那或许就是所谓的“北美宪法”。[16]
1774年9月底的一天，议会从早到晚一直在辩论加洛韦的联盟计划。纽约代表团特别赞同该计划，德高望重的律师约翰·杰伊（John Jay）明确表示赞成。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年轻正直的种植园主宣称，它“几乎是一项完美的计划”。加洛韦对自己的成就暗自得意，“每一位有产之士、许多最贤能的议员，都支持计划”。但并非所有的同事都被他说服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坚称，“我们无法满足于被其他代表所代表”。[17]“自由之子”的创始人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认为，殖民地彻底退出大英帝国会更有前途。加洛韦的计划被投票表决，五个殖民地投了赞成票，六个殖民地反对，计划因而被搁置了。[18]议会没有选择进一步与英国结盟，反而公布了一系列决议，声明北美人有权拥有英国臣民的“所有权利、自由和豁免权”，言辞铿锵，很像后来的《独立宣言》。[19]
加洛韦计划的赞成和反对票数如此接近，为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如果”的有趣问题。如果那一票投向了另一边呢？如果加洛韦的计划被采纳，十三殖民地后来的走向如何？爱尔兰或许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1782年的一系列改革之后，爱尔兰议会被赋予了加洛韦曾为美国寻求的那种立法自由。1800年，爱尔兰将直接与大不列颠联合，它的议会也被威斯敏斯特吞并了。但更好的答案将在北美本地成形：1867年，上下加拿大两省、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合并成为大英帝国内部的一个联邦自治领。这一联合体被称为“加拿大”，是帝国的首个“地方自治”（对本土政策拥有自治权）的范例，为19世纪后期的爱尔兰和印度自治运动提供了一个模板。在1774年的费城，加洛韦提出的帝国改革模式可以说是提前好几个世纪预言了地方自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效忠派有他们自己充满活力的政治愿景。
看到自己的预言部分应验，加洛韦当然不会感到欣慰。但他的计划是北美试图维系与大英帝国之联系的最后一次集体努力，议会否决了它，便不可阻挡地逼近内战了。紧张关系已经达到风暴边缘，正面冲突一触即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警报最终在1775年4月19日的黎明之前响起，马萨诸塞殖民地列克星敦的民兵组织成员听到消息说英国士兵正从波士顿赶来，要查封康科德附近的一个爱国者武器库，纷纷从床上爬起。民兵们以最快的速度在列克星敦绿地集合，快速准备好毛瑟枪等待着，700名训练有素的英军正规部队有人步行、有人推车，朝他们的方向前进。随后便响起了枪声。谁也不知道哪一方打响了那“传遍世界的枪声”（如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后来那句著名的诗中所写），是英国士兵还是北美民兵。[20]但那无关紧要，因为虽然力量悬殊、目的不同，这两队人马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他们此前面对的其他任何敌人。对他们乃至成千上万已经卷入战争的人来说，美国革命不是一部关于缔造新国家的世界历史大片。这是一场关于旧帝国分裂的艰苦内战。它加速了英国臣民日益分裂成北美人和英国人两大对立阵营的痛苦过程。[21]效忠派的问题在于他们与两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是扎根于此的北美殖民者，也是忠心耿耿的英国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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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费城开会的议员而言，思想和信仰是他们争论的明确主题。然而对于被迫卷入一场内战的250万北美人来说，思想早已被暴力变得残酷无情，乃至彻底取代。冲突一开始就足以将某些哪怕曾当选议员的人推到另一边，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纽约商人艾萨克·洛。虽然自1760年代起，洛一直反对帝国滥用权力，但步入战争的深渊却让他越来越无法认同。1775年5月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之时，洛退出了议会，待在家里；没过几天，当有人请他出钱为爱国者部队购买武器时，他更是彻底辞去了公职，不久便转而支持英国了。[22]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小规模战斗打响之后，殖民地在几周之内便建立起各级安全委员会，对新成立的爱国者立法机构宣誓效忠。这些誓言成为爱国者和效忠派之间分歧的重要标志。拒绝宣誓的人可能会被监禁，遭到没收财产或直接驱逐出境的处罚。拒不服从之人随后还将面临大众司法审判。波纳尔伯勒的牧师雅各布·贝利还算是幸运的，只是庄园里的牛羊受到了袭击。1775年，至少二三十人有过跟托马斯·布朗一样的遭遇，被施以酷刑，涂上沥青，插上羽毛，当众羞辱。[23]
随后，战争本身的暴力开始蔓延。凯瑟琳·斯金纳第一次亲身体验到革命时只有5岁，一天夜里，士兵们闯入她家里，把她猛扯下床，用刺刀捅入床垫，查看她的父亲有没有藏在床底下。凯瑟琳的父亲科特兰·斯金纳（Cortlandt Skinner）是新泽西的最后一任王家首席检察官，他（像布朗一样）拒绝了爱国者的提议，逃到英国人的地盘，把家人留在新泽西乡下。叛军袭击把斯金纳一家人困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他们藏在地窖里躲避枪击，饥寒交迫，每日以泪洗面。最后，凯瑟琳的母亲总算带着10个年幼的孩子逃到她大女儿的庄园避难。冬天来了，寒风凛冽，白昼渐短。每次他们外出，都会看到又一间附属建筑被焚烧了，他们又有一头猪或牛被叛军毒死了。斯金纳一家靠着贮存在已经冻得硬邦邦的田地底下的荞麦勉强熬过了1776～1777年的那个冬天。在一个极寒之日，家里最小的孩子，一个笑眯眯的、年仅14个月的男婴，死去了。接连几天，他们把他幼小的尸体留在屋里，因为没有牧师为他举行葬礼，也找不到教堂，无法下葬。最后凯瑟琳的大哥大姐们“乘夜把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带出去，埋在了田间角落里”。[24]这类痛苦场景给凯瑟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创伤，以至于六十多年后，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当时的一幕幕——她的妹妹玛丽亚大概也是一样。
效忠派密切关注着战争的进展，有时他们藏起来避免正面冲突，有时则前往英军的地界寻求庇护。当然，一开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会轻易获胜。但当英军在1776年3月面对爱国者的袭击而决定撤离波士顿时，事态却明显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了。在撤离这座城市的命令中，英国将军威廉·豪向任何希望追随他们的效忠派平民开放了自由通道，无意间为接踵而来的数次撤离开了先例。至少1100名效忠派跟随撤离的部队一起乘船前往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25]“据说，世上再没有比这些可怜的人此刻的样子更悲惨的活物了，”大陆军总指挥乔治·华盛顿继续说，“他们知道自己忘恩负义实属邪恶，因而宁愿将命运……交付给海上肆虐的风暴，也不愿面对他们被冒犯的同胞。”[26]抛开华盛顿话里话外的轻蔑，难民们大概会同意他对他们悲惨情境的描述。波士顿难民们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财产和社会关系，成为第一批经历大规模撤退的效忠派，也成为第一批体验到种种艰辛的帝国流放者。
在此时英军火力集中的纽约，三一教堂的助理牧师查尔斯·英格利斯焦灼地目睹着局势日益恶化。作为被英国圣公会授予圣职的牧师，英格利斯（和雅各布·贝利一样）无法容忍放弃对国王效忠，那毕竟是他所在教会的最高元首。但看到自己的国家陷入战争更让他难过。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发表了题为《常识》的小册子，咄咄逼人、掷地有声地为北美的独立与共和制辩护。英格利斯随即写出了一本小册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反驳潘恩的观点，题为《公正地论述北美的真正利益所在》（The True Interest of America，Impartially Stated）。“我在这本小册子中看不到常识，只看到癫狂，”英格利斯写道，“就连霍布斯也会因为有该书作者这样的信徒而脸红。”英格利斯生动地描述了他认为潘恩的观点会给北美带来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残酷的战争……将摧毁我们曾经的乐土……血流成河，千万生灵如蹈水火。”英格利斯申辩道，北美真正需要的是改革帝国关系，以确保北美人的“自由、财产和贸易安全”。“没有哪一个活着的人像我此刻一样，为北美当前的局势而痛彻肺腑，”他说，“抑或为能看到这一切在眼前消失，看到我们把自由建立在恒久的宪法基础上，而欢喜若狂。”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共和必将导致混乱失序，独立必会带来衰落凋零。他理当“为上帝、为我的国王和国家”而抵制这一切。潘恩的文本匿名出版时署名“一个英国人”，但出生于爱尔兰的英格利斯却在自己出版的小册子上骄傲地署名“一个北美人”。[27]
英格利斯希望潘恩的小册子“像其他文字一样被世人遗忘”。[28]但事实上，它甫一出版便轰动一时，据说单是1776年一年就售出了50万册，相当于每5个北美人便拥有一册，正是这本小册子推动了北美人一边倒地拥护独立。[29]相反，英格利斯的小册子却被印刷商全数收回并付之一炬，英格利斯谴责这是“对出版自由的无情践踏”。更多的冒犯随之而来。纽约安全委员会命令国王学院（也就是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里倾向效忠派的董事们把学院的图书馆清空，好把整个建筑变成大陆军的军营。1776年5月，被怀疑是纽约效忠派的人们被赶拢到一处，被迫上交了他们拥有的全部武器。随后的那个月，更多人被暴民抓捕，“被迫骑在木棍上，赤身裸体，身上伤痕累累。许多人被迫逃离了城市，再也不敢回来”。到夏天，谣言传来，说有人正密谋暗杀乔治·华盛顿时，英格利斯和他的朋友们已生活在“极大的惊惧和恐怖中”。[30]
