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3月25日，全美各家报纸刊登了交战各方签订的初步和平条款。爱国者们鸣钟祝酒、燃放烟花，庆祝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终于正式结束了。然而对于纽约和东佛罗里达还处于英国人保护下的四五万效忠派来说，这不啻为一则噩耗，宛如通常刊登在黑框里的讣告。十三个英属殖民地不复存在了，看看他们是如何授人以柄的吧。就连英国内务大臣本人在敦促盖伊·卡尔顿爵士“请尽一切努力和解调停，以促使第五条完全生效”时，大概也意识到这是强人所难。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财产补偿不置可否的表示，“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美国国会的善意”。[1]的确要仰仗善意。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了独立，如今效忠派得不到任何确切的补偿承诺，和平条约的第五条会成为效忠派永远的耻辱，那是到那时为止他们的利益被出卖得最惨的一次。东佛罗里达的效忠派还将听到更坏的消息，英国已经同意把他们的避难所拱手让给西班牙。然而除了英国政府之外，这些效忠派还能求助于谁呢？英国人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撤离——从纽约和东佛罗里达撤离——就在这样心灰意冷的氛围中开始了。
卡尔顿本人一直不满和谈在巴黎而非纽约进行，自然也不满他本人无法在和谈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纽约，效忠派领袖们如今视他为忠实可靠的朋友，是他们的利益的捍卫者。卡尔顿与威廉·史密斯的关系尤其亲密，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史密斯一样，希望与美国建立某种帝国联盟。就在和平条约签署的前夜，他还对史密斯说自己“坚信我们可以重新联合起来，如果帝国出现了一丝裂缝，定是由于我们的愚蠢所致”。[2]他几乎把条约看成是对他个人的重大打击，对涉及效忠派的“可耻条款尤其感到难过”。更有甚者，他们签订了如此虚弱无力的条款，如今居然让他来扛起努力恢复（如白厅[3]所指示的）“两国之间的和谐与团结”的重担。他根本就是反对美国独立的，如今却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明智判断”和“人道精神……去安抚和说服人们，诚挚地杜绝任何一方即将发生的或可能已经发生的一切人身伤害”。[4]不过，在魁北克的那些年让卡尔顿学会了不少治理殖民地的诀窍，他在这场内战的废墟上想出了一些有创意的点子帮助人们走出困境。他会尽一切可能帮助北美效忠派，因为他自己的忠诚感，以及他自己关于帝国的愿景，全都有赖于此。
截至此时，卡尔顿一直都在遥控着北美各个城市的撤离。如今他目睹着一场迄今为止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撤离，其规模远超南方的那些。撤出纽约城意味着一整套令人生畏的后勤挑战。驻防军已经驻守了七年之久，人数超过20000人，单单清退他们就已经是严峻的任务了。还有城市在加固要塞时使用的各式大炮要打包装船，若干个马厩里的马匹要运走，还要为数千人寻找和派发粮食和供给。这只是卡尔顿的部分任务。纽约还有大约35000个效忠派平民，如果遵循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旧例，这些人几乎全都要走。到哪里去找船只来运送他们，又该如何配给粮食给他们？他们要去向哪里，定居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在自己的纽约总部，卡尔顿发现难民们去往四面八方，直让他分身乏术。残疾人和无依无靠之人的恳求源源不断地朝他涌来。他要监督与印第安人的外交事务，要应付北美腹地仍在持续的暴力，要处理来自佛罗里达、牙买加、魁北克和新斯科舍等地的求助函，还要与英国官员通信，敦促他们对迁徙者采取慷慨的政策。然而在如此千斤重担之下，卡尔顿和手下还是及时制订了一系列措施，为跨大西洋难民救济项目奠定了基础。
南方的撤离开始时，卡尔顿曾建议英国政府在新斯科舍、佛罗里达等殖民人口相对稀少的殖民地给效忠派难民分赠一些地块，免收费用和代役税。18世纪中期，在新斯科舍曾有过先例，从法裔阿卡迪亚人手中没收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了讲英语的殖民者；类似的分地政策也曾惠及“七年战争”中的老兵，收效良好——既能鼓励殖民，也能为复员军人提供收益丰厚的就业，但他们也一贯被看作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过卡尔顿提出的为效忠派分地的方案是更为庞大的帝国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在美国的失败使得“我们必须与那些仍然效忠的殖民地保持最为密切与诚挚的联系”。在英属北美和其他地方为效忠派分地，可以确保“每个人都乐意拿起武器保卫家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自保。不仅应该免收代役税和各种政府办公费用，大不列颠在未来也不应对其征税”。[5]于是该政策就有了两重目的：既奖励了那些已证明对帝国忠诚的人，同时也让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变得更加忠诚和安全。
1783年1月，一个纽约效忠派联合组织派代表去新斯科舍察看位于罗斯韦港（Port Roseway）的一个殖民地，那是个未经开发的港口，位于哈利法克斯以南大约100英里处。新斯科舍省总督约翰·帕尔（John Parr）尚未从伦敦方面收到任何关于分地的指示，但他承诺为难民提供400000块木板建造新房。就是从那些木板开始，一个名副其实的效忠派都市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起初大约600个效忠派人士加入了准备迁出的罗斯韦港联合会。当他们的舰队在1783年4月准备出发时，签约一道离境的人“超过了七千人”。[6]卡尔顿的兵站总监、能干的伦敦商人布鲁克·沃森（Brook Watson）为这些拓荒者们准备了壮观的一长串物资：锛子和锯、水桶和黄油桶、游标卡尺和钳子、枪弹、火药、炮弹、油灯、锁，还有长柄勺。[7]船只从英国驶来接殖民者时，他们带着斧头和锄头，各种可能用得上的木瓦、“木钻”和“钻头”。[8]当第一批纽约撤离舰队在他面前装货完毕、准备出海时，卡尔顿写信给帕尔总督，说他很欣慰“我们能够给这些理应得到救济之人一些庇护，我相信他们未来一定会促进财富增加、商业繁荣和政权稳固，给我们这个领土大大减少的帝国提供丰厚的回报”。[9]几个月后，卡尔顿得知英国内阁已经批准了他的分地提议。效忠派重新定居的几个关键要素全都到位了——自由通道、免费供给和获得土地。
卡尔顿没有提及效忠派出走新斯科舍的另一个同样意义重大的考量，也是他极力促成的，那就是黑人效忠派的迁徙。如果说初步和平条约的第五条让白人效忠派大为震惊，那么第七条——亨利·劳伦斯关于禁止英国“带走任何黑人或其他财产”的规定，则让黑人们惊恐万状。南卡罗来纳的前奴隶波士顿·金记得，和平的消息“让所有的人欢天喜地，除了我们这些逃脱了奴隶制、在英国军队中寻求保护的人；因为纽约城里到处都在传，说所有的奴隶……都要被送还给他们的主人”。金好不容易才“感觉到自由的快乐，那是我从未品尝过的滋味”。他从一个残忍的主人家里逃到了查尔斯顿，在一场天花瘟疫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忍受了在军队中服役的种种不适。1781年底，金来到纽约，因为找不到工具重操自己的木匠手艺，他在一个又一个主人家里打杂，挣扎着果腹蔽体。至少他还有自由。但整个1783年春天，金和他的同伴们都心神不宁，生怕将来“我们的旧主人会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其他地方赶来，在纽约街头抓住他们的奴隶，甚至把他们从睡觉的床上拽起来”。由于“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恐惧”，纽约的一些黑人效忠派吓得茶饭不思、“夜不能寐”。[10]
1783年4月15日，一份张贴于纽约城各处的传单一定更令他们心灰意冷，该传单誊抄了第七条的内容，又加上了卡尔顿的命令：“任何未在英国地盘上住满12个月，也没有指挥官签发的特殊护照之人，均不得以难民身份上船。”[11]将有三位军官负责检查每一艘离境的船只，看看有无财产——这里是指人——被非法转移。有些黑人效忠派持有证书证明自己曾在军中服役，但很多人没有。这就是他们历尽艰辛逃跑的结果吗：当街被绑，或者在码头上再度沦为奴隶？
然而当初查尔斯顿撤离之时，卡尔顿曾坚称获得了自由承诺的奴隶就应该拥有自由——如今在纽约城里，他信守诺言。他效仿莱斯利将军在查尔斯顿成立委员会的做法，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负责评估声称自由的黑人的案子。每周三从上午10时到下午2时，该委员会的成员（由四名英国代表和三名美国代表组成）坐在珍珠街（Pearl Street）上的弗朗西斯客栈里听取关于前奴隶的纠纷。那些被委员会批准放行的人会获得一份印刷的自由证书，上有纽约指挥官萨缪尔·伯奇（Samuel Birch）将军的签名。然后在码头，审查员把每个离境黑人的姓名登记在一个不断拉长的登记表上，还有他们的年龄、前主人的姓名、简略的体格描述以及备注——讽刺的是，这些大致就是奴隶买卖时登记的信息。这份登记表，即所谓的“黑人登记表（Book of Negroes）”，成为大出走中真正独一无二的文件；数万白人效忠派难民就没有这样一份登记表。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登记，是因为跟白人比起来，这些迁出者的身份也是特殊的。他们是人，但也可以被当作财产。就这样，这份记录黑人效忠派的自由身份的文件再度登记了他们曾经身为奴隶的事实。[12]
