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战争爆发，效忠派就发现，他们对英国的期望并非总能成为现实，新斯科舍的难民们住在帐篷里、靠政府配给的粮食维生，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土地，对这一点的体会尤为直接深刻。谢尔本发生的骚乱后来又以各种形式在效忠派大出走的各地重演。政府分地是谢尔本诸多麻烦的核心，也将成为已经饱受物资匮乏的严峻考验的效忠派难民不满情绪的最主要原因。种族紧张成为另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后来一有机会移民塞拉利昂，伯奇敦的黑人效忠派便纷纷响应，就是这一主题引发的戏剧性后果。最重要的是，谢尔本的问题表明，建立新殖民地不仅是对体能的挑战，也是一个政治难题。难民们之所以逃往北方，缘于他们共有的对国王的忠诚，希望继续在英国统治下安定地生活。然而谢尔本的例子说明，效忠派内部也有尖锐的分歧，有些赞同中央集权（像本杰明·马斯顿），有些反对（像那些把他赶出去的暴动者）；北美效忠派也很容易与帝国的代理人（马斯顿就是其一）发生冲突。当效忠派内部的意见如此千差万别——正如马斯顿看到的那样，就连效忠派也可能成为叛乱者——大英帝国又当如何励精图治？若论这个问题之迫切、应对之全面，没有哪个地方可与芬迪湾以西的英属北美相提并论。
远在白厅隔岸观火的英国大臣们得意地关注着英属北美的事态发展。“看到新殖民者之间的争端与不和已经完全平息了，国王陛下十分满意。”1785年初，内政大臣悉尼勋爵在写给新斯科舍总督帕尔的信中赞许地说。他很高兴地看到，该地区实现了为效忠派提供“舒适的避难所”这一首要目标。不仅如此，悉尼勋爵还胸怀更大的抱负，希望“他们能在国王陛下的政府的保护下，成为邻近各州人民艳羡的对象”。[1]
悉尼的某些效忠派臣民对英属北美的未来持有同样乐观的看法。马萨诸塞效忠派爱德华·温斯洛从新斯科舍报告说，“您在信中引用的悉尼勋爵的话，‘他会让新斯科舍成为美国各州艳羡的对象’，激发了大家的感恩之情”。温斯洛最近刚刚去圣约翰河谷探访了被解散兵团的士兵，亲眼看到难民们在严冬的物资匮乏和艰难中苦熬，十分沮丧。但温斯洛也是那种能在危机中看到改革良机的人。
当前的事件前无古人，或许亦后无来者。这里聚集着大量人口（他们不是通常先行前往别国定居的道德沦丧的流浪汉，而是受过教育的绅士——农夫、此前独立且受人尊敬的机械师等等，只是因为战争而被剥夺了财产）。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仍然紧紧依附于英国的制度。他们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寻求保护，要求政府实施必要的管理，以促进社会的福利康乐。
他断言，如有贤能的政府，“就太好啦——上帝保佑！我们定会成为美国各州艳羡的对象。”[2]在他看来，能够以自由和繁荣的愿景给世界以鼓舞的，并非美利坚合众国；能为世界树起榜样的是英属北美那些效忠国王的帝国省份，至于具体做法，温斯洛阐释了众多计划中的一个。
他最为关注的始终是他最了解的难民，就是在圣约翰河沿岸勉力挣扎的老兵们。温斯洛认为他们之所以处境如此艰难，哈利法克斯的帕尔总督要承担直接责任，他认为帕尔置身事外，对难民毫无同情，未能及时地提供救助。温斯洛认为，“有效缓解当前困境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把新斯科舍一分为二，让芬迪湾西侧的难民拥有自己的政府。他坚信，对于圣约翰河谷的效忠派来说，新省政府的设立既能解燃眉之急（往返哈利法克斯要经过陆路和水路跋涉），也能更加积极地响应他们的具体需求，而不像帕尔总督表现得那么心不在焉。顺带的好处是，设立新的省政府还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系列受薪职位，温斯洛和他的军官朋友们正在积极活动，争取填补那些空缺呢。[3]
温斯洛的游说很像此前效忠派为争取财务赔偿所做的努力，他借此成功地鼓动起大西洋两岸人士支持他的计划。具体说来，盖伊·卡尔顿爵士就被该计划打动了，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启动英属北美政府更大规模的重组。虽然帕尔及其同僚们明确反对，而且对效忠派利益较为同情的福克斯—诺斯政府也倒台了，但伦敦的主要大臣们还是渐渐改变了主意。看到议会的反对派有效地利用遗弃效忠派这一理由推翻了谢尔本内阁，威廉·皮特治下的新政府自是不敢对大西洋对岸日益高涨的效忠派抗议之声充耳不闻。[4]1784年6月，枢密院通过了一项命令，恰如温斯洛希望的那样，把新斯科舍一分为二。自此，新斯科舍始于芬迪湾，止于连接半岛和大陆的希格内克托地峡（isthmus of Chignecto）。芬迪湾以西一直到魁北克省界的领土变成了新不伦瑞克省。［同一命令还把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也设为独立省，但很少有效忠派移民到那里，1820年，它又被并入了新斯科舍省。］新斯科舍的分裂掷地有声地证明了效忠派为北方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在后来的其他事件中，领土分割也成为英国缓和殖民地紧张局势惯用的解决方案。效忠派成功地重新绘制了当地的版图。
新省的座右铭是重燃希望（Spem Reduxit）。在谢尔本和伯奇敦，以及芬迪湾沿海和圣约翰河两岸，效忠派在森林里建起了新的城镇。新不伦瑞克的设立让他们——更确切地说，让他们中间的精英阶层——有机会按照自己偏爱的路线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殖民政府。北美效忠派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反动保守派；许多人在十三殖民地时就主张帝国改革。如今，人口刚刚开始密集起来的英属北美为效忠派难民和英国当局提供了一个实施崭新的帝国政府计划的平台。那么，这一效忠派北美将以何种风貌示人呢？芬迪湾以西的那些殖民地为我们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答案。新不伦瑞克建立了一个以效忠派为大多数的政府，提出了效忠派雄心抱负的明确主张。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参照点是魁北克境内的莫霍克人难民。在五大湖附近分得了土地之后，莫霍克人不仅寻求重建他们的村庄，也努力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重建一个印第安部族联盟。与此同时，大约6000个白人效忠派迁居魁北克，虽然其数量大大少于涌入滨海诸省的30000个难民，但还是启发了英国当局改革该省政府，力图避免曾导致帝国统治在十三殖民地溃败的那些问题。他们最终开展了一次制宪行动，对英属北美政府的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计划中的每一个都彰显了美国革命的一个后果，长期以来，它在加拿大得到了一致公认，在美国却少有人关注：革命促成了两个而非一个国家的统一。[5]就在南方建立共和北美的同时，效忠派和英国当局在北方重建了一个帝制北美。这些建立英属北美的计划与整个大英帝国高扬的“1783年精神”有些共同之处，都致力于领土扩张和家长制政府。具体而言，它们阐明了帝制自由的形式，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制自由比肩而立。如此一来，效忠派的迁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加拿大至今仍然清晰可辨的独特的开明自由秩序奠定了基础。[6]然而正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过程引发了激烈的内部冲突一样，战后英属北美的发展事实上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虽然效忠派从根本上效忠王权和帝国，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但关于帝国的实际行为和做法，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北美各省的这三个愿景也是探索帝国可能性的实验，开启了关于帝国权力的性质和界限的三个争论，分别围绕着大众代表权、印第安人自主权和盎格鲁新教徒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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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城北侧，如果你站在河水的弯道上方，会看到脚下的河水被一种奇怪的现象所左右。白浪的激流涌向下游的芬迪湾，逐渐波平浪静，随后漩涡又开始出现了，但这一次的漩涡是朝上游席卷而去。这就是所谓的逆流瀑布，成因是芬迪湾的巨浪在这里涌动得太高（超过25英尺），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河水的走向。像圣约翰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样，住在两岸的效忠派难民的际遇也时好时坏，变幻无常。
1783年夏，效忠派先是在河口搭起了帐篷、棚屋和原始的小木屋。不到18个月后，当新不伦瑞克的首任总督驶入海港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已经建起了近1500所木结构房屋。这遂了约翰·帕尔总督的心愿，该镇也被命名为帕尔敦（Parrtown）。[7]新总督或许同样高兴地看到海港另一侧建起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定居点，为了向效忠派心目中的英雄盖伊爵士致敬，它就被定名为卡尔顿。因为总督不仅和众多效忠派一样对帕尔持怀疑态度，他还是个如假包换的卡尔顿氏人士。他是盖伊爵士的弟弟托马斯。
托马斯·卡尔顿还不满40岁，他的职业生涯虽不如哥哥那样辉煌，却胜在见多识广。在参加了“七年战争”的几场欧陆战役后，托马斯被派往直布罗陀，那一经历糟糕透顶，托马斯觉得自己像被监禁在一个“可怕的监狱里”，“跟一群大肚汉关在一起”。[8]于是他另辟蹊径，设法出差，开启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环地中海之旅，探访了梅诺卡岛和阿尔及尔、意大利和法国——这次旅行一定也同时锤炼了他过人的语言能力：卡尔顿会说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1773年，卡尔顿效法其他西方军官的冒险精神，到俄国军队去做志愿兵，当时俄国军队正在与奥斯曼帝国打一场大战。在多瑙河两岸，他有机会目睹了帝国历史上的重要一刻，俄国人赶走了土耳其人，迫使后者签订了屈辱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9]，该条约被公认为是对奥斯曼帝国的第一记重击。卡尔顿进入了战败后的土耳其军营，随后又前往康斯坦丁堡，亲眼看到就连最强大的帝国也会一夜间风雨飘摇。[10]
1774～1775年的那个冬天，他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远离盖伊爵士在魁北克听到的革命谣言。但很快，美国革命就把托马斯召唤到了大西洋对岸。在哥哥的支持下，他成为北方军队的兵站总监，在英军占领的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纽约。战后，托马斯和哥哥以及位高权重的效忠派一起游说，要求重组北美政府。在盖伊爵士瞄准顶层职位，力图在重组后的英属北美担任第一任大总督之时，托马斯也在同一个支持者圈子里活动，获得了一个较为低阶的职位。多亏他交友广泛，再加上无与伦比的卡尔顿的姓氏，才获得了新不伦瑞克省督的任命，他余生一直担任着这一职位，直到1817年去世。[11]
卡尔顿在帕尔敦上岸时，受到了17声礼炮的欢迎和热心群众的欢呼。“国王万岁，总督万岁！”他们高喊道，还呈上致辞，祝贺他“安全抵达新世界”。城市居民欢迎他，认为他就是那个“遏制专制的傲慢、压制不公的猖獗，建立良好完善的法律［的人］——这些是也一直是我们光荣的宪法的基础”。他们多半没有料到，这位总督认为要实现所有这些目标，最佳途径是与一小撮任命顾问合作，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12]卡尔顿的政务委员会完全由军官阶层和有产阶级效忠派组成，就像爱德华·温斯洛这样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包括温斯洛。他们一起着手重建自己梦想中的新封建寡头政治，温斯洛的说法昭然若揭：他们所构建的政府是“全世界最有绅士派头的政府”。[13]
白厅授权卡尔顿和他的政务委员会管理政务，如有必要，可以一直拖延民选议会的成立，得此授权，他们便开始为省府秩序奠定基础，发布公告、答复请愿、整治跨境走私。卡尔顿总督看到“很多家庭还没有安顿下来”，便把王室为效忠派难民发放的供给又延期了两年。[14]他继续分地，特别注意只对那些宣誓效忠的人分发地块，“以防任何对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不满的人成为殖民者”。[15]爱德华·温斯洛的表兄本杰明·马斯顿是被新省吸引、从新斯科舍前来的几位难民之一。1784年1月，马斯顿曾在谢尔本庆祝女王生日时满意地注意到殖民取得了巨大进展。整整一年后，他在新建的帕尔敦庆祝同一个生日，参加了总督“在议会厅举办的舞会和晚宴”，在场的有“三四十位淑女，近百名绅士……庆祝活动的安排有条不紊，以至于这么多人可以在一间这么小的房间里受到款待”。[16]