随后，国会在1776年7月4日投票通过了《独立宣言》。关于联盟、改革和身为英国人之自由的一切爱国言论皆被一扫而空，代之以托马斯·杰斐逊关于普世的、“不证自明”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清晰表述。理论上，该宣言把英属十三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虽然美国真正成为现实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但该宣言对于巩固爱国者和效忠派各自的立场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这时开始，独立变成了营垒分明的界线，要么支持独立，要么反对独立。独立使得任何协助或支持英国的人变成了美国的叛徒。它还附带着一个象征意义：《独立宣言》所使用的语言，把英王乔治三世变成了爱国者们恨之入骨的英国统治的化身。效忠派则相反，国王成为他们团结的焦点；支持国王是他们每个人共有的信仰。
不再有国王，不再有英国议会，不再有大英帝国：随着《独立宣言》通过的消息传遍北美，人们立即明白了它的意义所在。象征国王权威的标志在狂热的反偶像运动中被砸碎。爱国者们行进在波士顿街头，只要看到有客栈招牌、匾额或任何带有王家象征的东西，便毫不留情地拆除捣毁。在巴尔的摩，他们用车推着国王的雕像游街，像推着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前往刑场，然后在千万人面前将其焚毁。在纽约市的鲍灵格林（Bowling Green），一伙士兵和急切的市民用绳子围住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座骑马雕像，把它从大理石基座上拉下来，斫去雕像的头部，把它插在铁篱尖上。英格利斯记录了那个被斩首的雕像被拉着横穿城市，一直来到大陆军兵营，也就是“在几个军团的首领面前宣读《独立宣言》”的地方。雕像中宝贵的铅将被熔化，制成了四万多颗子弹。[31]
英格利斯被“当前严重的事态”和“对任何胆敢为国王祈祷的人发出的最为凶残的威胁”吓坏了。他还算幸运，很快就找到了逃脱的途径。因为准备进攻纽约市，许多王家海军的船只停在港口，“像林中树木一样密集”。[32]1776年8月的最后一周，一支30000人的英军在布鲁克林登陆，身穿红色军服的英军远看就像红浪翻滚。他们在布鲁克林高地击溃了华盛顿的大陆军，横渡东河占领了曼哈顿。英国在纽约的全面胜利几乎当场就终结了战争，只是因为英国方面的错误决策和美国的好运，才让华盛顿得以逃生，他日卷土重来。相反，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纽约市成了英国军事行动的中心基地，它也成为效忠派在殖民地的最大据点，效忠派纷纷从周围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涌入这一避难所。[33]1776年9月英军占领开始时，这座城市仅有5000个居民，看到英军到来，许多爱国者都逃走了。不到六个月，效忠派难民就让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不久，纽约收容了25000～30000名效忠派难民，成为北美殖民地的第二大城市。[34]
难民们来纽约寻求保护和稳定，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英军到达后刚过了几个夜晚，曼哈顿东南端的一条船道失火。火舌吞噬了百老汇，继而焚毁了整个城市四分之一的建筑物。英军指挥官们认为大火是由爱国者纵火犯点燃的，立即宣布纽约全城戒严，戒严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35]效忠派们痛恨生活在军事占领区，不得不忍受喧嚣的英军士兵各种心血来潮的古怪念头。[36]（英军士兵在北美家庭中解决食宿一直让殖民地怨声载道，不是没有理由的。）1776年秋，愤愤不平的纽约难民向英军总指挥提交了一份抱怨戒严的请愿书。“值此时艰，吾等穿荆度棘，攀藤附葛，仍一贯扛鼎助力，今特此上书表明心迹，坚定吾等对大不列颠于殖民地合宪权威之响应支持，”请愿者强调道，“［故］对令当世蒙羞，至为邪恶、无端违逆之叛军，吾等未曾予以分毫弘奖激励；自其兴起之日，乃至逞凶肆虐，吾等始终不以为然，甘冒虎口之险，倾荡家财，针锋相对。”如此耿耿忠心，他们辩称，他们理应受到“勉励嘉奖”，而不是任帝国的铁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地勒住他们的咽喉。[37]
这份请愿书作为一份坦荡直白的依附宣言，显然不似《独立宣言》那样言辞优美、催人振奋，但它清楚地表明了广大北美效忠派民众希望从大英帝国那里得到什么。他们无意像《独立宣言》宣称的那样，“解消［与英国之］政治捆缚”。相反，他们寻求“迅速恢复［英国与殖民地之］同盟”，因为该同盟曾带来了那么多“共同幸福与繁荣”。然而另一方面，这些纽约人可不是落后的反动派。他们所追求的与英国和平地重建同盟更倾向于像约瑟夫·加洛韦等人的计划那样，让殖民地获得更大的自治权。他们也不是不假思索地对某支事实上的占领军“效忠”。
该“依附宣言”还准确地阐明了这些效忠派都是何许人也。1776年11月底，这份请愿书在华尔街斯科特客栈（Scott’s Tavern）的一张桌子上放了三天，任何人均可在其上签名。共有700多人来到客栈，在那张羊皮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是《独立宣言》签名人数的12倍。这一长串签名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有家有产的显贵人物到无足轻重的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第一位签名人休·华莱士（Hugh Wallace）是城里最富裕的商人之一；他和弟弟亚历山大都是爱尔兰移民，因为分别娶了前议员艾萨克·洛的两个妹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白手起家的产业。查尔斯·英格利斯和纽约其他主要牧师紧随其后。纽约市最显赫的地主家族，包括德兰西家族、利文斯顿家族和菲利普斯家族，也派代表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绝大多数签名者都属于维持纽约现状的普通人阶层：有客栈老板和木匠，也有来自哈得孙河谷和新泽西的农民，包括日耳曼人、荷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他们中间有为英军供应面包的烘焙师约瑟夫·奥查德（Joseph Orchard），有理发师和香水商詹姆斯·迪斯（James Deas）。很多签名人后来还参加了战斗：像阿莫斯·卢卡斯（Amos Lucas）离开了自己位于长岛的农田，加入了一个效忠派军团，格林威治的铁匠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是“七年战争”的老兵，也于1777年加入英军。这份请愿书一方面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等级阶序——位于最上面的是“显赫的市民”，他们的扈从和普通市民尾随其后，但另一方面，它也彰显了效忠派的社会多样性。[38]
正如爱国者围绕着一个独立国家的理想团结在一起，对国王的忠诚也促成了一个与之并立的北美联合体，它的理想是维护一个长治久安的帝国。然而这些纽约效忠派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不祥的预兆，后来则成为效忠派经常深陷其中的困境。他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安全之所，但那不一定是个舒适的所在。他们希望从英国获得的东西不一定是英国当局愿意给予的。此外，他们虽然不打算与帝国彻底断绝关系，但也不希望被当作摇尾乞怜的杂役对待。在战争期间遭到这样的待遇是一回事，但很多人会失望地发现，效忠派的期待与英国的做法之间的这类割裂会一直持续到和平时期。
如此说来，难怪会有倾向于国王的殖民者觉得自己身处两难之地，不愿公开宣称投身效忠派，那只会让他们受到处罚、被没收财产、背井离乡，承受随之而来的百般痛苦。1777年冬天，纽约大地主贝弗利·鲁宾逊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战争打了将近两年，鲁宾逊仍不知如何是好。他出生于弗吉尼亚，1740年代作为一个殖民地军团的军官来到纽约，同行的还有他的儿时好友和军官同僚乔治·华盛顿。他在那里遇到了纽约大地产主家族成员苏珊娜·菲利普斯并娶了她。（华盛顿追求苏珊娜的妹妹未果，后者拒绝了他，嫁给了一位未来的效忠派。）因为这次婚姻，鲁宾逊成了该地区拥有地产最多的显贵之一。鲁宾逊一家住在纽约市以北60英里的哈得孙高地的一所奢华大宅里。从富足的租户那里收取丰厚的地租、友邻和睦，还育有天真活泼的2个女儿和5个儿子，贝弗利·鲁宾逊有足够的理由相信，1770年代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闪亮的年华。“自从那个黄金年代以后，他和家人就再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完美的天伦之乐和田园之趣了。”鲁宾逊的四子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菲尔·鲁宾逊曾在回忆中畅诉幽情。[39]相反，此时的贝弗利·鲁宾逊必须要面对他一生中最大的抉择了。
他会公开宣称效忠国王吗？毕竟他作为一名民兵军官和县法官，已经屡次宣誓对国王效忠了。他还能继续保持沉默吗？抑或他能和自己的许多熟人一起，与那个已经变质的帝国断绝关系？他的选择要冒极大的风险。鲁宾逊的内心深处不希望自己的世界发生变化——他怎么会有那样的希望呢？作为一名上流社会的地主，他在北美的生活与英国贵族无异。然而公开效忠派身份则会给自己、家人和财产带来巨大的危险。更何况他深爱着这片国土，也牵挂着它的未来。如果殖民地打赢了这场战争，美利坚合众国宣布独立了，他不一定乐意因此而放弃纽约的一切。
鲁宾逊还算幸运，叛军没有找上门来，像他们对托马斯·布朗那样。但1777年2月，事情终于到了紧要关头，鲁宾逊被一个“阴谋侦察委员会”传唤，就他的中立态度接受了审讯。审讯官中有一位是鲁宾逊的老朋友、纽约律师和议员约翰·杰伊。“阁下，”杰伊冷静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渡过了卢比孔河[40]，现在每个人都必须表明立场，放弃对大不列颠国王效忠，宣誓对北美合众国忠诚，否则就是投敌，因为我们已经宣布独立了。”[41]这样的两难选择触到了鲁宾逊的要害。“我还无法想象背弃对国王的忠诚，”他在他们见面之后沮丧地写信给杰伊说，也“不愿意让自己或家人离开这个国度”。他说自己会最后跟朋友们商量一下，“想想我这可怜的千疮百孔的国度当前这可悲可叹、失魂落魄的境遇”。“如果我确信无法公正合理地达成和解，”鲁宾逊最后说道，“我将……乐意与我的国家同甘共苦。任何事情也无法诱惑或强迫我做出任何我认为……有损我的国家利益的事情。”[42]
鲁宾逊的思想斗争也让杰伊焦虑不安。杰伊本人也曾有很长时间希望能与英国和平和解，因此他也支持加洛韦的联盟计划。面对独立的卢比孔河，他跨了过去，但好几位密友却留在了对岸。[43]由于迫切希望阻止又一起友谊破裂，杰伊发自内心地恳求苏珊娜·鲁宾逊，请她说服丈夫不要公开自己的效忠主张。“鲁宾逊先生已经将他自己和家人及后代的幸福置于险境——为的是什么？是在自己的想象中维护对一位国王的不切实际的忠诚……这位国王利用自己的议会……宣称有权在一切情况下对您和您的子女加以束缚。”他请她考虑一下如果他们仍然效忠英王，鲁宾逊一家会有怎样的遭遇。“切记，如果您带着这么大一家子人前往纽约，大概会饥寒交迫，无尽的焦虑会让您不得安宁，”他警告说：