英国人的自由承诺仍然有效，但美国人可不怎么高兴。1783年5月初的一个周二上午，卡尔顿乘坐毅力号（Perseverance，这船名起得倒是贴切）沿哈得孙河逆流而上，前往塔潘齐（Tappan Zee）的宽阔水域，与乔治·华盛顿会面。整整一年，两位指挥官一直以措辞冷淡的信件往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岸上彼此打量一番之后，两人大概都会因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略有些尴尬：他们身高相仿，大概都是六英尺高，都长着大鼻子、薄嘴唇，身穿镶有穗带的制服大衣和高筒靴，服饰的威严与他们与生俱来的庄重气质相得益彰。两位指挥官有迫在眉睫的事项要讨论，包括帮派抢劫者正在乡间破坏打劫、交换战俘，以及撤离的时间表等。但华盛顿在会议一开始先就他觉得最为紧迫的事项对卡尔顿来了一番训话：从纽约撤出人类财产之事。卡尔顿平静地解释说有一支舰队已经起航前往新斯科舍了，船上的黑人效忠派都已登记在册。“已经起航了！”华盛顿惊叫道。（如果他知道船上的一名黑人哈里·华盛顿曾经属于他名下，大概更要惊掉下巴了。）卡尔顿回答说，他不能遵守条约中任何“与此前事关国家荣誉的承诺相矛盾的［条款］，无论肤色如何，那些承诺都必须兑现”。[13]
当天晚上，华盛顿在自己位于奥兰治的总部给卡尔顿写了一封充满指责的信。
听您说已经有船起航，带走了大批奴隶之事，我深感震惊。这一行为是否符合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违反了条约，非我所能决定。但我无法对阁下您隐瞒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此举迥异于条约的文本和精神。
他要求卡尔顿详细解释他们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止此类不当行为再次发生。但卡尔顿逐条回复了对手的指责，面对震怒，他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他冷冷地写道，华盛顿听到这个消息居然会感到“震惊”，着实古怪，因为一切程序都是以最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的。所有开往新斯科舍的船只都被检查过了，唯一的纠纷“是由在我到达之前就已被宣布自由的黑人引起的。由于我无权剥夺那份自由……对有关他们的每一则事项都进行了精确的登记”。此外，他最后说，“如果阻止这些黑人起航，无论动用何种方式，他们均会找到各种办法离开此地，让前主人再也无法找到他们，当然那样一来，前主人们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机会获得补偿了”。简言之，他的做法完全符合英国法律的精神和文本。“相关的黑人……在我到达纽约之时就已经获得了自由，因此我无权……阻止他们前往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地方。”[14]
在珍珠街，委员会在萨缪尔·弗朗西斯的热心招待下继续从事他们每周的工作——据说弗朗西斯本人就有一半黑人血统。他们发放了数百份自由证明书，在码头上，名单登记册越来越长，记录着“粗壮结实”等细节，有时还有“多病少妇”“漂亮姑娘”，还有“孱弱”又“纤细”的“小伙子”。到委员们工作结束之时，已经有2000多个名字被登记在“黑人登记表”上了。波士顿·金手握证明书，带着大他12岁的新婚妻子维奥莱特，和132个自由黑人（包括哈里·华盛顿）一起登上了驶向罗斯韦港的拉邦当斯号（L’Abondance），开始了新的生活。“黑人拓荒者”军团的成员，包括墨菲·施蒂勒，就是曾被超自然的声音困扰，说一个伟大的黑人军队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那位，以及未来的黑人效忠派难民领袖托马斯·彼得斯，也领到通往自由的船票，登上了开向安纳波利斯罗亚尔的约瑟夫号（Joseph）。
卡尔顿刚正无私地捍卫黑人效忠派之举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凸显出某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对待奴隶的态度正在形成强烈的反差。卡尔顿亲自挑选的私人秘书莫里斯·摩根（Maurice Morgann）是个能言善辩的废奴主义者，曾在1772年发表了英国第一个提出逐渐在西印度群岛解放奴隶的建议书。[15]卡尔顿本人并非废奴主义者，他从未公开宣称要解放奴隶。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行为只是出于一种个人荣誉感：君子言出必行，但也反映了他坚信国家荣誉的概念，并坚信一个家长作风的政府有责任捍卫国家荣誉，这一观念很快也会在战后大英帝国各个领地的统治者中蔚然成风。和许多行政管理同僚一样，他在担任魁北克总督期间锤炼了自己的信念，认为一个臣民多样化的帝国最好由强有力的行政当局来治理。毕竟，他或许曾想过，如果行使帝国权力的统治者不能代表无权无势的臣民的利益，帝国权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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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大约35000个效忠派平民大概很少有人曾经料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沦落到在出境和险境之间作出选择。1783年春夏两季，他们筛选比较了一长串承诺和威胁，决定走不走、什么时候走、往哪儿走。套用美国报纸上刊登的一则由爱国者撰写的讽刺打油诗《托利派的独白》里的话：“出走还是留下——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吗？/是把命运托付给阴冷的芬迪湾那/肆虐的狂风，阴冷的天空/还是与叛乱者共处一国！/何况，我们的留下会激起他们最强烈的愤怒，/在我们如今已经没人庇护的头顶爆发/把我们击垮。”[16]
听到和平的消息，爱国者们纷纷回到纽约收复他们的财产，但那些逆流而动的效忠派却显然看不到有谁对他们伸出和解之手。“那些企图回家的人几乎全都受到了极端恶劣的对待，很多人被打，钱和衣服被抢，又被送了回来”，卡尔顿对英国内阁如是说。[17]在韦斯特切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著名的效忠派德朗西家族的一位年长成员遭到了“最暴力的”殴打，让他“滚回哈利法克斯，或者滚回他该死的国王那里去，无论他还是他的崽子们都不会得到宽恕，被这个国家收留”。[18]另一个城镇宣布效忠派“在收到离境的正式警告之后，逗留时间不得超过七天，违者将被处以等同于弑亲罪的处罚”。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的市民们宣布效忠派理应受到“这个国家的憎恶和责罚。1775年精神仍在闪耀，并将继续发扬光大，否则美国的自由就不复存在了”。[19]一位自称“布鲁图斯”[20]的作者发布了一个凶险的警告，被广泛刊登在地区报纸上，题为“致所有英国政府的拥趸和英国军队的信徒，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托利派”。他命令道：“趁你们还力所能及，赶紧逃吧！因为过不了多久，你们困顿和沮丧的日子就会来临；如果你们中有人拒绝这及时的劝告，届时除了全体公民理所当然的复仇之外，你们什么也不会得到。”[21]
跟这些令人忧心的报道相反的另一面，是出现在纽约报纸上的正面宣传，还带有效忠派移民的签名，夸耀他们新的定居地多么宜人。一位在罗斯韦港定居的效忠派描述那里真正是一派群鱼跃出水面的场景：鳟鱼、鲑鱼、鳕鱼、“大比目鱼（这确实是肉质最鲜美的鱼）”，还有鲱鱼，数量之多，“据说一个人带着捞网过去，一天能打捞20大桶”。[22]另一个人说，“我常常为我来到了这个地方而感谢上帝，并真诚地认为罗斯韦港不久就会成为北美最繁荣的首府之一”。[23]在芬迪湾邻近的圣约翰（Saint John），一个移民夸耀那里气候凉爽、土地肥沃，还有各种美味的野生动物，“驼鹿（我觉得比任何牛肉都好吃）、野兔、兔子、山鹑、鸽子”。[24]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如今的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上的效忠派宣称，“大概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曾听说过这片国土上最糟糕的事；什么这里的人们都在挨饿；什么我们找不到吃的，自己还会被昆虫吃掉……事实上恰好相反……来看看吧，要亲眼所见，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25]如果这些北方地区都没有吸引力，那么还有遍地绿松石的巴哈马群岛，那个群岛“只需一些居民稍事耕种，就会变得和西印度群岛中的任何岛屿一样繁荣”。[26]
到1783年夏末，纽约城里的效忠派一批批离境，有些爱国者回来了。作为全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天翻地覆的情景一定很怪异。“这里的人们每天谈论的只有撤离，”一位略显困惑的（无疑是爱国者）评论人如此写道，“这……让这些人的样貌看上去很可笑。——有人面带微笑，有人面露愁容，还有人疯疯癫癫。听他们的谈话简直会令你感到欢乐：有人……说新斯科舍那个天寒地冻的地方是新建的天堂，还有人说那根本就是个不适合任何人类居住的地方。托利跟托利争个不休；他们诅咒自己效忠的权势，这把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叛乱者。”[27]《王家公报》（Royal Gazette）的各个栏目上充斥着售卖和生意关张广告，以及提醒效忠派从哪个码头上船的通知。英国正规军和黑森士兵打包装备，准备整个军团撤离。火炮被撤下城墙，弹药也装箱待运。杂货铺正在出售多余的库存：63596双鞋子和68093双精纺毛料袜子，10100个鞋扣，21000根缝衣针。[28]夏日的周三和周六，货运处会拍卖它的役用马和骑乘马、拉车和各种装备。[29]