卡尔顿选择的首府也突出了寡头政治的特点。1785年冬，他沿河北上约75英里，到一个名叫圣安妮角（St. Anne’s Point）的地方查看殖民情况。那里的效忠派经历了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一个11岁的小难民还清晰地记得在一个“啊，好冷”的早晨，她的父亲把他们带出自己的帐篷，穿过雪窖般的树林，来到他刚刚在森林里盖好的小屋。“地板还没有铺，没有窗户，没有烟囱，没有门，但至少还有个房顶”，他们靠“烧得很旺的炉火”度过寒冬，终于等来了春天。[17]她的许多同伴没能活到春天；他们饱经风霜的墓碑有几块留存至今，像断齿一样突兀地立在那里。但卡尔顿在这个河湾处看到了极大的潜力，决定把首府建在此地。总督心血来潮，圣安妮角就变成了“新不伦瑞克的首府”弗雷德里克顿市。[18]卡尔顿的决定有两个战略原因。首先，建立一个内陆首府能够确保该省腹地的发展，并确保圣约翰河上下游间的稳定交通。另外，他还要建立一个符合他和他的朋友们追求的“绅士派头的政府”的首府，统治阶层并非河口附近的商人，而是缙绅阶层的精英。小贝弗利·鲁宾逊成为这一群人的典型成员，1787年他们举家搬到弗雷德里克顿，在城市对面的新庄园上，恢复了鲁宾逊一家在殖民地时代的纽约享受的体面生活方式。[19]鲁宾逊本人也被正式任命为政务委员会成员。
在不止一个方面，弗雷德里克顿有意与海港的草民保持距离。圣约翰的普通难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政府的专制作风了。他们一开始就对“五十五人请愿书”的纽约精英群体感到不满，其中就包括要求获得巨大的5000英亩土地的查尔斯·英格利斯，这些人声称自己需要这些土地来维持自己崇高的社会地位。[20]占难民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表示，这样傲慢的要求会迫使其他人“要么安于自己位置偏远的贫瘠土地，要么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而难民们认为那些人中的大多数无非就是多懂点儿文艺和政治而已，其他一无所长”。[21]早期的一份圣约翰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讽刺诗，谴责道：“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一纸毁廉蔑耻的和平/没有让我们离自由更近……/过去的牺牲没有补偿/未来也是虚无一场；/一片被野火灼烧的贫瘠土地/我们在那里含辛茹苦，大汗淋漓。”[22]许多难民认为新不伦瑞克的建立本身不过是对效忠派精英的利益作出的又一个让步。卡尔顿未能召集省议会选举更让他们确信自己的需求根本不会得到满足。
就任之初，卡尔顿根据一个宪章把帕尔敦和卡尔顿合并成为“圣约翰市”（取这个名字符合当地居民的意愿），想以此来平息民愤，该宪章就是以革命前纽约市的宪章为模板制定的。这一行为（温斯洛报告说它“阻止了民众的严肃抗议”）使圣约翰有了自己的市政府，它有对贸易的立法权，也建立了一个民诉法院和地方警务机构。[23]然而，许多城市居民大概都因为得知了总督采取该举措的态度而焦虑不安。卡尔顿对他远在伦敦的上司们说，“我觉得无论如何，美国的创新精神都不应该在效忠派难民中得到维护”。为什么要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就“王权本身就被公认有能力处理”的事项展开辩论呢？他谴责邻近的新斯科舍省，在他看来，该省政府在由派系众多的新英格兰人组成的议会面前束手束脚。在新不伦瑞克，“绝大多数人都是来自纽约或南部各省的移民”，卡尔顿希望另辟蹊径，“尽早利用他们更好的习俗，并通过加强政府的行政权力，阻止其过分依赖宪政的民众力量”。他觉得，“一个坚定有序的政府”不久就会展现奇效，“纠正民众的作风，并引入得体的习俗和勤谨，让因为上一场战争而如此长久地放荡散漫的人们走上正轨”。[24]
然而毕竟在北美住了那么久，就连卡尔顿总督也明白行政权力总有其界限。他“谨慎地避免”采取“可能导致人们认为政府故意不设议会”的措施。事实上他迟早都得召集一个议会。1785年10月，就任将近一年之后，卡尔顿发布了关于新不伦瑞克首次选举的书面命令。在18世纪的英国和北美，选举权通常只会授予满足某种最低财产要求的男性。然而，由于新不伦瑞克所有的殖民者都是刚刚到达的，很多土地所有权仍然悬而未决，卡尔顿采取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举措，将选举权赋予“所有在本省居住时间不少于三个月的成年男性”。（所有白人男性，也就是说，新不伦瑞克的自由黑人被公然排除在外了。）[25]
总督大概希望这项非同一般的民主举措能够平息长期困扰着圣约翰的“暴力的聚众作风”。[26]但是十年来，大多数难民经历了战争，往往还长期处在军事戒严中，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经验。1785年选举似乎让大家集体松了一口气。本杰明·马斯顿在地处该省最北边缘的米拉米希（Miramichi）监督投票，他如今是那里的治安官和测绘员。马斯顿可不是民主的支持者，他所在的社区“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愚蠢无知，又终日酗酒……这些人只需要两样东西，能够管制他们的法律，还有福音书，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知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无所知”，让他看到了谢尔本的阴影。当居民们选出的代表竟然是“一个无知狡诈的家伙”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激进派律师时，虽在意料之中，也让他心灰意冷。[27]
圣约翰的情况尤其如此，选举导致了自殖民之初便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的爆发。这座城市本身的地理环境就强化了社会和政治分歧。在滨水区，也就是所谓“下水湾（the Lower Cove）”附近的街道，住着店主、木匠、劳工和海员这些倾向于反对总督和政务委员会专制的人。他们提交了一份候选人名单，为首的那个纽约退伍军人曾带头反对“五十五人请愿书”。在豪堡（Fort Howe）附近地势较高的山坡上，也就是所谓的“上水湾（the Upper Cove）”，住着本省官员、律师和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支持的政府候选人名单里，主要人物是新不伦瑞克首席检察官。
11月的一天下午，投票在下水湾的麦克弗森客栈（McPherson’s Tavern）开始了，人们每六人一组进入房间登记各自的选票。两天后，为了平衡选票，治安官把投票地点改在了上水湾的马拉德豪斯客栈（Mallard House Tavern），那是政府支持者的据点。与此同时，在麦克弗森客栈，下水湾的投票者们继续痛饮啤酒，谈论政局。谈论变成了辩论，辩论变成了嘲讽和威胁，威胁引发了敌对支持者之间的一场打斗。过激的言辞出现在客栈：“我们上去，他们就在马拉德。该死的，我们要去围攻他们。”少则40多则100个下水湾的人抄起棍棒和尖木桩，离开客栈，沿街向马拉德进发。他们高喊着“下水湾万岁！”试图从守在门口的政府支持者人群里挤过去。一个人高声叫道，“来吧伙计们，我们很快就会把他们都赶走！”还打了那个阻止他的人。几分钟后，抗议就变成了骚乱：石头砸破了窗户，棍棒和拳头打向人脸，到处是破碎的玻璃、瓦器、骨头。直到军队从豪堡冲下来，把斗殴各方分开，强行把抗议者带往监狱，混乱的场面才算告一段落。[28]
卡尔顿总督把这场选举暴乱归咎于一心想“毒害最底层”的激进分子，并暗自得意他采取了“果断措施”“遏制住了这种放纵的精神”。一周的冷静期过后，投票重新开始了，“选举现在以最为和平的方式进行着”。[29]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镇压暴乱，但当治安官统计票数时，结果却不那么容易压制了：下水湾的候选人以超过10%的多数票当选。这可不是卡尔顿和他的小圈子期待的结果，他们也不打算听之任之。政府没有让六位下水湾候选人进入议会组成反对派，反而采取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策略。他们重新统计了票数。在1785年那个阴郁沉闷的圣诞周，治安官一点点削减选票，驳回了近200张选举下水湾候选人的选票，制定了政府候选人名单。
这一消息不啻是在反对派的支持者背后捅了一刀。一位失望的选民愤怒地说，“这样一个议会……应该被肢解”，随即便因煽动性言论而被逮捕，又被迫双膝下跪，给议会道歉。[30]一位自称“北美甲虫”的人在《圣约翰公报》（Saint John Gazette）上撰文，慷慨激昂地恳求自己的同胞们不要放弃。“我……一生都是个效忠派，”他声明道，然而看看这个避难所已经变得多么惨淡无望吧，“我们几乎不敢想象未来。我们的救济几乎断供了，土地还没有耕作。我们的效忠立场受到了怀疑。”他敦促，“我可怜的同胞们”，“请坚决捍卫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它是祖辈传与我们，并受到我们正义的宪法支持的……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了自己是谁。总之，让世界知道，正如你所知，作为‘英国人的后裔’，你拥有那些‘让世人妒忌的权利’。”谁也不知道“北美甲虫”的真实身份，但印刷商们却被指控煽动性诽谤罪，报纸也被关停了。[31]
全省立刻掀起了反对选举结果的请愿活动。最大的一次请愿有327人签名，几乎占圣约翰选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吹响了抗议的号角。“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最忠诚、最忠于政府利益的臣民”，请愿书声称道，然而：
我们却看到英国臣民公然被关入监狱……选举期间，军队进入城市，在毫无必要且无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在街上巡逻……政府违法征税……选举的自由……以最为明目张胆的方式……被践踏……
我们无比肯定，这样的做法是非法的，违反了选举自由，侵犯了人民的权利，破坏了英国宪法的基本权利。
军队巡街、非法逮捕、不公平的征税、非正义的选举，这一切正在让人忆起革命前夕的十三殖民地。起码效忠派是这么说的。正如美国爱国者援引英国宪法请求赋予他们公平的代表权，圣约翰的效忠派也反对近期各类事件中对他们作为英国臣民之权利的践踏。他们的愤怒是针对国王在殖民地的代表，而不是针对国王本人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仍然是效忠派（1776年前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也是一样）。的确如此，他们改变现状的最大希望恰恰寄托在国王乔治三世身上。他们呼吁君主解散议会，重新组织选举，从而确保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得到维护”。[32]
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语言上，仿佛1760年代的原型革命式不满都随效忠派一起从十三殖民地迁移到了新不伦瑞克。然而卡尔顿总督并没想打退堂鼓。他旋即给政府反对者贴上了不忠的标签，挑起了效忠派之间的内斗。为防止反政府请愿的势头扩大，议会通过了“防止以公众制定或向……总督提交请愿书为幌子，制造骚乱和混乱的法案”，正式将这类请愿定为非法。当四个人前来向议会提交抗议文件时，他们便依法被逮捕了。他们与被捕的马拉德豪斯暴动者和被指控煽动性诽谤罪的报纸印刷商一起走上了审判席，因傲慢无礼而“各自被定罪并受到了惩罚”。[33]卡尔顿在1786年春宣称，“我敢向阁下保证，这里的派系斗争已经结束了”。效忠派的圣约翰与革命的美国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抗议的内容，而在于这一次，帝国政府取得了胜利。权力似乎践踏了民众要求自由的呼声。瀑布果然逆流而上了。
1785年在圣约翰进行的选举将成为北美效忠派难民和英国当局之间围绕帝国的一连串鲜明的政治冲突中的一个。参与者得到了怎样的教训呢？在白厅的悉尼勋爵看来，如果卡尔顿一开始就没有那么民主，整个事件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根本就应该“把选民限制在有地产阶层人士……如此一来，许多难以驾驭的倔强之人（我猜他们也是社会的最底层人士）就能被排除在外了”。[34]这次骚乱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一点——民主可能是件危险的事情，仿佛美国革命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似的。回顾整个事件，卡尔顿无疑会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这次骚乱彻底证明了面对抗议，威权主义是极有道理的。“考虑到从不同的军队部门收集到的人们的各类说法，以及其中许多人在一场漫长的内战中习以为常的那种无序行为，”他说，“最终的结果似乎只能是政府施加铁腕控制局面，并坚决惩罚那些不逊之人。”[35]
