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东方通？

只要走访过勒克瑙的集市，就会发现这座城市文化卓越性的另一个标志。走进集市广场（chowk）的窄巷——那里到处是端着大盘甜点、杧果和椰子块的小贩，还有装饰着茉莉花和金盏花花环的花店——随处可见贩售的东方情调。香料市场里有成堆的神奇彩色粉末，成袋的波斯腰果、东印度丁香、无名的根茎和芳香的树皮；珠宝店里有珍珠和戈尔孔达钻石，来自新世界矿井的祖母绿，阿富汗雪域的青金岩。那里有风筝匠和铁匠，陶工和烟草商；布匹商在出售嵌满扎绣（zari）的成匹织品；著名的勒克瑙绣工扎堆坐在层层叠叠的平纹细布前，巧手如飞之下，复杂的设计逐渐成形。香料商会卖给客人另一种本地的名产——提纯的玫瑰精油，或是把货架上排列的神秘香精调合成客人喜欢的任何气味。

在这些熙熙攘攘的集市上，还会有精美的艺术品和罕见的珍本出售。这里的交易商生意兴隆，买卖新旧手稿、书法和绘画。筛选绘画就像窥视幻想世界一般，青瓷色的天空，蓝色的皮肤，月光下的孔雀蹲在栏杆上。交易商会翻到背面去查看价格，价格是用一种叫作拉卡姆的密码标记的，只有他和同行们能解读。40卢比，100卢比——两英镑，五英镑。这与最精美的插图手稿相比不值一提，那些手稿用细如发丝的毛笔画在纸上，每一页都用花鸟纹装饰边角，价格可达1000英镑。在集市上还可以买到勒克瑙著名书法家以流畅的漩涡形和勺形波斯体写成的作品。但在个中高手哈菲兹·努尔·乌拉（Hafiz Nur Ullah）的笔下，一个字母就会要价两先令（一卢比），所以文字还是越短越好。

勒克瑙是印度的艺术之都，东方的罗马。那里生意兴隆的原因说来可悲却很容易理解。在德里和莫卧儿帝国核心地带，旧贵族走上了穷途末路。他们的土地惨遭蹂躏，收入也不再稳定，很多人落魄到贱价出卖传家宝的地步——其中也包括藏书和艺术收藏品。而在勒克瑙却有一个暴发户精英阶层，他们既愿意也有能力收购。交易商、书法家和艺术家纷纷离开德里，去勒克瑙寻找更好的买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手稿和绘画的价格与同时代欧洲藏书、文物和大师画作的定价大致类似。因此，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及其朝臣——其中的很多人和他一样，都是新近才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希望买进莫卧儿贵族的标志就很好理解了。他们作为收藏家和赞助人在阿瓦德的所作所为与罗伯特·克莱武在英国的做法一模一样：买进文化资本，提升社会地位。

勒克瑙的很多欧洲人也群起效仿。安托万·波利尔大概是最活跃的手稿收藏家了，另外还有1777～1779年间的东印度公司特派代表纳撒尼尔·米德尔顿（Nathaniel Middleton），1782年被任命为公司军队军需官的约翰·伍姆韦尔（John Wombwell），以及1780～1782年间作为特派代表首席助理生活在勒克瑙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约翰逊和波利尔一样热衷于收藏，他的藏品如今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大英图书馆，证明了在勒克瑙艺术品市场上流通的藏品范围及其纯粹的美感。他在集市上买了很多书籍，其中有些仍带着拉卡姆的标价。（实际上，因为物主经常把私印——相当于印度-波斯的藏书票——盖在手稿上，有时可以据此重现一份手稿在几百年里的流转情况。）约翰逊也是个活跃的赞助人。在勒克瑙的两年里，他委托创作了逾250幅画作，其中包括图解印度音乐调式的五幅完整的拉迦玛拉系列。约翰逊委托诗人和作家创作的作品不只用印度最重要的文学语言波斯语，还有些乌尔都语作品，后者很快获得了文学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萨夫及其宫廷的支持。

是什么把欧洲人吸引到了这个曲高和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说纯粹是好奇心。他们来自启蒙时代的欧洲，很多人是带着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广泛兴趣来印度的。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通：是印度历史、语言、宗教、音乐、医学，或是因才智和偏好而涉足的任何其他领域的业余爱好者。当然，自从爱德华·萨义德开拓性的同名著作出版以后，东方学的含义已经大不相同了。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消遣，而是与对帝国权力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收集有关东方的知识是获得压倒东方的权威地位的先决条件，有时也是权威的一种替代品。法典、地图、政治情报、史书、宗教文本——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帝国统治者渗透到他们对峙的文化中去，并设计出统治它们的手段。通过收集知识，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汇集出一个帝国。

