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巴哈马的埃克苏马岛（Exuma）这一新的制高点，前南卡罗来纳被扣押财产专员约翰·克鲁登感觉到山雨欲来。他曾殚精竭虑，也竭尽所能，想在东佛罗里达为效忠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无奈他的效忠派同胞们纷纷弃他而去，到环大西洋各处定居去了。克鲁登本人也曾沿他们四散的路线到过很多地方。他曾前往英国请求政府支付在被扣押财产上发生的许多支出。他曾到过西印度群岛的托尔托拉岛（Tortola）——那不是白人效忠派的避难所，而是著名的奴隶贸易中心——去继续他正义的斗争，追回被离境的效忠派偷走的爱国者名下的奴隶。他曾到过新斯科舍，向坐镇哈利法克斯的效忠派赔偿委员们提出索赔，也曾和迁居谢尔本的美国友人一起做过生意。最后，他终于和来自东佛罗里达的1000个难民一起在巴哈马群岛安了家。多年颠沛流离，使克鲁登能够直观地也从很多角度感受到离家漂泊为效忠派难民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和重压。但他觉得“我多年体验的逆境的巨大冲击”却“大大拓宽了我的思想境界……不幸的经历对头脑的启迪，让我变得更加理性了”。[1]“我不需要先知的灵气或占卜的天赋便能预测未来，”克鲁登宣称，“世界即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动乱”，英国和效忠派难民必须“利用时代和命运所赐的良机”。[2]
1785年，克鲁登坐在乏味的埃克苏马小岛上，撰写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帝国复兴计划。他为了留在美国已倾尽全力，力图依附于东佛罗里达的一个角落。在写给诺斯勋爵的一封“致国王和大英帝国智囊团”的信中，克鲁登提出英国可以采纳几种新办法，把效忠派大出走变成有利于帝国发展的良机。巴哈马群岛的难民们可以开发那些岛屿上宝贵的盐池，并充分利用它们在大西洋贸易中的战略地位。自由黑人可以前往中美洲，复兴英国人在那里的领地，同时他又热情洋溢地宣称，废奴运动者提出的在西非安置黑人效忠派的计划可以让英国证明“给全世界看，我们配得上地球上最尊贵的称号……人类自由的朋友和保护者”。[3]此人一面废寝忘食地把被偷走的奴隶归还给前主人，一面又捍卫黑人的自由，看似矛盾。但这两项目标——一方面保护个人财产，另一方面保护个人自由——完全符合“1783年精神”，也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大支柱。
然而克鲁登投入了最多激情的事业还反映了“1783年精神”的另一个元素：地理扩张的冲动。他敦促英国大臣们迅速攫取北美其他各处的土地，补偿十三殖民地的损失。的确，既然时人普遍认为美国会很快分裂，克鲁登相信，如果英国手腕高明，它还能够“把美国人拉回来”。[4]这些提议的可行性自然可以解释为什么诺斯勋爵和康沃利斯勋爵之流的大人物会把克鲁登的长篇大论作为文件保留下来，而不是随手扔到垃圾堆。随着法国革命的开始和1793年英法战争的爆发，克鲁登关于“帝国大动乱”的预言成真，这类想法就更加深入人心了。[5]
约翰·克鲁登在巴哈马群岛提出的每一个计划都显示了那些岛屿在效忠派大出走地理中的特殊地位。正如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一样，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也构成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对那些岛屿的景观、经济和人口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此外和英属北美一样，难民们也对帝国当局充满不信任。但南北两方的效忠派社会还有若干差异。与英属北美不同，巴哈马群岛的大约2500名白人效忠派远少于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保住的那些可动财产：约6000名奴隶。这一人口失衡为这些岛屿上的政治冲突增加了一层种族色彩，因为白人奴隶主关于如何管理奴隶的观点与统治者更为家长制的意见时有矛盾。此外，英属北美的效忠派变成了美国的某种帝制对立面，而巴哈马群岛的某些效忠派却幻想着与那个显眼的邻居形成一种全然不同的关系，克鲁登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巴哈马群岛距离佛罗里达海岸最近的地点只有60英里，他们便想把这里作为夺回北美部分领土的战略要地。在奴隶制和扩张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在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之间划出了一道分界线，有些人希望建立一个种植园社会，就像他们离开的美国南方家园那样，而有些人则主张巩固和延伸一种更为家长制的统治作风。从1786年以后，后一种态度获得了巴哈马群岛总督的有力支持，他就是克鲁登素日的支持者、前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
约翰·克鲁登的想法的空想性质暗示了巴哈马群岛难民生活的最后一个决定性特征。到1785年，长期躁狂的克鲁登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他的熟人们提到了很多迹象。“约翰·克鲁登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来干吗。”他在哈利法克斯的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如是说。“我觉得他疯了……他看起来似乎仍然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明白事理的好心人，但他的政治主张太狂热，冲昏了他的头脑。”[6]一位男性生意伙伴收到克鲁登的来信，信上说希望“上帝不久就能给我机会证明我有多么热烈地爱着你”（他在别处解释说“就像大卫爱着约拿单[7]”），“等到那一天，我们将从此再不分离”，[8]想必至少大吃一惊。然而他最古怪的或者至少是他最广为流传的幻想，还要数他那些可归结为“千禧年主义”[9]的胡言乱语。因为克鲁登关于大英帝国的野心还不止于重新征服美国。“如果可以积极地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他继续说，“帮助俄国沙皇和皇后打败土耳其人，我们就无所不能了。”[10]克鲁登开始觉得，在美国重建英国势力能够为犹太人的复兴铺平道路，不是在圣地，而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从帝国复兴到基督复临：那才是真正“重大的动乱”。[11]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个人头脑中的狂想。然而社会的局外人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规则。随着克鲁登越来越癫狂地想尽办法要把一个破碎的世界缝合起来，他的疯狂冥想也就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供我们研究颠沛流离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他自己曾提到他的苦难如何让他的思想变得“成熟”了。几乎有一半巴哈马难民都像他一样，由于东佛罗里达被割让而不止一次离家漂泊。他们到达这些群岛时，多次迁徙的压力已经在他们的心灵上刻下了烙印，他们因为被出卖而痛苦万分，随时可能爆发不满。这些难民所受创伤的遗产为巴哈马群岛上效忠派与统治者之间尤其戏剧化的冲突搭设了舞台，那是关于大英帝国应该持何种立场的意见冲突。政治观点分歧在英属北美看起来只是一系列不同主张而已，在巴哈马群岛却变成了两极对立，一方质疑帝国权威，另一方却坚定地支持它。这些派系是如何产生的？哪一方将最终获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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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新世界从海上看去十分不起眼，不过是一条石灰岩和珊瑚从水中突起，海水如此清澈，几乎能看见洋底沙子的波纹。但连续五周在陌生的涌浪中颠簸，着实令人筋疲力尽，对那些一点点靠近岛屿的海员来说，陆地就是陆地，陆地就意味着生命。他们踉踉跄跄地下了船，在海滩上双膝跪地，祈祷着，并将装饰着绿色十字架和王冠的旗子插在沙滩上。舰队司令给它取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片陆地一定极像他们终于获得了救赎[12]。[13]
1492年10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以为他们到达了印度，而事实上，他们航海进入了巴哈马群岛的礁石群。巴哈马群岛地势平坦，样貌乏味，也没有任何淡水资源，丝毫没有西印度群岛上葱郁繁茂的热带景观。（它们地处大西洋湾流而非加勒比海上，多半位于夏至线以上。）但哥伦布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些突起于海平面的多石陆地上看到天意的人。1640年代，巴哈马首批讲英语的殖民者，一群来自百慕大的自诩为冒险家的人，在一个他们称之为“伊柳塞拉（Eleuthera）”（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意为“自由”）的岛上殖民，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信仰自由的模范共和国。后来的一波百慕大人重新命名了新普罗维登斯群岛（New Providence）中的一个较大的岛屿，还在其上建立了巴哈马群岛的首府：拿骚。[14]
在哥伦布登陆三个世纪之后来到这些岛屿的北美效忠派就尾随着一长串前赴后继的殖民者，都希望巴哈马群岛会带来上天赐予的回报。他们也巩固了巴哈马群岛和北美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历史。在伊柳塞拉附近的哈勃岛上建立的殖民地，其建筑风格很像马萨诸塞的渔村，这也绝非巧合。[15]在文化和生态上，与遍地蔗糖种植园且有极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力的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相比，这些岛屿与南塔基特（Nantucket）和外滩群岛（Outer Banks）——当然还有百慕大——的共同点更多。到美国革命爆发之时，只有大约1700个白人和2300个黑人（其中约一半是自由人）住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伊柳塞拉岛和哈勃岛。[16]时有船只在暗藏危险的礁石上撞沉，有些人便依靠劫掠那些船只勉强度日。还有人靠捕鱼、捕鲸、捕龟和砍伐木材辛苦谋生。这些岛屿上最赚钱的生意是，季节工人会从那些金光闪闪的盐池中耙盐，正是那些盐池让最南端的那些岛屿表面平滑而结着厚厚的硬壳。这些战前的居民后来被称为“海螺”，因为他们吃的食物中有种海蜗牛，坚硬的螺肉卷在玫瑰花瓣一样的硬壳中。[17]
西印度群岛堪称18世纪大英帝国的经济发动机，而巴哈马群岛却一直处在帝国经济的绝对边缘。这些岛屿因为防御较差而频繁受到西班牙的袭击，又严重依赖与附近美国海港的贸易维持生计。如此说来，难怪巴哈马人（和许多新斯科舍人一样）首先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待美国革命，认为它对安全和商业构成了威胁，而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1776年3月的一天清晨，七艘美国军舰在新普罗维登斯岛靠岸，算是革命首次触及巴哈马群岛。当总督召唤民兵守卫拿骚时，许多人没有武器，还有人根本没露面。两架大炮在拿骚堡（Fort Nassau）上开炮，作为对入侵者的警告，结果却纷纷从炮架上跌落下来；在拿骚镇东边的蒙塔古堡（Fort Montagu），“连一桶［可用的］火药或一截引火线都没有”。[18]城堡上的守军听说有三四百名美国士兵在海滩登陆，人数大大超过了他们，干脆回家守护私人财产去了。爱国者未开一枪便攻克了拿骚。两周后他们再次离开那里时，许多人因为狂饮抢来的葡萄酒，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19]