想象一下那个兵临城下的场景吧，您本人和孩子们将身陷交战两军之中——如果撤离，您将撤向哪里，跟谁一起，又将以何种方式开启那段旅程？您能想象永远生活在军队的羽翼之下，惶惶不可终日么？如果上帝的旨意是美国必将自由，您准备在哪个国度度过余生，如何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这些事情可能只是我危言耸听，但请别忘了它们也有可能成为现实。[44]
事实证明，杰伊的警告竟字字透着先见之明。但这样的远见也未能让友人改变心意，即便面临内战，鲁宾逊最终还是拒绝与国王决裂。1777年3月，贝弗利·鲁宾逊终于表明立场，旗帜鲜明地站在英国人一边。很长时间以来，鲁宾逊一家一直都是这场冲突的旁观者，此时却全身心投入了战争。鲁宾逊筹资建立了一个新的外省军团（是附属于英国军队的效忠派军旅之一），名为“效忠国王的北美军团（Loyal American Regiment）”，他本人亲自担任上校。他的长子小贝弗利·鲁宾逊担任该军团的陆军中校，次子担任上尉。[45]当他的四子菲尔·鲁宾逊符合参战年龄（年满13岁）时，这位少年也在一支英国步兵部队中担任了职务。苏珊娜·鲁宾逊和其他几个孩子撤退到被占领的纽约寻求保护。在那里，查尔斯·英格利斯主持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小贝弗利娶了另一名效忠国王的北美军团军官的妹妹安娜·巴克利。就在鲁宾逊一家为维护他们心目中的帝国而战时，纽约州政府以独立之名没收了鲁宾逊的庄园。后来，华盛顿和手下他的军官们将鲁宾逊的宅邸用作总部，他曾以座上宾的身份在那些房间里和自己的效忠派友人推杯换盏，后来却又在同样的房间里指挥向英军发动进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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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贝弗利·鲁宾逊还在为是否在这场战争中采取立场而摇摆不定时，附近的一群纽约人已经在积极地为大英帝国而战了。他们是莫霍克印第安人，是参与美国革命的众多原住民民族之一。虽然他们的经历显然与殖民者和奴隶不同，但他们却因为好几个原因而跟白人和黑人效忠派站在了同一阵营。在殖民者看来，印第安人参战意义尤其重大，对他们自己选择立场也不无影响。[47]但这并不仅仅是一场白人之间的内战，也导致了北美原住民的站队和分裂。就莫霍克人的例子而言，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导致的结果与白人和黑人效忠派既相似又有交集，最终也把他们拉入了效忠派难民的队伍。
在白人殖民地的边境，美国革命看起来并不像是一场关于赋税和代表权的战争。这是一场关于土地权利的战争，战争的导火索与其说是制定《印花税法案》等提高政府收入的措施，不如说是《1763年公告》（Proclamation of 1763），根据该公告，英国禁止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建立殖民地。[48]英国官员之所以通过了这个措施，部分原因是为了制止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因扩张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暴力。对渴望土地的殖民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立法更邪恶了。殖民者和印第安“野蛮人”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产生了一些极端野蛮的作战方式，在白人看来，最登峰造极的莫过于剥头皮。[49]（当托马斯·布朗声称1775年8月那天，“我的头皮被剥下了三四处”时，他使用了北美殖民者所能使用的最恶毒的中伤：把袭击他的人比作印第安人。）[50]印第安人—白人关系的暴力历史对拓荒殖民者们效忠与否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布朗和他的邻居们之所以选择效忠英王，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指望英国政府保护他们免受印第安人的袭击，而爱国者们反叛的原因之一则是英国人未能保护他们。
革命的到来也给了印第安人一个选择。长期以来，欧洲列强一直指望印第安人在殖民战争中和他们并肩作战，这次也不例外。英国人和爱国者都派人前去招募印第安人为他们服役，这也就给了印第安人机会去权衡自己的信仰、良心和集体利益等问题。哪一方会让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自治权？就这方面的考虑而言，没有哪一个原住民民族比莫霍克人记录得更完整，或许他们也是算计得最精明的。由于这一时期印第安各民族还是自治力量，历史学家往往拒绝把那些替英国人作战的印第安人定义为“效忠派”，而只是把他们视为“同盟”。但莫霍克人跟英国的联系尤其长久深入。在他们自己乃至同时代的白人看来，他们也可以被视为效忠派。
作为易洛魁族联盟，即所谓“六族联盟（Six Nations）”的一部分，莫霍克人与英国人的结盟要追溯至革命以前很长时间。英国与易洛魁人的联盟被称为“链条盟约（Covenant Chain）”，其基础既是双方签订的条约，私人之间的关系也起到了很大的变革作用。将近二十年来，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北部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威廉·约翰逊爵士一直都在维护着这种关系。约翰逊堪称爱尔兰移民的成功典型，1738年到达纽约时，他可以利用的资源只有一个很好的亲戚（他的叔叔是一名著名的海军上将）和他招募来在他叔叔的庄园上耕作的十几个家庭。他最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个人帝国，占地40万英亩，横亘莫霍克河谷（Mohawk Valley）。在他自己的约翰逊庄园，威廉爵士过着一种新式封建主的富贵生活，有几百个佃农为他服务。与此同时，他还和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杰出的莫霍克人玛丽·莫莉·布兰特合作，监管着一片多元文化领地。夫妇二人生养了8个白人—莫霍克人混血儿，他们住的房子是具最卓越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建筑，有黑奴服侍他们，往来的宾客既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在定期举办的印第安人会议上，约翰逊夫妇为数百人举办奢华的宴会，围着会议篝火谈判和签订条约。约翰逊在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中的权威和影响力使得他在1768年促成了《斯坦威克斯堡条约》[51]的签订，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的英国和印第安人的地盘之间划出了明确的边界。
1774年，就在他的世界分崩离析的前夜，约翰逊去世了。但“约翰逊”仍然是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号召力很强的名字。督察专员的职位将由他的女婿盖伊·约翰逊和儿子约翰·约翰逊爵士相继担任，另一位女婿担任副专员。约翰逊一家根据英国的政策给予莫霍克人许多特权，与此同时，莫霍克人也给了他们特别的优待。威廉爵士去世后仅仅数月，战争就爆发了，约翰逊庄园中地位最高的女性前辈莫莉·布兰特积极召集易洛魁人为英国人而战。效忠派是她显而易见的立场：无论是亲友关系网还是与殖民者之间的夙仇，抑或仔细权衡的私利，都指向英国一方。六族联盟的其他成员也都追随莫霍克人的选择，只有一个著名的例外。奥奈达印第安人认为爱国者可能会赢得这场战争，并基于这一考虑选择加入了另一方。就这样，美国革命分解了易洛魁联盟，把六族联盟变成了五族与一族之间的对立；它还从内部分化了印第安人，有些村落仍然保持中立，其他村落则纷纷参战。[52]
莫莉·布兰特的行为让英国人相信，“对五族来说，她的一句话比任何白人说一千句话都管用，无一例外”。[53]因此，英国人反复承诺给她特殊待遇，如房子和高达每年3000～4000英镑的津贴。[54]与此同时，纽约爱国者们则就布兰特的影响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证词。“玛丽·布兰特（别名约翰逊）”是记录在案的效忠派名单上仅有的五个女人之一，根据纽约州没收法，她们被正式剥夺了全部财产。（另外四个女人也全都姓约翰逊。）[55]不管她本人如何描述自己的立场，英国人和北美人的这些行为显然都把莫莉·布兰特描绘成了一位效忠派。
但最为鲜明地体现英国人与莫霍克人之间关系的，还要数莫莉那位40岁的弟弟泰因德尼加，他的非印第安人朋友们喜欢叫他约瑟夫·布兰特。[56]在莫霍克语中，“泰因德尼加”意为“两根树枝”，或者“两边下注之人”；约瑟夫在两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由姐姐莫莉带入约翰逊庄园那个多种族的社会中，威廉爵士几乎待他如养子，因而他这个名字真是恰如其分。18岁时，约瑟夫已经是“七年战争”的授勋老兵了，约翰逊资助他前往康涅狄格，在由传教士依利沙·惠洛克（Eleazer Wheelock）创办的著名的“印第安学校”中学习。他后来自谦地说自己在那所学校里精修的英语是“一半英语一半印第安语”，但这个标签倒也合适，因为惠洛克的学校的确帮助布兰特巩固了自己的双重身份。[57]得益于自己的家世和婚姻关系，布兰特在莫霍克社会和政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父母位于莫霍克河谷的农场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颇擅长与白人结交，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担任前来为莫霍克人传教的圣公会传教士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uart）的翻译。[58]
革命把布兰特的跨文化角色搬上了一个国际舞台。不久，他就成了莫霍克人的酋长，族名泰因德尼加，还担任军职，人称约瑟夫·布兰特上尉，是英军中军衔最高的印第安人。他还学会了把盎格鲁—莫霍克人的角色扮演到极致，完美得令人炫目。1775年底，他陪同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盖伊·约翰逊一起前往伦敦，希望直接向国王求助，为莫霍克人争取土地赢得支持。“他身穿普通的欧洲服装时，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出众之处”，当时的一家报纸如是说。但他知道如何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他请著名的肖像画家乔治·罗姆尼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他头戴一绺猩红色羽毛，左手上横搭着斗篷，右手握着一把印第安战斧，脖子上戴着闪闪发光的十字架和甲胄。他的魅力迷住了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被引荐到宫廷，还被请入一所著名的共济会会所。说到自己对伦敦的印象，他说那里的淑女们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还有就是那里俊美矫健的良马。[59]