沃伦·黑斯廷斯在当代和后殖民这两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东方通的极佳样本。他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沉湎于经典，倾向于自然神论，并坚信古代文化的内在价值。黑斯廷斯是执着于东方的优秀学生。他懂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对梵语和印度教的教义很感兴趣，还收藏了很多手稿，这绝非巧合。他受邀担任亚洲学会的首位主席也绝非徒有其名；尽管他慷慨地把这一荣誉让给了威廉·琼斯爵士，却欣然接受了赞助者的头衔。但作为孟加拉总督，黑斯廷斯还利用学术研究为帝国治理服务。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资助了纳撒尼尔·哈尔海德（Nathaniel Halhed），后者的著作《异教徒法典》（A Code of Gentoo Laws，1776）后来成为公司统治印度宫廷的基础。目标是以印度自己的法律来统治印度，但结果却是对那些法律强行施加了英国式的解释，把孟加拉（以及后来印度）的人口分成严格的类别，提炼总结了文化差异，并播下了宗教社群分裂的种子。

安托万·波利尔和其他勒克瑙收藏家也都是两种意义上的东方通，既是印度文化的忠实学生，也是帝国扩张运动的代理人。然而黑斯廷斯是绅士出身，后来又贵为总督，但波利尔及其友人却更接近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边缘。对于他们来说，东方学中包含着一剂强效而明摆着的自身利益。这些人可不是多愁善感的美学家，而是头脑冷静、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理查德·约翰逊绰号“卢比”绝非空穴来风，必须要说，与其说是因为他捞金发财天赋过人，倒不如说是因为他颇擅为他人赚钱。）去一趟集市便随即可知，严肃的收藏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生意，显然不只是一种爱好而已。但它绝不是工作内容，也不包括在帝国统治的宏大纲领中。收藏是一种个人化的社交投资。对于波利尔来说，它的回报有两种，都引人注目，却又迥然不同。

勒克瑙东方学的双面性在安托万·波利尔家里的两幅人物画上得到了优美的呈现。第一幅是约翰·佐法尼所画，是对勒克瑙欧洲居民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学究社会的精细掠影。这幅画绘于1786年，就在波利尔离开勒克瑙之前不久。油画表现了一个凉爽的早晨，波利尔上校和他的朋友们——克劳德·马丁、约翰·伍姆韦尔，以及佐法尼本人——在勒克瑙的波利尔家“波利尔街区”休息的场景。马丁在伍姆韦尔身后热切地探身指着一幅水彩画上的一处细节，那是他在数年前为自己设计的勒克瑙宅邸。佐法尼正在旁边的画架旁绘画。而正在桌旁仔细查看心爱的印度手稿的波利尔被园丁们分散了注意力，他们带来了早上的农产品让他检视。波利尔两腿张开，肚子从军装上衣里凸出来，以主人的姿态检查了他土地上出产的成果。卷心菜、洋葱、杧果、木瓜、番茄、香蕉：他的眼睛扫过盘中之物。一只手从长长的蕾丝袖口里伸出来，懒散地晃荡着，优雅地指着他选中的东西。佐法尼像是在说，这才是庄园真正的主人。波利尔脖颈以上是纳勃卜装扮，长髭下垂，下巴松弛，戴着一顶裘皮帽子，看起来活像他的雇主纳瓦卜。

约翰·佐法尼，《波利尔上校和他的朋友们》，1786年

总体而言，这幅画很像佐法尼赖以成名的英式情节人物画（也就是说，如果忽略缠着头巾的印度仆人、嬉戏的猴子，以及地上的一大穗香蕉的话）。和那些常常表现一家人摆出姿势在他们起伏不平、精心照料的广阔田地前面的油画一样，这幅画也在赞美舒适、友爱和财富。波利尔富有而健康。在孟加拉被公司扫地出门后，他在阿瓦德找到了军事工程师的肥缺，先是在舒贾手下，随后是为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服务。1782年，他甚至还被东印度公司礼貌性地任命为名誉上校（虽然规定他不得在任何部队服役）。他有军衔，有土地，这是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志。当然，他还有大量的收藏。

这幅画还向绅士风度的博学表达了敬意，佐法尼早年间为一流的古文物家查尔斯·汤利（Charles Townley）画过一幅著名的油画，表达过这一主题。安托万·波利尔当然是一个东方通。这幅画完成后不久，伊丽莎白·普洛登“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三个神祇的藏品，波利尔上校购买过那三个神祇的画作”，还提到“他还了解了他们的历史，并打算交给某人将其出版。那将会是一本非常奇特而有趣的编著，还会用他收藏的90幅画来装饰”。波利尔在他的老师拉姆·昌德的帮助下研究印度教文本，最终委托创作了一本印度教著作。（拉姆·昌德是锡克教徒而非印度教徒，但他“有两位婆罗门长期随员可以随时请教难点”。）波利尔还把梵语吠陀经（古老的神圣印度教文本）的第一部完整复制本送回欧洲，对欧洲的“东方文艺复兴”功不可没。