虽然这类闹剧时有发生，当地人口对于效忠国王或者革命也没多大兴趣，但巴哈马群岛却是效忠派取得一次重大胜利的地点，事实上，那也是那场战争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了。1782年，西班牙正式占领了巴哈马群岛。附近东佛罗里达的效忠派难民看到西班牙占领军近在咫尺，变得焦躁不安。一位名叫安德鲁·德沃（Andrew Deveaux）的南卡罗来纳效忠派坐不住了，决定掌握主动权。德沃认为“我们眼前的一切都那么可怕，又无法指望大英帝国，只能用我们自己……极大的努力”，德沃开始“招募志愿兵去占领新普罗维登斯岛”。[20]在靠近拿骚时，德沃施展了一点儿伎俩，让自己的舰队反复离岸靠岸，每次都貌似有一船新的士兵登陆，以此来掩盖他“只有那么点儿衣衫褴褛的民兵”的事实——他们总共大概只有70个人。[21]西班牙守军觉得局势很危险，便毫无抵抗地放弃了蒙塔古堡（正如巴哈马人1776年所做的那样）。1783年4月18日，德沃在拿骚升起了英国国旗。[22]
德沃占领巴哈马群岛是效忠派对自己自力更生精神的傲然证明，也突出了这些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对位关系。唯一的问题是，一切都太迟了。[23]不光北美的敌对局势已经在四周前正式结束了，而且根据1783年1月签订的初步和约条款，西班牙已经同意把巴哈马群岛归还给英国。效忠派此举是画蛇添足。这次冒险的主要成果不过是在东佛罗里达殖民地被割让之后，给那些因为这个消息而震惊难过的难民一点儿正面的消遣。[24]
这次行动也提醒了人们，巴哈马群岛也不失为一个安置效忠派的所在。[25]巴哈马群岛起初对佛罗里达的难民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迄今为止唯一的效忠派定居点是由大约1500个纽约人开拓的，他们在1783年夏季搬到了北部诸岛中的阿巴科岛（Abaco）。[26]在大多数难民眼中，巴哈马群岛比“贫瘠的岩石”好不到哪儿去。[27]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在1783年夏天从圣奥古斯丁启程来这里调查时，就证实了这一负面印象。他很快就看到了巴哈马人为什么根本不在外围岛屿上发展农业，“而且除了捕龟和砍伐木材，他们根本不到那些岛上去。”[28]土壤质量太差了，根本无法像在西印度群岛那样开垦蔗糖种植园，也无法像在美国南部那样种植水稻和烟草。然而包括约翰斯顿在内的许多东佛罗里达难民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他们需要找个地方把自己的奴隶劳动力派上用场。巴哈马群岛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有前途的殖民地，但新斯科舍“气候……根本不适合南方人居住，也不适合雇用奴隶”，就更非佳选了。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已经人满为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耕种的土地了。巴哈马群岛的优点在于，这里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纬度几乎相同”，“没有多少居民，但也还没怎么开发”。[29]一边是“贫瘠的岩石”，一边是新斯科舍那样的苦寒之地，绝大多数佛罗里达难民选择了岩石。
1783年下半年，英国政府决定出钱买下那些岛屿的世袭业主的全部产权，像在英属北美那样，根据效忠派“以前的状况及各自的耕种能力（无偿）［提供］……土地地块”。[30]这是巴哈马难民与滨海诸省难民的诸多相似经历中的第一个。其次就是难民到达的情况了。巴哈马总督约翰·马克斯韦尔和新斯科舍的总督帕尔一样，突然之间便陷入了处理难民危机的诸多麻烦中。[31]到1784年中，来自佛罗里达的运输船每每靠岸，都会有数百难民和奴隶登陆新普罗维登斯岛。“他们一下船便随处扎营，毫无秩序，”马克斯韦尔报告说，“遗憾的是，我却不知道政府是否已经买下了土地。”[32]许多人在拿骚附近安顿下来，生活条件相当原始，其他人迁到了干燥空旷的外围岛屿上，在那里砍下矮树丛，看能否开垦种植。总共有超过6000名效忠派及其奴隶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相当于战前人口的两倍，将黑人与白人居民的比例从1∶1多一点提高到了2∶1。[33]
虽然巴哈马群岛的气候比新斯科舍温和一些，但在那些未经开发的岛屿上，这些一无所有的新来者能够赖以为生的东西却少得可怜。到1785年春，食物短缺已经相当严重，当地官员恳求东佛罗里达总督帕特里克·托宁不要再往此处运送更多难民了。[34]（约翰·克鲁登在策划反对西班牙人接手佛罗里达的政变时，曾请求巴哈马总督提供供给，却遭到了后者的推诿，后者尖锐地提醒他说“剩余的物资是留给那些效忠派的，他们很快就要来了”。）[35]那些岛屿严重依赖外来货物，单是一条英国补给船在拿骚附近撞沉，就足以把饥饿的难民推向饥荒的边缘了。[36]当地也没有足够的房屋安置他们。拿骚已经是那些岛屿中最大的城镇，也“只有一条还比较齐整的街道”，沿街盖着简朴的木头房子。一位前来访问的日耳曼博物学家发现所有的建筑物里“都住满了从北美逃出来的难民”。他自己只好被安置在城外的一个“很像谷仓的”住处；很多难民还住在帐篷里。[37]
在纽约效忠派安家的阿巴科，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规划了一个城镇，以他们的恩人盖伊爵士的名字为它命名为卡尔顿，满心希望这个地方像纽约报纸上吹嘘的那样，极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庞大的种植园经济体。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片土地“不如想象中那么肥沃”，“他们至少需要12～14个月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垦土地、种植和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38]和圣约翰沿岸的另一个卡尔顿一样，匮乏引发了争端。一位官员报告说，他们“刚上岸没几天”“就不满之声四起，那些不满逐渐升级，到最后他们彼此之间也剑拔弩张了”。因为一场关于食物分配的争执，卡尔顿的殖民者们彻底分裂了，有些人迁居马什港（Marsh’s Harbour），在那里建起一座对立的城镇。[39]
马克斯韦尔总督预感到：“我想这些人如此不满，取悦他们定是件难事。”[40]这么说还是太含蓄了。阿巴科的骚乱为后来巴哈马和英属北美的效忠派社会最大的相似之处埋下了伏笔：不满的难民与负责帮助他们的官员之间的冲突。新来的佛罗里达难民很快便开始就物资、土地分配和政治代表权等问题牢骚满腹，与北方的难民同胞遥相呼应。和他以前的帕尔和托马斯·卡尔顿总督一样，马克斯韦尔也成了效忠派发泄愤怒的目标。
一切都因食物而起。和土地的分配一样，粮食配给的发放也是效忠派大流散各地难民与政府矛盾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在巴哈马群岛，因为距离美国较近，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转折。马克斯韦尔收到了难民们抱怨食物供给问题的请愿书，作为回应，他在政务会搁置了一项与美国做贸易的禁令，允许美国船只把急需的物资带入拿骚。[41]马克斯韦尔几乎没有预见到难民们的反应，他发现“在他们看来，这是极大的冒犯”。看到美国船只停在海港，有些难民怒发冲冠，试图上前把星条旗从桅杆上扯下来。[42]马克斯韦尔谴责这样的行为“背离了我们国王陛下的和平原则，且公然有违一切公共秩序和礼节”，并发布公告，“严格命令和请求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克制，戒绝此类不名誉和非法的行为”。[43]“我指挥军团时，时常会被告知，如果面包不够，就要注意防止闹事，但那时我还没有跟效忠派打交道，”他沉思道，“谁又曾想到，给他们便宜的面包也会冒犯他们？”[44]
这些事件发生后仅一两天，有人走在拿骚的贝街（Bay Street）上，就看到墙上贴出了古怪的传单。它们几乎可以肯定是在来自查尔斯顿的韦尔斯家族印刷机上印刷的，约翰·韦尔斯刚刚把印刷设备从圣奥古斯丁带到拿骚，现在正用它们印制出版巴哈马群岛的第一份报纸——《王家巴哈马公报》（Royal Bahama Gazette）呢。[45]传单上刊出了它自己的“公告”，模仿马克斯韦尔的口气对他一通挖苦：
鉴于我在政务会上背离且直接违反了国王陛下的命令，允许叛乱者名下的各种船只进入本岛并倾销他们的货物。又鉴于那些名为难民或者另一个同样令我厌恶的名字——效忠派的人……表先［原文如此］出对我的这一行为的不满……我特此宣布……我将……对这一忠于国王陛下的行为（虽然它跟我的兴趣差之千里）表示我最大的不快。[46]
马克斯韦尔的效忠派敌人坚信，总督心里偏向战前的“海螺”居民，而不是这些贫困的新来者。他们谴责他对美国船只开放港口不是为了帮助他们，而是为了他自己和他的“海螺”朋友们趁机牟利。因为在他们看来，允许那些把他们赶出家园、让他们陷入流放困境的美国人入境，怎么可能是在帮助他们？
马克斯韦尔也不失时机地败坏这些敌人的名声。他的理想社会也跟他的英裔爱尔兰同胞卡尔顿兄弟所拥护的社会一样，是建立在权威、等级制度和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当我提到笼统的效忠派一词时，”他小心地说道，“我所指的永远不包括他们中间那些做出无礼行为的人，大多数人是安静和有序的。”[47]他特别欣赏那些难民种植园主，“那些人已经带着很大一家子人，以及10个、20个乃至100个奴隶在外围岛屿上安顿下来了”。制造事端的是城市专业人员——商人、印刷商和律师——其中东佛罗里达难民尤甚。（他认为他们是因为受到了托宁总督的默默支持，后者一直觊觎着巴哈马总督之位。）[48]马克斯韦尔对他们彻底失去了信心，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惹人厌烦、欲求不满的人”。[49]“如果要我从目前看到的来判断（极少数人除外），他们都是我们那些战败的军队中的残渣败类”，而“要是即将来到这里的其他人也都是这样的品性，那么公民政府就危险了”。[50]他总结说，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军事手段来镇压他们。问题是他没有军队可用：被调遣驻守巴哈马群岛的英国军队还在佛罗里达，要几个月后才能到达这里。
1784年7月底的一天，另一份传单出现在拿骚，上面写道，鉴于“目前在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的特殊处境”，“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坚持到底，保全和维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正是为了那些权利和自由才离开故土、倾家荡产的”。该文件宣布召开一个“来自北美大陆的效忠派大会”讨论效忠派关心的问题。文件下方列出的15个签名者立刻证实了马克斯韦尔的偏见。他们包括三位律师、一名医生、几名商人和几位富裕的种植园主，全都来自圣奥古斯丁。这群人的领袖詹姆斯·赫伯恩（James Hepburn）曾经是东佛罗里达的总检察长，从他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煽动效忠派反对马克斯韦尔。印刷商约翰·韦尔斯是另一个签名者，他似乎在这里践行了他的报纸的口号：“不羁之民，没有主人。（not bound by any masters.）”[51]会议的主持人不是别人，正是小刘易斯·约翰斯顿，也就是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的儿子和威廉·约翰斯顿的哥哥，从听到父亲带回的负面消息那一刻开始，他大概就已经准备好对巴哈马群岛发泄百般不满了。[52]