莫霍克人在布兰特姐弟的带领下以约翰逊庄园为基地参与美国革命一事，是多民族利益在大英帝国旗帜下的一次真正的融合。作为效忠派，莫霍克人可以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比其他印第安部族更多的支持和施恩。英国人也依赖他们帮助守护加拿大边境，那是英美之间最长的边境线。但当战争开始将矛头指向莫霍克人时，效忠立场并没能最终保护他们免受损失。
1777年夏天对莫霍克河谷而言是一个野蛮而血腥的夏天，因为惨烈的战斗分化了易洛魁联盟。爱国者和奥奈达人军队洗劫了莫莉·布兰特的家乡卡纳约汉利村，还把她的房子抢劫一空；一位军官屡次返回，把她的丝质长袍和金银首饰装了好几大车带走了。爱国者们住进莫霍克人漂亮的房子，用他们贮存的玉米、卷心菜和土豆大摆筵席。[60]但那一年之所以载入史册，更是因为英军在纽约发起的另一次进攻。这次战役由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指挥，初衷原是分化殖民地，为英国打赢这场战争。结果却事与愿违。英军进攻过程中的一次意外成了糟糕的凶兆，一位北美少妇被杀，还被英国的印第安人同盟剥了头皮。这一事件激起了爱国者对英国人歇斯底里的仇恨，让他们前所未有地将英国人的红色军服与其所雇佣的红皮肤“野蛮人”联系起来。[61]志愿兵纷纷加入爱国者军队，而伯戈因的军队节节败退。到10月，英军的规模已经从大约8000人减少到5000人，而与他们对峙的北美军队人数则是他们的2倍。他们被北美军队不停地追赶和骚扰，最终到达纽约奥尔巴尼附近的萨拉托加村，士兵们疲惫到极点，不顾大雨滂沱就纷纷倒在湿漉漉的地上睡去了。1777年10月17日，伯戈因将军经受不住团团包围和持续火攻，带着他的军队向爱国者投降了。[62]
英军在萨拉托加投降成为美国革命的转折点。英国最高指挥官在屈辱中辞了职，远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国政府也开始不可挽回地分裂了。意义最为重大的是，萨拉托加为北美带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欧洲盟友，法国开始与美国并肩作战。一年后，西班牙也步其后尘。突然之间，英国不光是与北美的爱国者为敌，而变成了在一场全球战争中与自己最大的两个帝国对手作战。外国势力的加入对于强化爱国者与效忠派、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分裂感也发生了关键影响。对效忠派的迫害在萨拉托加之后大幅增加绝非巧合，体现在一系列反效忠派法律上。那场战斗之后仅仅六个月，就有六个州强化和扩大了各类考验法案，强迫人们进行效忠宣誓。1778年，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纽约和南卡罗来纳都通过了允许逮捕或流放效忠派的惩罚性法律。宾夕法尼亚通过了一个对“各种叛国者”没收财产、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新泽西建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特拉华禁止与敌人进行贸易。佐治亚实施了一部语词含混但目的险恶的法律，要求严防“本州境内的不忠……人士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63]当英国人在占领宾夕法尼亚仅仅九个月后，于1778年6月战略性地放弃该地时，又有数千效忠派成为难民，其中就包括约瑟夫·加洛韦和他的女儿贝琪，他们准备动身前往英国。
逃跑的不光是白人。萨拉托加几乎敲响了易洛魁人支持英国的丧钟。“伯戈因将军惨败的消息传来”，莫莉·布兰特“就发现五族变得非常动摇和不稳定了”。但她仍然把盟友集合起来，提醒一位塞内卡酋长“牢记他和已故的威廉·约翰逊爵士之间长久的伟大友谊和眷爱，只要一提起约翰逊爵士，她的双眼便噙满泪水”，并牢记他曾承诺“与英国国王及其朋友结成生死与共的友谊和同盟”。她的言辞说服了酋长“和在场的其他五族成员，他们向她作出了忠实承诺，谨守与她值得敬仰的亡友的承诺，为了他和她，坚定而持久地拥护国王，为她所受的冤屈和伤痛报仇”。[64]莫霍克人的效忠立场占了优势。但这时，莫莉·布兰特和大部分莫霍克人本身都已经变成了难民，他们向西逃往加拿大边境寻求安全，与其他效忠派的命运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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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75年以来，英国官员一直希望效忠派能够在人数上获得优势，以便战争速战速决——这是他们的期待和指望。大约19000名效忠派人士加入了各个外省军团，与大陆军25000人的鼎盛军力相比尚可匹敌，但与包括爱国民兵在内的北美联合力量相比就弱小得多了，更不要说一直缺少兵力的英军到处都缺少人手。[65]萨拉托加之后，召集效忠派人马变得尤为紧迫。约瑟夫·加洛韦和其他几位杰出的难民在英格兰说服英国大臣们，尤其是殖民大臣乔治·杰曼（George Germain）勋爵，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支持，仍将有更多的效忠派为英国而战。最大的胜算要仰仗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这两个南方的殖民地在人口组成、经济和文化上和邻近的东西佛罗里达及英属西印度（这些地方都是效忠派的领地）相近的程度，与它们和革命策源地新英格兰的相似程度差不多。在这两个地方，奴隶与白人的比率是各个殖民地中最高的（高达1∶1上下），这往往会鼓励那里害怕奴隶暴动的白人想尽办法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建立于1733年的佐治亚殖民地，白人人口只有35000人左右，许多人都与英国和英属加勒比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66]因此在萨拉托加之后，英国应该把战略重点转向南方。
约翰·利希滕斯坦（他时常把自己的姓氏英语化，自称莱顿斯通）恰是那种英国希望能够提供支持的南方效忠派。1762年，利希滕斯坦从欧洲东部边缘移民到了佐治亚：他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日耳曼新教牧师家庭。在佐治亚，他娶了凯瑟琳·德勒加尔（Catherine Delegal）为妻，岳父是该殖民地的第一批殖民者，一位胡格诺派教徒。利希滕斯坦在萨凡纳以南的斯基达韦岛上得到了一片规模适中的靛青种植园，还有十几个奴隶；他还在一条政府侦察船上担任船长，在海岸附近的水道巡逻，并因而挣得一份佣金。利希滕斯坦家唯一的孩子伊丽莎白生于1764年，她回忆说自己儿时在斯基达韦岛上的家是真正的乐园，种满了“无花果、桃子、石榴、榅桲、李子、桑葚、油桃和橘子”。但宁静的牧歌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伊丽莎白10岁时，母亲去世了；两年后，战争的爆发再次让她的世界天翻地覆。利希滕斯坦继续指挥侦察船，直到爱国者们要求他把侦察船交给他们。他拒绝了，选择效忠于为他提供生计的政府。但爱国者还是没收了船，利希滕斯坦退到了斯基达韦岛上。[67]
1776年的一天清晨，利希滕斯坦正在刮胡子，看到窗外一群武装分子正朝他家走来。他还算幸运，有个奴隶勇敢地引开了那群人，给了他时间赶紧穿好衣服，带着三个奴隶乘坐一条小船逃走了。这几位逃亡者来到停泊在萨凡纳城外的一艘英国军舰上。利希滕斯坦随这艘军舰（船上还带着如今已被免职的佐治亚殖民地总督詹姆斯·赖特爵士）来到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的避风港。他在哈利法克斯参加了1776年攻打纽约的远征军，在那里被正式任命为英军的军需官。
正因为担任这一职位，利希滕斯坦成为1778年底在萨凡纳城外沼泽地上登陆的3000名英国和效忠派士兵之一，拉开了英军向南进攻的序幕。对于他和许多在稻田中行军的人来说，这是为重返家园而战。利希滕斯坦对这片区域了如指掌，帮助来自苏格兰高地的陆军上校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选择了下船的地点。英国人迅速占领了萨凡纳，把那里作为后续军事行动的一个据点。在托马斯·布朗的突击队员和其他效忠派援军的帮助下，坎贝尔向奥古斯塔进军，以保住那些边远地区不受侵袭。詹姆斯·赖特爵士恢复了总督职位，使佐治亚成为唯一一个正式恢复国王控制的叛乱殖民地。
这段时期，伊丽莎白·利希滕斯坦一直在乡下一个姨妈的种植园中躲避战乱。利希滕斯坦如今重返萨凡纳，他立即签发了一个通行证，让他分别已久的女儿前来跟他重逢。她进城时，那里仍然处处是战斗的痕迹：街上铺满了从书籍和账本上撕下的纸张；从被褥里扯下的羽毛与尘土一起到处飞扬。她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熟悉。首先是父亲，她已经三年没有见过父亲了，对他敬畏有加，却无法亲近。城市生活也让这位“不谙世故、不了解世界及其风俗习惯的女孩儿”觉得陌生，过去几年，她一直都在避世隐居。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已经不再是个12岁的孩子了。15岁的她是个年轻姑娘，和父亲新结交的效忠派朋友们打成一片。的确如此，父亲很快便惊慌地发现，她恋爱了。[68]
伊丽莎白在萨凡纳时，住在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家里，这位苏格兰人1750年代初在圣基茨（St. Kitts）短暂停留后移民到佐治亚，在圣基茨娶了一位种植园主的侄女。约翰斯顿能者多劳，从事着多种职业，既是行医医生，也是富裕的种植园主，又是一位公务员，他是总督议会成员，还担任议会的议长。战争爆发时，医生和他的家人拒绝放弃忠诚，成为萨凡纳最著名的效忠派人士之一。约翰斯顿的一个弟弟是萨凡纳首屈一指的印刷商，拒绝在自己的报纸上印制爱国宣言。为了保护自己和他宝贵的印刷字模，他关闭了印刷厂，把设备带到安全的乡下。[69]约翰斯顿医生的几个儿子抱持着家庭的政治立场上了战场。一个儿子安德鲁加入布朗的突击队，在佛罗里达边境艰苦作战。另一个儿子威廉·马丁·约翰斯顿与约翰·利希滕斯坦乘坐同一条船逃出萨凡纳，又和他成了好友，并在纽约加入一个效忠派军团。战前，“比利”[70]是个交友广泛却不负责任的医学生（师从宾夕法尼亚德高望重的医生和爱国者本杰明·拉什），整日寻欢作乐，不务正业。在被占的纽约驻地，这位上尉很快就成了城中“时髦的花花公子”之一，是个大众情人、纨绔子弟、无赖赌徒。难怪当利希滕斯坦这位25岁的朋友开始追求比他小10岁的年轻的伊丽莎白，当伊丽莎白看似反应热烈时，护女心切的父亲立即收拾行装，把她送回姨妈与世隔绝的庄园里。威廉·约翰斯顿离开萨凡纳，加入远征南卡罗来纳的部队，伊丽莎白则无声地思念着他。[71]