然而新不伦瑞克的骚乱也清楚地表明，英国臣民之间的政治分裂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弥合。它们凸显了从前革命时期到后革命时期大英帝国的一种重要的延续性，它恰恰是由效忠派难民巩固的。无论人们对“英国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什么有着怎样大相径庭的观点，他们仍有可能以同样真诚的态度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权利。[36]这样的分歧继续分裂着大西洋两岸的英国臣民。几十年后，豪堡的一位英军中士——他可能参与过瓦解马拉德豪斯叛乱——回忆起1785年选举，说那是他个人开始政治生涯的一座里程碑。他说为了让选举结果进一步有利于政府候选人，上水湾的人们曾经考虑过把选举权赋予驻地的士兵（这一做法的合法性很可疑）。“我们的军官们当然与上水湾站在同一阵营，”中士回忆道，但当这些现役军人被问及支持哪一方时，“我的六个士兵从他们毛茸茸的大帽子底下探出头来，‘当然是下水湾，长官！’”“很奇怪，”他反思道，“我们居然会在情感上一致倾向于本省的民众一方；但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情感，就连神圣同盟所执的九尾猫[37]也未能根除我们心中的这种情感。”[38]这位中士名叫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在滑铁卢之后的那几年记下这些回忆时，他（在身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多年之后）逐渐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激进派领袖之一。不管他是否为适应当时的现状而歪曲了回忆，科贝特均会唤起关于1785年选举的这些回忆来高举他的理想，成为英国国内议会改革的一位支持者，并因此而流芳百世。[39]
效忠派又如何呢？那次选举所展示的一个最为惊人的事实，是“效忠派”内部也会出现很多政治形态和规模。他们在一件事情上保持一致：他们都支持国王的权威——至少当国王也支持他们时，理当如此。在这一关键方面，效忠派是忠于王权的；这是政府能够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君主政体大概是将千差万别的北美难民集中到一起的唯一原则。爱德华·温斯洛和他的朋友们很高兴地看到不同政见被压制下去，“绅士派头的政府”得到了巩固。他们希望效忠派的新不伦瑞克稳定而等级森严，成为看似无政府状态的共和制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对立面。但“美国各州的艳羡”对下水湾的居民，或者对居住在上游临时住所里的老兵，抑或对像前中士托马斯·彼得斯那样的自由黑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黑人们已经被排挤到了圣约翰和弗雷德里克顿的贫瘠土地上，并被彻底排除在选民之外。政府的镇压让人想起了革命前的十三殖民地，面对这一现实，一个被判煽动性诽谤罪的印刷商决定重返美国——那里至少是他的家乡。这样巨大的政治分歧让我们根本无法把所有的难民效忠派都定义为坚定的“托利派”。相反，为了探明政府权力的边界，他们展开了关于自由和权威的争论，这些争论将继续改变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走向，并在效忠派大流散的其他地方得到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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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伦瑞克精英阶层的成员们并不是唯一对后革命时期的大英帝国怀有美好期待的效忠派。在安大略湖及附近，另一群难民莫霍克人也开拓了他们自己不同于美国的选项，并在此过程中表达了关于在帝国内部拥有自由和主权这一主题的另一种声音。在约瑟夫·布兰特和他的下属们看来，移居魁北克的吸引力不光是土地，还有可能为在五大湖区及附近建立一个新的印第安人联盟奠定基础，从而把易洛魁人和一直到西部辽阔区域的各印第安部族联成一体。布兰特等人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介于帝国和共和国之间的自治领，如果他们进展顺利，可以成为大英帝国的独立同盟和它忠诚的臣民。
对与英国结盟的易洛魁各部族来说，1783年和平条约也是毁灭性的，丝毫不亚于那么多白人效忠派所受的打击。它不仅没有作出任何特殊安排，保护印第安人免受对其土地虎视眈眈的美国人的威胁，而且根本连提都没提到他们。此外，该条约要求英国放弃它在五大湖的要塞，也就是移除保护印第安人免受美国扩张侵略的一道重要堡垒。最糟的是，魁北克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确定的边界把大片的印第安人领土都割让给了纽约州，公然违反了1768年的《斯坦威克斯堡条约》[40]。英国官员们也意识到这些条款对易洛魁人有多恶劣，因而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不向自己的同盟透露这些消息，而当他们最终不得不披露残酷真相时，居然企图靠分给印第安人1800加仑朗姆酒来减轻他们所受的打击。[41]正如一位莫霍克发言人所称，国王“没有任何权利把［莫霍克人的］财产权让与美国各州，这么做是公开践踏一切公正和平等，他们不会就此屈服的”。[42]“英国把印第安人出卖给了美国国会。”约瑟夫·布兰特如是说。[43]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到此为止。
比起割让佛罗里达之于南方印第安人，易洛魁人认为1783年和约是对他们的利益更大的背叛。因为虽然克里克人和其他民族都害怕被拱手交给西班牙人，但那也总好过直接落入美利坚合众国的魔爪。多年争夺土地的冲突以一场为时八年的战争作为结束，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那场战争简直无异于为子孙后代提供了一个战争罪行清单。持续不断的暴力让成百上千的易洛魁人越过边境来到魁北克，与当年黑人和白人效忠派逃往英军占领的城市寻求保护别无二致。战争结束时，至少有200名来自纽约亨特堡（Fort Hunter）的莫霍克人住在蒙特利尔以南的拉欣（La Chine），而另一个更大的社区集中在西部边境的尼亚加拉附近，英国当局干脆称之为“效忠村”。[44]如今，这些易洛魁人移民像其他效忠派难民一样，充满沮丧地盘算着应该在哪里长久地安顿下来。
然而失望归失望，易洛魁人还是比南方印第安各族多了一项重要优势，即他们居住在英属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边境上，横跨一个重要的帝国边界。在南方，英国的代理人起初希望能让易洛魁人继续效忠，从而保护贸易，也为英国未来与美国——或可能与西班牙——之间尚不明朗的对抗提供支持。在北方，也就是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交界的地方，英国人积极投入，力求保住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忠诚。如此一来，莫霍克人的地理位置就把他们置于英美利益的紧要关口。美国人希望诱惑他们回到莫霍克河谷，以便遏制他们继续在边境制造麻烦；英国人希望让莫霍克人守在边界的加拿大一侧，从而维系双方的联盟关系。双方都力求拉拢莫霍克人，后者如此便可在两者之间纵横捭阖，弥补他们的相对弱势。
莫霍克人还有一项优势，那是约瑟夫·布兰特尤其擅长利用的优势。由于他们与英帝国官员之间长期维持着友好关系，他们可以利用私人关系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未来。布兰特不仅与接连两任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即盖伊·约翰逊和约翰·约翰逊爵士，建立了亲密友谊，自己也在印第安人事务部任职；他还有一个相对较为同情他们的中间人：自1778年开始担任魁北克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Frederick Haldimand）将军。与他的前任盖伊·卡尔顿爵士不同，哈尔迪曼德积极寻求易洛魁人的支持，也对印第安人被和平条约出卖境遇感同身受。“看到我们（并非绝对必要地）……接受了如此屈辱的边界，我悲伤难抑。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屈辱。”哈尔迪曼德坦承道，这无意间附和了南方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托马斯·布朗听说克里克人被抛弃时的感受。[45]和盖伊·卡尔顿爵士坚持践行英国对黑人效忠派许下的自由承诺一样，哈尔迪曼德也觉得他个人有责任继续维护英国对印第安人的支持。他的个人尊严乃至英国的国家荣誉，全都在此一举。
1783年那艰难的几个月间，哈尔迪曼德和东佛罗里达及新斯科舍的两位总督一样，应对着效忠派难民不断从美国各州涌入的局面。有些前往新斯科舍的难民还带着些基本的补给，但涌入魁北克的绝大多数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到1783年底，一个记录显示，3000多难民急需基本的衣物。[46]可悲的是，哈尔迪曼德可以调用的资源少得可怜。他的办公室列出了一系列极其原始的缩减成本策略。
生病和带孩子的弱女子以及那些自身情况不允许外出劳动的人，可以让他们集体住在一两栋大房子里，而不是单独居住，如此可以节省大笔取暖和居住费用。……有些人或许还可受雇，以比加拿大人便宜的固定费用制造毯子、衣服和裤子等。受雇劳动的效忠派（由于本省负担的薪酬费用过高）如果请病假，则应停止供暖和供给，直到他们重新上岗再继续提供。对商人或手工业者也可适用同样的规定。[47]
难民巡视员得到命令，只给“那些绝对必需之人”发放全部配给。[48]难民们很快便怨声四起。他们抗议道，没有政府救济，“我们便无法度过这酷寒和即将到来的严冬”，处境艰难，因为他们身处“一个没有任何手段为生，无法挣得一分钱来支助彼此的陌生荒凉之地……更何况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口袋里没有一个先令，脚上连双鞋子都没有”。[49]一位巡视员提到另一群“病得很重的”难民，他们中“有几个人已经死去了，他们认为是缺乏粮食和衣物所致”，却“因为陈述了效忠派的困境”而受到了批评。[50]
对白人效忠派如此克俭克勤，哈尔迪曼德对印第安人的迁就显得尤为突出。面对如此匮乏和紧缺的背景，他仍然为印第安人承担了一大笔额外的费用：他安排给了莫霍克人效忠派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1783年秋，印第安人代理人丹尼尔·克劳斯（Daniel Claus，威廉·约翰逊爵士的女婿，约瑟夫·布兰特的另一位密友）前往拉欣，鼓动那里的莫霍克难民留在英属加拿大，而不是返回纽约，回到他们深受战争蹂躏的祖居地。他也知道，“让这个在一片丰饶的国土上安居乐业的民族离开他们……先祖从远古时代便定居的地方……是个不通人情的提议”。他还知道，让他们把“死去的朋友和亲人的坟茔抛给敌人，任其毁坏和践踏”有多么勉为其难。但克劳斯成功地说服了整个社区在英国的地盘上“选择一块好地”，“他们和子孙可以在那里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51]应英国军官的邀请，约瑟夫·布兰特和一些莫霍克人下属在如今的金斯顿（Kingston）附近的昆蒂湾（Bay of Quinte）选中了一个地点。哈尔迪曼德“欢天喜地”地安排从米西索加印第安人那里购买了这块地送给莫霍克人，并为他们补充供给，帮助他们度过刚刚登陆后那几个难熬的季节：“我一贯认为莫霍克人是值得政府关注的原住民，且特别关注他们的福利和重建事宜。”[52]
虽然从动机上来看，哈尔迪曼德的行为至少部分是为个人信念所驱使，但他却从战略角度为自己的这笔开支向白厅辩解。他声称这一安排可以确保莫霍克人今后世世代代对国王效忠。到1784年底，逾5600名白人效忠派聚居在金斯顿［当时名为卡塔拉奇（Cataraqui）］和圣劳伦斯河沿岸远至索雷尔（Sorel）的地方，那一带的15个聚居地建立得极其仓促，连名字都没有起，只是匆匆编了号码。[53]哈尔迪曼德希望莫霍克人可以混居在这一串新村中，成为与英国同盟各印第安部族的效忠主力，那是他一直想在魁北克和纽约之间建立的缓冲。为确保莫霍克人的支持，哈尔迪曼德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下令在金斯顿为约瑟夫和莫莉·布兰特建两座相邻的宅邸。[54]在英国—印第安人关系的背景下，所有这些措施显得不那么寻常，证明了英国多么迫切地需要莫霍克人同盟来确保帝国安全。然而放在为效忠派分发供给的背景中对照来看，哈尔迪曼德对莫霍克人的优待相当不寻常。他通过给印第安人赠地的做法，为他们提供了英国政府给予其他效忠派难民同样的重大让步。这类行为再次表明，在英国官员看来，莫霍克人不仅是完全独立的同盟，他们还是效忠派，并因此而赢得了特权。[55]
那么这一切又将莫霍克人自身置于何地呢？约瑟夫·布兰特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莫霍克人的双重角色。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他能够借此打造多大的自主权。他一直认为跟美国人相比，英国人为莫霍克人提供的福利更多。为收复易洛魁人的领土而与美国进行的谈判结果不尽如人意，再次证明了他的这一判断。1784年新签的斯坦威克斯堡条约进一步缩小了易洛魁人的领土范围，让布兰特更希望莫霍克人站在国界线的英国人一边，这当然也是哈尔迪曼德的愿望。[56]