整个1785年夏，效忠派的牢骚就像热锅上的水珠一样失控了。赫伯恩和另外两位律师认为他们遭到了不公正的阻挠而无法在此地执业，便冲进了法庭，“以极端下流的语言”攻击首席法官，导致诉讼不得不休庭。法院休庭持续了好几个月，等待各方都冷静下来。[53]另一次，赫伯恩出现在马克斯韦尔总督的宅邸，指责总督根本没有履行职责，因而他的权威已经失效了。马克斯韦尔立即以极端的语言针锋相对，反驳说：“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大的行为失检乃至危害国家，我无话可说。”[54]与此同时，马克斯韦尔处理了关于土地分配的抱怨，一方面试图解决战前殖民者此前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效忠派采取怀柔政策：“他们看见一块空地，说他们必须占有它，就一定会占有它：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都是‘对他们的承诺’。”[55]
暴动随后就发生了。一个星期天早晨，效忠派煽动者站在教堂外“用鼓声敲响了放逐曲，把人们从教堂里驱赶出来”。占领了教堂之后，他们在夜深人静时“敲钟，听上去像城镇着火了一样”，以此来“找乐子”。[56]这样的破坏持续了几周时间，无不起源于“效忠派的住处和帐篷”。[57]有一次，一群“白人和黑人武装”暴民在一天深夜出现在首席法官的家门口，高喊着“开火”，威胁要开枪对住在里面的人射击，此情此景真是和革命中的美国别无二致。[58]然而由于法院休庭，手头也没有军队可供调遣，马克斯韦尔苦于无力报复——身为独裁主义者，他缺乏必要的立威工具。[59]
抗议者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马克斯韦尔被从总督职位上召回，于1785年春乘船回国，走时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他的继任者是代理总督詹姆斯·爱德华·鲍威尔（James Edward Powell），这位“年老昏聩”的慈善之人本人就是来自佐治亚的效忠派难民。[60]鲍威尔希望现在“安静和相互信任能够取代怨毒和愤怒”。[61]但马克斯韦尔在离职之前已经激起了效忠派和政府之间最大的争议。1784年底，他解散了议会，呼吁选举和重组议院，其中代表新近在外围岛屿定居的殖民者的共有11位新代表。新选出的议员在1785年2月入职，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詹姆斯·赫伯恩和他的若干不满政府的效忠派好友。
在第一次议会演讲中，鲍威尔总督承诺“既往不咎，而希望能在未来恢复和谐和相互信任”。他的话音未落，赫伯恩就跳起来，提交了一叠他的伙伴们的申诉书。每个申诉人都声称曾以相对多数入选议会，但军警队队长“错误地、邪恶地、非法地”安排了一位敌对的（代表“海螺”的）候选人顶替了他。赫伯恩和其他六位议员“未得到议长的允许，便非常粗鲁地”离开了会议厅，以示抗议。[62]议会传唤他们到庭陈述离席理由时，赫伯恩和他的朋友们拒绝了，声称他们“选择不参加议会，是因为议会中有些议员是非法入选的。”为了报复，现任议员命令将效忠派的抗议书“由执行绞刑的公共行刑人当众烧毁，那是对本议会的权威和尊严最为邪恶、失礼和可耻的诽谤”。第二天，作为国家权力的生动展示，公共行刑人在法院门前当众烧毁了那些冒犯权威的文件。[63]
煽动性传单和韦尔斯的《公报》上的新闻报道再次传遍了各个岛屿。被煽动起来的效忠派在拿骚召开紧急会议，宣泄“他们及其选民发出的不可容忍的不平”。他们认为，离职的马克斯韦尔总督利用“最大的手段和影响力……阻止最近在这些岛屿上定居的国王陛下的忠实臣民获得任何一点点代表权”。选举的进行“直接、公然、不可容忍地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议会没有代表他们，因而他们“没有义务遵守议会可能通过的任何法律”。他们要求鲍威尔解散“当前这个非法和违宪的议会”并（从效忠派抗议者队伍中）任命一个委员会代替它“行使职责”。[64]
拒绝遵守法律，要求现任政府停职：这些都是革命式的挑衅。而他们还自称效忠派？日渐升级的冲突让白厅的大臣们挠头不已。“这实在令人诧异，”悉尼勋爵惊叹道，“那些曾因为对王室的忠诚和恪守英国宪法而备尝艰辛的人，竟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对国王陛下的义务，如此公然挑衅王室的权威和宪法。”[65]如果有合适的资源，马克斯韦尔总督大概会像卡尔顿在新不伦瑞克那样毫不手软地出兵镇压抗议。但鲍威尔本人就是效忠派，也比前任更有外交手段，因而他拒绝对此事不冷静。他感谢效忠派请愿者“依附并恪守英国宪法”，并宣布议会整个夏季期间休会，责令议员们“尽你们最大的努力修复已经形成且在一定程度上仍将继续存在的分裂”。[66]克制如他，取得的效果却极其有限。休会四个月后，议会成功地逐出了最为桀骜不驯的议员。但关于代表选举的争议却始终存在，直到鲍威尔本人在1786年冬天去世时也远未解决，把紧张关系又传给了下一位总督。
大体上，整个抗议没有哪一点是巴哈马群岛独有的。巴哈马难民诉诸英国宪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高声反对违宪行为，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使用了印刷媒体、请愿手段和法律。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前的美国和整个英国世界典型的抗议形式。然而这次巴哈马人抗议却也有其鲜明的风格，爆发了公共极端事件、骚乱和袭击，以及各类原型革命的会议。为什么这里的抗议如此歇斯底里？悉尼勋爵对拿骚发回的报道思考了一番，提出了一个解释。他指出，鉴于“许多效忠派一到巴哈马群岛，看到那里如此不合人意”，那些曾经生活富裕的难民明显地“感受到从前和当前处境之间的差异，这样令人不快的变化当然会播下愤怒的种子”。[67]当然，全体效忠派难民都要面对一无所有、背井离乡和倾家荡产。但最难驾驭的巴哈马难民来自东佛罗里达实非巧合。他们不仅携带着战争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造成的创伤。（比方说，托马斯·布朗到达巴哈马群岛后，就碰上1775年遇袭遗留的严重的偏头痛发作，以至于为了缓解，他采取极端的方案，接受了颅骨穿孔术，也就是在颅骨上穿一个洞。）[68]这些两度丧失家园的难民们因为自己的政府放弃了佛罗里达，登陆时心里都怀着极大的不满。更何况巴哈马群岛上的效忠派始终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美国既在咫尺又在千里之外，简直就是在恶意地提醒他们自己来自何方，此时又身在何处。邻近美国让某些效忠派惊恐不已，以至于他们要去攻击美国国旗，而对像克鲁登这样的效忠派而言，却不失为他们野心的源泉，他们想象着利用巴哈马群岛作为基地，为帝国的扩张再创辉煌。
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北美效忠派虽然和其他难民没有多大差别，却又在一个非常重要、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像极了美国爱国者：他们似乎随时准备在必要时抄起棍棒和手枪，与他们的总督彻底决裂。的确，在与帝国当局斗争的过程中，效忠派的煽动者们甚至一度看似占了上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权威被交给了一个很少有人会忘记的统治者。前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再次横跨大西洋，朝这里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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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邓莫尔伯爵大概正在春风得意之时，请人为他坐落于艾尔思（Airth）的庄园建造了一所新的装饰性建筑。那时他新婚不久，又代表苏格兰入选了上议院——考虑到他的父亲曾因1745年支持小僭王而声名狼藉，这尤其是一份无上的荣耀。那确实是个大而无用的装饰。近看倒像是个石匠的杰作，用各种精雕细琢的石榫和石券精工制成。但站远了看，它简直像个笑话。整座精美雕刻的建筑像个巨大的菠萝，有四层楼之高，把18世纪备受青睐的装饰主题夸张到比例失调，在苏格兰低地阴森森的天空背景下，古怪地召唤起热带地区的景观。那时邓莫尔大概不知道，二十五年后他真的会去一片生长着菠萝的地方做总督——菠萝是能在巴哈马群岛成功种植的极少数热带作物之一。[69]
邓莫尔勋爵是个喜欢做大文章的人。他曾短期担任纽约总督，从1771年开始担任弗吉尼亚总督开始，他紧抓表现的大好时机，在俄亥俄谷地对肖尼人的战争中大肆推行扩张主义，自己也趁机攫取了400万英亩的北美土地——这可绝非偶然。从切萨皮克湾上那个非同寻常的水上政府，到1775年那篇引发争议的承诺给奴隶以自由的公告，他在弗吉尼亚阻止革命的努力也同样勤勉。虽然邓莫尔在1776年被迫放弃了水上城镇，他却始终没有放弃打赢战争的努力。他成了在大西洋两岸为效忠派奔走呼号、号召英国继续进攻的领袖人物。他支持的计划中有一项是在约克敦战役之后提出的，主张占领密西西比河谷，把它变成效忠派的避难所。[70]另一项则是克鲁登在1782年提出的方案，主张招募一支庞大的黑人军队。邓莫尔是克鲁登最显赫的支持者事出有因，那就是他和克鲁登一样，拒绝把1783年视为英国在美国或其南部边境扩张无望的标志。他们眼中的世界永远都在变化，拒不承认任何一次失败意味着终局。
鲍威尔的去世造成了拿骚总督府的空缺，在许多人看来，邓莫尔是接替他的理想人选。（当时在都柏林出差的马克斯韦尔被礼貌地告知，内阁已经决定用“某个与那些岛屿当前的居民毫无关系的人”代替他的职位。）[71]伯爵对北美的行政管理很有经验，也得到了效忠派的大力支持，他本人也在积极寻求再次担任总督之职。邓莫尔急切地接受了任命，于1787年启程横跨大西洋。从逻辑上讲，巴哈马效忠派自然是欢迎他的：这是他们觉得可以依赖的人，他一定能将效忠派的利益置于“海螺”利益之上——这是马克斯韦尔治下紧张局势的首要根源。但他们不久就发现，新总督有他自己的与之冲突的利益。首先，他的威权主义倾向甚至比马克斯韦尔还要严重，其次是此人一刻不停地为自己牟利。更激起争端的是邓莫尔在弗吉尼亚臭名昭著的那件事，解放黑人奴隶，在巴哈马的白人奴隶主们眼中，这多少是个可疑的资质。最后，邓莫尔从没有停止梦想在北美大陆恢复帝国的统治，身为巴哈马群岛总督为他实现这一野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虽说邓莫尔曾有过“效忠派之友”的名声，但他的这些目标没有一个与他那些愤怒的新臣民的愿望休戚与共。
邓莫尔到达拿骚之时，如潮水般涌来的难民已经把这座城市挤爆了。一份由议会委托绘制的1788年地图可供我们一目了然地纵览当时的拿骚。[72]以拿骚堡为主要建筑的市中心包括一些公共建筑物，如教堂和议会；一座建于1787年的奴隶拍卖所；还有一开放性建筑，有个很荣耀的名称叫“交易所”，事实上是个公共市场和集会场所。[73]海岸边有8～10个繁忙的码头，岛内腹地的新街道一直通到总督府，它坐落在市中心以南不远处的一座丘陵上。扩大的城市被整齐地分成214个地块，其中许多都归效忠派难民所有。拿骚近四分之一的地产属于48个彼此不相干的女人，有白人也有黑人。24个地块属于“自由黑人”和“有色”人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它提醒人们注意在战前巴哈马群岛的黑人和混血人口中，将近一半都是自由人。少数黑人效忠派如今加入了他们，包括戴维·乔治和戴维·利勒的一个人称“阿莫斯兄弟”（Brother Amos）的同伴，此人创立了巴哈马群岛上的第一个浸礼教会。[74]虽然城市边缘也有很大一片黑人贫民窟，但至少从表面上看，拿骚市内的种族融合程度相当惊人。一位名叫艾萨克·杜波依斯（Isaac DuBois）的白人效忠派在他坐落于王子街（Princes Street）一角的地块上，可以从房前窗外看到政府大楼的正面。如果他从屋后往外看，可以看到他的黑人邻居托马斯·马洛尼的房子；右边可以看到另一位黑人亨利·伊文思的房子，斜对角则是属于“有色人种”的女子丽贝卡·达林的地块。（几年后，杜波依斯迁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那时他周围就几乎全都是黑人邻居了。）
