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变色龙的首府

勒克瑙的现代史始于1775年1月，年轻的王子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接替父亲舒贾·乌德-达乌拉，继位阿瓦德的纳瓦卜。舒贾曾是个真正的尚武之王，这个波斯贵族战士之孙在莫卧儿帝国的军队里一路晋升，最终掌控了该省。舒贾的统治并非易事。他的周围都是陷入混乱的莫卧儿帝国，饱受阿富汗、马拉塔的折磨，如今又面临英国的入侵。作为莫卧儿皇帝的封臣，皇帝期望舒贾·乌德-达乌拉为保卫德里而战；他也经常因此率军出征。他的军队请了欧洲顾问和技师作为支持，安托万·波利尔就是其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舒贾还要应付东侧那个贪婪而好斗的邻居——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的逐步蚕食。1764年，在比哈尔邦（Bihar）布克萨尔（Buxar）的一次摊牌中，舒贾·乌德-达乌拉和皇帝以及孟加拉纳瓦卜的军队一并被公司击败，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体现了莫卧儿帝国力量的局限性。

在莫卧儿和英国两个帝国的压迫下，阿瓦德需要一个像舒贾这样的强人和战略家来做领袖。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两者皆非。这位王子大腹便便又放荡不堪，被拥上王位时看上去就像刚从宴会桌旁醒来一样。阿萨夫作为纳瓦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远离他不喜欢的政治，也远离他所鄙视的母亲。他召来自己的大管事穆尔塔扎汗（Murtaza Khan），提拔他到土邦的最高职位，让他放手治理。阿萨夫随后发钱遣散父亲的随从，关闭了法扎巴德的旧宫，迁都向西去了该省的小镇勒克瑙。他在那里的一处废弃的旧宫安置下来，远离他长袖善舞的母亲和令人厌烦的国事。

这难说是个吉祥的开始。阿萨夫成功反抗了其有财力、有权力的亲巴胡夫人，疏远了阿瓦德的大多数贵族，一举扭转了政局，并粉碎了其父苦心经营的自主权。东印度公司旋即利用了这位软弱的新统治者，“很快就给”这位纳瓦卜来了个“引君入瓮”。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在登基仅数月之后，就签署了一份毁灭性的条约，被迫向公司割让领土——随之而去的还有大约一半的税收——并向公司的军队支付更多的补贴。他还被要求驱逐阿瓦德境内未经公司“许可”的所有欧洲人，特别是其父的欧陆军事顾问，这进一步表明了公司越来越担心印度的非英籍欧洲人。阿萨夫即位头几个月就现出端倪的这种趋势，贯穿于他当政的22年。接下来的20年里，在法扎巴德的夫人派系和勒克瑙宫廷之间的激烈争斗中，他的省份被一分为二。公司在边境、财政和政策上频频施压，勒克瑙陷入瘫痪，而它的统治者却是个不太想执政的纳瓦卜。

但阿萨夫·乌德-达乌拉迁都勒克瑙在很大程度上发出了情况好转的信号。他或许不在乎执政，但他喜爱艺术，有足够的金钱沉溺其中。尽管他作为统治者，在公司的要求、皇帝的责任，以及父亲遗产的压力下疲于奔命，但这一次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却享受到完全控制文化事务的快乐。他为自己建了一个新的首府，把伟大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Akbar）视为榜样。作为一个年轻的统治者，阿克巴废弃了祖先的首都德里，青睐阿格拉（Agra）和新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在那里聚集了最优秀的艺术、科学、哲学和文学人才。阿萨夫如今也开始在勒克瑙着手此事。纪念性建筑的宏大计划、赞助和宫廷享乐的规模如此奢华，令东方通的想象力都自愧不如，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把勒克瑙变成了北印度新的文化之都。