然而在布兰特眼中，大英帝国的吸引力并非像英国当局希望的那样，舒舒服服地融入加拿大。相反，他认为帝国是重建莫霍克主权国家的最佳平台。帝国可以提供土地，土地可以为团结奠定基础——而他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布兰特在听说新和约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联系西部的印第安各族，希望组成一个比昔日的六族联盟更大的印第安部族联盟。在俄亥俄谷地的桑达斯基（Sandusky）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来自包括克里克人在内的数十个印第安部族的代表们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在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夹缝间求生存的现状。布兰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呼吁大家在英国的庇护下团结起来。会议结束时，35个部族承诺支持建立一个易洛魁人领导的联盟。[57]
有了这一西部各族通力合作的计划在手，布兰特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块莫霍克人的定居地。它位于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间的格兰德里弗，是一个很不错的战略地点，可方便布兰特与西部的印第安各国和南边纽约州的邻居们取得联络。一想到还要花巨资买地给他们，哈尔迪曼德吓得面无人色。但他仍然因为和约而内疚不已，又急于留住布兰特的支持，便同意购买这片领土。1784年10月，“鉴于莫霍克印第安人早先在［国王的］事业中表现出的忠诚，以及他们因此而永久丧失的定居地”，哈尔迪曼德授权购买了格兰德里弗那片土地，将它赠予莫霍克人“供他们和子孙后代……永久享用”。[58]这笔为印第安人花费的支出将是他的最后几笔开支之一：三周后，哈尔迪曼德就因为财务超支被从总督任上召回英国。
1785年中，效忠村的印第安人迁到了新的帝国家园。（约200名原本生活在亨特堡的莫霍克人选择和他们自己的首领一起留在昆蒂湾。）这次赠地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巨大成就：他们将以此地为据点，重建个人生活和集体力量。然而约瑟夫·布兰特与大英帝国之间的交易还没有结束。因为和其他效忠派一样，印第安人不光想要一块新的居住地，他们还想为他们在美国丧失的一切获得赔偿。莫霍克人反复接近英国政府提出索赔，都无功而返。一再耽搁让布兰特不胜其烦，便决定走捷径前往帝国之心。他的部落民在格兰德里弗定居之后，布兰特乘船前往英国，决心亲自追究赔偿一事。
1785年圣诞节前不久，英国新闻界宣布“备受尊崇的莫霍克之王约瑟夫·布兰特上校”即将到达伦敦。布兰特一如既往地以两种身份周旋：作为“莫霍克人之王”泰因德尼加，他行使的是“出入英国宫廷的大使之职”，而作为约瑟夫·布兰特，他动用自己的英式派头和社交关系在当地赢得好感。在好友丹尼尔·克劳斯的住处安顿下来后，布兰特立即求见悉尼勋爵。他在那里力陈莫霍克人应该获得赔偿的理由，用的是莫霍克语，由一位昔日的军人同事担任翻译。他代表“整个印第安人联盟”说，“我们听说自己在条约中彻底被遗忘了，都震惊不已”。[59]他与其他效忠派难民一样，请悉尼勋爵尊重“莫霍克人的损失索赔……这一切全因他们忠诚地依附于国王，以及他们在打击北美叛乱臣民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对国王的支持而起”。英国官方曾承诺“弥补他们的损失”，他最后说，如今实践该承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60]在等待官方就莫霍克人的集体索赔作出回复期间，布兰特也在追究他和莫莉·布兰特个人的索赔，索赔金额大约是每人1200英镑。他还提出他在印第安人事务部任职应当领取半薪（津贴），但他从未实际收到过这笔金额。
与此同时，和1775年的伦敦之行一样，布兰特再次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人们争先恐后想见见这位来自北美森林的棕色皮肤的武士王子，18世纪末的英国人将帝国的很多原住民臣民视为活生生的“高贵的野蛮人”[61]，他便是其中之一。然而如果说英国社会对他的反应没有多少变化，那么布兰特本人又变了多少呢？从他上一次请乔治·罗姆尼给他画肖像以来，十年过去了，布兰特再次请人给他画肖像，这一次的画家是美国出生的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他再次戴上红色的羽毛，还特意在他闪闪发光的护颈下面戴了一条镶嵌着国王头像的项链垂饰。然而在罗姆尼笔下，年轻的布兰特带着神气十足的性感，从画框中直视着观者，这位布兰特的目光却向下漂移了。十年征战，他显然老了，左眼下垂，下巴的轮廓上满是皱痕，衣领上面堆着层层赘肉。在一个衣香鬓影的化装舞会上，宾客们对布兰特身着莫霍克服饰的装束赞叹不已，他的半边脸上画着深红色颜料的条纹。舞会上，有位土耳其外交官以为布兰特戴着面具，就伸出手抓住莫霍克人的鼻子猛扯了一下，想拽下他想象中的那个面罩。突然之间，“骇人的喊杀声”响彻整个舞厅。谈话声渐渐停下，陷入了沉默，人们看着布兰特从腰带里抽出战斧，在土耳其人的头部周围挥舞着，战斧的钢刃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直到布兰特把武器插回腰间，众人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谁也不知道布兰特是不是在开玩笑；也许危险恰是他的部分魅力所在。[62]
在会见悉尼勋爵四个月后，布兰特等来了他期待已久的对莫霍克人索赔的答复。悉尼解释说，国王否定了“个人因敌人的破坏造成损失而获得赔偿的权利”。但“作为他对他们最友好态度的证明”且“适当考虑到国民信仰，以及王室的荣誉和尊严”，国王同意无论如何还是赔偿莫霍克人，这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63]国王的答复所表达的逻辑与议会回复其他效忠派的逻辑是一样的。莫霍克人不比其他任何效忠派更有“权利”要求赔偿，但“国民信仰”最终会为他们伸张正义。
布兰特于1786年下半年回到加拿大时，因为此行大大小小的收益而兴奋不已：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赠送的银质鼻烟盒、一块金表、一个镶有他的缩微画像的盒式项链坠、一对笼中的金丝雀。他还拿到了退休首领的半薪。更利好的是，他还收到了共计2100英镑的货品和钞票，是对他本人和莫莉所受损失的丰厚赔偿。[64]至于英国对莫霍克人的赔偿承诺，也变成了物质现实。他到达格兰德里弗后，发现新的莫霍克村庄“布兰特镇”已经初具规模了。那是个齐整有序的定居点，原木屋都装有玻璃窗，周围是悉心耕种的农田和磨坊，布兰特镇的格局很像他们抛在身后的莫霍克河谷的村庄。一所英国政府出资建设的学校已经竣工。村庄正中心是象征着英国—莫霍克人关系的最大建筑物：一个有着整齐的白色护墙板的教堂，有锐角的面墙和方尖塔，被尖尖的顶饰衬托得格外分明。当传教士约翰·斯图尔特（布兰特曾在1770年代和他住在一起）几年后探访这座“大河上的莫霍克村庄时”，他看到那里住着“700多人”，大多是“我旧日的教民”，住在“许多结实漂亮的房子里”。[65]他尤其高兴地看到教堂里设施齐全，都涂成深红色，有一架管风琴，还有座专门从英格兰运来的响亮的大钟。座位上方悬挂着王家纹章，而斯图尔特一定注意到了，那里使用的银质圣餐器皿恰是他昔日曾在纽约亨特堡他那座小教堂用过的那些。
在斯图尔特和其他白人访客们看来，布兰特镇是野蛮人被英国文明驯化的典范。“那个村庄的确让人满心欢喜，”斯图尔特宣称，“以至于我都很想把家搬到那里去住了。”[66]布兰特本人更是在自己的格兰德里弗庄园把贵族气派发挥到极致。他那座装修豪华的宅邸围着一圈整齐的尖桩篱栅，一面英国国旗在屋前迎风飘扬。每逢招待白人宾客时，他都会举起一杯杯马德拉白葡萄酒祝国王和王后身体健康，黑奴们戴着褶边领巾侍奉左右，鞋上还有银质的搭扣。晚餐后，他会带着客人们来到舞厅，在那里跳起曼妙的苏格兰里尔舞，并给他们讲述他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故事。这位在伦敦社交圈一战成名的人一贯用他“文明的”仪态在布兰特镇热心地招待白人访客，每每令他们久久难忘。[67]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布兰特镇也是泰因德尼加族人的城镇。［莫霍克人称之为“奥斯维肯（Ohsweken）”。］虽然眼前勃勃生机的教堂、学校和农田让布兰特心满意足，看到他建立一个广阔的印第安部族联盟的梦想成真，想必也令他称心如意。搬到格兰德里弗后刚刚一年，就有近2000个印第安人在保留地落户，不仅包括易洛魁人，还有阿尔贡金语系各部落，甚至还有少数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分民族居住在自己的小村庄里。[68]从英国回来后不久，布兰特参加了另一次重要的印第安人政务会，其间参会各族重申他们将团结起来，还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至少从当前情况来看，他的新印第安人联盟似乎已经成功地在大英帝国和共和制美国的交界处站稳了脚跟。
谁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布兰特为发挥自己的纽带作用作出了多大的努力，他既是莫霍克人的领袖，同时又要做一个忠实的英国臣民。令人失望的是，也没有多少现存的资料证明他领导下的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对此的态度如何。新不伦瑞克的支持者们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新建省份是从失败中夺来的胜利果实，这些印第安人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格兰德里弗的定居地？他们一定已经看到，和平可能和战争一样遍地荆棘。布兰特认为，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他可以“统一印第安人，在他们与美国之间签订和约，去除所有偏见，让我们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远离忧惧与妒忌”。[69]然而现实不是理想世界。莫霍克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故土、村庄和财产。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真正的政治独立性，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被夹在英国和美国各州之间。后来那些年，布兰特会对英国人和他的同胞易洛魁人有诸多抱怨，前者日益限制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后者则一点点地东移进入纽约州，抛弃了他的模范社会。
尽管如此，南边那个共和国对印第安人的土地虎视眈眈，对布兰特来说，住在他们的地盘之内显然不如作为同盟和臣民住在大英帝国境内。1780年代中期，他只要对比一下莫霍克人的处境和选择留在边境的美国一方的奥奈达人的处境，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奈达人回到了自己被战火烧焦的故土，却最终无法抵挡住纽约投机者的侵扰。大英帝国推荐给莫霍克人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它为印第安人的利益提供了一把名义上的保护伞。无论印第安人在帝国内扩张有着怎样的重重限制，布兰特建立一个与英国结盟的印第安部族联盟的愿景成为一个先导，极大影响了后续主张印第安人主权的努力——从众所周知的肖尼人首领特库姆塞（Tecumseh）在五大湖区的雄心抱负，到加入克里克人部落的效忠派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提出在密西西比河谷建立效忠派印第安国家的计划。对莫霍克人来说，离开美利坚合众国始终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还不知道的是，即便在大英帝国，要获得真正的权力，前景也绝非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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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效忠派的需要而重新划分了新斯科舍的疆界，莫霍克人也在新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之后，位于魁北克的第三类定居地提出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效忠派涌入之后，当如何治理英属北美的问题。英语清教徒居民的增加对一个法语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省份意味着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的影响无远弗届。对英国行政人员来说，它可被纳入一个更加宏观的问题，事关如何最有效地组织和治理英国如今在北美的帝国版图。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责任落在了那个曾经在安顿法语居民和帮助效忠派难民两件事中都付出过极大努力的人。这一次，盖伊·卡尔顿面对的难题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每次卡尔顿回到北美，他的地位都会比前一次更高一级。第一次踏上这片大陆时，他还是个年轻的陆军上校；第二次他已经是个将军和殖民地总督了；再次来时，他是巴思骑士和总指挥盖伊爵士。战后，卡尔顿希望能再上一个台阶。他加入了倡导英属北美改革的效忠派难民游说队伍，他也支持新斯科舍的分割计划，并支持创造一个拥有全权的大总督职位来总管所有北美省份的事务。托马斯·卡尔顿已经被派往新不伦瑞克了，但盖伊爵士打算为自己争取到那个最高的职位。[70]