邓莫尔到达时，外围岛屿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根据1785年宣布的条款，效忠派无论男女，每人可以申领40英亩的免租金赠地，家中每多一口人——包括奴隶在内，可再增加20英亩。由于土地面积与奴隶拥有量成正比，来自美国的最大的种植园主就有机会在巴哈马群岛上重建昔日的社会地位。托马斯·布朗就是这些幸运的少数人之一。1775年，他曾在佐治亚乡间拥有近6000英亩土地，雇有150个契约奴仆。1785年，布朗在巴哈马群岛申领了6400英亩土地，大都位于大凯科斯岛（Grand Caicos）的盐碱地上，有170个奴隶（包括他在佛罗里达从威廉·约翰斯顿那里买来的奴隶）在其上劳作。[75]当然，布朗的处境能够与战前不相上下，是较为罕见的；与任何效忠派相比，他分得的土地面积均属最大之列。绝大多数难民只能在不大的地块上度日，通常每一块不到200英亩。[76]布朗拥有170名劳工，而巴哈马种植园的平均奴隶数量还不到13人，对比相当鲜明。然而总的来看，难民的迁入彻底改变了这些岛屿的景观。效忠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效忠派的奴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开垦了13000英亩耕地，几乎达到了战前总量的四倍。[77]
他们没有像在西印度群岛那样种蔗糖，没有像在低地[78]那样种水稻，也没有像在切萨皮克那样种烟草。他们转向了对许多人很陌生的一种作物：海岛棉。棉花被巴哈马的种植园主们寄予厚望。1785年首次在各岛上种植之后，棉花作物在1786和1787年分别收获了150吨和250吨的产量。佐治亚效忠派威廉·威利就这个时期各岛的情况写过最好的综述，此人在阿巴科岛上变身为棉花种植园主之后，还额外获得了巴哈马地区的副检察长一职。他吹嘘说，年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种植园主）最乐观的期待”。他喜气洋洋地提到一位种植园主的运气，后者“最多只有32个奴隶”，却收获了足足19吨作物，“时值2660英镑，相当于创造这些产量的黑奴总价值的近两倍”。[79]然而很有可能就在威利在他那些齐腰高的棉株间走动的那个季节或者紧接着的那个季节，他就会注意到那些三角形的叶面上宿栖着一种令人发愁的东西：有条纹的、蠕动的毛虫。这些贪婪的小毛虫于1788年首次贻害巴哈马群岛上的棉花作物，后来那些年则变成了一场无情的天灾。
有些效忠派或许会注意到一个残酷的讽刺：毛虫恰在邓莫尔勋爵到达之时肆虐乡间，因为过不了几周，总督本人似乎也开始为害臣民了。掌握着分地大权的邓莫尔很快就让自己成为巴哈马有产阶级精英中的一员，给自己批了丰厚的5355英亩土地，还把另外1700英亩分给了一个儿子。但总督对奴隶劳动的态度却跟效忠派种植园主没什么共同点。作为在美国革命期间率先承诺给奴隶以自由的人，邓莫尔发现，巴哈马群岛上“来自美国的黑人虽有英国将军签发的自由证书，却也同样遭到了自称为效忠派之人的非人的残酷对待，大为不悦。那些不幸的人凭借着自由的承诺和国王的保护逃离了主人的魔爪，如今却每天都被从这些岛上偷走，运送到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上的法国人那里听凭发落。”[80]约翰·克鲁登已经重拾这一“令人忧烦郁闷”的任务，寻找被效忠派“违反最明确的政府命令”抓走的黑人的下落。[81]为了杜绝这类行为，邓莫尔发布了一个公告——这是他登陆后的第一个行动——承诺建立一个特别法庭来调查黑人提出的自由申诉。
邓莫尔的命令虽然不像他1775年在弗吉尼亚发布的公告那样充满煽动性，却也立即激起了效忠派的愤怒抗议。效忠派带入境内的奴隶已经让岛上的奴隶与白人比例增加了一倍左右。[82]早在1784年，议会看到黑人人口急剧增加，就通过了一项针对奴隶和自由黑人的严苛的新法规，与美国南部各州的那种非常相似。突然间，一位新总督又反其道而行之，发自内心地向黑人让步了。“新居民们认为邓莫尔勋爵是黑人的朋友。”当时有人写道。[83]邓莫尔冷冷地说：“这一要求让某些拥有多位可怜的不幸之人的人士感到不快了，他们还假装自己生活在实行奴隶制的国家呢。”[84]“不快”这个词显然太温和了。在拿骚，一群白人效忠派冲进一个黑白混血儿的房子，野蛮地袭击了她。一位效忠派因为参与此事而被逮捕，却起誓说“他要把那个城区所有属于自由黑人的房子全都烧毁”。[85]在阿巴科，托马斯·布朗作为种族“动乱”的祸首之一遭到逮捕，自此便公然是“邓莫尔勋爵政府的公开反对者”了。[86]种族暴力促使邓莫尔本人和他的“黑人法庭”一起驶向阿巴科，在那里审查黑人效忠派的申诉。（然而事实上总督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多少：在30位上庭的申诉人中，只有1位被判定为自由人。）[87]
事实证明，由于邓莫尔在原则上主张黑人效忠派的权利高于白人效忠派，关于奴隶管理问题的争议只能算是开战突袭，总督与白人效忠派之间乃至当局武力和诉诸权利之间的战斗还将不断升级，愈演愈烈。邓莫尔其人总喜欢离间臣民，随即便掀起了关于那个永远难缠的政治代表权问题的争议。1788年初，整个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请求邓莫尔解散议会，他们认为，既然任命了新总督，理所当然要解散议会。新普罗维登斯的效忠派提出，他们“认为自己在当前的议会毫无代表性；而本殖民地的种植园和商业利益也是一样”。来自埃克苏马岛的效忠派情愿说，他们“被剥夺了在立法机构被代表的权利”。长岛（Long Island）上的棉花种植园主们说“议院当前的许多成员是非法选举入选的”；在卡特岛（Cat Island），效忠派觉得“被排除在立法会代表之外”，因而也被排除在了英国宪法承诺的“自由权利”之外了。在一份最为详细的请愿书中，阿巴科的效忠派提到一个事实，即他们来到岛上时，“坚信在国王陛下最偏远荒僻的领地，他们也能享受英国宪法赋予的那些宝贵的权利和特权”。然而，他们悲叹道：“议会的下院几乎没有一位种植园主、商人或北美效忠派。”听到所有这些啰啰唆唆的要求，邓莫尔的回答基本上都一样言简意赅：“先生们，我不认为在当前时期解散议会是为国王陛下提供的合时宜的尽职服务。”[88]
邓莫尔的请愿者们可没那么容易接受他的托词。比方说，副检察长威廉·威利就拒不接受。威利到达巴哈马群岛的时间比邓莫尔早不了几天，但这位出生在佐治亚又曾是佛罗里达难民的人与他的很多新邻居都有密切的联系。（威廉和弟弟亚历山大曾在托马斯·布朗的军团里作战，正因为如此，1781年威廉·约翰斯顿在萨凡纳城外遭到爱国者袭击时，是威利带兵救了后者。）威利很快便在当地的政界受到了训练，在此期间，首席法官（一位邓莫尔的铁杆拥护者）接近他，阴森森地警告他要“站对立场”。他坚称自己是独立派，或者说无论如何都拒绝与邓莫尔为伍，于是便被指控曾称法官是“见鬼的骗子”而锒铛入狱。同为反邓莫尔一派的托马斯·布朗出具证词为威利辩护；威利的律师也是一位反政府效忠派领袖，总算在审判中成功地让威利脱了身，那场审判暴露出他的被捕就是一场闹剧。[89]对此，邓莫尔勋爵的反应是立即关闭了法院。
对峙走进了死胡同。和前任马克斯韦尔一样，邓莫尔觉得让他不胜其烦的效忠派就是一群自私的小贩、盗马贼、走私犯和闹事者，这些人最关心的就是保住他们偷来的奴隶。[90]他认定，确保这些人服从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们的要求扼杀在萌芽状态。为了声势浩大地显示自己的权威，邓莫尔开启了在各个外围岛屿建筑炮组和要塞的工程，还在拿骚以西建起了一座巨大的新城堡，即夏洛特堡（Fort Charlotte）。城堡上那些大炮林立的坚固工事与其说是为阻止大家公认的袭击者，不如说就是为了震慑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居民。因为邓莫尔担心“如果我们明天与美国开战”，“效忠派……就是我最有理由担心的人”。[91]
在以威利为首的愤怒的效忠派看来，邓莫尔简直就是最糟糕的独裁者，是（苏格兰）暴政的化身：“天性顽固而暴烈；能力在中人之下……对英国宪法及英国臣民的权利一无所知；他的治理原则让人不禁想起某个微不足道的小氏族中不可一世的暴君。”威利对总督的指控听起来很像美国爱国者对十三殖民地总督的辱骂。邓莫尔宣布法院休庭并拒绝召集选举违背了英国臣民所珍视的最基本的权利，如人身保护法。更糟的是，“他的个人生活”也和“他的公众形象一样不道德”。[92]总督肆无忌惮地利用裙带关系：他让一个儿子在一次候补选举中入选议会，后来还单方面任命另一个儿子为副总督。邓莫尔建在艾尔思的巨型菠萝跟他在岛上修建防御工事的愚行相比都不算什么了，那些费用高达惊人的32000英镑，是初始估算的八倍，用光了公共资金。[93]
一位效忠国王的巴哈马人还能做什么呢？威利转而请求远在英国的大臣，希望可以在伦敦“为在帝国最遥远的角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效忠派臣民伸张正义”。[94]然而在拿骚，邓莫尔继续他近乎专制主义的政体，威利担心更糟的还在后面。他一一列出对邓莫尔的抱怨，最后还有一项“或许看似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控”。因为，威利宣称，特意用楷体字突出他的震惊，“爵士大人正在传播奇怪的报道，企图警示人们说效忠派（那些可是为了国王和国家的事业洒过热血的效忠派啊）正在密谋放弃对大不列颠的效忠……以便寻求叛乱者国会的保护”。[95]邓莫尔怎么能指控效忠派——他们是效忠派啊——秘密串通美国呢？谁知道他接下来还会犯下何种暴行？
在威利看来，可怕的事实是邓莫尔不仅声称掌握了一个效忠派密谋叛国的证据，还会进而以此为由实施戒严，这可是邓莫尔一直翘首以待的。[96]总督本人也旋即卷入了密谋中，很可能会把巴哈马群岛上的敌对方推向北美。长期以来，邓莫尔一直支持旨在让英国在北美大陆重获主权的最为激进的方案，来到巴哈马群岛尤其有利于促成那些方案的实施。而在此时，邓莫尔已经找到了一位完美的新合作者代替疯了的约翰·克鲁登，他就是精力充沛的年轻效忠派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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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定给自己未来的新娘带了些肉和鹿皮，也许还带了条毛毯和几件衣服，以此来表现自己是个可靠的家庭支柱。他或许也盖了他们自己的房子，一座四方形的小屋，有着白色或红色灰泥外墙和柏树皮铺就的屋顶。[97]他长着宽阔的双肩和坚毅的面庞，看起来肯定像个很不错的武士，然而这位新郎毕竟只有16岁，刚刚摆脱稚气，还没有完全成年。虽说他的皮肤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下晒得黝黑，却还没有多少风霜坎坷能够掩盖血统留下的明显标记：他那眼窝深陷的双目仍旧闪烁着蓝色的光。[98]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概有很多少年都曾对这种生活充满美好想象：把他们从小听到的惊悚故事彻底反转过来：从家里逃走，跟印第安人住在一起，身穿鹿皮革、挥舞着战斧和割头皮用的小刀，在他们想象中的林区自由地享受性、暴力和美酒。出生于马里兰、早熟的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少年时就曾尝试过这一切，还不止这些。（就连这次娶了一位克里克酋长之女也是他的第二次了；他已跟第一个切罗基人妻子有过至少一个孩子。）[99]1777年，鲍尔斯14岁就开始了冒险生涯，在马里兰效忠派的一个军团中获得了掌旗官的职位。但他很不喜欢军队生活，觉得那简直乏味透顶又艰苦异常。1778年底，他的军团前往彭萨科拉（Pensacola）守城，因为事先得到消息说西班牙人要进攻该城。他痛恨这个臭气熏天、疾病蔓延的闷热港口，一位同行的军官称之为人间地狱：“撒旦和他所有的使者都应该被流放到这个地方来。”[100]鲍尔斯简直快被逼疯了，又天性叛逆，就跟指挥官吵了一架，被开除出军团。一个克里克印第安人代表团来彭萨科拉领取英国人给他们村庄的回礼，待他们回村时，鲍尔斯“愤怒地把我的红色军装扔进了海里”，跟他们一起走了。[101]
鲍尔斯成了18世纪末生活在克里克人部落中的数百位白人之一。[102]［克里克人首领是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他的父亲拉克伦·麦吉利夫雷（Lachlan McGillivray）是当时最著名的苏格兰商人之一。］鲍尔斯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入乡随俗”，他组建了一个克里克人家庭，带领一个克里克人军团守卫莫比尔（Mobile），一位时人曾说他“抛弃了昔日的回忆，在任何方面都像是一个野蛮武士”。[103]然而他从未放弃自己作为英国臣民的忠诚。1780年，鲍尔斯甚至重新加入了那个效忠派军团，这就意味着在战争结束后，他有权为自己曾在军队作战而获得分地。他选择迁居巴哈马群岛，跟他成长期间的第二故乡美国西南部隔海相望。战后数年，鲍尔斯经常往返于巴哈马群岛和北美大陆之间，像约翰·克鲁登一样，成为另一位战时四处游历、战后生活流离的效忠派难民。