那里还是一个大熔炉。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是个波斯什叶派穆斯林，治下的臣民大多是印度教徒和逊尼派穆斯林，他还以重金欢迎欧洲人为他服务。身为波斯后裔，他赞助了什叶派的宗教研究和节日庆典，并建造了勒克瑙最重要的圣地大悼念宫（Bara Imambara）。他还积极资助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艺术和文学。最后，或许也最明显的是，他与欧洲人广泛交往，这影响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他餐桌上的食物到很多宫殿的设计。结果造就了一个充满生机、多姿多彩的城市，人们对这座城的描述极尽形容之能事。腐朽颓废、老于世故、乌烟瘴气、富丽堂皇、性感撩人、灿烂夺目、邪恶危险、郁郁寡欢、破旧不堪、见多识广、枯萎憔悴、充满活力、苦乐参半：勒克瑙集这一切之大成，所有的形容词都难以尽述其魅力。用英国行政官员亨利·劳伦斯（Henry Lawrence）爵士后来的话说，是一座“奇特而壮丽的城市”，崇高与荒谬在这里合而为一。一言以蔽之，勒克瑙是一种体验。人们对它的态度非爱即恨。

阿萨夫·乌德-达乌拉的勒克瑙：从大悼念宫顶上看到的阿萨菲清真寺

在仇视勒克瑙的很多欧洲人和印度人看来，这座城堕落、腐败而奢靡。只需看一看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便可证明。这位肥胖的纳瓦卜满身都是颤动的脂肪，浑身上下散发出道德败坏的气息。一位法国军官反感这个“胖得邪恶”的年轻人，说“欧洲人绝对无法想象，人会邪恶到这般地步……古今东西，没有哪个国度能找到能与此人每天在朝堂之上和首府之内所展现的这般堕落相匹敌之人”。据说，阿萨夫从未成婚。他从美酒转到哈希什，再到鸦片；从女人到男童，又回到女人（有此一说，另有人说他是性无能）；从用麝香和藏红花喂养的鸡，到每一粒米都染成不同的宝石色的油光锃亮的手抓饭。他可能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我放纵，而不是罪恶的沉溺酒色。（同时代英国饕餮贪婪的威尔士亲王、未来的乔治四世也是个被剥夺了权力的王室成员和艺术赞助人。）但对于那些寻找阿瓦德衰亡迹象的人来说，遇上这位道德败坏的纳瓦卜就足以预示一切了。

“‘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这种事必然不少，君王所在的首府就显现出这种迹象。”一位英国来宾如此说道。只要沿街走走，就能看到各种腐败的迹象：穷人胡乱挤在排水沟里，而权贵却坐在盛装大象上招摇而过。朝堂之上充斥着裙带关系，吸血鬼一样的宠臣靠国家机构中饱私囊。“没有底层或低俗的阶层、剃头匠、菜贩子、屠夫、牲口贩子、赶象人、清道夫，以及硝皮匠，”另一位批评家、愤愤不平的阿瓦德贵族穆罕默德·法伊兹·巴赫什（Muhammad Faiz Bakhsh）如此斥责道，“但其中某些人发了财，坐着流苏边的四人大轿，或是骑着大象或者官家的马，得意地招摇过市。”更糟的是，就英国而言，人们担心这种腐败会传染。他们的确没能幸免。就连沃伦·黑斯廷斯——他受到弹劾的部分原因就是在阿瓦德的勒索行为——也大吃一惊：“勒克瑙是罪恶的渊薮。……是贪婪的学堂。……从纳勃卜手里领取服务的薪水，却声称他无权指挥这座城市，你会怎样看待这样的人？如果一座城市的独立和绝对主权和那里的英国人一样多，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此一来，欧洲人和亚洲人便联合声讨这座腐败的首府，英国公务员被“东方化”了，而印度统治阶级却无耻地仿效西方人。