这个工作本来就非卡尔顿莫属，只是还有两重障碍。首先，皮特内阁抵制创建大总督职位让卡尔顿大权在握，因为那样一来，他就拥有脱离伦敦的完整自治权了。（就在同一时期，与东印度公司改革相关的印度大总督的职权问题正在激烈辩论中。）第二个障碍更难跨越，卡尔顿在接受这一职位的同时开价高昂：他想在任职的同时获封贵族头衔。卡尔顿提出这个要求的动因不仅是爱慕虚荣。他知道，在不列颠世界，贵族头衔是主张权力的最佳途径：“一个英国贵族的身份比任何被加冕的君主都要高贵。”[71]如果要负责在北美重建战后帝国，他就需要自己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威。他觉得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比将军更高的权威，必须是贵族才行。冗长的谈判持续了两年，他百折不挠地力求获封贵族爵位，国王和政府同样坚持不懈地拒绝。最后，还是卡尔顿的锲而不舍占了上风。虽然大总督一职并没有赋予他所想要的所有权力，他还是获得了自己追求的贵族头衔，成为第一代多切斯特男爵。他在选择封号时，援引了跟他祖上有点儿联系的牛津郡的一个小村庄（不是多塞特郡那个更有名的多切斯特），不过那点儿联系也多半是他想象出来的；选择了一个突出自己辉煌军功的座右铭；还设计了有一对河狸纹章的盾徽，彰显他和北美的关系密切。有了这一整套贵族装备，新晋多切斯特男爵再次跨海西行，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不列颠北美大陆帝国的首席长官。[72]
多切斯特（从此以后人们都以此名来称呼他）非常清楚自己这个职位的边界在哪里。在伦敦，他有一次和前秘书莫里斯·摩根闲聊，“开玩笑地聊聊有无可能重建［北美］帝国”。“他们认为，政府绝不是理论谋划的成果，而是意外、偶然和窘迫的产物。”[73]和当时的许多欧洲人（更不要说他的很多效忠派朋友了）一样，多切斯特也认为美国可能会分裂，它的部分领土会重新落入欧洲人之手。即便美国能够存续下去，当时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哪一个大国势力——美国、英国、西班牙还是法国——能够控制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谷这一大片战略意义极为重要的地区。与此同时，多切斯特也知道，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英属北美的挑衅。从人口和经济发展上来说，英属北美根本无法与美国媲美。单是纽约州的人口就相当于邻近的魁北克省全部人口的三倍半。[74]作为《魁北克法案》的设计师，多切斯特还知道英属北美的多种族人口有着利益冲突，协调起来实非易事。逾35000名难民的到来使得英属北美更像是一个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居民杂居的地方，他们说着好几种语言，在多种祭祀场所敬神礼拜。新来者的唯一共同点是不同程度的匮乏和不满。如今多切斯特必须让英属北美的战前居民接受和消化这一切具体的“意外、偶然和窘迫”，建立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帝国国家。
回来行使自己第三个任期的总督之职的多切斯特站在圣路易城堡上，看着外面熟悉的风景，眼前是无数屋顶和日晒雨淋的石头，偶尔有水滴落在下面的河流中，想想那高度的落差，难免令人眩晕。然而1780年代的魁北克，政治和社会格局都非同以往了。虽然法语居民在人数上仍然大大超过讲英语的殖民者，比例大概是5∶1，在圣劳伦斯河谷一带甚至能达到40∶1，本省的大约6000位效忠派难民却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利益集团。[75]和新不伦瑞克的情况一样，总督本人的随从中尤其不乏效忠派精英。值得一提的是，多切斯特的长期合作者威廉·史密斯随他一起来到魁北克担任首席法官，也是一个说话很有分量的政策顾问。多切斯特的职权说明就反映了革命后英属北美的优先事项有所变化。1770年代他受命缓和英裔居民和法裔居民之间的关系，也须密切关注讲法语的天主教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次他却带着几乎截然相反的任务而来：向政府提供改革建议，迎合日益增加的英语人口的利益。
这一使命反映了英国官员从美国革命中获得了一个重要教训。帝国需要改革，宪政改革。爱尔兰和印度的政府都已经重组，同样的改革动因也导致人们反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次多切斯特和他的顾问们是带着改革任务来到英属北美的。威廉·史密斯对魁北克的问题有着清晰的判断：“这片国土的错误政策一直以来都为国家的‘医者’所无视：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76]他认为，英属北美应该成为加强和改造英国宪法之地，以防患于未然，杜绝曾导致南方帝国崩溃的问题发生。换句话说，从根本上加强王室（以及国王的行政代表）的权威，将其凌驾于殖民地议会的权力之上——后者已经是新不伦瑞克乃至效忠派大流散至其他各地的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需求。具体到魁北克，这还意味着要让英语区享有比法语区更高的特权。在法庭上，史密斯立即着手在涉及效忠派的案件中优先适用英国民法而不是法属加拿大法律。查尔斯·英格利斯就任新斯科舍主教也在制度上巩固了英国圣公会在英属北美各省的重要性，虽然这里的白人人口大多由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教徒组成。多切斯特和史密斯还提议在魁北克建立一个免费小学教育体系，旨在提升法语居民，让他们脱离“原始野蛮的状态”。[77]政府的权力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得到加强，英国人的利益也大大压过了法国人的利益。[78]
这两项优先事项都将在议会最终通过的法律改革中确立下来，即《1791年宪法法案》（Constitutional Act of 1791），又称《加拿大法案》（Canada Act），是现代大英帝国政府的基石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加拿大的新宪法是由远在伦敦的国务大臣制定的，因而显然代表了皮特政府的威权主义态度。这一法案明确加强了教会、贵族和国王的权力，因而在部分程度上，句句都像是对美国革命以及彼时革命中的法国正在酝酿的诸多新麻烦发出反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规定所有新镇都必须划出七分之一的土地归英国圣公会所有，未来，这不光引发了法语天主教徒的忧虑，也让卫理公会教徒和其他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忧心忡忡。它虽然有关于民选议会的规定，但也建立了强有力的立法机构，以英国下议院为模型，由委任成员组成。它甚至允许国王在加拿大建立世袭贵族政治。由于上述所有原因，该法案一直被诠释为一项反革命举措，与整个帝国转向威权主义的趋势是一致的。[79]（在英国政治史上，关于该法案的争论最为人们所铭记的，是激进派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日益保守的埃德蒙·伯克之间的长期友谊本已因为两人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冲突而受到了伤害，最终在下议院的一场关于该法案的激烈冲突中摊牌，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80]
最终，多切斯特本人在这部立法的条文制定中所起的作用相对很小，远不如当年实际上由他一手起草的《魁北克法案》。这一点值得关注，因为《加拿大法案》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与《魁北克法案》的精神是相悖的。（的确，它正式废除了《魁北克法案》的某些条款，认为后者“在许多方面不适用于上述省份当前的条件和形势”。）《魁北克法案》因向法语天主教徒提供了民权而激怒了英裔北美人，但《加拿大法案》却有一个规定明确有利于英语居民的利益，特别是效忠派。效法新斯科舍一分为二的先例，它把魁北克也分成了两个部分。从此以后，该地区东半部成为下加拿大省（如今的魁北克省），保留了法语天主教徒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现状。西半部是新的上加拿大省（如今的安大略省），主要人口是讲英语的新教徒殖民者，其中大多是效忠派难民。在旧的省界规定下，这些殖民者位处一个天主教法语居民占优势的省份边缘，苟延残喘。随着上加拿大的建立，效忠派难民有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如此一来，西边的上加拿大在结构和地位上均等同于东边的新不伦瑞克。作为对效忠派利益的又一让步，上加拿大省的土地租用制度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以非常低的附加费用鼓励殖民。省份的分割成为一个重要举措，在一代人之内，便把这一北方边疆变成了英语加拿大的腹地。
然而要理解《加拿大法案》，最鲜明有效的方式还是把它和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联系起来考察。与其说它是一项反革命举措，不如说它是后革命时期对新的政治格局所作的回应，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反动”。[81]众所周知，“英国宪法”是不成文法，它没有单一的基础文本，而由一系列逐渐产生的文件和常例构成。《加拿大法案》则是革命后英国政府官员们努力明确宪法条文的若干实例之一，他们力图为帝国治理白人和非白人臣民作出明文规定。英国人为加拿大撰写这部宪法的时间与美国人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一部共和制宪法的时间恰好一致，也绝非巧合。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因为这场内战而开始重新考虑北美政府的基石所在，并在基础文件中把那些想法记录下来。
北美臣民们对这一新的帝国宪法感觉如何呢？在战前的英属北美，人们认为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几乎没有代表殖民地臣民。这一法案事实上则是复制了威斯敏斯特，把它平移到了加拿大。然而并非所有效忠派都拥护它，从立法角度来说，它显然是首都英国人的创造。正如金斯顿的一位效忠派抱怨的那样，“应该是先有一个国家，再为其建立政府，而不是为了实施政府的某个事先预谋的投机计划，去挤压和扭曲一个国家”。[82]多切斯特本人对该法案则是五味杂陈。虽然他“赞同殖民地只能建立在不列颠的原则之上”，但他对变化的速度和性质却颇有质疑。他总是劝焦急的改革派史密斯慢慢来，慢慢来。[83]多切斯特尤其反对将该省分为两半的做法，部分理由是这么做疏远和离间了法裔加拿大人。在他二十年治理北美的生涯中，他一直在鼓励一种能够在帝国权威的统领下容纳不同民族群体的治理模式。这些是他在《魁北克法案》中确立下来的价值观，也是他在监督黑人效忠派撤离时坚持的原则。然而《加拿大法案》却排斥了这一优先考虑。多切斯特和他的弟弟托马斯一样喜欢寡头政治，他也反对另建一个省议会，那只会导致派系林立。相反，他继续鼓吹建立一个单一的全权大总督，并与史密斯一起为此撰写了一份建议书，这也有点像史密斯先前提出的建立北美议会的主张。[84]
从某种程度上，两人提出的对立的改革计划是1839年《达勒姆报告》中诸项建议的先声，那些建议提出要建立“负责任的政府”并统一上下加拿大，是英属北美自由主义抬头的关键一刻。[85]然而它也明确反映了多切斯特对1791年的《加拿大法案》几无影响，以至于该法案生效时，他甚至都不在北美。他也不赞成上加拿大首任省督的人选。多切斯特倾向于自己的老朋友约翰·约翰逊爵士担任这一职位，考虑到约翰逊与莫霍克人的密切联系和他在上加拿大白人殖民者（许多人都是他业已解散的效忠派军团中的老兵）中的影响力，他是理所当然的人选。英国政府却选择了37岁的革命战争老兵和议会成员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西姆科曾作为女王军团的上校在北美服役过很长时间，但他与效忠派精英却没什么交集。就英国政府当局而言，这是一个优势，这使他更有可能支持首都政府而不是沉溺于外省的种种变异，但这一任命不啻是对多切斯特的又一记当头棒喝。被这些事件弄得灰心丧气的多切斯特在西姆科到达加拿大之前便请假回国探亲去了。在未来的岁月里，两人因为政策和指挥系统的问题反复发生冲突，最后以多切斯特1794年辞职而告终。[86]