1788年4月，鲍尔斯带着一个危言耸听的故事出现在拿骚。他近期前往佐治亚时遇到了一位在巴哈马拥有地块的军团老兵。那位军官“强烈敦促他［鲍尔斯］［一回到巴哈马］就去拜访约翰斯顿、赫伯恩、克鲁登等几位先生”。熟人告诉他说，“这些人，还有一些其他人是巴哈马群岛上一个强大党派的主要领袖”，即将实施一个大胆的计划。那位军官拿出了一沓信件来向他解释此事。这些信件中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要让那些岛屿独立于大不列颠。”脱离大英帝国之后，巴哈马群岛新的效忠派统治者将“向全世界开放港口；发展商业贸易，此外还将从大量存在于上述岛屿的盐池中攫取巨大的利润和优势”。该计划已经万事俱备；策划者就等着选定日期“起义并占领政府”了。在那些文件的最下方，鲍尔斯看到撰写该计划之人的秘密签名：约翰·克鲁登。[104]
这次遭遇让鲍尔斯确信“迄今以来，一直都有人企图让本殖民地脱离大不列颠的管辖”。事实上，他非常清楚当前正在进行的议会席位之争“的真正目的并非获得人民的代表权，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看看他们政党的真正实力和人数”。这不是民主，而是政变；这就是邓莫尔关于效忠派密谋推翻其政权的证据。鲍尔斯在威廉·威利审判短短几天之后便在一份证明书上签名宣誓此事属实，时机也恰到好处。叛国罪名（哪怕证据是已经疯了的克鲁登的话）必将一劳永逸地让效忠派反政府煽动者们偃旗息鼓。最终，鲍尔斯耸人听闻的指控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一个主要原因是到他作证之时，约翰·克鲁登已经永远地消失了：1787年9月，克鲁登死在他寄予如此厚望的岛上，年仅33岁。[105]但邓莫尔和鲍尔斯就此案结成的共生关系却在不久后发生了令人十分满意的演变，如果克鲁登在天有灵，想必也会为此而骄傲。
虽然鲍尔斯和克鲁登很可能从未谋面，但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可不仅仅是克鲁登叛国信件的那几张纸而已。因为和克鲁登一样，鲍尔斯也认为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统治必将被推翻，要实现该目的，巴哈马群岛是最好的起始点。区别在于，鲍尔斯希望以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名义，并在后者的支持下实现这一征服。美国革命在克里克人的社会掀起了持续的变化，把传统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为以种植园农业和拥有奴隶为基础的经济形态。[106]克里克酋长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就是这一转变的化身。和约瑟夫·布兰特一样，麦吉利夫雷也因为曾在查尔斯顿受过教育，一直以他优雅的做派、白皮肤和欧洲人的装束给白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放弃了大多数克里克人冬季打猎的生活方式，转而在墨西哥湾经营自己的庄园，在自己位于小塔拉哈西（Little Tallassie）的庞大种植园度夏，那里有苹果园、有大群的牲畜，还有60位奴隶劳动力。1790年，阿比盖尔·亚当斯（她的丈夫约翰时任美国副总统）见到麦吉利夫雷后，对他“说英语像母语一样流利”十分赞赏，而他对自己的克里克同胞讲话却要通过翻译。鲍尔斯在这一点上自觉地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自我形象——至少对白人看客而言——是个彻头彻尾的印第安猎人和武士。现存的唯一一幅肖像把他画成了一个明显的拜伦式人物，穿着褶边衬衫，波纹袖上系着银色的臂带，颈间缠着重重珠链，还戴着装饰精美的鸵鸟毛包头巾。虽然有些白人同胞觉得他的印第安人服饰未免“荒谬”和“凌乱”，但如此华丽的装束同样让他获得了白人的支持。他希望自己在英国人中间建立的联系能够反过来帮助他在克里克人中收获一批拥趸。[107]
鲍尔斯对佛罗里达的野心恰与邓莫尔勋爵一拍即合。自1783年和约签订以来，西属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贸易便一直由一个名为潘顿莱斯利公司（Panton，Leslie and Company）的商户控制着。该公司总部位于拿骚，与邓莫尔的巴哈马政敌们有着密切联系——包括托马斯·布朗，他曾在任印第安人事务督察专员时帮助该公司获得了垄断地位。邓莫尔希望取缔该公司，这主要是出自巴哈马政治和个人的利益，与此同时，鲍尔斯则有自己的理由推翻潘顿莱斯利。该公司在印第安人地盘上的隐名合伙人不是别人，正是麦吉利夫雷，鲍尔斯要想在克里克人中提升地位，最大的敌人就是麦吉利夫雷。凭借邓莫尔的支持，鲍尔斯在威利事件之后几个月带人前往佛罗里达，企图把潘顿莱斯利逐出该地区。[108]遗憾的是，他的冒险旋即惨败。因为事先得到了托马斯·布朗的通知，西班牙当局让麦吉利夫雷去对付“那个邪恶的鲍尔斯”，后者“不过是为真正的恶棍所利用的愚蠢工具而已”。[109]麦吉利夫雷给了鲍尔斯一些“有用的建议”，让“他永远离开这片国土”，威胁说如果他拒不服从，就“割掉他的耳朵”。[110]
然而不管是鲍尔斯还是他的支持者邓莫尔，都没有因这次失败而气馁。他们反而在鲍尔斯为佛罗里达的未来制定的更宏大规划中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鲍尔斯计划在沼泽地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归自己领导，这是邓莫尔长期支持的各种计划中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方案。他把那个国家叫作“马斯科吉（Muskogee）”。正如他为总督描画的那样，马斯科吉将是一个独立的印第安国家，既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也远离美国人的滋扰，是任何忠于英国理想之人的避难天堂。它将凭借与大英帝国的联盟获得这一稳固地位，在南部与约瑟夫·布兰特建立的印第安人联盟遥相呼应。英国从这一关系中得到的利益是它能够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邓莫尔喜欢自己听到的这个计划。有了总督的支持，鲍尔斯于1789年回到了克里克人的地盘，开始将计划中的马斯科吉变成现实。就这样，巴哈马群岛政客们之间的内部冲突逐渐演变成为商业竞争、印第安人事务和对效忠本身之意义的终极考验。
在查特胡奇河（Chattahoochee River，如今是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的界河）上的考维塔（Coweta），鲍尔斯召集了一个有克里克人、赛米诺尔人和切罗基人代表参加的政务会。他开始自称“埃斯塔乔卡”，意为“克里克国的总管”。“20000名武士齐声”（起码他自己如此吹嘘）欢迎他成为他们的领袖，并授权他出使伦敦。[111]鲍尔斯开启了往返大西洋之旅，希望获得英国的援助，在那趟旅行中，他重走了很多效忠派难民曾经走过的路线。他从巴哈马群岛出发，先去了新斯科舍，想让那里的帝国官员们赏识在马斯科吉和易洛魁人之间建立一个西部效忠派同盟的想法。他成功地在哈利法克斯获得了帕尔总督的支持，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交该计划时，人们正处在英西战争即将爆发的高度恐惧中，随后他又继续前往魁北克觐见多切斯特勋爵。[112]虽然多切斯特一直很警惕印第安人盟友，也试图说服鲍尔斯不要去伦敦，但就连他也认识到，一旦与西班牙开战，克里克人的帮助至关重要。[113]有了多切斯特的勉强支持（后者还提供了路费），鲍尔斯和他那支小小的随从队伍跨越大西洋，于1790年底到达了伦敦。
在伦敦，虽然外交方面的进展与他的愿望相悖，但鲍尔斯还是自信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无疑是自美国革命以来夺取北美领土的最大的亲英计划。在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请愿书中，鲍尔斯强调了自己身为“一个独立和人口众多的民族的首领”和业已证明了忠诚的英国臣民的双重角色。“我一直保持着对陛下您的忠诚和对这个国家的眷爱。”鲍尔斯向自己的君主保证说。现在他有了表现这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把北美的一片广袤的地区重新带回帝国的怀抱。[114]鲍尔斯主动向外交大臣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有了英国适当的支持，他认为只需两个月就能把“西班牙人从整个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领土上”赶出去。他将从那里“马不停蹄地继续赶往墨西哥，与原住民人一起宣布当地独立于西班牙”（这一承诺竟然与约翰·克鲁登曾经吹嘘的他将“让墨西哥的门户为我的国家大开”惊人地相似）。[115]至于马斯科吉对英国王权的忠诚，官员们大可放心。看看帝国的其他领土就知道了，鲍尔斯说：看看印度。他举东印度公司指挥官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为例，正是后者把孟加拉纳入了英国霸权。克莱夫曾发誓说，要想确保印度次大陆的安全，唯一的途径就是利用本土军队，鲍尔斯认为“这一信条在北美和在印度斯坦……一样适用”。既然英国利用印度兵组成的军队维持了对印度的控制，它当然可以利用克里克人和其他原住民的力量维持自己扩大的美洲帝国。“美国人此刻正在伺机占有英国殖民地中剩下的土地呢。”鲍尔斯最后说。英国正好乘此机会先发制人。[116]
不知是因为他的慷慨陈词还是（更有可能）看到他所费不多，鲍尔斯成功地让英国人同意他实施自己的计划。[117]（不说别的，跟委内瑞拉革命家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18]几个月前提出的英国支持整个南美起义的计划相比，马斯科吉计划应该算是比较可行的了。）鲍尔斯回到拿骚，从那里启程前往佛罗里达，他自己设计的红蓝色马斯科吉国旗在桅杆上随风飘扬。这一次，鲍尔斯远征的运气好了一些。他成功地得到更多印第安人的支持，并向邓莫尔吹嘘说他“对该国家的全部商业往来握有全权，并在他们未来的政务会中担任主管”。[119]他的副手们占领了潘顿莱斯利的一座仓库，取得了一场关键的战略性胜利。就在邓莫尔满怀信心地向伦敦报告说“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即将向英国敞开大门时，麦吉利夫雷和他的手下却争取保留自己的影响力，敦促印第安人躲鲍尔斯远一点儿：“他自称英国人，但我向你们保证他不是；他对你们说他从英格兰国王那里来，但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一位国王的军官衣衫褴褛地来到你们面前。”[120]然而不久，麦吉利夫雷就不得不退到彭萨科拉了，时局对他的权威提出了危险的挑战。面对其领地中发生的这等骚乱，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总督们决定与鲍尔斯谈判。[121]
1792年初，鲍尔斯乘坐一艘西班牙轮船驶入新奥尔良与对手们谈判。在他下船踏上这座河流与海湾之间的国际大都市之时，一定感觉自己一生的抱负就要实现了：马斯科吉将被承认，他也为大英帝国争取到了密西西比河。鲍尔斯对新奥尔良的西班牙总督坚称，他，而不是麦吉利夫雷，才应该被拥戴为克里克国的领袖。他承诺，他会把马斯科吉变成抵御美国的堡垒，变成西班牙和英国两大帝国的忠实朋友——和以前的克鲁登一样，他也提到了欧洲帝国在面对共和国敌人时共同的利益。总督看似乐于接受，让鲍尔斯去古巴与那里的高级官员最后签订协议。