然而这场致使那么多人骨肉分离的战争，却让这对年轻人再度重逢了。1779年9月初，一支法国舰队出现在萨凡纳城外，一支法美联军开始包围城市，人数是守军的五倍。威廉所在的军团赶来保卫萨凡纳。那时伊丽莎白已经回到城中，又住进了约翰斯顿医生的家里。轰炸开始时，她和约翰斯顿家里的老人们一起退到了近海的一座小岛上，与58名妇孺一起挤在一个谷仓里，那些人“每人都有至少一个亲戚在军队里作战”。围城中的平民还算幸运，炸弹掠过守军的头顶，在萨凡纳尚未铺砌的沙地街道上嘶嘶响着，熄火了。连续轰炸了六天后，法国人和美国人试图以闪电战攻占城市，但被成功击退了。效忠派市民们在战斗结束之后回到城市，看到道路“被炸弹砸出了深深的裂痕”，他们的房子也“被如雨点般落下的炮弹炸得不成样子”。但利希滕斯坦和约翰斯顿两家人全都安然无恙。此次经历围城而幸存或许让利希滕斯坦放松了对女儿未来的担忧。紧接着那个月，伊丽莎白·利希滕斯坦和威廉·约翰斯顿结婚了。[72]这次联姻使得新婚的约翰斯顿太太在社会阶层上攀升了一大步，从中等庄园主变成了佐治亚效忠派精英中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政治影响力的富裕家族的一分子。在后来的岁月中，威廉的家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对夫妇的人生走向。
南方效忠派以为收复佐治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多的胜利会接踵而来。的确，有一段时间，前几年的挫败看似已被逆转了。1780年，英军占领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把那个城市也变成了效忠派的避难所。[73]爱国者曾经剥夺了南卡罗来纳效忠派的财产，迫使他们以国家敌人的身份流亡，如今有些人回来收回了他们被没收的财产。[74]爱国者曾把宣誓效忠加入新的州立法，如今英国人让成百上千的查尔斯顿居民（包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犹太社区）在证明书上签字，承诺“忠于大不列颠国王陛下”。[75]爱国者曾没收了效忠派的财产，如今他们自己的种植园和奴隶被英国人“扣押”或征用了。一位名叫约翰·克鲁登的北卡罗来纳商人被任命为管理这些被扣押财产的专员，他积极着手经营，力求为英国人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76]
新婚的约翰斯顿夫妇尤其享受这段时局好转的日子。因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奥古斯塔送军事情报，威廉一直“主诉神经紧张”。他去了纽约，希望那里更温和的气候能有助于康复，因为“浪漫愚蠢”的一时冲动，他坚持要带自己的新娘一起穿越这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土。1780年，这对夫妇就在英军占领的长岛乡下度过了一个宁静放松的夏天。[77]
但随着约翰斯顿夫妇迟来的蜜月渐入尾声，英国人在南方相对的好运也要结束了。在战略上，占领查尔斯顿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萨凡纳的安全。如今为了控制整个南卡罗来纳，指挥南方军队的将军查尔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勋爵觉得必须占领北卡罗来纳，为此，康沃利斯认为他有必要再次北上入侵弗吉尼亚。他走后，佐治亚和卡罗来纳乡下的爱国者和效忠派民兵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托马斯·布朗受到了直接的冲击。他曾把奥古斯塔变成效忠派的一个基地，还设立了一个南方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的新职位，寻求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的支持。1780年秋，爱国者袭击了奥古斯塔，布朗的军队被团团围住，无力反抗。待援军终于到达时，布朗因为被子弹打穿了两条大腿，又一次变成了跛子，他最信任的中尉之一安德鲁·约翰斯顿也牺牲了。效忠派为这次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此，爱国者的反应是指控布朗和他的手下剥下了伤病员的头皮，对战俘就地正法施以绞刑，还任由被斩首的爱国者暴尸街头，不得安葬。[78]
这类骇人听闻的报道导致整个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腹地爱国者的起义暴动激增，升级为一场游击战争，让英国人应接不暇。奥古斯塔战役几周后，发生在北卡罗来纳的国王山（King’s Mountain）的一场游击战（系美国革命时期南方战场的一场重要战役）大大削弱了英军后方的力量。与此同时，康沃利斯的军队只能龟速前行，补给严重不足，人员不断缩减，还三天两头受到爱国者的袭击。[79]弗吉尼亚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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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是北美最早的殖民地，当时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是十三殖民地中最大的，位于革命中的北美的地理中心。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一起构成了革命的两个意识形态标杆。它是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等开国元勋的故乡，也是北美奴隶种植园业的腹地。战争的第一枪在马萨诸塞打响仅仅一天后，就有冲突在弗吉尼亚的首府威廉斯堡（Williamsburg）自行爆发了。然而尽管弗吉尼亚的地位如此重要，直到康沃利斯1781年入侵之前，这里却很少发生军事冲突。相反，这片殖民地的突出地位是作为另一场革命的震中，其冲击波也影响到了数千英里之外。戴维·乔治就是那场革命的20000名黑人参与者之一。[80]
戴维1740年前后出生于弗吉尼亚东部泰德沃特地区一个种植园的奴隶家庭，从记事起，他就在田地里劳动了，担水、梳理棉花、用长满茧的手指摘烟叶。他度过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少年时代：亲眼看到自己的姐姐被鞭打，直到她裸露的后背看上去“像是腐烂了”。他逃跑的哥哥被人们用猎犬追了回来，被双手吊在一棵樱桃树上狠命抽打，以至于当人们用盐水泼向他开裂的伤口时，他大概都没有感觉了。他听到自己的母亲被人鞭打，还低声“祈求慈悲”。20岁那年，戴维决定逃离这地狱般的生活。他走了一夜，第二天又走了一整天，出了埃塞克斯县（Essex County），又出了弗吉尼亚，过了罗阿诺克河（Roanoke River），又过了皮迪河（Pee Dee），一直走到了佐治亚边境。他在那里安然地劳动了两年，直到他的主人再次找到他，戴维又一次逃跑了，一直逃到了奥古斯塔。即便在那里，距离他弗吉尼亚的主人500英里的地方，戴维的处境仍不安全。六个月后，主人的儿子出现在附近抓他，戴维再次逃跑了。这一次他在希尔弗布拉夫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印第安人贸易商乔治·加尔芬收养了，希尔弗布拉夫坐落在萨凡纳河岸，与奥古斯塔隔河相望。
出生于爱尔兰的加尔芬娶了一位克里克印第安人妻子，育有混血子女，可看作是与威廉·约翰逊爵士大致对等的南方人。在南方的偏僻乡间，希尔弗布拉夫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多种族王国，在那里，逃跑的戴维融入了一个多元化的社区，总共有100多个奴隶，与白人和印第安人相对自由地混居在一起。他说主人“对我很好”，劳动条件舒适宽松，后来他还遇到了一个黑人和克里克人混血的女人菲莉丝，娶她为妻。但在希尔弗布拉夫的那些年，对戴维影响最为持久和深远的，却是另一件事。1770年代初，一位黑人牧师来到树林里向奴隶们宣讲浸礼会教义。戴维觉得牧师的讲道让他时而着迷、时而不安。“我发现自己充满罪恶”，他忏悔道，意识到他“必须祈祷，才能获救”。一次，在加尔芬种植园的一个磨坊里兴高采烈地聚会之后，戴维和菲莉丝一起在磨坊的水沟里接受了洗礼。戴维难以抑制信仰带给他的狂喜。倾听着另一位充满神性的黑人浸礼会教徒乔治·利勒在一片玉米田里讲道，戴维有种难以抗拒的渴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带领教众祈祷。利勒鼓励这位刚刚皈依的教徒得偿所愿。得到加尔芬的允许后（那个时代，许多种植园主都害怕自己的奴隶接受基督教教义，加尔芬很了不起），戴维开始在希尔弗布拉夫向奴隶们布道，还把导师利勒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不久，他在那里主持了北美第一个黑人浸礼会教众集会。[81]
到1775年战争爆发时，弗吉尼亚似乎已经远在戴维·乔治的生活之外了。然而冲突的影响很快就侵入了他的飞地，原因就肇始于他所逃离的那个地方。英军在弗吉尼亚的运气从一开始就不好，为此，殖民地总督第四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邓莫尔勋爵虽然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但他成长期间却敏锐地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可捉摸。1745年，他的父亲支持查尔斯·爱德华·斯图尔特（“英俊王子查理”，也就是詹姆斯党僭王）夺权，试图从汉诺威国王乔治二世手中夺回英国王位。选择效忠斯图尔特王朝让许多著名的詹姆斯党人都丢掉了爵位，有些人还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邓莫尔的家族虽然躲过了严厉的惩罚，但这次侥幸脱险一定影响了他后来不屈不挠地追求权力和个人利益。1770年，他被任命为纽约总督，一年后又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总督，他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就是通过与印第安人作战的方式强势占有土地，他专制、傲慢和自私的臭名很快便远播四方了。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结束那天，邓莫尔就表现出了这些特质，他命令手下把威廉斯堡弹药库中的火药取出，以防它们落入可能的叛军手中。他的这一单方面行动对中间派和爱国者一样不友好。[82]听到武装志愿兵要求归还火药，邓莫尔居然用一支上膛的枪在军火库设下陷阱，导致三个试图闯入的志愿兵受伤。弗吉尼亚首府的人发誓要总督以血还血。一天夜里，邓莫尔和家人趁天黑逃到英军位于詹姆斯河的一艘护卫舰上寻求保护。