总之，勒克瑙看来充斥着铺张与奢靡。至于阿萨夫·乌德-达乌拉的半数收入都被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收走之事，只能让他的恣意挥霍显得更糟。他到处扔钱：他养了800头大象（当时，一头上好的大象价值500英镑）和上千匹马（“只为观赏”，因为他太胖了，骑不了马）；他出猎时的庞大队伍有一千头牲口那么长，从诸位情妇到饮水用冰块什么都要带着。他把钱花在自己的衣橱、宴会、舞会和斗鸡上，还要花钱豢养一支庞大的队伍，也就是给他修胡子、灭蜡烛、喂鸽子的仆人。他花钱购买艺术藏品，有人估计，他在这方面花的钱差不多相当于其他所有花销的总和。为自己的城市他也是一掷千金。纳瓦卜是个“建筑狂人”，另一位阿瓦德名人阿布·塔利布汗曾高声抱怨说他每年要花掉国库大约十万英镑。尤其糟糕的是，每建一座宫殿，就有数百名贫穷的居民被驱逐；而纳瓦卜通常只在新宫殿里住几天就扬长而去，再也不闻不问了。就连贵族也饱受痴迷于展示宫廷文化的折磨，他们被迫“在‘有其主必有其臣’的原则下”，展开了一场炫耀性消费的破产竞赛。

道德败坏，贪污腐败，穷奢极欲，在同时代的批评家看来，勒克瑙似乎就是“专制统治的真实形象”，是一座堪比圣经所述的罪恶之城。然而除了这个意象之外，这座城还有着截然不同但同样生动的另一幅画面。某些人强烈憎恶勒克瑙，另一些人却崇拜它。他们所热爱的城市是一片散发着芳香的橙林和凉爽的大理石宫殿，是在西塔尔琴的弹拨声中进行的生动对话和精致的宴会。他们的勒克瑙优雅、活跃而慷慨。

这座城市的收藏野心似乎是一切止于至善。就连平常的消遣也被抬高到纯艺术的水平。训练有素的赛鸽成群飞翔，一群的数量可以高达900羽，它们都被精心拔毛，然后又被煞费苦心地用多彩的长翎“重新羽饰”。风筝被做成人形，为了达到幽灵的效果，其内点上了灯笼。斗兽是另一个受人喜爱的嗜好，用勒克瑙最伟大的吟游诗人、19世纪末的作家阿卜杜勒·哈利姆·沙拉尔（Abdul Halim Sharar）的话说，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地”。温顺的细腿牡鹿被迫彼此对峙，让旁观者欣赏它们的优雅搏击。据说，在勒克瑙，就连日常的乌尔都语会话也被抬高到完美的最高程度。据说“大众和文盲”的“乌尔都语……都比其他地方的……很多诗人说得好”，而外地人都被吓得不敢张嘴。在勒克瑙贵妇和交际花的名人沙龙里，谈话优美文雅，“仿佛‘舌灿莲花’”。

勒克瑙充满了喧嚣和躁动。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刻意努力回现阿克巴的印度所失去的荣光，他在帝国的范围内资助作家、音乐家、艺术家、手艺人和学者。米尔·塔基·米尔（Mir Taqi Mir）等著名的乌尔都语诗人逃离濒临崩溃的莫卧儿首都，来到勒克瑙，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和诗派。现代乌尔都语散文文学起源于勒克瑙，而波斯语这种象征着地位和学识的语言也在此处蓬勃发展。作为什叶派学术研究的重镇，勒克瑙能与伊朗和东伊拉克的宗教中心相抗衡。它还吸引了欧洲的艺术家：被纳瓦卜的丰厚佣金吸引来的著名伦敦画家约翰·佐法尼（Johan Zoffany）和奥扎厄斯·汉弗莱（Ozias Humphry）都在那里待过几年。各个艺术门类里都出现了一种“勒克瑙风格”——一种以杂糅为主要特征的风格。乌尔都语作家把各种传统完美混合，以至于往往说不清他们的母语是波斯语还是印度斯坦语，他们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欧洲艺术家影响了本地画家。勒克瑙的建筑大多是由纳瓦卜的欧洲雇员设计的，融合了欧洲和印度的元素。