在英军占领结束之前那兵荒马乱的最后几个月里，贝弗利·鲁宾逊上校对效忠派的艰难处境有过特别细致的观察。作为三位难民巡视员之一，他和同事们去拜访了数百位一度从远至佛罗里达的地方涌入纽约城的“贫苦效忠派”，评估他们有何需求。单是1783年第一季度，巡视员就为529个难民分发了近9000纽镑（纽约货币）。[30]他亲眼看到该名单上有大约212个纽约人从安适怡然的小康生活沦为赤贫。如今他和他们一样，也不得不就未来安家何处作出决定了。
鲁宾逊一家打了一场大仗。鲁宾逊上校本人促成了这场革命中最丧失名誉的事件之一：1780年大陆军将军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变节投诚英军。作为西点的爱国者指挥官，阿诺德曾在鲁宾逊被没收的宅邸内居住，密谋西点向英军投降之事，那座宅邸就在哈得孙河岸边，与西点要塞隔河相望。鲁宾逊是英国人派去联系阿诺德的完美诱饵。他乘坐英国军舰秃鹫号（Vulture）前往西点，以与房子有关的私人事务为借口，要求与阿诺德会面，没过多久，阿诺德就乘坐秃鹫号逃到了英国人的地盘，从此臭名远扬。很快，鲁宾逊的长子小贝弗利就跟随这位投诚的将军在弗吉尼亚作战了。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儿子莫里斯和菲尔·鲁宾逊成了爱国者的战俘。上校为了让两个孩子获释，花了18个月的时间多方努力，最后因为他和乔治·华盛顿之间那“尚未熄灭的友谊之火还存有最后一点点余烬”才总算成功了。[31]
鲁宾逊清楚地看到，美国独立将迫使“北美效忠派得依靠敌人的恩惠才能要回他们的财产，而事实上我们都确信，他们根本不会归还那些财产”。和平条约的条款更让他确信，效忠派在美国根本没有立足之地。鲁宾逊的效忠国王的北美军团获得了在新斯科舍的分地承诺。和绝大多数效忠派老兵一样，他的下属们也一道前往北方，在军团分派的地块上定居下来，用他们的战友情谊换得邻近的农庄。上校本人更钟情于英国，“希望政府……不会任由我们饿死，还会给我们一些微薄的薪俸”。[32]（他那位新泽西同人科特兰·斯金纳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举家迁往英格兰，而他的前军团也在圣约翰河谷安顿下来。）[33]但鲁宾逊在写给卡尔顿的一份尴尬的备忘录中承认，“我的处境非常艰难，必须依靠政府的资助才能离开此地”。他请求政府预支六个月的薪水给他，供他支付搬迁中的具体费用。[34]1783年夏末，鲁宾逊和妻子、女儿及几个儿子一起乘船驶向英格兰。小贝弗利和效忠国王的北美军团的人一起去了新斯科舍，而菲尔还跟他所在的英国步兵部队一起驻扎在纽约。此次星离云散之后，鲁宾逊家族再也没能团聚，成为众多因迁出故土而骨肉分离的家族之一。未来若干年，散居各处的亲戚们还会写亲情满满的信件互报平安，但有些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然，和其他英军占领的城市一样，在纽约，效忠派也没有全部撤离。有些家族选择共同分担去留的难题，女性家庭成员留在原地继续索要财产（在某些州，嫁妆财产被排除在没收范围之外），男人们则出去寻找新的居住地。虽然故土难离乃人之常情，选择出走之人的数量却着实多得惊人。最终，纽约效忠派中单是出走至新斯科舍一处的登记人数就高达将近30000人。另有约25000人去了魁北克和巴哈马群岛的阿巴科（Abaco）。[35]总的说来，纽约撤离可能是美国历史上（与总人口相比）规模最大的平民迁徙。
卡尔顿把自己出发的日期定在了1783年11月，到那时，纽约城里已经没有多少效忠派平民了。撤离日那天，等在史泰登岛附近的舰队将驶向英国，船上都是政府职员，还有剩下的部队和难民。19岁的菲尔·鲁宾逊就在撤离日当天行军出城的最后一批英军部队中，是“家族中唯一一个目睹那屈辱场面的人”。[36]卡尔顿的心腹威廉·史密斯也滞留到令人心酸的最后一刻。他给留下来处理家族事务的妻子珍妮特写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起草了遗嘱，打包好箱子，和卡尔顿一起乘坐小船划向刻瑞斯号，也就是18个月前带总指挥来到北美的同一条船。挤在一个“五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写字”的船舱里，史密斯充满爱意地给留在岸上的珍妮特回信。他安慰妻子说，“不要担心，这里的一切都会好的”。然而史密斯自己却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了，特别是他们还莫名其妙抛锚一周之久，让他目睹了庆祝独立的烟花在鲍灵格林的上空燃起。在写给妻子的“又一封告别信”中，他希望“我看到的烟花不会引发事故……跟所有的人说再见。抱一抱哈丽雅特，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忘记爱她，只要她爱你，听你的话。你永远永远的，威·史”。两天后，刻瑞斯号终于绕桑迪胡克一圈，驶入了公海。[37]
就这样，英国占领美国的日子正式结束了。那以后效忠派难民的故事将在英属世界的其他各地继续，从哈利法克斯到拿骚，从伦敦到尚未建起的其他城市。但即便纽约城已经正式投降，效忠派的出走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在英属北美的最南端，在东佛罗里达的海滨，效忠派还将开始最后也是最出人意料的撤离，他们惊恐地听说自己的避难天堂即将被割让给西班牙，就撤离与否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从孕育希望的避难所到最后一个出发点，东佛罗里达成为两段难民经历之间的桥梁，把由战争引起的离家迁徙变成了对和平避风港的持久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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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花了三周时间才筋疲力尽地沿佐治亚海岸来到圣奥古斯丁，她被困在船上，连睡觉时也在行路。最后他们终于转入了圣奥古斯丁水湾，船却撞上一块沙洲，吓得他们心惊肉跳。还好，他们总算清除了障碍，但查尔斯顿的另一支船队就没那么好运了，他们的船在浅滩撞毁，毁坏了许多难民小心运出的财产。六七条船斜靠在沙滩上，一看就知道损失很大。约翰斯顿对这片平坦的异乡的第一印象一点儿也不好。她看出婆家人都“对现状很不满意”，对未来抱怨不已。小安德鲁一直在生病，天气“一直很潮湿，要么就是多云”，如她在写给丈夫的信中所说，“真的很后悔没有随你一起去纽约……和我心爱的威廉分开的日子多么难熬啊”。[38]
但他们安定下来之后，天气好转，阳光照耀，很快便让约翰斯顿迷上了这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对这里充满好奇。她认出了很多来自萨凡纳的熟悉面孔，虽然这里不是佐治亚：从壳灰岩石头房子上的压缩贝壳，到如今已被用作军营的前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栏杆，再到身穿各色服装的梅诺卡人和地中海其他小岛上的居民，十年前他们被作为劳工招募到这里来开垦南部的新士麦那（New Smyrna），都在提醒着她这里不是佐治亚。她偶尔会瞥一眼该计划招募的拓荒者安德鲁·特恩布尔那位充满异国风情的妻子，一个“士麦那的淑女，总是穿着自己国家的服饰，看上去是个雍容高贵的女人”。约翰斯顿喜欢在宽阔而突出的环城堡垒上散步，让微风轻拂她的衣裙。经历过战时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物资短缺，如今能吃上从海里钓上来的鲜鱼，是多大的享受啊！“我从未像住在……那里那段日子那样健康，也的确从没有那么胖过”，她后来回忆道。最好的消息是，威廉从纽约请假准备回来小住一段时日，届时他们就能一起规划未来了。[39]
到1783年初，已经有12000个效忠派和奴隶在东佛罗里达定居。[40]虽然总督帕特里克·托宁要养活这么多“没有物资、钱财、衣物，也没有农具，处境极为悲惨”的难民有些勉为其难，但他欢迎他们的到来，认为这即将开启“本殖民地的美好时代”。[41]托宁满面红光地预言他的地盘将会向南北两端扩张，进一步扩大圣约翰河和圣玛丽河两岸日益成熟的社区。英国在“七年战争”结束后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这片领土，它很快就被几百个英国地主在投机热潮中瓜分了，其中许多是贵族和显要，光是他们占有的土地面积就超过了280万英亩。托宁总督“亲爱的朋友”亨利·斯特雷奇，也就是那位英国的副和平专员，就拥有10000英亩，而托宁本人则抢占了另外20000英亩。[42]但很少有地主实际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斯特雷奇和托宁除外），因而该殖民地基本上还处于未开发状态。
东佛罗里达最值钱的土地都已经被占了，这当然是新来的殖民者（如伊丽莎白的公公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初来该殖民地时“极为不满”的原因之一；另一些肥沃的土地位于印第安人的地盘，更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即。[43]造成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听说很少有英国人的种植园开发成功。新士麦那的景象真是糟糕透顶。这个矮棕榈围成的乐园变成了近代版的黑暗之心。疟疾和营养不良导致数百殖民者死亡，而它的创建者安德鲁·特恩布尔变成了一个奴隶监工，用鞭子和锁链强制执行这个灾难性的劳动制度。
然而即便新士麦那失败了——到1777年，它的幸存者们都退回了圣奥古斯丁——在东佛罗里达殖民的回报却看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在眼前。[44]托宁总督知道，效忠派和奴工的涌入可能恰是该殖民地从此翻盘、走向繁荣所需的。为了满足效忠派对土地的需求，他想出了一个计划，把大地块内部的小地块没收充公。托马斯·布朗（和约翰斯顿医生一样）是托宁的政府议会成员，他把很多旧日的士兵都安排在圣约翰河周围，还为他自己在该地区争取了十块地，总计100000英亩，大大超过了他在奥古斯塔失去的5600英亩。[45]富裕的效忠派把自己的奴隶租出去赚钱，而较为贫苦的殖民者只能建造茅草房和小木屋，做些伐木和清理林地的工作，为种植玉米和水稻作准备。[46]多亏了像勤劳创业的南卡罗来纳印刷商威廉·查尔斯·韦尔斯（William Charles Wells）这样的难民，圣奥古斯丁呈现出一派大都会盛景，托宁在那里住了十年，还从未见它如此繁荣过。韦尔斯拆除了他的家族在查尔斯顿的印刷厂（战前查尔斯顿最主要的报纸就是在那里印刷的），把全套设备带到了圣奥古斯丁。在那里，他利用一本名叫《印刷商的语法》（The Printer’s Grammar）的书中提供的宝贵示意图，以及“一位普通的黑人木匠”的协助，成功地重建了印刷厂，还在1783年初出版了佛罗里达的第一份报纸。业余时间，韦尔斯经营着一个由迷恋戏剧的军官们组成的剧团，并参与表演，该剧团上演一些业余创作，“为苦闷的难民们带去一丝慰藉”。[47]