鉴于波利尔的一位叔父是洛桑的著名新教神学家，曾与伏尔泰长期通信，还是法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他对印度宗教的智识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位叔父至少有两个女儿，也就是波利尔的堂妹，都跟随父亲进入了文学世界。收藏在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向波利尔敞开了大门。因为外籍（瑞士）出身，波利尔被公司的统治集团拒之门外，他就把收藏和鉴赏力作为在印度的欧洲社会向上爬的替代途径。他和著名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延请的是同一位教师，琼斯爵士发现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印欧语系）拥有共同的母语，这有助于提高印度研究在西方的名望和地位。波利尔对亚洲手稿珍本的爱好让他和沃伦·黑斯廷斯逐渐熟悉起来。他与这两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还讨巧地寄给他们“精美的东方著作”的礼物——“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他对黑斯廷斯说，“代表我的感激和尊敬。”他成为佐法尼的朋友和赞助人也有百利而无一害。在孟加拉的亚洲学会成立仅两周后，波利尔就被选为会员，他当时一定非常高兴。

但波利尔的收藏还通过另一种方式成为一种社交投资和自我塑造。一幅由勒克瑙画家米尔·昌德（Mihr Chand）绘于1780年的细密画，画的是波利尔在家休闲的场景，展现了他极为不同的形象，让勒克瑙东方学的这第二副面孔鲜活起来。时值夜晚，波利尔坐在阳台上黄色长靠椅松软的椅垫上休息。两个舞者在四个乐师的伴奏下为他表演。玻璃提灯的温暖微光把舞者的身体变成她们的紫裙和红裙下轻快的阴影。他们身后的天空中充满了烟花和赭石色的螺旋状烟尘。波利尔却不为所动。他吸着水烟筒端详着舞蹈。他起皱的平纹细布袍边都缀满了金色的重绣，猩红色的头巾上箍着宝石头带（sarpesh），还竖插着一支黑羽饰物。他的脸就像莫卧儿贵族一样丰腴平静。

米尔·昌德的细密画与佐法尼的油画旗鼓相当：都在赞美波利尔的绅士气派。如果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更加准确。波利尔可能研究过印度教的经文和梵语，也曾和他的欧洲友人交易过手稿。但他和他的两个印度妻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勒克瑙过着波斯式的日常生活。皇帝沙·阿拉姆给他取了个波斯名字叫阿尔萨兰·詹格（Arsalan-i Jang）：战场之狮。他的封地（jagir）在阿里格尔（Aligarh）附近。他是个莫卧儿贵族。

米尔·昌德，安托万·波利尔的肖像，1780年

在现存的波利尔的波斯语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在阿瓦德生活的非常私密的细节。根据波斯文学的传统，那些信件被装订成册，名为《阿尔萨兰的奇迹》（I’jaz-i Arsalani）。它们把读者引入一个奇妙的世界，跨越文化界线的个人关系不但是在印度生活的专业人员的事业追求，甚或（像伊丽莎白·普洛登那样）是他们业余时间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还融入到个人事务的方方面面。书信集里收集的很多信件是写给遍布阿瓦德和孟加拉的众多印度代理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这些人按照波利尔的吩咐为他买卖大大小小一切东西，从枪炮、大象和钢铁到鸦片、橙子、金色饰带和果干。1774年冬，波利尔随纳瓦卜出征时，他的代理人米尔·穆罕默德·阿齐姆给他送来番茄、红酒、纸张和墨水等必需品，同时还替他抛光了镜子，监理一座帐篷和一把象伞的刺绣（“绣工是个混账东西，”波利尔写道，“请对他严厉些，尽快送来”），寻觅“优质无油、澄清透明的”糖果，还带着为波利尔府上购买的水烟筒、披肩和鸟笼，以及给他幼子的一袋玩具去法扎巴德。