邓莫尔这么做倒不是认输。他旋即把王家海军的福伊号（Fowey）军舰变成了一个非常时期流亡政府的总部，利用舰队发起军事行动，攻击汉普顿、诺福克和其他临海城镇的爱国者。成百上千的效忠派出海加入了这个英属弗吉尼亚的水上前哨，逃跑的奴隶们也获准上船避难。不久，邓莫尔便管辖起一个“水上城镇”，共有3000人居住在近200艘军舰上。[83]爱国者们谴责邓莫尔“毫无必要地放弃了政府的行政职能，把本殖民地的事务置于极端混乱之中”。但那还不是最糟的，因为邓莫尔似乎还把枪支塞到了逃亡奴隶的手中，“挑动我们的奴隶起来暴动”。[84]
如果说担心印第安人的袭击在让边境殖民者们人心惶惶，那么奴隶叛乱就在每一个英属殖民地奴隶社会种下了噩梦的种子。自1774年起，焦虑的爱国者们就传言英军可能会将奴隶武装起来，在北美社会底层内部激起暴动。[85]如今邓莫尔就是这么做的。1775年11月7日，他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凡（叛乱者名下的）契约佣仆、黑奴和其他人等，只要能够和愿意拿起武器加入国王陛下的部队，将立即获得自由。”[86]公告发布后两周之内，邓莫尔报告说有200～300名奴隶来到他的军舰上，加入了战斗队伍。逃跑者“一来就被组织成了一个兵团”，名为“埃塞俄比亚军团”，这些黑人士兵参战时戴着统一的胸章，上面铭刻着“给奴隶以自由”，这是让鼓吹自由的白人爱国者们毛骨悚然的口号。
邓莫尔的公告或许并非源于道德准则，不过是权宜之计。赋予自由身的承诺即便仅限于爱国者们名下的奴隶，也为英军带来了宝贵的新兵，在没有明显削弱效忠派奴隶主的支持的前提下，大大挫伤了叛军的士气。然而撇开动机不提，我们很难低估这份公告的社会效应：口口相传，自由的话题很快就传遍了南方的大小种植园，奴隶们开始逃跑了。单身母亲领着孩子们投奔英国人；老人和年轻人并肩前行，有时整个社区一起出逃，每个种植园都有几十个奴隶逃走。邓莫尔的埃塞俄比亚军团很快就扩充到800多人，如果不是一场天花瘟疫导致邓莫尔军舰上的数百人丧生，该军团的兵力很可能会翻倍。具有尖刻讽刺意味的是，有些最德高望重的爱国者的奴隶却跑到了英国人的麾下。乔治·华盛顿有好几个奴隶都从弗农山庄（Mount Vernon）逃到水上城镇。弗吉尼亚议员帕特里克·亨利的几个奴隶也跑了，这位因著名的战斗口号“不自由，毋宁死”而名垂千古的爱国者宣称，邓莫尔的公告是北美人应当宣布独立的原因之一。[87]
然而，到1776年7月4日，邓莫尔的水上城镇因为疾病而大量减员，也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邓莫尔被迫和他的埃塞俄比亚军团一起撤退到纽约。虽说这位总督天性百折不挠，但他在弗吉尼亚维护王室权威的努力却变成了一场闹剧，成为曾经的詹姆斯党人一生中的又一场败局。但邓莫尔的公告本身却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它邀请非裔北美人加入战斗，大大改变了支持英国的效忠派的性质乃至实际兵力。英国军事指挥官们立即如法炮制，对愿意参战的奴隶作出自由的承诺。英军在1776年春轰炸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时，很多奴隶逃跑并加入他们，以至于将军亨利·克林顿爵士把他们组成了另一个黑人军团，名为“黑人拓荒者（Black Pioneers）”。（从威尔明顿逃跑出来的奴隶中，有一个名叫托马斯·彼得斯的人后来成为流亡黑人效忠派的一位重要领袖。）总共有大约20000个黑人奴隶在革命期间加入了英军，与加入效忠派军团的白人数大致相当。英国指挥官们想要白人效忠派人数激增的希望眼看就要破灭了，但邓莫尔等人始终心存幻想，希望黑人能帮助英国保住这些殖民地。
关于黑人解放的消息传遍了南方的各个角落，也传到了远在希尔弗布拉夫的戴维·乔治和他朋友们的耳朵里。乔治的主人加尔芬本人是一个爱国者，或者用乔治更为含混的说法，是一个“反效忠派”。加尔芬被爱国者们任命为印第安人督察专员，他在这一职位上与效忠派对手托马斯·布朗争夺克里克人的支持。由于加尔芬的努力，当英军进入乡间时，克里克人对是否支持英军仍摇摆不定。但当英军在对岸的希尔弗布拉夫安营扎寨时，加尔芬名下的黑奴们的选择却十分明朗。1779年1月30日，戴维·乔治和家人与加尔芬的其他奴隶总共90人横渡萨凡纳河来到英军的营地，作为黑人效忠派而赢得了自由身。[88]乔治一家来到了英军占领的萨凡纳，戴维在那里找到了杂货商和屠夫的工作，菲莉丝为英国士兵洗衣服。在乔治看来更棒的是，他在萨凡纳和他的精神导师乔治·利勒团聚了。他们一起继续布道，把其他逃跑的黑奴团结成为一个有信仰的群体。黑人之间这样的信仰纽带与白人之间的纽带一样，在其后的岁月里，在奔赴未知世界的旅途上，让他们拥有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归属感。[89]
到1781年，随着北方的军事行动停止，康沃利斯将军指挥的南方军队陷入麻烦，某些人认为，英军大批解放奴隶的行为看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符合战略需要。1781年8月，黑人拓荒者军团中的一位名叫墨菲·施蒂勒（Murphy Stiele）的中士遭遇了一起超自然的怪异之事。他坐在位于纽约城中华尔特街（Water Street）的军团兵营中，听到了一个刺耳的人的叫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人。它指示施蒂勒（此时的总指挥）让克林顿将军“带话给华盛顿将军，说他必须带兵向国王的军队投降，否则上帝的愤怒将会落在他们身上”。如果华盛顿拒绝，克林顿“就告诉他，他会发动全北美的黑人起来跟他作战”。[90]那个声音足足纠缠了施蒂勒两周时间，最后他把话传给了总指挥。施蒂勒关于黑人踊跃加入英军的愿景（那是增加效忠派支持这一不断复燃的希望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版本）一定让克林顿认真思索了一番，因为他一直倡导英军招募奴隶。如此众多的奴隶大概也正是康沃利斯此时急需的增援。
康沃利斯行军期间，黑奴继续加入英军，其中包括《独立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名下的二十几个奴隶。然而尽管有这些援兵到来，康沃利斯仍然没有足够的人力把“上帝的愤怒”降于任何人。他指挥着大概6000名士兵，物资极速耗尽。康沃利斯决定在威廉斯堡附近的一个危险的半岛上扎营，等待增援。[91]炎炎烈日下，士兵们在这个名为约克敦（Yorktown）的新前哨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天花和斑疹伤寒在营地肆虐，由于大多数黑人没有注射过天花疫苗，所以瘟疫致使他们大批倒下。由于供给短缺，几乎每个人，包括英军地盘上的数百个效忠派平民，都患上了贫血。[92]到了夏末，康沃利斯的部队只剩下将将一半人还能打仗。随后，在1781年8月的最后一天，侦察兵看到一支舰队朝他们开来，却发现那不是他们期盼已久的英军增援部队，而是法国人。敌人的海军从海上逼近英国人。与此同时，华盛顿从宾夕法尼亚赶来，从陆路包抄英国人。两周后，16000人组成的法美联军在约克敦城外驻扎下来。寡不敌众，还要照顾效忠派平民的英国军队被包围了。“此地已无法守卫，”绝望的康沃利斯向克林顿将军报告说，“如果您无法立即救我于水火，大概就要为最坏的消息作打算了。”[93]
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平面图（1781），展示了在法国人和叛军联军的进攻下，尊敬的康沃利斯伯爵中将阁下修筑的防御工事。
轰炸始于10月9日夜间，法国和北美联军有条不紊地朝英军阵地进发，把小心建起的土垒炸成了流沙。阵地之内，约克敦变成了一片火与血的地狱。逃兵们纷纷逃出被围的军营，报告说里面的士兵“因为过度劳累和疾病”早已精疲力竭了。看着身边的伤亡人数激增，黑人和白人效忠派每天都经历着饥饿和疾病的严酷考验。为节省物资，康沃利斯命令人们把马杀死，把天花病人从医院赶出去，还驱逐了很多跑来加入英军的黑人。[94]但他们还是弹尽粮绝，援兵迟迟不到。是时候谈判了。就在萨拉托加战役的周年纪念日——这是大陆军不会错失的巧合——康沃利斯派一名信使带着一面休战旗，前往敌营谈判投降事宜。[95]
1781年10月19日下午2时，康沃利斯和他的军队走出约克敦，向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法国盟军投降了。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走出那可怕的地狱，“武器扛在肩上，旗帜装入箱内，鼓乐队奏着不列颠或日耳曼的一首进行曲”。[96]传说那天，乐队演奏的曲调名为《世界颠倒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如今回想起来，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因为从某些角度看来，旧的世界秩序的确被颠倒了。不被看好的弱势一方凯旋，不可一世的帝国却摇摇欲坠。此曲大概会在时人心中引起特别的共鸣。这首歌谣最初出现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英国内战，围绕着王权和议会权力等问题，冲突把英国人分裂成了不同的阵营。[97]它大概会让听者想起这么多经历了美国革命的人这些年来的遭遇。内战往往会彻底颠覆参与者的世界，有时那些被颠倒的世界再也不会重整河山了。
虽然约克敦战事残酷血腥，康沃利斯和华盛顿很快就商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投降条件和英军战俘的命运——这往往是此类谈判的关键要点。但在约克敦的幸存者中，有一群人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保护。在他发给华盛顿的投降协议草案中，康沃利斯写道：“如今在约克［敦］和格洛斯特的来自这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原住民人或居民，不应由于参加英军而受到惩罚。”在他看来，幸存的效忠派蹒跚地走出被蹂躏的军营，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但华盛顿直言：“本条款不予同意。”[98]在康沃利斯提出的很多要求中，遭到彻底拒绝的只有这一条。效忠派选择了英国人，此时他们将不得不直面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
[1] 著名博物学家William Bartram将之称为“我此生见到过的最壮观的森林”。William Batram，Travels through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Georgia，East and West Florida（Philadelphia：James and Johnson，1791），pp.53-56，259-62。
[2] 《托马斯·布朗陆军中校的补充回忆录》，拿骚，1788年4月21日，NA：AO 13/34（Part 1），f.100。
[3] 《托马斯·布朗陆军中校的补充回忆录》，拿骚，1788年4月21日，NA：AO 13/34（Part 1），f.100。
[4] 托马斯·布朗致康沃利斯勋爵，1780年7月16日，NA：PRO 30/11/2，f.308。
[5] Edward J. Cashin，The King’s Ranger：Thomas Brow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pp.28-29.