在东佛罗里达，富有想象力的英国殖民者们用了二十年时间也未能实现的目标——在亚热带湿地上开垦出利润丰厚的种植园，把勉强维持的边疆哨所变成富裕繁荣的城镇——能否由效忠派来实现？托宁自然希望如此，他是欢迎这场难民危机，把它看成殖民地扩张的天赐良机的众多官员之一。约翰·克鲁登，也就是曾在查尔斯顿负责管理被扣押财产的那位专员，持同样的看法。克鲁登如今是一位流离在佛罗里达的难民，但他和托宁一样，对东佛罗里达的未来充满信心。区别是克鲁登的热情已经开始变得近乎癫狂。他仍然执着于自己身为专员的职责，主张追踪被效忠派非法从南卡罗来纳带出的奴隶。1783年3月，他来到加勒比海上的托尔托拉岛，那里是个著名的奴隶交易中心，他在那里看到“很多南部殖民地居民名下的黑人都在出售，而出售之人根本无权处理他们”。[48]他从托尔托拉回到圣奥古斯丁，但他索回被扣押奴隶的想法却受到了政府和议会的阻挠。[49]托宁总督不理解克鲁登何以一片痴心地为爱国者索回奴隶，在托宁看来，正是爱国者把效忠派害得如此之惨。同样重要的是，托宁是个土地投机者，“每天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牺牲很多人的利益中饱私囊”，他可不打算牺牲本殖民地的宝贵劳动力。[50]到5月，克鲁登就去纽约寻求卡尔顿的支持了。6月，他继续出发前往伦敦，请求政府内阁的批准。[51]
一个热心的效忠派居然以此为业，似乎是个古怪的执念——当然，从他所写的文字来判断的话，他还是个准废奴主义者——但这样做既符合克鲁登念念不忘的公义感，也是他个人的野心所在。他的跨大西洋游历无疑是因为看到这么多奴隶被根本无权拥有他们的人抓走了，他发自内心地愤怒，但也反映了他渴望自我提升和被官方认可的积极心态。克鲁登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明逆境确实鼓励某些难民想出了富有创意的替代方案，即便那些方案有时会牵扯到不一般的同盟和不寻常的目标。[52]不管和平的结果如何，克鲁登仍然能够为他自己和效忠派同胞们想出某种办法从中获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想法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了。
终于，1783年4月，和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对东佛罗里达的效忠派来说，仿佛遭到了飓风袭击。与美国签订的和平条约的第五条，让他们再无可能从美国获得任何补偿，但在他们看来，跟英国与西班牙和法国签订的和平条约第五条相比，这一条也不算什么了：英国同意把东西佛罗里达割让给西班牙，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英国外交官们似乎认为这是个合理的安排，他们更尽心地保住在战略上非常宝贵的直布罗陀，而不是经济表现令人失望的东西佛罗里达。但和平条约无异于彻底铲除了效忠派立足的根基。他们经历了在胁迫下背井离乡的磨难，往往还不止一次，也直面挑战，准备在一片未经开发的土地上重建家园。现在就连这个来之不易的避风港也要从他们手里被夺走了——而且还是被他们自己的政府夺走的。除非效忠派已经准备好宣誓效忠西班牙政府并皈依天主教，否则他们必须在18个月的限期内打包走人。
“对这些不幸的效忠派来说，战争带来的痛苦还不及这次和平条约的一半，”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写道，“除了建议他们指望美国国会的慈悲之外，没有任何涉及他们的条款，事实上就是彻底抛弃了他们。”她的公公刘易斯“因为这样的和平消息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身体不适，精神萎靡，但有这么大一家人要养活，他别无选择，单是未卜的前景就已足够令他分心了”。[53]这个可怕的消息传来几天后，在晚餐上，约翰·克鲁登回忆起难民聚会中举杯祝愿国王健康时的情绪反应：“如果他［国王］看到这群人，不知他感觉如何；两位绅士痛苦地用手帕掩住面颊，却没能遮住泪水从他们忠诚的面孔上淌下。”[54]在另一位年轻的佐治亚效忠派看来，和平的消息：
使我们的感情遭受了最为剧烈的冲击。我们被自己的国王抛弃了，被自己的国家流放了，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还有什么依靠……上帝啊！这是怎样的苦难！我们曾经非但衣食无忧，还过着那般奢华的生活……如今居然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又被英国议会抛入了悲惨和绝望的旋涡，议会不再指望我们的服务了，便如此轻视和嘲弄我们的苦难。
“我们都被抛弃了，”他说道，“我会安心地记得，这次不是我辜负了我的国王，而是我的国王抛弃了我。”[55]
这样的哀鸣凸显出效忠派痛苦的实质。“自己的国家”美国的大门已经对他们彻底关闭，如今他们自己的国王也要对他们避而远之，真是雪上加霜。在经历了“过去这场战争期间这么多五花八门的场面和颠沛流离”之后，一位效忠派“根本不相信”这个消息，直到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国王的演讲”，读过他所效忠的君主同意和平的文字之后，他才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被彻底出卖了。[56]东佛罗里达效忠派宣泄情感的方式如此深情，简直近乎矫揉造作，恰恰表明了帝国臣民对国王的形象多么发自内心地依恋，还体现了成千上万个被多年战争和流离弄得遍体鳞伤的人还要被迫再一次迁居，这种打击的心理冲击力有多大。再次迁居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伤痕，会在若干年后的某个目的地突然爆发。
白人效忠派并不是唯一被他们的君主伤害的佛罗里达人。关于东佛罗里达被割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印第安人的领地，曾长期与英国人结盟的克里克人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震惊之余，他们与托宁总督和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托马斯·布朗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居然在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仇敌时，拿起斧头站在了英国人一边，”一位克里克酋长回忆道：
国王和他的武士们曾说他们永远不会抛弃我们。难道伟大的国王被征服了吗？还是他真的打算抛弃我们了？抑或他准备把自己的朋友出卖为奴，还是干脆把我们的土地让给了他和我们共同的敌人？你认为我们可以转过脸去恳求敌人施恩吗？不会的。只要他还有土地接纳我们（我们是不会投奔敌人的），并派船来接我们跟朋友们一起走。
另一位酋长回忆说，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在父亲的膝上了解到他的族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亲密纽带，两个族群的人之间的联系根深蒂固，已经通婚“结成了一体”。他也觉得与其被美国或西班牙压制，还不如流亡：“如果英国人真打算放弃这片土地，我们会跟他们一起走。我们无法与弗吉尼亚人或西班牙人握手言和。我们根本无法与他们共处。”[57]克里克人的新领袖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Alexander McGillivray）进一步加强了抗议的力度。看看他非同寻常的名字就知道，麦吉利夫雷有苏格兰血统：他的父亲是奥古斯塔的一个著名的效忠派印第安商人，母亲是法国人和克里克人混血。麦吉利夫雷在克里克人中的地位相当于约瑟夫·布兰特之于莫霍克人，是一个与白人社会关系密切，致力于引导自己的民族面对白人帝国的入侵，维护自身利益的印第安人领袖。[58]“我想我们有权从利用我们为他们的目标血战到底的国家那里获得保护和支持”，他写信给布朗说，克里克人“怀抱感恩和友谊的原则为英国”而战，在八年的忠诚服务之后，看到“我们自身和自己的领土被出卖给了敌人，被瓜分给了西班牙人和美国人”，这是“残酷和不公平的”。[59]
布朗本人也无颜面对这些印第安人朋友：“我们这些不幸的可怜同盟的境况对我的打击很大。他们对我一贯忠诚，我也从未欺骗过他们。”自战争一开始，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他觉得把他们抛给西班牙人统治的决定简直损害了他的个人荣誉。[60]布朗知道有些酋长誓死反抗，他担心“他们因为愤怒和失望，会把自己的仇恨发泄在那片土地上的那些不幸的居民身上”。不管克里克人“很严肃地提议放弃自己的国土跟随我们”听上去“有多么荒诞不经”，事实上这样的迁徙是有先例可循的。西班牙人1763年离开佛罗里达时，雅玛西印第安人（Yamassee Indians）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古巴；如今在加拿大，也有一个莫霍克人效忠派定居地正在英国人的资助下日渐成形。布朗建议卡尔顿把克里克人“迁到巴哈马群岛”，到了那里，他们可以在英国的保护下从头开始。[61]