然而鲍尔斯一到哈瓦那，站在莫罗城堡（Morro Castle）的森严要塞之下，他心里就咯噔一下，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西班牙人已经通过麦吉利夫雷跟克里克人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根本没有动机支持鲍尔斯那些宏大的亲英计划。仅仅几周前，鲍尔斯还曾打算领导佛罗里达人独立，作为效忠派加入大英帝国世界呢。现在他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囚徒，不久就要被从古巴送往加的斯（Cádiz），随后又被送到菲律宾，西班牙帝国让他距离自己的马斯科吉天高海远。鲍尔斯没能成为马斯科吉的王，却肯定是唯一一位被流放到东南亚的北美效忠派。鲍尔斯滞留在那个太平洋列岛，远在巴哈马群岛的世界另一侧，其间一定曾对全球帝国的实力有过发自内心的赞叹。要想回到马斯科吉，他只能期待奇迹了。[122]
*
他后来常常被称为“投机分子”鲍尔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贬义的绰号不无道理。鲍尔斯企图建立马斯科吉国而未遂，使他成为整个巴哈马事态中的一颗流星，光芒万丈，却旋即熄灭了。然而虽然鲍尔斯的事业有着种种出奇之处，但它却是个极其鲜明的例子，证明了难民效忠派是如何像他们所依附的大英帝国一样，坚持不懈地把失败转化为收益的。
它还突出了巴哈马效忠派社会内部固有的分歧，围绕着大英帝国应该为臣民做些什么这个中心议题，众口不一。赫伯恩、布朗、威利等人关于权利和代表权所表达的反对派辞令很像是美国爱国者的话语。与此同时，他们把自己的奴隶大批运来，改变了巴哈马群岛的种族构成，还带来了美国人的种族态度，并希望这种态度得到法律的承认。然而，邓莫尔和鲍尔斯（还有清醒时期的克鲁登）所支持的大英帝国所代表的形象则与之相反。秉承“1783年精神”，他们展望的未来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以忠诚原则团结在一个宽容而保护臣民的王室之下，这种帝国概念历来更迎合首都当局，而不符合外省白人殖民者的利益。邓莫尔这位曾在弗吉尼亚解放奴隶的人，因为对黑人争取自由的主张相对宽容，自然而然地成了巴哈马群岛种族冲突的引雷针。他担任总督期间的各种观念冲突为巴哈马的白人和英国当局之间关于种族和奴隶制的冲突开了先河，那些冲突在他死后多年仍在上演。
而这本身也构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背景，将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树成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对立面。这是一个美国白人效忠派，他归化了印第安人，希望在英国的帮助下，领导自己的印第安人兄弟争取领土独立。这一惊人组合证明了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多种可能性，就连鲍尔斯——或者约瑟夫·布兰特或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这样的人都能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成功地树立起自己既是效忠派帝国臣民，同时又是有主权的印第安部族领袖的形象。这些人都希望面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蚕食，那个给黑人以家长式保护的帝国能为北美原住民人提供一些支持。然而在巴哈马群岛极端分裂的政治环境下，鲍尔斯的计划尤其招惹众怒，它加深了已经围绕奴隶制和代表权问题挖掘的战线。这些纠葛缠绕的紧张关系使巴哈马群岛成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必须把效忠派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共同探究，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鲍尔斯那样的领土野心有时看似很难被认真对待，特别是考虑到它们涉及的兵力之弱小和他们渴望控制的领土面积之巨大，且往往距离首都中心万里之外。然而美国革命恰恰激发了英国臣民的扩张主义想法。毕竟，大英帝国一直都是利用帝国对手的弱点才日益强大起来的，而边境岌岌可危的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就成了它的众多对手之一。此外，既然效忠派可以在加拿大的荒野上建起城市，易洛魁人可以在五大湖区建立起自己的新领地，自由黑人可以在塞拉利昂开拓一片殖民地，英国的臣民可以在澳大利亚殖民也可以统治孟加拉，马斯科吉为什么不能算作一个可行的计划？不管巴哈马效忠派对鲍尔斯其人多么瞋目切齿，他们都无法对他的事业嗤之以鼻。那恰是问题所在。鲍尔斯生长于斯的18世纪末的动荡环境也同样滋养了从约翰·克鲁登到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的其他许多帝国空想家，他本人也变成了19世纪美国那些力图在西属美洲开拓自己大块领土的阻挠议事者的先驱。［鲍尔斯被俘仅仅十年后，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Aaron Burr）便沿着非常类似的路线，策划攻占下密西西比河谷和墨西哥。］所有这些计划都显示了表面上看起来是敌对方的英裔北美效忠派与叛乱者，大英帝国与扩张主义的共和制美国，事实上却有着清晰可辨的共同点。
某些效忠派表现出反抗帝国权威的态度，已经到了要彻底决裂的地步，而另一些人却支持旨在扩张和巩固帝国的计划，显然，效忠立场本身可能意味着一整套各自不同的路线。到鲍尔斯被捕时，与共和制的法国间的战争会让大英帝国当局前所未有地更迫切需要忠诚和压制异见。面对法国要袭击巴哈马群岛的威胁，加上担心民众的骚乱会转向危险的共和立场，邓莫尔再也无法拒绝重新选举了。1794年，巴哈马的选民十年来第一次选出了一个新议会。选举结果最终确保了难民种植园主在诸岛上地位的上升，邓莫尔的一贯支持者纷纷出局，他的几位长期政敌却接连当选；威廉·威利被任命为首席法官。因为担心1791年法属圣多明各（Saint Domingue）革命引发奴隶暴动，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更严苛的种族法律，旨在将黑人和白人安全地隔离开，彻底打败了邓莫尔的家长制政策。最后，看到当地人长期抗议邓莫尔统治、他的巨额开支，以及他不可避免的反常（更不要说腐败）行为，白厅终于在1796年召回了这位众怒所指的总督。邓莫尔在人们的白眼下回到了英国，讽刺的是，他自己的忠诚却为一场个人丑闻所玷污：他的一个女儿在没有王家许可的情况下嫁给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一个儿子。[123]
就这样，在巴哈马群岛的特殊背景下，邓莫尔的帝国愿景被挫败了。然而白人效忠派殖民者希望建立一个盛产棉花的种植园社会的梦想也同样遥不可及。被刘易斯·约翰斯顿医生鄙视的巴哈马群岛的多沙土壤从来没有变得更加肥沃。毛虫继续钻入棉桃。飓风频繁破坏房屋和作物，而持续的降雨却很少发生。到1800年，大多数种植园主都放弃了种植棉花作物的挣扎，转向一种更为多样化的策略，混合种植玉米、豌豆和其他谷物，虽然这种策略获利较少。[124]（作为巴哈马群岛与北美大陆之间对位关系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海岛棉后来被重新从巴哈马群岛引进到美国南部，它在那里的前景极好，几乎变成了一个传奇。）其中有些人变卖了资产，再度走上了迁徙之路。1805年，托马斯·布朗在圣文森特岛那刚刚从加勒比原住民手里夺来的土地上开发了他第三块6000英亩的庄园，和他在佐治亚和巴哈马群岛上的庄园规模相当。[125]与英属北美的情况差异悬殊，巴哈马群岛从未经历过农业经济的起飞。那些岛屿只有作为航海中心、中途站和离岸中心时才能得到最好的利用，两个多世纪之后，它们仍然扮演着这一角色。
虽然邓莫尔大肆建筑防御工事和街垒，为战争做准备，但他诸多堡垒中的一颗明珠——夏洛特堡，却从未在战斗中开过一枪一炮。[126]驻扎在防御工事中的士兵面朝空旷海洋，每日无聊透顶，他们把自己的姓名首字母刻在烈日暴晒的墙上，等待着从未发生的战斗。正如艾尔思那座装饰性建筑一样，夏洛特堡也仍然矗立在岛上，成为瞻仰昔日远大抱负的遗址。最终，不管效忠派尽了多大的努力改变它的风貌，巴哈马群岛始终处于帝国利益的边缘地带。因为大英帝国的重要挑战（如现实的利益和可能性）位于那片碧海的另一个角落。正是在加勒比海上的牙买加岛，即英国最富有的殖民地上，效忠派难民们最为真切地体会到了希望与现实的断裂，体会到生活在一个再度卷入革命战争的帝国，意味着怎样的压力。
托马斯·杰弗里斯（Thomas Jefferys）：《牙买加最新测绘地图》（Jamaica，from the Latest Surveys，1775）。
[1] 约翰·克鲁登致Joseph Taylor，1786年11月25日，LOC：Lovering Taylor Papers，Box 3。
[2] ［约翰·克鲁登］，“An Address to the Monarchial and Thinking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1785］，BL：North Papers，Add. Mss.，61864，f.138；克鲁登致Taylor，1786年11月25日，LOC：Lovering Taylor Papers，Box 3。
[3] ［约翰·克鲁登］，“An Address to the Monarchial and Thinking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1785］，BL：North Papers，Add. Mss.，61864，f.139-147. Cf.John Cruden，An Address to the Loyal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and the Friends of Monarchy Throughout the Globe（London，1785）。
[4] 克鲁登致威廉·克鲁登牧师，1786年5月16日，NA：PRO 30/11/7，Cornwallis Papers，Box 7，f.52。
[5] 克鲁登致Taylor，1786年11月25日，LOC：Lovering Taylor Papers，Box 3。
[6] S. S. Blowers致Taylor，1786年11月7日，LOC：Lovering Taylor Papers，Box 3。
[7] 约拿单（Jonathan）是《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一个人物，是以色列第一位由上帝耶和华膏立的国王扫罗的长子，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二位膏立君王大卫（David）的忘年交。他后来在一场战争中与父亲一起阵亡，大卫为此哀痛万分。
[8] 克鲁登致Taylor，1786年11月11日和25日，LOC：Lovering Taylor Papers，Box 3。
[9] “千禧年主义”是某些基督教教派正式或民间的信仰，相信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全球和平来临，地球变为天堂，人类繁荣昌盛，大一统的时代来临以及“基督统治世界”。
[10] 约翰·克鲁登致威廉·克鲁登牧师，1785年5月16日，NA：PRO 30/11/ 7，Cornwallis Papers，Box 7，f.52。
[11] ［约翰·克鲁登］，《致亚伯拉罕之子，涉及英属美洲效忠派……关于犹太人复兴预言的一些想法》（“An Address to the Sons of Abraham，Containing thoughts on the Prophecys respect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by a British American Royalist”），1785年5月16日，NA：PRO 30/11/7，Cornwallis Papers，Box 7，ff.59-71。
[12] 萨尔瓦多（Salvador）在西班牙语中有“救赎者”“拯救者”之意。
[13] 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p.31-34. 关于哥伦布最先踏上的究竟是哪些岛屿，争议很大，但普遍的看法是他的“圣萨尔瓦多”就是如今的瓦特林岛（Watlings Island）。
[14] 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p.56-64.