[6] 早在1784年，关于布朗的黑传奇就被写入了历史书，即Hugh McCall’s The History of Georgia（Atlanta：A. B. Caldwell，1909［1784］），19世纪的知名历史学家Charles Colcock Jones也支持这个故事。Jones曾说“在这段谋杀、纵火、偷盗、残忍和犯罪横行的非常时期有过那么多残暴之人，罄竹难书，但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托马斯·布朗”。Charles Colcock Jones Jr.，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475. 重新评价见Cashin，passim；Bernard Bailyn，Voyagers to the West：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1988），pp.555-58；Jim Piecuch，Three Peoples，One King：Loyalists，Indians，and Slaves in the Revolutionary South，1775-1782（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8），pp.4-5。
[7] 这些包括Bernard Bailyn’s classic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and Gordon S.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Knopf，1991）。更粗暴的颠覆视角见，例如Ray Raphael，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How Common People Shaped the Fight for Independence（New York：New Press，2001）；Gary B. Nash，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New York：Viking，2005）；T. H. Breen，American Insurgents，American Patriots：The Revolution of the People（New York：Hill and Wang，2010）。
[8] 关于在这一时期效忠派的意义，一个很好的综述见Jerry Bannister and Liam Riordan，“Loyalism and the British Atlantic，1660-1840，” in Jerry Bannister and Liam Riordan，eds.，The Loyal Atlantic：Remaking the British Atlantic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forthcoming 2011）。感谢Jerry Bannister赠送这篇论文的预备稿给我阅读。关于效忠派的意识形态，除其他外，见Robert M. Calhoon et al.，The Loyalist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Part I；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Carol Berkin，Jonathan Sewall：Odyssey of an American Loyali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John E. Ferling，The Loyalist Mind：Joseph Gallowa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Janice Potter-MacKinnon，The Liberty We Seek：Loyalist Ideology in Colonial New York and Massachuset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9] Bailyn，Voyagers，pp.26，552-553.
[10] Benjamin H. Irvin，“Tar，Feathers，and the Enemies of American Liberties，1768-1776，” New England Quarterly 76，no.2（June 2003）：197-238. “自由之子”最初被出生于爱尔兰的议员和“美国的朋友” Isaac Barré用在一次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议会演讲中。“Isaac Barré，” q. v.，DNB。
[11] 约翰·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全集》，ed. Charles Francis Adams，10 vols. （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865），II，pp.363-364。
[12] 对加洛韦其人最好的论述见Ferling，The Loyalist Mind。
[13] 加洛韦的演讲全文见约瑟夫·加洛韦，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merican Rebellion（London，1780），pp.70-81。关于加洛韦联盟计划的全文，见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ed.，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774-1789，4 vols.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4），pp.49-51。
[14] 本杰明·富兰克林致约瑟夫·加洛韦，1775年2月25日，见Jared Sparks，ed.，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Chicago：Townsend McCoun，1882），VIII，pp.144-48。
[15] 富兰克林在他继《印花税法案》争议之后发表的一幅漫画中传达了类似的情绪，那幅漫画把大英帝国画成一个被肢解的女体，其被割下的四肢代表着殖民地。
[16] Galloway，p.81. 关于这场辩论，见约翰·亚当斯的记录：Adams，II，pp.387-391。
[17] Adams，II，p.390.
[18] John E. Ferling，The Loyalist Mind：Joseph Gallowa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p.26. 似乎没有现存资料显示哪些殖民地投了赞成票和反对票。加洛韦声称关于他的计划的辩论被从国会记录中有意“删去”了，使得后代对它一无所知。不过这一疏忽有可能是程序原因，见Robert M. Calhoon，“‘I Have Deduced Your Rights’：Joseph Galloway’s Concept of His Role，1774-1775，” in Calhoon et al.，p.89。
[19] “Declaration and Resolves of 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耶鲁大学法学院阿瓦隆计划，http：//avalon. law. yale. edu/18th_century/resolves. asp，2009年10月7日访问。
[20] 这个短语出自爱默生1837年的诗作《康科德颂》（Concord Hymn），但第一枪是在列克星敦打响的。
[21] 关于这场战争对英国人身份的后果，尤见Dror Wahrman，“The English Problem of Ident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no.4（October 2001）：1236-1262；Stephen Conway，“From Fellow Nationals to Foreigners：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Americans，circa 1739-1783，”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59，no.1（January 2002）：65-100；Linda Colley，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7-145。
[22] Rick J. Ashton，“The Loyalist Congressmen of New York，”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60，no.1（January-April 1976）：95-106. 又见Joseph S. Tiedemann，Reluctant Revolutionaries：New York City and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1763-1776（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23] 有记录的案件清单，见Irvin，pp.233-237。
[24] 凯瑟琳·斯金纳·鲁宾逊：《鲁宾逊夫人回忆录》（London：Barrett，Sons and Co.，Printers，1842），pp.19-20。（我在LAC找到了这本私人印制的书：凯瑟琳·鲁宾逊女士全宗，缩微胶卷A-1985）“Cortlandt Skinner，” q. v.，DNB.
[25] 关于撤离波士顿，见David McCullough，1776（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5），pp.97-105；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80。一份包括926人的波士顿撤离者名单见Samuel Curwen，The Journal and Letters of Samuel Curwen，1775-1783，ed.，George Atkinson Ward（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64），pp.485-488。
[26] 引自Lorenzo Sabine，The American Loyalists：Or，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Adherents to the British Crown in the War of the Revolution（Boston：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1847），p.14。
[27] 查尔斯·英格利斯：《公正地说，北美的真正利益所在，对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的某些批驳》（Philadelphia：James Humphreys，1776），pp.vi，34，51。
[28] ［Inglis］，p.vi.
[29] Isaac Kramnick，“Editor’s Introduction，”见Thomas Paine，Common Sense，ed. Isaac Kramnick（New York：Penguin，1986），pp.8-9。但更保守的出版估计，见Trish Loughran，The Republic in Print：Print Culture in the Age of U. S. Nation-Build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p.33-58。
[30] 查尔斯·英格利斯，“Breif［sic］Notes or Memoirs of Public & Various Other Transactions：Taken to assist my Memory，& begun Jan.1775，” February 20，April 4，May 8，June 14，June 22，1776，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10。在纽约焚烧的英格利斯的小册子是《公正地说，北美的真正利益所在，对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的某些批驳》的早期版本（New York：Samuel Loudon，1776）。
[31] Brendan McConville，The King’s Three Faces：The Rise and Fall of Royal America，1688-1776（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6），pp.306-11. 关于鲍灵格林，见Inglis，“Breif Notes，” July 9，1776，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10；and Holger Hoock，Empires of the Imagination：Politics，War，and the Arts in the British World，1750-1850（London：Profile Books，2010），pp.49-54。
[32] 引自Judith L. Van Buskirk，Generous Enemies：Patriots and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New York（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2），p.18。
[33] 早在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划船驶向舰队去寻求保护了：Thomas Moffat Diary，July 3，July 8，August 6，November 23-24，December 1，1776，LOC。
[34] Mary Beth Norton，The British-Americans：The Loyalist Exiles in England，1774-1789（London：Constable，1974），p.32. 关于效忠派在纽约的更宏观背景，以及对该殖民地效忠派实力的评估，见Philip Ranlet，The New York Loyalists（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6）。
[35] Benjamin L. Carp，“The Night the Yankees Burned Broadway：The New York City Fire of 1776，” Early American Studies 4，no.2（Fall 2006）：471-511.
[36] 关于效忠派与英国的关系，见Van Buskirk，特别是第一章，以及Ruma Chopra，“New Yorkers’Vision of Reunion with the British Empire：‘Quicken Others by our Example，’” Working Paper 08-02，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Harvard University，2008。
[37] 《效忠派依附宣言》，1776年11月25日，NYHS。
[38] R. W. G. Vail，“The Loyalist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of November 28，1776，”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31，no.2（April 1947）：68-71. 我还参考了由纽约历史学会编纂的加注版《1776年11月28日纽约〈效忠派依附宣言〉签名者转录抄本和部分名单》（“Transcription and Partial List of the Signatories of the New York Loyalist 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 of November 28，1776”）。
[39] 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斯·鲁宾逊爵士的日记，RMC，p.5。
[40] 卢比孔河（Rubicone）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在西方，“渡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是一句成语，意为“破釜沉舟”，它源于公元前49年，恺撒破除了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格奈乌斯·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的典故。
[41] “Minutes of the Committee for Detecting Conspiracies，” February 22，1777，Richard B. Morris，ed.，John Jay：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Unpublished Papers，1745-178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p.348.