高尚优雅、充满活力的勒克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纳瓦卜的慷慨大方。当然，慷慨或许不过是挥霍浪费的同义词。但就连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最奢侈的建筑项目大悼念宫也有其优点。这个悼念伊玛目哈桑（Hassan ibn Ali）和侯赛因（Hussein ibn Ali）的圣地是阿萨夫最重要的建筑遗产（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他唯一不受欧洲模式影响的建筑）。这是一项大工程：一个英国人将造价估算为100万英镑（尽管是轻率的估计）。但它也是一个巨大的公众福祉。该项目在1783～1784年的严重饥荒期间开工，雇佣的人数或许高达四万人，并以食物作为工资。有人甚至说，纳瓦卜为了延长工期，每天晚上都会拆毁一部分建筑结构。这个故事不足为凭，只是诗歌和民间传说中表现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慷慨大方的诸多故事之一。据诗人米尔·塔基·米尔说，“伟大的阿萨夫”“以其慷慨和仁慈……闻名于世”。“他所有的天生缺陷都被慷慨的光芒掩盖了，”阿卜杜勒·哈利姆·沙拉尔如此写道，“在大众看来，他似乎不是个荒淫的统治者，而是个无私而圣洁的守卫者。”在阿萨夫去世一百多年后，勒克瑙的店主们每天早上仍在纪念他的慷慨，商店门口贴着这样的对句：“真主没有给予你的，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会补上。”

道德败坏，贪污腐败，穷奢极欲？还是高尚优雅，充满活力，慷慨大方？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勒克瑙？的确，这座城市的首席历史学家曾问道：“有鉴于所有这些外国元素的比重，‘真正的’勒克瑙还会存在吗？”是的。它就存在于所有这一切的组合之中。无论人们对它是爱是恨，谁都无法对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视而不见：勒克瑙是印度最国际化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人口组成形形色色，还因为多样性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可从事公职，他们庆祝彼此的节日，互相借鉴对方的文学和艺术传统。欧洲人与纳瓦卜一起狂欢和狩猎，与他的臣民交谈、交易并通婚。对于来自各种背景的人——同时也是各地的社会边缘人——来说，勒克瑙以其拥抱世界的态度，坚守了自己再造人生的承诺。

约翰·佐法尼在1784～1786年为沃伦·黑斯廷斯绘制的画作《莫当特上校的斗鸡比赛》（Colonel Mordaunt’s Cock Match）中，以光彩夺目的“彩色印片法”表现出这种混杂社会的特质，这幅画后来又为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制作了副本。熙熙攘攘、人群密集、充满活力，这幅作品在佐法尼的作品中显得不同寻常，他在英国可是以优雅的情节人物画和舞台剧场景而成名的。诚然，如果非要说出佐法尼的风格，那就是它的精微细节和平面透视手法给它带来了一股莫卧儿细密画的感觉——佐法尼显然很了解这种风格，也就在此处有所表现。

约翰·佐法尼，《莫当特上校的斗鸡比赛》，1784～1786年

乍看之下，这幅画似乎描绘了一个奢华、倦怠、快乐和放纵的世界。这毕竟是一个异域景象：关于“入乡随俗”的欧洲人和贪图享乐的亚洲人，关于豪华的诱惑与无耻的自我放纵。但如今看着这幅画，我们会很容易忘记，这一切对画中人来说有多熟悉（其中大多数都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人物）。他们并不只是在玩异国情调的花样而已。实际上，在成画的那个时代，莫当特上校的斗鸡是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举行的活动，更不要说宴会、节日、婚礼，以及欧亚人共聚一堂的很多其他场合。这里当然存在艺术上的发挥，场景中也绝非没有暴力、分裂或隔阂。然而，这幅画显示了勒克瑙真正多元文化的可能性。你是谁，与谁有关系，以及你希望如何生活，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你可以跨越边界。

画中的很多人物正是如此。安托万·波利尔不在场，但他的好友、身穿东印度公司军装的克劳德·马丁正坐在沙发上。马丁是个法国人，和波利尔一样，也是公司统治集团的局外人，他是勒克瑙最有名的白手起家之人，在那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英国乡绅和鉴赏家。再看看两个核心人物，莫当特身材高瘦，穿着一身洁白无瑕的贴身衣裤，他是彼得伯勒伯爵的私生子，为了逃避国内的社会舆论而来到印度。至于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他性无能且没有子嗣，政治上又被剥夺了权力，因而尤其关心通过文化赞助等其他手段来寻找后人。有个笑话说这是私生子与阳痿者之间的斗鸡比赛，虽粗俗不堪，却也算是对两个为逃避社会边缘状况而来到勒克瑙之人的犀利评价。佐法尼来这里也自有其缘故。他出生于奥地利，后被人收养而成为英国人，在失去其赞助人夏洛特王后的支持后，来勒克瑙寻找财富。他受到英国王室的冷落，在画中出现在顶部一把绿伞的遮蔽之下：这在印度传统中象征着忠诚。