但克里克人不是黑人效忠派：卡尔顿不觉得英国违背了与“那些你如此亲近地称之为‘受骗的印第安人’”的诺言。如果他们想去巴哈马群岛，那么他愿意提供船只带他们去，但最好“劝服他们不要采取如此摧毁自己幸福的行动”。[62]相反，布朗和他的同事们试图软化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关系，维护印第安人对英国的好感，作为防御美国人的缓冲带。在布朗的敦促下，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接受了为西班牙服务的职位，与那家一直垄断着宝贵的佛罗里达印第安人贸易的苏格兰商业公司沉默地展开了合作。[63]托宁总督一想到“在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心中还深植着无法浇灭的对英国人的诚挚友谊和忠实爱恋的火种；它可以燃烧成烈焰，可以在未来加以改善，为我们所用”，[64]便充满了自豪感。后来的英国官员发现他们仍然维系着这样持久的忠诚，该是多么宝贵啊！
东佛罗里达的效忠派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妄想条约中的条款还有可能被逆转或废除，但他们离境的18个月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当地社会随之变得越来越混乱无序。佛罗里达北部与佐治亚的边界变成了帮派横行的无人区，南下的美国人和目无法纪的准效忠派黑帮在那里肆意抢劫破坏。效忠派的日子在惶恐中度过，生怕不满的印第安人袭击他们。一位难民报告说，“本殖民地居民陷入一片混乱，抢劫和掠夺频发”。[65]何况他们接下来究竟该去往何处？直到1784年春，托宁仍对撤离的具体安排“一无所知”。[66]托宁说：
效忠派根本不知如何自处。西印度群岛已经人满为患了，需要一个大体上比现有首府更大的都市才能容他们定居……巴哈马群岛上除了岩石什么也没有，只适合渔夫居住，那里的居民多是船难之后漂流到那里的。对那些一直住在南方殖民地的人来说，新斯科舍太冷了，全然不是个好的出路，奴隶主也不可能在那里过上舒适的生活。[67]
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去巴哈马地区考察了一番，想看看有无可能在那里定居。约翰斯顿在移民到佐治亚之前曾在圣基茨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因而对西印度群岛还有些了解。但大西洋中的巴哈马群岛就完全不同了。他报告说，“他们认为这里最好的土地”不过是“贫瘠的砂土”，长期回报基本无望。“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乐观的期待，如今则彻底失望了”，约翰斯顿医生回到圣奥古斯丁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对于自己和家人将去向何方，茫然无知”。[68]
得到父亲的指示，威廉·约翰斯顿去了英国一趟（很可能是跟着从纽约撤离的舰队一起去的），在爱丁堡继续学医。他的离开让伊丽莎白一人独守空房、烦恼忧伤，每天都对他和他们两人的未来充满各种焦虑的想象。她难过地写出长篇大论，祈求道：“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痛苦的分离了。”威廉这位效忠派上尉只领一半薪水，不够他们全家在英国生活，因此伊丽莎白和孩子们要继续依靠他父亲的保护。然而数月过去，刘易斯·约翰斯顿仍然“没有决定接下来要去往哪里”，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供过于求的市场上出售奴隶。伊丽莎白在1784年初写给威廉的信中说，“或许等你父亲卖掉了奴隶，他就能去英格兰了，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还有些担心，因为他似乎想去牙买加，他听到了一些不错的反馈，那里的效忠派说他们的靛青收成很不错”。让她更担心的是，她又怀孕了——“我变得好臃肿”——“目前这不明朗的状态让我很不安，生怕我的产期临近，而你父亲又要走了……我会留在这里，不会在临近生产时乘船旅行，简言之，我们都失魂落魄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一切难题。”[69]
在听说东佛罗里达被割让之后整整十个月，刘易斯·约翰斯顿终于卖掉了奴隶，下定决心移居苏格兰了。伊丽莎白和孩子们会跟他一起走。他还把威廉的奴隶们卖给了托马斯·布朗，卖了450英镑，只留下了黑格一人，伊丽莎白要把她“留作保姆，因为那个小小的陌生人大概很快就要降生了”。[70]她出发前往英国的日期真不算早。威廉最近那封信让她在很多方面十分不安，先是指责她写信不够勤。（“相信我，”她辩解道，“我心里一直想着你，因为这难过的分离让我太焦虑了，我不可能错过任何一个写信的机［会］。”）他的信在其他方面也不够体贴：“我很伤心，你连提都没提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祝愿我平安生产，因为你离开之前一定知道我怀孕了。”更糟的是，因为远离家人，无人监督，威廉还没有继续前往爱丁堡，而是不明所以地在伦敦“那个令人堕落的城市”住下了，那里“充满诱惑”，尤其是赌博，那是“你这样性情的美国人根本无法抵御的”。[71]
1784年5月，在她21岁生日前几天，伊丽莎白·约翰斯顿在圣玛丽河口登上了一条蛀蚀严重的船，离开了佛罗里达，此时的她已经比15个月前到达这里时成熟多了。这是她难民生涯的残酷开端：刚刚开始了解新环境就不得不离开那里，然后又要经历数月挥之不去的忧愁和疑虑。这次她怀中抱着另一个刚出世的婴儿——3月份刚刚出生的刘易斯——作为一个单身母亲要应付的事情太多，“多动的”长子安德鲁摔断了腿，而凯瑟琳这个“佛罗里达最烦人的女孩”生了很重的病。她自己的父亲和丈夫一样远在英国；她不得不靠着一点点钱和婆家的资助度日。此外，她觉得跟丈夫分开给她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她日益需要“用那种使人坚强的宗教（那是她压力重重时唯一的慰藉）让我的心灵更有力量”——正如她越来越害怕迁居，害怕跟威廉分开。在佛罗里达登船开始自己的首次跨大西洋旅行时，她并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次远行和分离在等着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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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难民，约翰斯顿一家是相对幸运的：显然，他们是极少数选择支付昂贵的费用远赴英国的佛罗里达人（大约2%），因为他们有出售奴隶的费用可供支持。[73]绝大多数佛罗里达效忠派，包括新购入奴隶的托马斯·布朗，都选择移民巴哈马群岛，虽然关于那里的负面说法很多，但至少距离不远，还有可用的耕地。一位效忠派军官宣称，“在每一件事情上，英国人的诺言”都已经“瓦解了”。“我们被剥夺了财产，驱离了家园……没有一个自由温和的政府的保护，被自己的朋友出卖和抛弃了”，现在他们被“抛到陌生的世界，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他了解到一件事：“只要大不列颠发现，撤出军队不再保护我们符合它的利益”，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对他的一切承诺都不算数了。几天后这位不满的军官和其他七个效忠派家庭一起乘坐一条驳船划向海滨，到位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密西西比的纳奇兹（Natchez）寻找新的致富机会去了。
这么多东佛罗里达效忠派心中深切的不平之感是值得倾听的，它们不仅表达了沮丧的个人情绪，还引发了政治上的余震。后来在巴哈马地区尤其明显，两度被迫迁居的难民们到达那里时，深怀着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还在东佛罗里达境内时，这就足以把某些效忠派英国臣民推向激进行动的边缘了。“如果英格兰卷入另一场战争（这一点不久就应验了），”一位佐治亚效忠派警告说，“它可别指望我们数万效忠派中有一个人为它挺身而出……人们已经出离愤怒，甚至无法忍受被称为英国人。”因为愤怒，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发动一场政变，推翻西班牙的统治。“或许西班牙的先生们会发现他们被骗了，他们不可能占领这片国土。我们有精良的殖民军部队驻扎在此，什么仗都能打。”他说，他们可以一起拿起武器抵抗。有传言说效忠派部队正在密谋哗变，把奴隶武装起来，“要是哪个白人胆敢反对他们独占此地就杀了他，因为他们宁死也不愿被送去哈利法克斯。”[74]
这些具体的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但在效忠派空想家约翰·克鲁登那里，同样的想法却获得了非凡的生命力。效忠派1784年春离开佛罗里达时，克鲁登却登上了反向的船只，在英国暂居之后回到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割让东佛罗里达粉碎了克鲁登准备在圣奥古斯丁做贸易的全部商业计划。他一直执着于公平，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跟黑人效忠派和奴隶有关的行为。但白人难民此番受了多大的委屈啊，还有“可怜的印第安人，我们珍视他们的友谊……也被无耻地抛弃不管了”。（“虽然看起来有些古怪”，但他认为有些印第安人是“古英国人的后裔”而且“说的是威尔士语”。）[75]他意识到再也没有可能推翻和平条约，保持东西佛罗里达的领土完整了。然而还是可以纠正错误，甚至获得回报的。克鲁登到达圣玛丽河口时，梦想着在那里重建一个社会。一张存留至今的纸片暴露了他的雄心。“在圣玛丽河上与效忠派代表们开会时，”纸片上写道，“大家一致决定在效忠派当前面临的形势下，应由克鲁登先生一人执掌大权，在可以适当发动另一场政变之前，效忠派应该认定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对他们有着总统的约束力。”签名是：“联合保王国总统约翰·克鲁登”。如果英国不把东佛罗里达给效忠派，那么好吧，效忠派可以自己去争取它的部分领土。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效忠派难民国家，圣玛丽的新任独裁者克鲁登会为他自己的公正而战，正如他曾一向为他人的公义而奔走一样。[76]