[15] 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p.42-43.
[16] 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166.
[17] 当时对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很好的描述，见Johann David Schoepf，Travels in the Confederation［1783-1784］，trans. and ed. Alfred J. Morrison，2 vols. （New York：Bergman Publishers，1968），II，pp.259-316。
[18] 引自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101。
[19] 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p.149-157；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p.98-103.
[20] 引自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131。煽动动乱的效忠派上校David Fanning招募了30人参加这次远征，却错过了船只，德沃抛下他起航出海了。David Fanning，The Adventures of David Fanning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ed. A. W. Savary（Ottawa：Golden Dog Press，1983），pp.60-61.
[21] 引自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132。
[22] 见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p.160-161；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p.131-134；安德鲁·德沃致盖伊·卡尔顿爵士，1783年6月6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3，no.7906。
[23] 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133.
[24] 这次出征及和平条款均在1783年5月3日的East Florida Gazette中有实时报道，又见帕特里克·托宁致悉尼勋爵，1783年5月15日，NA：CO 5/560，pp.583-88。
[25] 德沃本人以身作则，率先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申领了250英亩的优质土地（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161）。
[26] 统计显示，共有1458位潜在的阿巴科殖民者：Report on American Manuscripts in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4 vols. （London：HMSO，1904），IV，p.x。
[27] 托宁致卡尔顿，1783年5月15日，NYPL：Carleton Papers，Box 32，no.7691。
[28] 刘易斯·约翰斯顿致无名收信人，1783年7月14日，NA：CO 5/560，pp.928-933。盖伊·卡尔顿爵士同时下令对诸岛进行了一次调查，显示的结果表明种植棉花还是有不错的前景（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163）。
[29] 诺斯勋爵致托宁，1783年12月4日，NA：CO 5/560，p.724。
[30] 诺斯致托宁，1783年12月4日，NA：CO 5/560，pp.724-725；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163。这次购买于1787年正式完成。
[31] 和帕尔及卡尔顿兄弟一样，马克斯韦尔也是爱尔兰新教徒军官。1779年他结婚近三年的富有妻子想跟他离婚，理由就是他从未跟她同房。A. P.W. Malcolmson，In Pursuit of the Heiress：Aristocratic Marriage in Ireland，1740-1840（Belfast：Ulster Historical Foundation，2006），pp.74-75。
[32] 约翰·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6月19日，NA：CO 23/25，f.139。
[33] 根据署期为1786年5月2日的“从东佛罗里达前往英国各个领地的统计”，除了前往阿巴科的1458位纽约人外，还有1033个白人和2214个黑人离开东佛罗里达前往巴哈马群岛，NA CO：5/561，f.407。See population table in Craton，p.166。
[34] James Powell致托宁，1785年6月9日，以及托宁致Powell，1785年8月25日，见John Walton Caughey，ed.，East Florida，1783-1785：A File of Documents Assembled，and Many of Them Translated by Joseph Byrne Locke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pp.695-697。
[35] 克鲁登致马克斯韦尔，1784年10月28日，NA：CO 23/25，ff.247-248。马克斯韦尔致克鲁登，1784年11月25日，NA：CO 23/25，ff.247-249。
[36] 托宁致马克斯韦尔，1784年5月10日，NA：CO 23/25，f.133。马克斯韦尔致托宁，1784年5月5日，NA：CO 23/25，f.135。
[37] Johann David Schoepf，Travels in the Confederation［1783-1784］，trans. and ed. Alfred J. Morrison，2 vols. （New York：Bergman Publishers，1968），II，pp.262-264.
[38] 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143.
[39] Arthur McArthur致悉尼，1784年3月1日，NA：CO 23/25，ff.75-76。
[40]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3月29日，NA：CO 23/25，f.83。
[41]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的信函附件，《致巴哈马群岛总督和总指挥约翰·马克斯韦尔阁下》（“To His Excellency John Maxwell Esq. Captain General Governor and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Bahama Islands”），1784年5月17日，NA：CO 23/25，ff.113-114。
[42]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5月17日，NA：CO 23/25，f.111。
[43]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的信函附件，1784年6月4日，NA：CO 23/25，f.117。
[44]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6月20日，NA：CO 23/25，f.143。
[45] Wilbur Henry Siebert，Loyalists in East Florida，1774 to 1785：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hereto，Edited with an Accompanying Narrative，2 vols. （Deland：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1929），I，p.189.
[46]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的信函附件，1784年6月4日，NA：CO 23/25，f.119。
[47]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9月4日，NA：CO 23/25，f.172。
[48]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11月20日，NA：CO 23/25，f.238。
[49]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5月17日，NA：CO 23/25，f.111。
[50] 马克斯韦尔致McArthur，1784年6月9日，NA：CO 23/25，f.141；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6月4日，NA：CO 23/25，f.115。
[51] Gail Saunders，Bahamian Loyalists and Their Slaves（London：Macmillan Caribbean，1983），p.58.
[52] 该传单连同其签名者的身份说明一起，附于马克斯韦尔致悉尼的信函之后，1784年7月29日，NA：CO 23/25，ff.155，210。
[53]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9月4日，NA：CO 23/25，f.171。关于律师们的申诉，除其他外，见Stephen Haven致托宁，1784年12月6日，见Caughey，ed.，pp.433-434；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9月4日，NA：CO 23/25，f.171；Maxwell致Sydney，1784年11月20日，NA：CO 23/25，f.238。
[54]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9月7日，NA：CO 23/25，f.178。
[55]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10月9日，NA：CO 23/25，f.224。
[56]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8月26日，NA：CO 23/25，f.165。
[57]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9月29日，NA：CO 23/25，f.188。
[58] 在治安法官George Bunch面前所提供的宣示证词，1784年9月29日，NA：CO 23/25，ff.211-212。
[59] 马克斯韦尔致悉尼，1784年10月15日，NA：CO 23/25，ff.226-227。
[60] ［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420.
[61] Powell致悉尼，1785年5月11日，NA：CO 23/25，f.318。
[62] 1785年4月4日的会刊，Journal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the Bahamas，12 May 1784 to 29 September 1794，NAB，pp.28-30。
[63] 1785年4月26日的会刊，Journal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the Bahamas，12 May 1784 to 29 September 1794，NAB，pp.42，45。
[64] 效忠派致鲍威尔的备忘录，1785年5月18日，NA：CO 23/25，ff.321-324。
[65] 悉尼致Powell，1785年7月18日，NA：CO 23/25，f.331。
[66] Powell致效忠派，无日期，NA：CO 23/25，f.325.1785年5月13日的会刊，Journal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the Bahamas，12 May 1784 to 29 September 1794，NAB，pp.50-60。
[67] 悉尼致马克斯韦尔，1784年8月6日，NA：CO 23/25，ff.162-163。
[68] 对于巴哈马效忠派的个人创伤的后果的更完整阐述，见Michael J. Prokopow，“‘To the Torrid Zones’：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merican Loyalists in the Anglo-Caribbean Basin，1774-1801”（Ph. 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6），pp.221-229。On Brown：Edward J. Cashin，The King’s Ranger：Thomas Brow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9），p.179.
[69] Johann David Schoepf，Travels in the Confederation［1783-1784］，trans. and ed. Alfred J. Morrison，2 vols. （New York：Bergman Publishers，1968），II，p.271.
[70] J. Leitch Wright，“Dunmore’s Loyalist Asylum in the Floridas，”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49，no.4（April 1971）：370-379.
[71] 悉尼致马克斯韦尔，1786年6月，NA：CO 23/25，ff.418-419。
[72] “Plan of the Town of Nassau and Environs on the Island of New Providence Surveye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Bahamas，by Captain Andrew Skinner，1788，” NAB. 该城市在1785年又进行了重新测绘，将全部新居所考虑在内。Journal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the Bahamas，12 May 1784 to 29 September 1794，p.93.
[73] Johann David Schoepf，Travels in the Confederation［1783-1784］，trans. and ed. Alfred J. Morrison，2 vols. （New York：Bergman Publishers，1968），II，p.263.