和多切斯特不同，西姆科有自己关于威权主义的多民族帝国的愿景，他一来加拿大，就致力于在西部建立一个全新的英国。[87]他骄傲地宣称，“本省是受到特殊眷顾的，它所拥有的不是一部残缺不全的宪法，而是……大不列颠宪法本身的具象和副本”。[88]这片土地或许尚未开发，人民或许还很穷，但有英国宪法原则作为指导，他完全可以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打造一个帝国乌托邦。[89]西姆科进一步疏远北美难民的举措是，他决定不把上加拿大的首府定在本省最大的城镇金斯顿，而是建立一个全新的镇子，在此期间，首府暂定为尼亚加拉。离开英国之前，他曾经（从詹姆斯·库克船长的财产中）买下了一座“帆布屋，和植物湾总督随身带的那个一样”，为他在这片荒地上建立政府作准备。[90]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西姆科兴冲冲地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的西行，因为两人有四个小女儿留在德文郡，这本日记是为她们记录的。她描写了“帆布屋”里面有隔间，还有个取暖用的炉子，几乎变得舒适而温馨。西姆科一家就在那些伸展开的帆布墙壁之间建了自己的准总督官邸。他们在那里招待各路宾客，从约瑟夫·布兰特——他一如既往地魅力非凡，身穿一件英式大衣，聪明地裹着一件深红色毛毯——到当时随所在军团驻军加拿大的国王的四子爱德华王子。他们没日没夜地玩惠斯特，用从英格兰运来的茶具喝茶。约翰·西姆科出行前往该省西部边界时，伊丽莎白在尼亚加拉的生活就像在英格兰一样，绘画、骑马，阅读关于化学和艺术的最新著作，并收集植物和蝴蝶标本寄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们。[91]
1793年夏，西姆科一家穿过安大略湖，来到了被总督选作本省首府的地点。伊丽莎白喜欢那里的风景，处处是青藤覆盖的白杨和冷杉，湖边则是闪闪发光的沙洲。他在多伦多半岛附近探寻溪流和水湾时，在水中击溅的桨声偶尔会打断那生机勃勃的荒野喧嚣，潜鸟长鸣，野鸭振翅飞出灌木丛。[92]对金斯顿的效忠派而言，西姆科总督要在这荒野之地建立“第二个伦敦”的梦想看起来像个“政治上的愚妄之行……完全是乌托邦想法”。[93]然而总督并不为所动：女王军团（西姆科旧日的军团）的士兵们开始着手清理森林，铺设道路，为一个既可作为军事基地又可作为行政首府的新镇作足准备。西姆科给这座边境小镇取名为约克。[94]到1834年被正式定名为“多伦多”时，它已经是上加拿大的文化和商业中心了。
西姆科身上有着他同时代的效忠派们所谴责的很多东西，但安大略省的保守派后代们也恰恰因此而拥护他：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格外英国派、反美国式的加拿大政府的奠基之人。[95]然而西姆科纵然携带着一整套英国首都的态度，他仍然对自己的北美环境作出了一个重大让步。他把上加拿大变得更像“美国”了。西姆科知道，经济成功和安全的秘诀就在于增加本省的人口，特别是在国境线对面，纽约州日益繁荣，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时。和新斯科舍的历任总督曾希望从新英格兰引进殖民者一样，西姆科也寻求从美国吸引新的殖民者来上加拿大。他认为，既然那些年有那么多美国人向西部迁移，如果地价合适，某些人当然会被吸引来上加拿大定居。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好的拓荒者了。他们的民族归属、宗教信仰和对当地气候和土地的熟悉程度与效忠派难民根本没有差别，唯一要做的只是接受英国君主制代替美国的共和制而已。西姆科暗自得意地认为，那应该再容易不过了。他认为“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居民心系英国政府和英国人”。[96]再说，《加拿大法案》不正是经过数次考验并被证明为真理的英国宪法的完美版本么？美利坚合众国如此年轻，还在建国初期的日子里蹒跚学步呢；它的宪法还有待批准，未来如何还很难说。
刚刚登陆北美几周后，西姆科便发布了一项公告，邀请美国人跨越国境。殖民者只需宣誓效忠“英国国会的国王”，便能够以相当于美国西部地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得到200英亩土地。[97]“每天都有很多殖民者从美国过来，其中有些甚至来自卡罗来纳。”伊丽莎白·西姆科写道。[98]最后，约有20000名“后期效忠派”涌入该地区，成为白人在北美西部殖民大潮的一个支流，且帮助把英属北美自己的英语人口从滨海诸省吸引了过来。上加拿大或许只是英国的一个外省，但正如这一波来自美国的移民潮所显示的那样，它的人民仍然以原籍为北美大陆的人口占绝对多数。（到1815年边境对美国人关闭了之后，英属北美来自英伦诸岛的移民人数才超过了来自美国的人数。）[99]诚然，有些美国效忠派也回美国定居了；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一回潮堪比移民加拿大的规模。[100]更常见的情况是，效忠派会暂时前往美国联系家人、朋友和生意伙伴，进一步加强了北美人的血缘和邻里关系。战争把北美人分成了爱国者和效忠派，新的国境线隔开了帝国和共和国。但和平又把分裂的社会聚合到一起，因为他们对土地、利润、稳定和安全的追求始终是一致的。跟统治他们的英国官员相比，上加拿大效忠派作为英属北美边境的拓荒者与国境线以南的拓荒者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来的1812年战争会把这一立场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101]
与此同时，加拿大居民为他们在英国统治下获得了美国居民没有的幸福生活而倍感自豪。“无论面对什么难以克服的艰辛，我们都会有一种普遍的疗法，我们在一切场合都会用到它，”金斯顿的牧师约翰·斯图尔特说，“那就是‘跟那个经济窘迫、四分五裂的国家的臣民相比，我们有多幸福？’大批居民从美国边境（他们忧心忡忡地抱怨美国的税务、穷困和专制）让我们确信一点，那就是我们应当珍惜自己得到的一切。”[102]斯图尔特所说不无道理。美国爱国者之所以开战，就是为了反对没有代表权的赋税。然而在北方的英属北美，看起来却是美国效忠派赢得了那场战斗。随着新不伦瑞克和上加拿大的建立，效忠派通过两个新的行政机构和议会的成立，在名义上获得了更大的代表权。至于民众参与极其有限，在效忠派看来反而是一个优势，看看国境线以南那些民众的处境吧，那里到处是乱七八糟的竞选活动、无中生有的报纸，还有零星发生的政治暴力。（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某些领导人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专制了。）
在他们看来，征税问题是他们跟美国相比更大的优势所在。在上加拿大，英国政府出巨资建起了行政机构和国防部队，效忠派和移民们以便宜的价格获得了丰厚的土地，基本上无须缴税。而在美国，因为背负着战争债务，州政府对土地的索价要高得多，相应的税负也沉重得多：1790年代纽约人为土地缴纳的税款相当于上加拿大邻居的五倍。简言之，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你可以成为积极参政的公民，但为此要支付的也是真金白银。而在加拿大身为英国臣民则意味着接受帝国的权威，但却无须支付高昂的税负。[103]（而当那些税务负担在1820年代发生变化时，这也成为上下加拿大酝酿叛乱的原因之一，情况与1770年代的十三殖民地毫无差别。）一个世纪之后，加拿大的效忠派后裔仍然以身为“北美大陆上税负最轻、最自由的人”为荣。[104]把没有税负等同于更广泛的自由，一直是英裔北美政治文化中对公民自由的一个响亮的定义。
当然，斯图尔特知道在边疆生活绝非易事。他曾亲眼见到庄稼歉收让贫困社区的居民陷入绝境；他自己也有一个孩子在艰难的流放生涯中死于蒙特利尔的寒冬。[105]本人身为难民，又是那么多难民的牧师，他也知道即便身体已经摆脱了困境，背井离乡和倾家荡产也会在人们的心头留下阴影，久久挥之不去。英国统治并非万灵妙药。在金斯顿和约克，以及圣约翰和谢尔本——正如革命前的费城和波士顿一样——效忠派对于明显侵犯其权利的做法和从外部强加的离间政策发出了愤怒的抱怨。西姆科没过多久就跟上加拿大议会中的效忠派发生了冲突，后者希望召开新英格兰风格的镇民会议。他打算在上加拿大逐渐废除奴隶制的计划也遭到了效忠派的反对，其中许多人从美国带来了奴隶，和在包括西姆科在内的首都英国人中迅速高涨的废奴主义意识没有什么共鸣。[10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拿大法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埋下了很多问题的种子，在法律上确立了英国圣公会的统治地位，也确立了寡头政治的倾向，这些都在后来引发了日益强烈的不满。[107]帝国统治始终会把它自己的忠实臣民变成敌人。
那么如此说来，在革命后的英属北美，效忠国王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可以归结为效忠派一贯围绕着它达成一致的核心原则。不管“北美”效忠派难民在政治上多么喜怒无常，他们说到底未曾反对帝国：他们不想割断自己与国王或大英帝国之间的联系。到西姆科建立约克之时，也就是英国人从纽约撤离十年之后，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难民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持续而耐久的英属北美版本。首先，他们克服了艰辛的难民生活，幸存了下来。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无家可归、挨饿受冻，却建起了自己的房子、码头和磨坊，教堂和学校。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清晰、不断扩大的省政府。他们在提供保护的君主制度下团结统一；他们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广袤的土地。的确，对于最边缘化的英国臣民来说，帝国权威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保护自己的臣民免受邻国殖民者的侵扰。像戴维·乔治这样的黑人效忠派一旦受到种族主义难民同胞的迫害，也可以寻求支持他自由的英国法律的保护。莫霍克人可以请求王室给予他们土地和部分主权，而在南边那个多数民主的共和国，要想得到这些可是难上加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后的英属北美为美国革命那个宏大的“如果”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如果不独立，十三殖民地会是什么样子？英属北美既没有反动的倒行逆施，也没有全然维持现状。关于加拿大政治文化的起源，一个很有影响的诠释认为，效忠派把美国的自由主义带到了加拿大，只是那一丝“托利做派”延缓了大众民主的出现。[108]然而难民在1780年代的英属北美追求政治地位的历史却表明，要理解他们的影响，还有一种不那么目的论的途径。真正将英属北美与美利坚合众国区分开来的并不是追求自由，而是继续忠诚。两种政体都致力于生命、自由和财产；两种政体都就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展开了激烈的内部争论。[109]在英属北美，对君主和帝国的忠诚为人们在另一场革命战争——与法国的战争——前夕团结在一起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英属北美，和在美国一样，多样化、多民族的群体始终在努力寻找共同基础。（不久后发生的1812年战争便考验了国境线两边各自的团结程度。）此外在英属北美，和在英国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民众对自由的表达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统治的压制。英属北美的效忠派看到了他们远在英国的同胞们同样日益了解的真相——难民们想要的并非总能得偿所愿。至于远行南方的巴哈马地区和牙买加的同胞们有无更好的际遇，还需拭目以待。
[1] 悉尼勋爵致约翰·帕尔，1785年3月8日，NA：CO 217/57，ff.28-29。
[2] 爱德华·温斯洛致Ward Chipman，1784年4月26日，AO：Ward Chipman Papers，Microfilm C-1180，ff.1343-1344。温斯洛所提到的一定是悉尼早期的一封信，其中使用了很多与上文引用过的1785年3月的文本相同的句式。The Winslow Papers是在滨海诸省定居的效忠派个人文件中最为丰富的书藏，可以通过新不伦瑞克大学图书馆的网站在线阅读：http：//www.lib.unb.ca/winslow，2009年12月24日访问。
[3] 关于分裂运动，最佳论述见Ann Gorman Condon，The Envy of the American States：The Loyalist Dream for New Brunswick（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4），pp.97-120。温斯洛在上文引用过的1784年4月26日致Chipman的信中详细阐述了该计划。
[4] Ann Gorman Condon，The Envy of the American States：The Loyalist Dream for New Brunswick（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4），pp.112-119.