《莫当特上校的斗鸡比赛》是花花世界的一张精彩快照。但有关阿萨夫的勒克瑙全盛时期最完整的画面，或许来自一位英国年轻女士日记中潦草的深褐色笔迹。从1787年1月1日直到1789年10月，伊丽莎白·普洛登（Elizabeth Plowden）的日记简直是一份罕见而奇妙的文献：一位年轻母亲未经发表的记录，记述了她在加尔各答和勒克瑙如何生活、旅行和抚养子女。1770年代末，伊丽莎白·普洛登先是作为一名新娘在勒克瑙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她的丈夫理查德·奇切利·普洛登（Richard Chicheley Plowden）与莫当特一起担任阿萨夫·乌德-达乌拉的警卫。1781年，普洛登一家和很多欧洲人一样，离开勒克瑙，搬去加尔各答，纳瓦卜拖欠了他们一大笔钱。理查德等着支付薪水，却落得一场空。生活很拮据。普洛登一家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生了七个孩子，手头的钱还不够把最大的孩子送回英国念书，更不用说全家回国了（当然是以他们希望的方式回国）。伊丽莎白甚至还不得不请求她的母亲“过得节俭一些”，“不要给家人买东西”，住在朋友那里，直到他们的日子恢复往日的水平。1787年底，普洛登夫妇带着最小的两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威廉和蹒跚学步的特雷弗·奇切利——回到勒克瑙，为从纳瓦卜那里得到他们的3000英镑做最后的努力。这一去就是一年。

“布朗小姐与我本人和绅士们一起去了莫当特上校的斗鸡比赛。”1788年6月15日，伊丽莎白在日记里潦草写道。“纳勃卜（也在）那里，九点过后不久，我们和他共进了晚餐。他并没有遵守斋月的禁食，而是吃得十分尽兴”，还“问了我一大堆有关孩子的问题，说威廉一定不是血肉做成的，他确信是蜡和棉花做的”。她如此记述道。参加血腥的比赛，享用咖喱大餐，与国王聊天，与此同时还在看护婴儿：大多数英国妇女的夜晚绝非如此度过。但阅读伊丽莎白的勒克瑙日记，就会发现这种看似非同寻常的文化融合是如此寻常之事。勒克瑙社会所有的栋梁都是她的老友——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安托万·波利尔、克劳德·马丁，等等——而她很快也被卷入了一连串跨越东西方边界的社交活动之中。她经常会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总是会得到印度人的热情款待。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溺爱孩子们，还给他们玩具；正在访问勒克瑙的皇帝之子“给小奇切利斟茶，还询问他的名字，对他大为关注”。佐法尼则“宣称自己愿意为他们俩画像，毫不在乎他自己已经被他们迷得神魂颠倒了”。

在加尔各答，伊丽莎白·普洛登的社交生活大多是该城市的西式娱乐：戏剧、化装舞会、正式舞会、马车巡游。在勒克瑙，她走进了一个迥异的世界。她在住在城里的欧洲朋友的陪伴下度过不少日子，也在朋友们坐落在附近的乡下大宅消磨了很多时光。有时，她会与纳瓦卜及其朝臣共进早餐或晚餐。她或许还忙里偷闲，跟随蒙师（munshi）学习几个小时的波斯语或印度斯坦语。但她最大的爱好是印度音乐。只要伊丽莎白听到动人的波斯或印度斯坦音乐，她就一定要设法找到乐谱副本，加进她大量的乐谱收藏中——这个过程本身就涉及多个层次的跨文化交流。一天早上在纳瓦卜那里，