东佛罗里达总督托宁对密谋中的行动略知一二。他通知远在白厅的上司，说克鲁登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在炮制“他们激动地想象出来的计划，最终他们会愚蠢地想出糟糕透顶的方案，用武力篡夺本殖民地政府的权力，与西班牙人为敌”。为了粉碎他们的阴谋，托宁希望利用克鲁登和该地区其他居民之间的矛盾，那些都是声名狼藉的盗匪，已经反抗当局多年了。托宁批准克鲁登建立一支“地方武装队”打击匪徒，如此一来，“既不必危险地兵戈相向，导致流血……又避免了灾难”，为此托宁很是自豪。[77]他向西班牙派来的总督比森特·曼努埃尔·德·泽斯彼得斯（Vicente Manuel de Zéspedes）保证说，“西班牙政府无须害怕克鲁登先生”；他的言论只不过是英国人言论自由的习惯所致。但看到效忠派的不满情绪仍在西班牙接手的地盘上发酵，边境骚动不安，印第安人还倾向于投靠英国人，想必他也暗自得意了一阵子。就连他也没有充分掂量过克鲁登的计划能执行到何种程度。
1784年7月12日，在枪炮齐发的庆礼声中，西班牙国旗在圣马科斯堡（Castillo de San Marcos）上空升起；梅诺卡社区的神父举行了弥撒典礼，还唱了完整的庆典弥撒，“我们以极大的幸福经历了这一切，”泽斯彼得斯报告说，“新的天主教臣民也欢呼雀跃。”（大约有500个出生于地中海、战前就居住在东佛罗里达的殖民者决定留下来接受西班牙的统治。）权力交接正式完成了。但在北部的河流附近“那些湿地上、树丛中”，克鲁登和他的“暴徒们”仍然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效忠派国家。[78]“佛罗里达的圣玛丽河和圣约翰河之间总共有1200人，”克鲁登的弟弟詹姆斯向英国驻维也纳大使汇报说，拿骚和纳奇兹还有1200人，“全都愿意合作，帮助他实现目标。”“已经派代理人进入了印第安人的地盘，”他解释说，“委派专员前去集结那些已经到达新斯科舍的效忠派……也派合适的人去查尔斯顿和费城打探大陆军军官的意见；这些安排，再加上整个大陆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对成功怀有最乐观的希望。”[79]“美国仍将是我们的，”克鲁登发誓说，“但不伦瑞克王室[80]不配拥有它的主权。”[81]是时候向西班牙求助了。
在效忠派难民们提交的数千份请愿书中，最明确地表达了效忠派在战争失败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英国出卖之后，经历了怎样深切的绝望的，或许就数约翰·克鲁登1784年10月写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的那份请愿书了。
我们曾为自己的君主牺牲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曾为那个国家浴血奋战，却被君主抛弃，又被那个国家驱逐……我们……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只剩下最糟糕的选择，要么回家，对于精神高尚的人来说，受辱比死亡更可怕；要么冒着被冷血杀害的危险；要么去新斯科舍那片陌生的土地，抑或在巴哈马地区贫瘠的岩石上避难，直面贫穷和苦难的命运。难道我们的精神可以忍受（请陛下恕我直言）背弃我们的国家，玷污［原文如此］父辈的宗教，成为您的臣民吗？
克鲁登接着恳求西班牙国王把圣约翰河和圣玛丽河之间那片地区的“内陆政府管辖权和自行决定权”给予效忠派，作为交换，“我们愿意向陛下支付一笔合理的贡金，承认您是这片土地的君主”，捍卫本殖民地不受“除我们母国之外的任何势力的侵犯”。[82]
因为克鲁登最大的敌人不是西班牙，甚至不是英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和那些颠覆了他的世界的共和派爱国者。他接二连三地写信给西班牙当局，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好意愿；他之所以自称独裁者，只是为了“防止贵国政府担心频繁会面，你们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但在西班牙统治的地区并非如此”。[83]作为拟议的效忠派国家的元首，克鲁登承诺参与抵抗英国、西班牙和北美效忠派共同的敌人：共和制。他的弟弟詹姆斯远赴维也纳，也是为了寻求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对这个帝国联盟的支持。（“他痛恨共和派”，克鲁登写道。）“无论您认为我的计划如何不切实际或空泛牵强，”克鲁登对西班牙人说，“这样一个宏大的愿望可能会为英国和西班牙建立愉快、友好而长久的同盟铺平道路。”北美效忠派和欧洲各大帝国可以联合起来击败后起的共和制美利坚合众国，恢复王权的统治。[84]
和托宁一样，泽斯彼得斯也觉得克鲁登的“满腔狂热”过于虚妄：“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空想家而已”，他说，他唯一担心的是克鲁登的想法“可能会对从美国出走的大批赤贫而绝望的流亡者，那些在巴哈马群岛找不到生计的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当克鲁登1785年想去新斯科舍集结更多支持力量时，泽斯彼得斯迫不及待地给他签发了护照，巴不得“他永远消失”。[85]当这位西班牙人继续收到“这个不安分的人”的来信轰炸时，他一定不胜其烦；这次它们不是从遥远的加拿大，而是从几十英里之外的巴哈马群岛上发来的。克鲁登从那个新的栖息地继续向四面八方的联系人游说他的计划，比方说，他对诺斯勋爵说“只需要一点点帮助，在上帝的支持下，我不光能把迷失的羔羊找回来，还会让墨西哥为我的国家门户大开”。[86]
约翰·克鲁登再也没有回佛罗里达，相信他的言论的人越来越少。然而把他的计划说成是没有意义的胡言乱语却有失公平，原因有二。首先，克鲁登之所以有那些特立独行的想法，源自数万效忠派共同经历的颠沛流离，说明革命也能让效忠派的政治立场变得激进起来，虽然这听起来是个悖论。英国的撤离彻底颠覆了效忠派的世界，他们被赶出家园，继而又被驱离避难所，难怪有些人开始摸索起极端做法了。个人的创伤会强化政治不平感。第二个应该严肃对待克鲁登的计划的原因，是他的同时代人并没有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英国高层官员阅读他的信件，而泽斯彼得斯也逐渐认为托宁总督本人同样参与了密谋。[87]这说明欧洲列强对美国的领土统一持极度怀疑的态度。如果美国真如许多人预想的那样分裂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想在那些领土碎片中分一杯羹。克鲁登在佛罗里达谋划的行动只是英国对该地区加强控制的一系列计划中的第一步。不久，克鲁登的地位就会被一位名叫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的马里兰效忠派取代，他请求英国支持另一个效忠派独立国家，人口主要是克里克人。不到十年后，当法国革命使得英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兰西共和国时，帝国联盟共同抵制共和制的现实果然被克鲁登不幸言中了。
整个1784年，效忠派和奴隶们乘坐驳船继而又乘轮船迁出了东佛罗里达，在荒野中艰难前行。根据一份官方估计，共有3398个白人和6540个黑人离开东佛罗里达，前往英国的其他领地。另有5000人“据估计翻山去了美国等地”，其中大多数人都隐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无人问津了。[88]托宁总督本人拖了很长时间才离境，可以将这看成实际撤离时人们经历的重重压力和满心不舍的缩影。和平条约为撤离设定的18个月期限截止到1785年3月，其时托宁本指望“这项费力而烦心的工作可以在几周内彻底完结”。但他事实上又请求了四个月的延期（并获准）才完成了手头的工作，直到1785年8月才从停泊在圣玛丽港的塞勒斯号（Cyrus）上发回报告说：“我终于把最后一批撤离者打发走了，心头卸下了一副重担。”托宁仍然迫不及待想“走出这最糟糕的困境”，乘船驶向英格兰。但紧接着，仿佛佛罗里达硬是把他拽了回来。1785年9月11日，海上的风浪在塞勒斯号一出海就把它引向沙洲，继而又突然改变了它的航向，使它猛冲向沙洲。护卫舰每小时进水达六英寸，最终艰难地回到岸上返修。托宁又在圣玛丽别别扭扭地待了两个月，才有新的船只从巴哈马群岛赶来接他。[89]
1785年11月13日，纽约撤离日两年、约克敦战役四年之后，托宁和最后一批佛罗里达难民才最终启程出海。托宁在离开圣奥古斯丁那天写道，“看到一片曾经那么繁荣的国土如今变得荒无人烟——一个曾经美丽的城市变成废墟，真令人震惊而难过；这些……或许可与我个人的不幸相提并论，还有那些高尚而体贴的忠实民众，他们从幸福和富裕的生活……一落千丈，变得贫穷而苦难，实是残酷地违逆了人情世故”。[90]如果他和同行的乘客回望岸上，大概会看到沙滩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木板堆。效忠派无法把自己的房子卖给即将到来的西班牙人，就拆掉了房子，希望把它们带走，到巴哈马群岛或其他地方重新拼装起来，但船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那些木板。[91]重建一所房子尚且不易，重建生活和社区更是可怕的严峻考验。但当最后一批佛罗里达难民驶入大西洋时，他们至少是朝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前行。他们即将前往英国，那里如今正在制定蓝图，让效忠派东山再起，让帝国卷土重来。
[1] Thomas Townshend致盖伊·卡尔顿爵士，1783年2月16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0，no.6917。
[2] 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 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574.