[5] Cf.Seymour Martin Lipset，Continental Divide：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New York：Routledge，1990），p.1. 不过如下文所示，我不同意Lipset关于美国是“革命的国家，加拿大是反革命的国家”的简化论理解。
[6] 这一关于加拿大历史的很有影响的叙事，见Ian McKay，“The Liberal Order Framework：A Prospectus for a Reconnaissance of Canadian History，”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1，no.3（December 2000）：617-645；以及Jean-François Constant和Michel Ducharme编辑的很有价值的评论文集，Liberalism and Hegemony：Debating the Canadian Liberal Revolu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9）。关于效忠派对于开明自由秩序的奠基作用，见Jerry Bannister很有见地的撰文，“Canada as Counter-Revolution：The Loyalist Order Framework in Canadian History，1750-1840，” in Constant and Ducharme，eds.，pp.98-146。
[7] 温斯洛致约翰·温特沃斯爵士，1784年12月26日，Winslow Papers，p.260。关于该城市的建设进度，见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p.48-49。
[8] 引自“Thomas Carleton，” q. v.，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Online，http：//www.biographi.ca，2009年12月24日访问。
[9] 《库楚克开纳吉条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是第五次俄土战争结束之后，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774年7月在保加利亚北部的凯纳尔贾（Kaynardzha）签订的条约。该条约规定土耳其割让给俄国大片土地，俄国获得了在黑海创建舰队和在伊斯坦布尔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自由通航商船的权利。奥斯曼土耳其因此条约放弃了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并允许俄国保护土耳其国内的东正教信徒。
[10] 与他笔耕不辍且档案丰富的哥哥相反，托马斯·卡尔顿几乎没有留下过什么文件记录——至少没有多少留存至今——帮助我们充实他的个性和职业生涯。然而卡尔顿写过一份关于自己军旅生涯的短小粗略传记，刊登在New Brunswick Magazine，vol.2（Saint John，N. B.：William Kilby Reynolds，1899），pp.75-76。又见“Thomas Carleton，” q. v.，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Online，http：//www.biographi.ca，2009年12月24日访问。
[11] 这个职位最初的候选人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兄弟、新斯科舍分裂的主要支持者亨利·福克斯将军；但福克斯因为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拒绝了这一任命。Esther Clark Wright，The Loyalists of New Brunswick（Fredericton，N. B.：n. p.，1955），p.139.
[12] William Odber Raymond，ed.，Winslow Papers，A. D.1776-1826（Boston：Gregg Press，1972），p.251；Beamish Murdoch，A History of Nova Scotia，or Acadie，3 vols. （Halifax，N. S.：James Barnes，1867），III，pp.38-39；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p.94-95.
[13] 温斯洛致Chipman，1783年7月7日，见Raymond，ed.，p.100。
[14] 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2月12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
[15] 对托马斯·卡尔顿的指令，无日期，NA：CO 188/1，f.90。
[16] 马斯顿日记，1785年1月18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177。
[17] “Hannah Ingraham Recalls the Snowy Reception at Fredericton，” in Catherine S. Crary，ed.，Tory Writing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Era（New York：McGraw-Hill，1973），p.402.
[18] 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4月25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
[19] 小贝弗利·鲁宾逊，“Receipt and Memorandum Book begun 24th Decr 1783，” p.75，NBM：Robinson Family Papers，Box 1，Folder 3。
[20] 见第五章2。关于新不伦瑞克的反应，见Ann Gorman Condon，The Envy of the American States：The Loyalist Dream for New Brunswick（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4），pp.89-90。
[21] 引自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65。
[22] 引自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74。
[23] 温斯洛致温特沃斯，1784年12月26日，见Raymond，ed.，p.260。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6月25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
[24] 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6月25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
[25] 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10月25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57。
[26] 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11月20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
[27] 马斯顿日记，1785年7月24日和11月17日，UNB：Winslow Papers，vol.22，pp.189-90，204-205。
[28] 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p.104-105.
[29] 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11月20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
[30] 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112.
[31] 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p.113，148-149.
[32] 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151.
[33] 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117.
[34] 悉尼致托马斯·卡尔顿，1786年4月19日，NA：CO 188/3，ff.189-190。
[35] 托马斯·卡尔顿致悉尼，1785年11月20日，PANB：Thomas Carleton Letterbook。
[36] 关于这一主题，见Jack P.Greene，ed.，Exclusionary Empire：English Liberty Overseas，1600-1900（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尤其是Philip Girard，“Liberty，Order，and Pluralism：The Canadian Experience，” pp.160-190。
[37] 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是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由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国家的君主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会晤时建立的一个同盟。欧洲大多数国家后来参加了这个松散的政治组织。“九尾猫（cats o’nine tails）”又称九尾鞭，是一种多股的软鞭，最初在英国王家海军以及英国的陆军中作为重体罚的刑具，也曾用于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执法体罚。
[38]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Pamphlet 32，no.36（December 13，1817）：cols.1148-1150. 又见D. G. Bell，Early Loyalist Saint John：The Origin of New Brunswick Politics，1783-1786（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3），pp.130-131，142-144。
[39] Cobbett众所周知是一位极不可靠的自传作家。见David A. Wilson，Paine and Cobbett：The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esp.（for New Brunswick）pp.99-105。
[40] 《斯坦威克斯堡条约》（Treaty of Fort Stanwix）是1768年英国与印第安易洛魁人在纽约殖民地罗马附近的斯坦威克斯堡签署的条约，根据该条约，以俄亥俄河为一条领土分界线，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肯塔基部分以及现在的西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割让给英国。该条约还平息了六族联盟与佩恩家族（即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所有者）之间的领土争端。
[41] Alan Taylor，The Divided Ground：Indians，Settlers，and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Knopf，2006），pp.112-113.
[42] 引自Barbara Graymont，The Iroquoi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2），p.260。
[43] 引自Alan Taylor，The Divided Ground：Indians，Settlers，and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Knopf，2006），p.113。
[44] 该地点在1782年6月的原村名为“忠君联盟谷”。Graymont，p.254.
[45] 引自Alan Taylor，The Divided Ground：Indians，Settlers，and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Knopf，2006），p.113。
[46] “Abstract of poor Refugee Loyalists that stand in need of Clothing，”［1783］BL：Add. Mss.21822，f.62. 另一份文件估计，政府需要供应3204双袜子和“加拿大鞋”（每个效忠派一套），以及1600码亚麻布和羊毛为难民做衣服。“Estimate of clothing required to Clothe the above number of Refugees，agreeable to the Proportions heretofore granted，” BL：Add. Mss.21826，f.103. On the travails of Quebec refugees，see Janice Potter-MacKinnon，While the Women Only Wept：Loyalist Refugee Women（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3）.
[47] Memorandum，Montreal，March 6，1782，BL：Add. Mss.21825，f.5.
[48] Robert Mathews致Abraham Cuyler，1782年11月18日，BL：Add. Mss.21825，f.25。
[49] “His Majesty’s Faithful Subjects Emigrated Under the Conduct of Captain Michael Grass from New York to this place”的请愿书，Sorel，September 29，1783，BL：Add. Mss.21825，ff.147-148。
[50] Stephen Delancey致Mathews，1784年4月26日和5月4日，BL：Add. Mss.21825，ff.233-235。
[51] 丹尼尔·克劳斯致哈尔迪曼德将军，1783年12月15日，BL：Add. Mss.21774，ff.344-345。
[52] 哈尔迪曼德致克劳斯，1783年12月17日，BL：Add. Mss.21774，f.346。
[53] “Return of disbanded Troops & Loyalists settled upon the King’s Lands in the Province of Quebec in the Year 1784，” BL：Add. Mss.21828，f.141.
[54] 哈尔迪曼德致约翰·约翰逊爵士，1783年5月26日，BL：Add. Mss.21775，f.122. Isabel Thompson Kelsay，Joseph Brant，1743-1807：Man of Two Worlds（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4），p.350。
[55] Alan Taylor认为莫霍克人是证明英国人忽略了印第安人同盟这一“规则的确存在的例外”（p.120）。我觉得英国人把莫霍克人看成是效忠派可以解释那一差别。
[56] Isabel Thompson Kelsay，Joseph Brant，1743-1807：Man of Two Worlds（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66-367；William Leete Stone，Life of Joseph Brant（Thayendanegea），2 vols. （Albany，N. Y.：J. Munsell，1865），II，pp.243-245.