娱乐项目是和往常一样的舞蹈，我盼着他们唱Jo Shamshere Serey Allum Decktey这首歌。殿下告诉我们，说这首歌的原诗是他本人的作品。因为我没有此歌的乐谱，就派米尔扎·古拉姆·侯赛因去请求准许我派蒙师去纳瓦卜的乌斯塔德（ustaad，乐师）处要一份。纳瓦卜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米尔扎复述词句，让他逐字记录下来。

她还学会了唱很多印度斯坦语歌曲，并常常在克劳德·马丁送给她的拨弦键琴的伴奏下，为印度和欧洲朋友们演唱这些歌曲。总之，这是令人愉快放松的一年：一边吃着“葡萄、石榴、橙子、椰枣、阿月浑子，以及其他各式干果”，一边在纳瓦卜芬芳的花园里观赏象战和烟花；眼看“金色和银色花朵的玻璃釉花圈和彩灯”装饰的宫殿在夜晚为穆哈兰姆月而点亮，耳听身着素衣的哀悼者纪念殉难伊玛目的吟诵声；和朋友一起度过一个个下午，筛选印度细密画和来自英国的最新版画；或是在安静的夜晚待在家中，晚餐后欣赏一场纳尔屈舞表演。

显然，伊丽莎白并没有全身心地浸入印度社会，或者说她也不愿这样。但印度却以微妙而非凡的方式让她融入进来。1788年6月，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向她展示了他们友谊的独特见证：她获封“夫人”称号的授予状（sanad）。

孤现册封天赋过人、奉献非凡、极其忠贞的索菲亚·伊丽莎白·普洛登以崇高的封号和可钦的称谓：她是这个时代的示巴女王，贵族之中的夫人，在同辈与同代人之中卓而不群，声望崇高。

欧洲男子一般都是因军功而获得莫卧儿的封号，此事并非闻所未闻，但授予一位欧洲妇女这样的荣誉——特别是她的丈夫并非身居高位——至少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很难了解何以至此，但这份文本却是文化交融所塑造的城市的一件有趣的人工制品。

理查德·普洛登也很幸运：他要回了自己的钱。（和很多人不同。可怜的奥扎厄斯·汉弗莱花了几年的时间纠缠纳瓦卜，想要回他的钱，还劳烦英国的朋友帮他，却无济于事。）1788年底，普洛登一家永远离开了勒克瑙，于1790年回到英国，在伦敦的德文郡广场体面地安顿下来。他们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在你离开勒克瑙后，我再也没有过快乐的日子。”克劳德·马丁在离别八年后写信给伊丽莎白，用他蹩脚的英语如此写道：

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永远不能忘怀。虽说此地还有其他很多家庭，你的陪伴却让这里更有生气，你活泼和蔼的态度吸引着每一个人拜访府上，你的家就像吸引着我的一块磁石。我再也没有像以前拜访府上那样频繁做客了，我们这里有很多可敬的女士，但我见过的没有一个像你那样给人带来如此真实的快乐。

普洛登一家也没有忘记印度。小威廉与特雷弗和他们的哥哥们后来继续在印度建功立业，普洛登家族在印度生活了数代之久。

勒克瑙是边疆之外的一座闪闪发光的国际都市，向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提供了发财和散财、跨越文化界线，以及任何意义上的白手起家的绝佳机会。他们实现了勒克瑙的梦想——名望、财富，以及自我塑造。即使对于伊丽莎白·普洛登这样一个公司中阶军人的中产阶级妻子而言，勒克瑙也是个再造之所：她到来的时候是理查德·普洛登之妻，离开之时已是莫卧儿皇帝正式下旨册封的一位“夫人”。她还拥有了大量音乐收藏，欧亚的朋友们大大扩充了她的藏品。作为勒克瑙大都市上流社会名副其实的一员，伊丽莎白·普洛登跨越文化界线的程度是她此前在加尔各答所无法企及，也无力为之的。她在勒克瑙的那些男性朋友拥有的可能性则更多。而且，特别是因为三个人——安托万·波利尔、克劳德·马丁，以及纳瓦卜本人——勒克瑙以最奢华、最始料不及的方式梦想成真。下面要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更多关于收藏和跨文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