[3] 白厅（Whitehall，又译怀特霍尔）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市内的一条大道，自特拉法加广场向南延伸至国会广场，也是英国A3212号公路（特拉法加广场至切尔西）的首段。这里是英国政府中枢所在地，包括英国国防部、王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和英国内阁办公室在内的诸多部门均坐落于此，因此“白厅”一词亦为英国中央政府的代名词。
[4] Townshend致卡尔顿，1783年2月16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0，no.6917。
[5] 卡尔顿致悉尼勋爵，1783年3月15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0，no.7139。
[6] 约翰·帕尔致悉尼，哈利法克斯，1783年6月6日，NA：CO 217/56，f.89。
[7] “Return of Ordinance proposed for Roseway，” March 2，1783，NYPL：Carleton Papers，Box 30，no.7049.
[8] “List of items sent out to Nova Scotia，” 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631.
[9] 卡尔顿致帕尔，1783年4月26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557。
[10] 《黑人牧师波士顿·金的生平回忆录》，引自Vincent Vincent Carretta，ed.，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Unchained Voices：An Anthology of Black Autho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pp.352-356。
[11] Early American Imprints，Series 1，no.44375.
[12] 已出版的“黑人登记表”版本，见Graham Russell Hodges，ed.，The Black Loyalist Directory：African Americans in Exile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New York：Garland Publications，1995）。四月的船队把660个黑人男女和孩子们带往新斯科舍。Cassandra Pybus，Epic Journeys of Freedom：Runaway Slav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ir Global Quest for Liberty（Boston：Beacon Press，2006），p.66.
[13] 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p.585-587.
[14] 乔治·华盛顿致卡尔顿，1783年5月6日，以及卡尔顿致乔治·华盛顿，1783年5月12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s.7637 and 7666。
[15]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Empire without Slaves：British Concepts of Emancipatio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6，no.2（April 1999）：276-281. 卡尔顿认可摩根的出色才干，亲自从谢尔本伯爵的办公室里聘用了摩根。这位威尔士的博学者还涉足莎士比亚评论，撰写了一篇有关约翰·法斯塔夫爵士这个人物的颇有影响的论文。
[16] 引自Catherine S. Crary，ed.，The Price of Loyalty：Tory Writing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Era（New York：McGraw-Hill，1973），pp.391-392。
[17] 卡尔顿致Townshend，1783年5月27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783。
[18] Deposition of Oliver De Lancey，May 20，1783，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727. 又见John Fowler（no.7728）和Robert Hunt（no.7738）的书面证词。
[19] 报纸报道，1783年5月23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 7796。
[20] 布鲁图斯（Brutus），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一般指马尔库斯·尤里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元老会议员。他是恺撒的朋友，后来组织和参与了暗杀恺撒的行动。
[21] “TO All Adherents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Followers of the British Army Commonly called TORIES Who are present Within the City and County of New-York，” August 15，1783，Early American Imprints，Series 1，no.44464.
[22]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Port Roseway，dated May 25，” Royal Gazette（New York），June 7，1783.
[23]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Port Roseway…dated the 29th June 1783，” Royal Gazette（New York），July 19，1783.
[24]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in St. John’s，Bay of Fundy…” Royal Gazette（New York），August 9，1783.
[25] “To those LOYAL REFUGEES who either have already left，or who hereafter may leave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in search of other Habitations，” Royal Gazette（New York），April 20，1783.
[26] Royal Gazette（New York），June 28，1783，p.3.
[27] “Extract of a late Letter from New-York，” Providence Gazette，September 6，1783.
[28] “Account of sundry Stores sold at public auction，by order of the Commissary General，and pr. Particular account in his Office，” July 24，1783，NYPL：Carleton Papers，Box 35，no.8515.
[29] 见Royal Gazette（New York）的广告，1783年8月16日。
[30] “List of Sundry distressed Loyalists who have take［n］Refuge within the British Lines at New York to whom the following allowances are recommended for their support from 4th January to 31 March 1783 inclusive，” NYPL：Carleton Papers，Box 31，no.7258.1783年第二季度，巡察员们向454位效忠派支付了7400英镑：“List of Persons recommended by the Board appoin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Commander in Chief to consi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claims of distressed Loyalists，for their support from 1st April to 30th June 1783 inclusive，” NYPL：Carleton Papers，Box 34，no.8252.1782年的下半年，英国军官为救济纽约难民支付了12000英镑。摘要见NYPL：Carleton Papers，Box 29，no.6843。
[31] 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斯·鲁宾逊爵士的日记，无日期，RMC，pp.10-11。
[32] 贝弗利·鲁宾逊致亨利·克林顿爵士，引自Judith L. Van Buskirk，Generous Enemies：Patriots and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New York（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2），p.157。
[33] 科特兰·斯金纳致悉尼勋爵，1783年3月7日，NA：FO 4/1，f.18；斯金纳致诺斯勋爵，1783年10月5日，BL：North Papers，Add. Mss.61864，f.34。
[34] 贝弗利·鲁宾逊致卡尔顿，1783年6月6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3，no.7911。
[35] 关于这些数字，见附录；cf.Philip Ranlet，The New York Loyalists（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6），pp.193-194。
[36] 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斯·鲁宾逊爵士的日记，无日期，RMC，p.13。
[37] William Smith，Historical Memoirs of William Smith，1778-1783，ed.，W. H. W. Sabine（New York：New York Times and Arno Press，1971），pp.615-616.
[38]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3年1月3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39] Elizabeth Lichtenstein Johnston，Recollections of a Georgia Loyalist（New York：M. F.Mansfield and Company，1901），pp.74-75.
[40] 共有2917个白人和4448个黑人乘船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来到此地，“A Return of Refugees and their Slaves arrived in the Province of East Florida from the Provinces of Georgia and South Carolina taken upon Oath to the 23rd December 1782，” NA：CO 5/560，p.507. “A Return of Refugees & their Slaves arrived in this Province from Charlestown，at the time of the Evacuation thereof & not included in the last return，the 31st Decembr 1783［sic］，” April 20，1783，NYPL：Carleton Papers，Box 31，no.7468。12000人的估计数字是当时人们广泛提出的，见，例如Lord Hawke’s “Observations on East Florida，” in John Walton Caughey，ed.，East Florida，1783-85：A File of Documents Assembled，and Many of Them Translated by Joseph Byrne Locke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pp.120-121。
[41] 帕特里克·托宁致谢尔本勋爵，1782年11月14日，NA：CO 5/560，pp.469-470。
[42] Bernard Bailyn，Voyagers to the West：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1988），p.440. Charles Loch Mowat，East Florida as a British Province，1763-178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3），pp.60-61.
[43] Carole Watterson Troxler，“Refuge，Resistance，and Reward：The Southern Loyalists’Claim on East Florida，”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5，no.4（November 1989）：586-587. 威廉·约翰斯顿的弟弟安德鲁和小刘易斯·约翰斯顿早在1776年11月就已经在致托宁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求分得地块定居：Wilbur Henry Siebert，Loyalists in East Florida，1774 to 1785：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hereto，Edited with an Accompanying Narrative，2 vols. （Deland：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1929），I，p.48。
[44] Bailyn，pp.451-461；Linda Colley，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A Woman in World History（London：HarperPress，2007），pp.124-132.