[42] 贝弗利·鲁宾逊致约翰·杰伊，1777年3月4日，见Richard B. Morris，ed.，John Jay：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Unpublished Papers，1745-178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pp.349-50。
[43] Aaron Nathan Coleman，“Loyalists in War，Americans in Peace：The Reintegration of the Loyalists，1775-1800”（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Kentucky，2008），pp.41-52，246-48.
[44] 杰伊致苏珊娜·菲利普斯·鲁宾逊，1777年3月21日，见Richard B. Morris，ed.，John Jay：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Unpublished Papers，1745-178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pp.352-354。
[45]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鲁宾逊爵士的日记，RMC，p.6。
[46] Charles A. Campbell，“Robinson’s House in the Hudson Highlands：The Headquarters of Washington，” Magazine of American History 4（February 1880）：109-117.
[47] Colin G. Calloway，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ndian Country：Crisis and Diversity in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ies（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关于印第安人参与革命的更长期的背景，见Richard White，The Middle Ground：Indians，Empires，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1650-1815（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48] 关于将美国革命看作边境战争，见Patrick Griffin，American Leviathan：Empire，Nation，and Revolutionary Frontier（New York：Hill and Wang，2007）。
[49] 关于印第安战争对塑造早期美国身份的决定性影响，见Peter Silver，Our Savage Neighbors：How Indian War Transformed Early America（New York：Norton，2008）；Jill Lepore，The Name of War：King Philip’s War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dentity（New York：Knopf，1998）。
[50] 布朗致康沃利斯，1780年7月16日，NA：PRO 30/11/2，f.308。
[51] 1768年的《斯坦威克斯堡条约》（Treaty of Fort Stanwix）是六族联盟（或易洛魁联盟）与英国北部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威廉·约翰逊爵士签署的，是根据《1763年王家公告》谈判的第一个主要条约。在该公告将殖民地的边界确定为阿巴拉契亚山脉、把大部分北美腹地仍保留为原住民领土之后五年，《斯坦威克斯堡条约》又把该边界向西推到了俄亥俄河。
[52] Karim M. Tiro，“The Dilemmas of Alliance：The Oneida Indian Na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John Resch and Walter Sargent，eds.，War and Socie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Mobilization and Home Fronts（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7），pp.215-234.
[53] 丹尼尔·克劳斯致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1779年8月30日，BL：Add. Mss.21774，f.58。
[54] “Hannah Lawrence Schieffelin婚后致父母的第一封信。1780年12月4日从尼亚加拉大瀑布对面的海军大厅写给她人在纽约的父亲约翰·劳伦斯” NYPL：Schieffelin Family Papers，Box 1。
[55] 《根据没收法作出判决的效忠派名单》，NYPL。
[56] “Sir William Johnson，” q. v.，DNB；Alan Taylor，The Divided Ground，pp.3-45. 我对约翰逊家族和布兰特家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Kirk Davis Swinehart的研究：见“This Wild Place：Sir William Johnson Among the Mohawks，1715-1783”（Ph. 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2002）and Kirk Davis Swinehart，“Object Lessons：Indians，Objects，and Revolution，” Common-Place 2，no.3（April 2002），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cp/vol-02/no-03/lessons/，2009年12月30日访问。
[57] William Leete Stone，Life of Joseph Brant（Thayendanegea），2 vols. （Albany，N. Y.：J. Munsell，1865），II，p.247.
[58] Alan Taylor，The Divided Ground，p.75；Charles Inglis，“Journal of Occurrences，beginning，Wednesday，October 13，1785，” October 13，1785，LAC：查尔斯·英格利斯及其家族全宗，Microfilm A-709。
[59] The London Magazine 46（July 1776）.
[60] Barbara Graymont，The Iroquoi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2），pp.146-149.
[61] Linda Colley，Captives：Britain，Empire and the World，1600-1850（London：Jonathan Cape，2002），pp.228-31.
[62] 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30-41.
[63] 这些立法措施的总结，见Claude Halstead Van Tyne，The Loyalist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Macmillan，1902），appendices B and C，pp.318-341。
[64] 克劳斯致哈尔迪曼德，1779年8月30日，BL：Add. Mss.21774，ff.57-58。
[65] Charles H. Lesser，ed.，The Sinews of Independence：Monthly Strength Reports of the Continental Arm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66] 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An Empire Divided：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Caribbea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0）；Jack P.Greene，Pursuits of Happiness：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Modern British Colon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67] 伊丽莎白·利希滕斯坦·约翰斯顿：《一个佐治亚效忠派的回忆录》（New York：M. F.Mansfield and Company，1901），pp.41，45-46. Memorial of John Lightenstone，NA：AO 13/36B，Georgia H-M，f.441。
[68] 伊丽莎白·利希滕斯坦·约翰斯顿：《一个佐治亚效忠派的回忆录》（New York：M. F.Mansfield and Company，1901），pp.48-49，52。
[69] 约翰·格雷厄姆致威廉·诺克斯，1779年3月8日，NA：AO 13/36A，Georgia H-M，ff.69-70。
[70] 比利是威廉的昵称。
[71] Johnston，pp.52-57. 威廉学生时代的古怪行为让他收到了父亲很多责备的来信：见刘易斯·约翰斯顿致威廉·马丁·约翰斯顿，1773年7月17日，1773年9月6日，1773年11月17日，1774年2月5日，1774年7月15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72] 约翰斯顿对围城的记录相当凌乱：约翰斯顿，pp.57-63. 又见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277-78。
[73] Alexander Chesney，The Journal of Alexander Chesney，a South Carolina Loyalist in the Revolution and After，ed.，E. Alfred Jones（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21），p.10；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340-43.
[74] 《威廉·查尔斯·韦尔斯医学博士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见威廉·查尔斯·韦尔斯，Two Essays：One upon Single Vision with Two Eyes；the Other on Dew（London：Printed for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1818），p.xviii。有一位约翰·韦尔斯于1780年6月24日签署了一份效忠证书，还有一位小约翰·韦尔斯于1780年6月23日签署。NA：CO 5/527.
[75] NA：CO 5/527. 这是查尔斯顿的好几卷效忠宣誓书中的一卷。
[76] 例如，见克鲁登关于被扣押的爱国者地产的声明，见Pennsylvania Packet，January 20，1781，p.3。
[77] Johnston，pp.64-66.
[78] Edward J. Cashin，The King’s Ranger：Thomas Brow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pp.114-119；Jones，II，pp.455-459；McCall，pp.483-487. 安德鲁·约翰斯顿的讣告可在线查阅：http：//www.royalprovincial.com/military/rhist/kcarrng/kcrngobit.htm，2009年10月7日访问。
[79] Cashin认为国王山战役作为南方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源于奥古斯塔围城。Edward J. Cashin，The King’s Ranger：Thomas Brow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pp.120-121.
[80] 将美国革命诠释为一场关于奴隶制和黑人解放的战争的里程碑式解读，见Sylvia R. Frey，Water from the Rock：Black Re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Age（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81] 《戴维·布朗先生生平记录……》重印于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33-334。
[82] 威廉斯堡的市政官员立即向邓莫尔提出了书面抗议，重印于各个殖民地报纸上，例如Newport Mercury，May 15，1775，p.2。
[83] James Corbett David，“A Refugee’s Revolution：Lord Dunmore and the Floating Town，1775-1776，” Working Paper 08-04，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Harvard University，2008.
[84]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November 4，1775，Supplement，p.507. 同一份报纸早先还嘲笑了邓莫尔的海上行动：“我们听说邓莫尔勋爵一直（像该隐一样）在海上漂流，上一次风暴发生之时，他漂流到了詹姆斯河。”（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September 19，1775，p.426.）
[85] Philip Morgan and 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Arming Slav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and Philip Morgan，eds.，Arming Slaves：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Modern Ag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88-189；Frey，pp.49-80. 奴隶们本人也曾好几次引述国王打算解放他们的谣言，为自己的叛逃行为辩护：McConville，pp.175-182。
[86] 1775年11月7日《公告》，Early American Imprints，Series 1，no.14592。
[87] 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p.13-20；Cassandra Pybus，“Jefferson’s Faulty Math：The Question of Slave Defection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2，no.2（April 2005）：paras.11-15.
[88] 阿奇博尔德·坎贝尔：《远征讨伐佐治亚叛军日志》，ed. and intr. Colin Campbell（Darien，Ga.：Ashantilly Press，1981），pp.52-53。收到加尔芬的善意提议之后，坎贝尔把奴隶们送到萨凡纳“由加尔芬先生看管，以便他继续对我们保持友好”。加尔芬于次年去世。
[89] 《戴维·乔治先生生平记录》，见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34-36；Pybus，Epic Journeys，pp.38-40；Walter H. Brooks，The Silver Bluff Church：A History of Negro Baptist Churches in America（Washington，D. C.：R. L. Pendleton，1910）。
[90] Morgan and O’Shaughnessy，p.191. 施蒂勒的书面证词转载于如下网址：http：//www.royalprovincial.com/Military/rhist/blkpion/blklet4.htm，2010年9月11日访问。
[91] Piers Mackesy，The War for America，1775-178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409-412.
[92] Elizabeth A. Fenn，Pox Americana：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1782（New York：Hill and Wang，2001），pp.126-33；Pybus，Epic Journeys，pp.49-51.
[93] 康沃利斯致亨利·克林顿爵士，1781年9月16日，NA：PRO 30/11/74，f.91。
[94] 爱国者们把康沃利斯驱逐伤病员解读为生物战行为：Fenn，pp.131-132。
[95] 康沃利斯致克林顿，1781年10月20日，NA：PRO 30/11/74，ff.106-10；Henry Dearborn Diary，October 16 and 17，1781，NYPL；Pybus，Epic Journeys，pp.51-53；Johann Ewald，Diary of the American War：A Hessian Journal，trans. and ed. Joseph P.Tustin（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334-337。
[96] 投降条款出版于Pennsylvania Packet，October 25，1781，p.3。
[97] 关于这首民谣及其后世改编，见Christopher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Penguin，1991），pp.379-381。
[98] Articles of Capitulation “Done in the Trenches before York，” October 19，1781，NA：PRO 30/11/74，ff.1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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