[74] 乘坐威廉号（William）和鹦鹉螺号（Nautilus）前往阿巴科的80位黑人的《黑人名册》：http：//www.blackloyalist.com/canadiandigitalcollection/ documents/official/book_of_negroes.htm，2009年12月30日访问。Riley，appendix D，pp.266-269；Michael Craton and Gail Saunders，Islanders in the Stream：A History of the Bahamian People，2 vols.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9），I，pp.183-184. On Brother Amos，see Whittington B. Johnson，Race Relations in the Bahamas，1784-1834：The Nonviolent Transformation from a Slave to a Free Society（Fayetteville：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2000），pp.56-58.
[75] Saunders，p.20；Cashin，The King’s Ranger，pp.174-179；Thelma Peters，“The American Loyalists and the Plantation Period in the Bahama Islands”（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Florida，1960），pp.69-70.
[76] 见赠地名单，NAB：Registrar General，Land Grants，Book C1（1789-1790）。
[77] 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p.180-85；［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7.
[78] 低地（Low Country）是指南卡罗来纳沿海（包括海岛在内）的地理和文化区域，曾一度因奴隶劳动种植的亚热带水稻和靛青而闻名。
[79] ［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3.
[80] G. Barry致Anthony Stokes，1786年6月30日，NA：CO 23/26，f.225。
[81] 约翰·克鲁登的备忘录，1786年1月14日，Journal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of the Bahamas，12 May 1784 to 29 September 1794，NAB，pp.110-111。
[82] Wilbur Henry Siebert，Loyalists in East Florida，1774 to 1785：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Pertaining Thereto，Edited with an Accompanying Narrative，2 vols. （Deland：Florid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1929），I，p.191. 我的这一比例来自Wylly的1788年人口估测，男性家长所代表的家庭算四口人。
[83] “An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ffairs in the Bahama Islands，” n. d.，NA：CO 23/28，f.150.
[84] 邓莫尔勋爵致悉尼，1787年11月28日，NA：CO 23/27，f.75。
[85] 引自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170。
[86] “An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ffairs in the Bahama Islands，” n. d.，NA：CO 23/28，f.151.
[87] ［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p.21-23，40-41；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p.169-170；Craton and Saunders，p.187.
[88] 请愿书转载于［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p.33-39；原本见NA：CO 23/26，ff.102-21，153-54。
[89] 这一事件的文件和书面证词，见NA：CO 23/28，ff.105-106，149-174。
[90] 邓莫尔致悉尼，1788年2月29日，NA：CO 23/26，ff.103-104。
[91] 引自Sandra Riley，Homeward Bound：A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850 with a Definitive Study of Abaco in the American Loyalist Plantation Period（Miami：Island Research，1983），p.172。
[92] ［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16.
[93] 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p.176-177；Craton and Saunders，p.203.
[94] ［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p.30-31.
[95] ［William Wylly］，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s Islands，Their Climate，Productions，& c.…（London，1789），p.13. Charles Colcock Jones，The History of Georgia，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883），II，p.24.
[96] 关于这一点，以及对邓莫尔勋爵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全新诠释，见James Corbett David，“Dunmore’s New World：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British Empire，1745-1796”（Ph. D. dissertation，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2010）。非常感谢Jim David在这部作品创作过程中与我分享其中的某些章节。
[97] 关于克里克人的婚姻习俗和那些房屋，见William Bartram，Travels（Philadelphia：James and Johnson，1791），pp.396-397，514-515；Kathryn E. Holland Braund，Deerskins and Duffels：The Creek Indian Trade with Anglo-America，1685-1815，2nd ed.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pp.12-13，15-17。
[98] 鲍尔斯的权威传记是J. Leitch Wright，William Augustus Bowles：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reek Na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7）。又见Elisha P.Douglass，“The Adventurer Bowle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no.1（January 1949）：3-23；当代人所写的圣徒式传记是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
[99] J. Leitch Wright，William Augustus Bowles：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reek Na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7）。又见Elisha P.Douglass，“The Adventurer Bowle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no.1（January 1949）：3-23；当代人所写的圣徒式传记是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13；Cashin，p.184；William S. Coker and Thomas D. Watson，Indian Traders of the Southeastern Spanish Borderlands：Panton，Leslie & Company and John Forbes & Company，1783-1847（Pensacola：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Press，1986），p.114.
[100] Philip Waldeck Diary，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by Bruce E. Burgoyne，LOC，f.217A.
[101] 扎卡里·麦考利的日记，1798年5月28日，Zachary Macaulay Papers，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Microfilm A 471，Reel 3］；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p.12-13。
[102] 其中最著名的还包括戴维·乔治曾经的主人和爱国者George Galphin；以及亚历山大·麦克利夫雷的效忠派父亲拉克伦。关于白人和种族混血人士在克里克文化中的地位，见Andrew Frank，Creeks and Southerners：Biculturalism on the Early American Frontier（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esp.pp.26-45，77-95；and Claudio Saunt，A New Order of Things：Property，Power，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ek Indians，1733-1816（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esp.pp.2-3，46-89。
[103] 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29.
[104] 威廉·奥古斯塔斯·鲍尔斯的书面证词，1788年4月9日，NA：CO 23/27，ff.158-159。不管鲍尔斯的证词显得有多可疑，他对克鲁登信件的意译的确都与克鲁登现存信件有明显的呼应。话虽如此，没有文件表明克鲁登曾提议干脆推翻巴哈马政府。相反，他似乎还在1786年底和1787年初试图说服约克公爵把某些岛屿纳入王国殖民地，派“北部各州最勤劳的居民”前去殖民。见约翰·克鲁登致General R. Grenville，1786年8月8日，BL：Add. Mss.70959，f.89。
[105] 虽然克鲁登的弟弟詹姆斯曾被指控在整个欧洲各国的宫廷支持约翰雄心勃勃的计划，此后他一直在为自己家族丧失的40000英镑财产向效忠派赔偿委员会索赔。詹姆斯·克鲁登的索赔，NYPL：Loyalist Transcripts，vol.48，pp.528-555。
[106] Claudio Saunt，A New Order of Things：Property，Power，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ek Indians，1733-1816（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8-63.
[107] Claudio Saunt，A New Order of Things：Property，Power，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ek Indians，1733-1816（Cambridge，U. 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70-75，83-88；William S. Coker and Thomas D. Watson，Indian Traders of the Southeastern Spanish Borderlands：Panton，Leslie & Company and John Forbes & Company，1783-1847（Pensacola：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Press，1986），pp.115-116. 麦克利夫雷的内兄Louis LeClerc de Milfort曾说起过在伦敦，“鲍尔斯身着印第安人服饰，靠伪装让人们相信他的故事”。Louis LeClerc de Milfort，Memoir，or a Cursory Glance at My Different Travels & My Sojourn in the Creek Nation（Chicago：Lakeside Press，1956）. 这幅肖像是托马斯·哈代在鲍尔斯1791年出访伦敦时所画的；他的团队的另一位成员请William Hodges为其画像，也就是因创作了库克船长的第二次航行的油画而名声大噪，继而又前往印度旅行的那位画家。
[108] 因为没有为这次远征招募到足够的志愿者，邓莫尔从拿骚监狱里释放了几位犯人参加。“在鲍尔斯上校的指挥下从拿骚出征的团队后期参与成员”的请愿书，1788年11月24日，LOC：East Florida Papers，reel 82，bundle 195M15。
[109] J. Leitch Wright，William Augustus Bowles：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reek Na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7）。又见Elisha P.Douglass，“The Adventurer Bowle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no.1（January 1949）：3-23；当代人所写的圣徒式传记是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p.30-35；William S. Coker and Thomas D. Watson，Indian Traders of the Southeastern Spanish Borderlands：Panton，Leslie & Company and John Forbes & Company，1783-1847（Pensacola：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Press，1986），pp.117-120. 比森特·曼努埃尔·德·泽斯彼得斯致亚历山大·麦克利夫雷，圣奥古斯丁，1788年10月8日，引自Caughey，McGillivray，pp.202-203。
[110] 麦克利夫雷致约翰·莱斯利，1788年11月20日，引自Caughey，McGillivray，p.207；麦克利夫雷致威廉·潘顿，1788年2月1日，引自Caughey，McGillivray，p.217；Milfort，pp.xxxi-xxxiv，82-83。
[111] 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67；J. Leitch Wright，William Augustus Bowles：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reek Na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7）。又见Elisha P.Douglass，“The Adventurer Bowle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no.1（January 1949）：3-23；当代人所写的圣徒式传记是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p.37-38.
[112] 帕尔为鲍尔斯的旅行和住宿提供了支助。见帕尔致哈利法克斯财长总监大人，1791年5月10日，PANS：RG1，vol.221（reel 15328），no.164。
[113] Douglas Brymner，ed.，Report on Canadian Archives（Ottawa：Brown Chamberlin，1891），pp.255-56.
[114] 威廉·鲍尔斯的请愿书，1791年1月3日，副本见Frederick Jackson Turner，“English Policy toward Ame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no.4（July 1902）：726-728。
[115] 克鲁登致诺斯，1785年5月16日，BL：North Papers，Add. Mss.61864，ff.133-134。
[116] 鲍尔斯致格伦维尔勋爵，1791年1月19日，副本见Turner，pp.728-733。
[117] 格伦维尔致邓莫尔，1791年4月1日，NA：CO 23/31，f.7。
[118]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1750～1816），委内瑞拉军事领袖和革命者，曾参加过他那个时代的三个主要历史和政治运动：美国革命战争、法国革命和西属美洲独立战争。虽然他自己领导西属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计划失败了，但他被认为是后来成功领导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西蒙·玻利瓦尔的先驱。
[119] 鲍尔斯致邓莫尔，1792年2月6日，NA：CO 23/31，f.153。
[120] 潘顿致印第安酋长，1792年2月19日，见Caughey，p.309。
[121] J. Leitch Wright，William Augustus Bowles：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reek Na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7）。又见Elisha P.Douglass，“The Adventurer Bowle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no.1（January 1949）：3-23；当代人所写的圣徒式传记是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p.56-70；William S. Coker and Thomas D. Watson，Indian Traders of the Southeastern Spanish Borderlands：Panton，Leslie & Company and John Forbes & Company，1783-1847（Pensacola：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Press，1986），pp.148-156.
[122] J. Leitch Wright，William Augustus Bowles：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reek Na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7）。又见Elisha P.Douglass，“The Adventurer Bowle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6，no.1（January 1949）：3-23；当代人所写的圣徒式传记是Benjamin Baynton，Authentic Memoirs of William Augustus Bowles（London，1791），pp.71-92.
[123] Votes of the Honourable House of Assembly（Nassau：John Wells，1796）；Craton and Saunders，pp.203-11；David，chapter 5.
[124] 一位中产阶级效忠派种植园主的旅行在以下书籍中有很好的记述：Charles Farquharson，“A Relic of Slavery：Farquharson’s Journal for 1831-1832，” typescript，NAB。又见Peters，pp.148-154。
[125] Cashin，The King’s Ranger，p.197.
[126] 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8），pp.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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