[45] Edward J. Cashin，The King’s Ranger：Thomas Brow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9），p.159.
[46] Carole Watterson Troxler，“Refuge，Resistance，and Reward：The Southern Loyalists’Claim on East Florida，”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5，no.4（November 1989）：586-587. 威廉·约翰斯顿的弟弟安德鲁和小刘易斯·约翰斯顿早在1776年11月就已经在致托宁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求分得地块定居：Wilbur Henry Siebert，Loyalists in East Florida，1774 to 1785：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hereto，Edited with an Accompanying Narrative，2 vols. （Deland：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1929），I，pp.587-590.
[47] 《威廉·查尔斯·韦尔斯的生平回忆录，自传》，见威廉·查尔斯·韦尔斯，Two Essays：One on Single Vision with Two Eyes；the Other on Dew（London：Constable，1818），pp.xx-xxii。East Florida Gazette是以约翰·韦尔斯的名义出版的，但威廉·查尔斯·韦尔斯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了自己参与其中。有三期报纸留存至今：见Facsimiles of the extant issues of the first Florida newspaper…intr. Douglas C. McMurtrie（Evanston，Ill.：privately printed，1942）。
[48] 约翰·克鲁登致C. Nisbet，1783年3月25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0，no.7213。
[49] James Clitherall致约翰·克鲁登，1783年5月25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766。
[50] Clitherall致克鲁登，1783年5月31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834；克鲁登致J. K. Rutledge，David Ramsay，Ralph Izard，and John Lewis Gervais，1783年5月31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832；以及克鲁登致Major MacKenzie，1783年6月5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3，no.7891。克鲁登还在1783年5月3日的East Florida Gazette上刊登了一则广告，“ordering all persons holding negroes that were sequestrated，in Carolina to give in a list of their names and also the names of their owners”。
[51] 见克鲁登致诺斯勋爵，1783年8月22日，NA：FO 4/1，ff.63-66。
[52] 这是克鲁登接洽爱国者Robert Morris时秉持的态度，后者曾出资支持美国一方作战，计划垄断大西洋烟草市场。“我可以让诸多事项令你满意，让它们为你个人和你的家人创造取之不尽的高额利润。”他曾神秘地暗示道。约翰·克鲁登致Robert Morris，1782年8月15日，LOC：Lovering-Taylor Family Papers。Morris对克鲁登的计划作出了善意的答复：Morris致克鲁登，1782年8月5日和13日，见John Catanzariti and E. James Ferguson，eds.，The Papers of Robert Morris，1781-1784，vol.6（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4），pp.137，157。
[53]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3年4月20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约翰斯顿在她的回忆录中记得那是1784年（Johnston，p.75）。
[54] 约翰·克鲁登，“An Address to the Monarchical and Thinking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BL：North Papers，Add. Mss.61864，f.141。
[55] J. Mullryne Tattnall致John Street，1783年5月30日至8月28日，NA：CO 5/560，ff.483-486。虽然言者无心，但这样的句式呼应了乔治三世对诺斯勋爵所说的告别辞。
[56] David Fanning，The Adventures of David Fanning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ed. A. W. Savary（Ottawa：Golden Dog Press，1983），p.64.
[57] “Substance of Talks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by the Indians to His Excellency Governor Tonyn，Colonel McArthur，and the Superintendent，” May 15，1783，NA：CO 5/560，pp.617-619.
[58] 关于麦克利夫雷家族，见，例如Edward J. Cashin，Lachlan McGillivray，Indian Trader：The Shaping of the Southern Colonial Frontier（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2）；John Walton Caughey，McGillivray of the Creek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38）；and Claudio Saunt，A New Order of Things：Property，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ek Indians，1733-1816（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67-89。
[59] 亚历山大·麦克利夫雷致托马斯·布朗，1783年8月30日，NA：CO 5/82，f.405。
[60] 布朗致卡尔顿，1783年4月26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556。
[61] 布朗致卡尔顿，1783年5月15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688。Colin G. Calloway，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ndian Country：Crisis and Diversity in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ies（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48.
[62] 引自Colin G. Calloway，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ndian Country：Crisis and Diversity in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ies（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关于印第安人参与革命的更长期的背景，见Richard White，The Middle Ground：Indians，Empires，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1650-1815（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6。
[63] Cashin，The King’s Ranger，pp.163-167；William S. Coker and Thomas D. Watson，Indian Traders of the Southeastern Spanish Borderlands：Panton，Leslie & Company and John Forbes & Company，1783-1847（Pensacola：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Press，1986），pp.49-55.
[64] 托宁致悉尼，1784年12月6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p.324-325。
[65] 引自Thomas Nixon致Evan Nepean，1783年10月22日，NA：CO 5/560，p.848。
[66] 托宁致诺斯，1783年9月11日，NA：CO 5/560，p.685。
[67] 托宁致悉尼，1783年5月15日，NA：CO 5/560，pp.585-586。
[68] 刘易斯·约翰斯顿致未知收信人，1783年7月14日，NA：CO 5/560，pp.927-933。关于约翰斯顿在圣基茨，见Alexander A. Lawrence，James Johnston：Georgia’s First Printer（Savannah：Pigeonhole Press，1956），p.3。
[69]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3年10月11日，1783年11月10日，1784年1月2日，1784年1月15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70]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4年2月12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71]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4年4月6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72] 伊丽莎白·约翰斯顿致威廉·约翰斯顿，1783年11月10日和1784年2月3日，PANS：Almon Family Papers，reel 10362。
[73] “Return of Persons who Emigrated from East Florida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William Brown，May 2，1786，NA：CO 5/561，f.407.
[74] Tattnall致Street，1783年5月30日至8月28日，NA：CO 5/560，ff.483-486。
[75] 克鲁登这里提到了威尔士王子马多克（Madoc）的传说，据信这位王子在12世纪发现了美洲。关于当时对威尔士印第安人的讨论，见John Williams，L. L. D.，An Enquiry into the Truth of the Tradition，Concern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by Prince Madog ab Owen Gwynedd，about the Year，1170（London：J. Brown，1791）。
[76] 署期为1784年6月30日的纸片，LOC：East Florida Papers，Reel 82，Bundle 195M15。
[77] 托宁致克鲁登，1784年5月26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p.195-196。
[78] 比森特·曼努埃尔·德·泽斯彼得斯致Bernardo de Gˊalvez，1784年7月16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231。
[79] 詹姆斯·克鲁登致Robert Keith阁下，1784年11月24日，BL：Add. Mss.35533，f.141。
[80] 不伦瑞克王室（House of Brunswick），指1714～1901年统治英国的汉诺威王朝，因为建立该王朝的是汉诺威选帝侯不伦瑞克公爵，故得此名。
[81] 引自Wilbur Henry Siebert，Loyalists in East Florida，1774 to 1785：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hereto，Edited with an Accompanying Narrative，2 vols. （Deland：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1929），I，p.169。
[82] 《效忠派致西班牙国王的请愿书》，1784年10月28日，LOC：East Florida Papers，Reel 82，Bundle 195M15。该文本的副本出现在Caughey，ed.，East Florida，pp.301-302。
[83] 克鲁登致Carlos Howard，1784年12月8日，LOC：East Florida Papers，Reel 82，Bundle 195M15。该文本的副本出现在Caughey，ed.，East Florida，pp.431-432。
[84] 克鲁登致Howard，1785年3月10日，及克鲁登致泽斯彼得斯，1785年3月10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p.485-487。
[85] 泽斯彼得斯致Gˊalvez，1785年3月23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484。
[86] 克鲁登致诺斯，1785年5月16日，BL：North Papers，Add. Mss.61864，ff.133-134。
[87] 泽斯彼得斯归咎于托宁的态度可见于他写信给托宁说“我不禁感到吃惊，克鲁登先生在一份署期为去年11月的声明中似乎充分了解我致阁下的信件的内容”（泽斯彼得斯致托宁，1785年4月11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p.587-588）。他觉得前总督“虚伪而可疑”，并发现了托宁的朋友们似乎“在他的批准下”策划的“多重阴谋”。（泽斯彼得斯致Gˊalvez，1785年6月6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p.552-553。）
[88] “Return of Persons who Emigrated from East Florida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William Brown，May 2，1786，NA：CO 5/561，f.407.
[89] 托宁致悉尼，1785年4月4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500；托宁致悉尼，1785年8月29日，NA：CO 5/561，f.353；托宁致悉尼，1785年8月10日，NA：CO 5/561，f.235；托宁致悉尼，1785年9月15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721；托宁致悉尼，1785年11月10日，引自Caughey，ed.，East Florida，pp.738-739。
[90] 托宁致Lord Hawke，1785年4月4日，引自Caughey，East Florida，ed.，p.536。
[91] Wilbur Henry Siebert，Loyalists in East Florida，1774 to 1785：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hereto，Edited with an Accompanying Narrative，2 vols. （Deland：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1929），I，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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