[57] Isabel Thompson Kelsay，Joseph Brant，1743-1807：Man of Two Worlds（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5-346.
[58] 哈尔迪曼德赠地证书副本，AO：Simcoe Family Papers，F-47-1-1（MS 1797）。
[59] 引自William L. Stone，Life of Joseph Brant（Thayendanegea），2 vols. （Albany，N. Y.：J. Munsell，1865），II，p.253。
[60] 约瑟夫·布兰特致悉尼，1786年1月4日，引自William Leete Stone，Life of Joseph Brant（Thayendanegea），2 vols. （Albany，N. Y.：J. Munsell，1865），II，pp.252-253。
[61] 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是一种理想化的原住民、外族或他者，尚未被文明“污染”，因此代表着人类天生的良善，也是一种文学著作中的定型角色。
[62] William Leete Stone，Life of Joseph Brant（Thayendanegea），2 vols. （Albany，N. Y.：J. Munsell，1865），II，pp.259-260.
[63] 悉尼致布兰特，1786年4月6日，引自William Leete Stone，Life of Joseph Brant（Thayendanegea），2 vols. （Albany，N. Y.：J. Munsell，1865），II，pp.255-256。
[64] Isabel Thompson Kelsay，Joseph Brant，1743-1807：Man of Two Worlds（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85-391.
[65] 约翰·斯图尔特致William White，1788年9月4日，LAC：John Stuart Papers，pp.46-47。
[66] 斯图尔特致White，1788年9月4日，LAC：John Stuart Papers，pp.46-47。
[67] Isaac Weld，Travels through the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and the Provinces of Upper and Lower Canada，during the Years 1795，1796，and 1797（London：John Stockdale，1800），pp.485-489.
[68] Alan Taylor，The Divided Ground：Indians，Settlers，and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Knopf，2006），p.123；Isabel Thompson Kelsay，Joseph Brant，1743-1807：Man of Two Worlds（Syracuse，N. 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4），pp.370-371.
[69] 布兰特致Samuel Kirkland，1791年3月8日，AO：Simcoe Family Papers，Series F-47-1-1。
[70] 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4-176.
[71] 引自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84。
[72] 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6-187；Ann Gorman Condon，The Envy of the American States：The Loyalist Dream for New Brunswick（Fredericton，N. B.：New Ireland Press，1984），pp.118-119. 他并未得到首席长官的头衔，这反映了英国诸位大臣对于设立这样一个强势职位的审慎态度。
[73] William Smith，The Diaries and Selected Papers of Chief Justice William Smith，ed.，L. F.S. Upton，2 vols. （Toronto：Champlain Society，1963），II，p.105.
[74] William Smith估计1788年魁北克的人口有130000人（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09）。根据1790年美国人口普查，纽约州有340241位居民。
[75] 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08-209.
[76] Diaries of William Smith，II，p.163.
[77] “Report of the Council Committee on Education，” in Diaries of William Smith，II，p.266；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05.
[78] 关于这一时期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关系的微观讨论，见Donald Fyson，Magistrates，Police，and People：Everyday Criminal Justice in Quebec and Lower Canada，1764-1837（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
[79] Gerald M. Craig，Upper Canada：The Formative Years，1784-1841（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63），pp.13-19. 该法案文本见Adam Shortt and Arthur C. Doughty，eds.，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anada，1759-1791（Ottawa：S. E. Dawson，1907），pp.694-708。关于威权主义趋势，见C. A. Bayly，Imperial Meridia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London：Longman，1989）。
[80] 福克斯批评该法案创造了一种贵族制度，嘲笑伯克同情一种已经在法国被消灭的制度。伯克慷慨激昂地说他将誓死捍卫英国的宪政制度，“他最后的遗言将是‘远离法国宪法！’”有人听到福克斯咕哝了一句“我们还是朋友”。伯克回应道：“不，我们不是朋友了——我们的友谊结束了。”福克斯起身说，“但他的精神如此痛苦，他的心灵因为伯克先生的言行而受到了如此重创，有几分钟，他竟说不出话来。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1791年5月6日的辩论，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T. C. Hansard，1817），vol.29，columns 359-430，esp.387-388。
[81] 即便有可能陷入一场关于语义的辩论，我仍应指出我对该法案的理解符合以下人士提出的“反革命”的用法，Eliga Gould，“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Britain’s Counter-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154（February 1997）：107-141；Eliga Gould，“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eds.，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1500-1800（Basingstoke，U. K.：Palgrave Macmillan，2002），pp.196-213；and Bannister，“Canada as Counter-Revolution”。
[82] 引自Elizabeth Jane Errington，The Lion，the Eagle，and Upper Canada：A Developing Colonial Ideology（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7），p.30。
[83] Diaries of William Smith，II，p.163.
[84] 威廉·史密斯致多切斯特勋爵，1790年2月5日，见Diaries of William Smith，II，pp.270-276。
[85] Ian McKay，“The Liberal Order Framework：A Prospectus for a Reconnaissance of Canadian History，”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1，no.3（December 2000），pp.632-633. 又见Phillip A. Buckner，The Transition to Reponsible Government：British Policy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1815-1850（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5）。作为对1837～1838年加拿大叛乱的回应，将上下加拿大合并也很像1801年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后者也是为了控制新教政体内最近叛乱之天主教人口的努力。
[86] Paul David Nelson，General Sir Guy Carleton，Lord Dorchester：Soldier-Statesman of Early British Canada（Madison，N. 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1-215.
[87] 关于西姆科的政策的这一特征，除其他外，见Elizabeth Jane Errington，The Lion，the Eagle，and Upper Canada：A Developing Colonial Ideology（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7），chapter 2；Gerald M. Craig，Upper Canada：The Formative Years，1784-1841（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63），pp.13-19. 该法案文本见Adam Shortt and Arthur C. Doughty，eds.，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anada，1759-1791（Ottawa：S. E. Dawson，1907），pp.694-708。关于威权主义趋势，见C. A. Bayly，Imperial Meridia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London：Longman，1989），pp.20-22。
[88] 引自Jeffrey L. McNairn，The Capacity to Judge：Public Opinion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Upper Canada，1791-1854（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0），p.23。
[89] Gerald M. Craig，Upper Canada：The Formative Years，1784-1841（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63），pp.13-19. 该法案文本见Adam Shortt and Arthur C. Doughty，eds.，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anada，1759-1791（Ottawa：S. E. Dawson，1907），pp.694-708。关于威权主义趋势，见C. A. Bayly，Imperial Meridia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London：Longman，1989），pp.20-22.
[90] 引自Mary Beacock Fryer and Christopher Dracott，John Graves Simcoe，1752-1806：A Biography（Toronto：Dundurn Press，1998），p.121. J. Ross Robertson，ed.，The Diary of Mrs. John Graves Simcoe（Toronto：William Briggs，1911），p.180。
[91] Diary of Mrs. Simcoe，pp.121-163.
[92] Diary of Mrs. Simcoe，pp.180-184.
[93] 引自Elizabeth Jane Errington，The Lion，the Eagle，and Upper Canada：A Developing Colonial Ideology（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7），p.31。
[94] Gerald M. Craig，Upper Canada：The Formative Years，1784-1841（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63），pp.13-19. 该法案文本见Adam Shortt and Arthur C. Doughty，eds.，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anada，1759-1791（Ottawa：S. E. Dawson，1907），pp.694-708。关于威权主义趋势，见C. A. Bayly，Imperial Meridia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London：Longman，1989），p.35；Diary of Mrs. Simcoe，pp.184-200；Fryer and Dracott，pp.162-163.
[95] 关于效忠国王的意义变化，见David Mills，The Idea of Loyalty in Upper Canada，1784-1850（Kingston，Ont.：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Norman Knowles，Inventing the Loyalists：The Ontario Loyalist Trad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Usable Past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
[96] Alan Taylor，“The Late Loyalists：Northern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7，no.1（Spring 2007）：5.
[97] Taylor，“Late Loyalists，” pp.5-6.
[98] Diary of Mrs. Simcoe，pp.136-139.
[99] Elizabeth Jane Errington，“British Migration and British America，” in Phillip Buckner，ed.，Canada and the British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40-146. 直到美国内战前，英国人移民北美的首要目的地一直是美利坚合众国。
[100] 英国游客Isaac Weld（一个鼓励移民加拿大的热心支持者）提到，“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它打消了任何有关移民合众国导致居民人数减少的疑虑，那就是事实上每年有大量人口移居加拿大，而那些完全有能力处理自己财产的加拿大人却没有移居美利坚合众国，除了少数居住在城市的人”。（Weld，p.287.）与1784年的7000人（大多为难民）相比，到1791年，上加拿大的白人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14000人，接着又在1791～1811年间增加了四倍，达到了70000人。就效忠派难民搬回美利坚合众国来看（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其人数众多），迁回者并没有影响该省的发展。Taylor，“Late Loyalists，” pp.4，19.
[101] 我对上加拿大作为“北美”外省的诠释借鉴了Elizabeth Jane Errington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尤见The Lion，the Eagle，and Upper Canada，chapter 3。关于帝国统治何以对一位典型的早期美国个人主义者有吸引力，见J. I. Little，“American Sinner/Canadian Saint？” i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7，no.2（Summer 2007）：203-231。
[102] 斯图尔特致White，1788年9月8日，AO：John Stuart Papers，p.46。
[103] Taylor，“Late Loyalists，” p.7.
[104] Egerton Ryerson，The Loyalists of America and Their Times：From 1620 to 1816，2 vols. （Toronto：William Briggs，1880），II，p.474.
[105] 斯图尔特致White，1783年10月14日，AO：John Stuart Papers，p.18。
[106] Gerald M. Craig，Upper Canada：The Formative Years，1784-1841（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63），pp.13-19. 该法案文本见Adam Shortt and Arthur C. Doughty，eds.，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anada，1759-1791（Ottawa：S. E. Dawson，1907），pp.694-708。关于威权主义趋势，见C. A. Bayly，Imperial Meridia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London：Longman，1989），pp.28-31.
[107] 对效忠立场和宗教文化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研究，见Christopher Adamson，“God’s Divided Continent：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Upper Canada and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United States，1775 to 1841，”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6，no.2（July 1994）：417-446。
[108] Louis Hartz，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South Africa，Canada，and Australia（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World，1964），p.91；Gad Horowitz，“Conservat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 in Canada：An Interpret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 et de science politique 32，no.2（May 1966）：143-171.
[109] Jerry Bannister and Liam Riordan，“Loyalism and the British Atlantic，1660-1840，” in Jerry Bannister and Liam Riordan，eds.，The Loyal Atlantic：Remaking the British Atlantic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forthcoming 2011）。感谢Jerry Bannister赠送这篇论文的预备稿给我阅读。关于效忠派的意识形态，除其他外，见Robert M. Calhoon et al.，The Loyalist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Part I；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Carol Berkin，Jonathan Sewall：Odyssey of an American Loyali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John E. Ferling，The Loyalist Mind：Joseph Gallowa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Janice Potter-MacKinnon，The Liberty We Seek：Loyalist Ideology in Colonial New York and Massachuset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102，126-127. 相关的批评又见S. F.Wise，“Liberal Consensus or Ideological Battleground：Some Reflections on the Hartz Thesis，” in S. F.Wise，God’s Peculiar Peoples：Essays on Political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ada（Ottawa：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99-211；Janet Ajzenstat and Peter J. Smith，eds.，Canada’s Origins：Liberal，Tory，or Republican？（Ottawa：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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