这些代理商还为他供应各种收藏品。“我得知有一条船满载着书籍和其他文件、一辆省属（wilayati）马车，还有给我的乐器，误去了久纳尔，”他向来自加尔各答的两个代理人抱怨道，“你们一收到这封信，就派信使（harkara）把这条船从那里带去法扎巴德。把我的东西都卸下来安顿好。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另一个代理商，感谢他送来一本著名的波斯诗歌《真境花园》（Gulistan）和一批新的绘画——还有一些酸辣酱和腌杧果。“我很喜欢（酸辣酱和腌菜），”他说，“还愉快地读了这本书，浏览了画册。你写信来说穆尔希达巴德还有一些好画。我到达后很想去看看。”想象一下那位在佐法尼的油画中相当严肃的军官波利尔穿着平纹细布的长袍（jama），嚼着腌菜和印度小吃，翻阅着他最新到手的波斯书籍是什么样子。读过波利尔致米尔·昌德的几封信后，还可以想象一下为他工作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闲坐着，”波利尔在一封信里批评米尔，“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迄今所画的作品，不妨再准备一些类似的肖像。这……是你的工作，闲坐着毫无意义。”还有一次，他命令米尔“准备一幅舞蹈油画的草图。我回来后就要看，然后你就可以按照我的指导画完它”。这会是留存至今的那幅油画吗？

这部《奇迹》也详细记录了不少私事。波利尔有两个穆斯林妻子，我们除了知道她们的名字是贾瓦哈小姐（Bibi Jawahar）和霍尔德小姐（Bibi Khwurd）之外，几乎一无所知。（就连这个也存有异议：克劳德·马丁称呼她们为朱格努和济纳特。）但在他写给她们以及管家拉尔汗的信里，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不常公开的跨文化家庭成员。在这个时期，一个欧洲男人和一个或多个印度情妇或小姐（bibi）共同生活毫不出奇。（最广为人知的亲密关系涉及上层社会的男人，时而也有女人牵连在内；但这些只是最显眼的。）这种事也不会被当作什么不得了的丑闻。就连伊丽莎白·普洛登——人们或许会以为她这样的英国白人女性理当被“隐瞒着”不必知晓这种事情——都知道波利尔的半印度家庭，还曾在克劳德·马丁家里见过他的孩子们。她在勒克瑙的时候，另一个朋友和他的“小姐”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也去看过他们，还说那个婴儿是“我见过的印度斯坦女人生下的孩子里最漂亮小巧的”。（不幸的是，婴儿两天后死了。）直到18世纪末，这些亲密关系都是印度的欧洲人社会的常态，在勒克瑙和海得拉巴尤其如此，因为它们位于管辖区种族隔离更严重的社会之外。

后代人对种族间通婚充满恐惧，还竭力掩盖其痕迹，以至于至今仍然很难把这些家庭当作状态天然、栩栩如生、富有感情的群体来看待。但波利尔的信件恰如其分地为他自己的家庭生活注入了活力。在得知两个女人中比较年轻的霍尔德小姐妊娠反应剧烈时，波利尔立即致信拉尔汗，命令要人时刻伺候她，给她干净衣服和整洁的房间。贾瓦哈小姐则因为没有把姐妹的不适告诉他而受到严厉的责骂。“你的福祉与她息息相关。因此我提醒你注意，照料她正是你的责任。请你真诚地努力取悦她。如果她身心舒畅，我会感到非常高兴，而如果事与愿违，我就会给她另找住处。因为我爱你，”他在结尾处写道，“我很高兴你现在（与她）和好如初。你尽管放心，我很喜爱你，忘掉此前的焦灼吧。”两位妻子之间的矛盾持续了几个月，但在霍尔德小姐产下一女后烟消云散。

波利尔是个全心全意的父亲，始终把孩子们的健康和福祉挂在心上。他们生病时，他没有去找勒克瑙的欧洲医生威廉·布兰（William Blane）就诊，而是去找当地的尤那尼郎中。他出差期间会定期给孩子们寄来小礼物、糖果和父训。“我亲爱的儿子，”他写给长子安东尼说，

你一定要去骑马，在花园里散步，享受草木的绿意和美丽的花朵。务必每天去拜访马丁上尉两三次。和他一起坐坐，向每一个来客自我介绍，以便适应人际交往。在房间里待得时间过长可不好。务必谨记。

这封信显然表明，波利尔希望其子熟悉欧洲人的社会，并学习如何融入其中；他可能还希望把安东尼送进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这是军官们那些半印度血统的儿子当时常见的职业选择。不过当然，波利尔父子之间通信用的不是英语，而是他们的家庭语言波斯语。

从整体来看，安托万·波利尔的两副面孔融合为一副非凡的混杂体：一个设法同时在欧洲社会和莫卧儿社会取得成功的男人形象。作为一个印度艺术的收藏家和赞助人——这种做法在两种文化中都受到重视——他一箭双雕。有人可能会觉得任何形式的帝国收藏，究其本质都是攫取权力。也许如此。但就波利尔、罗伯特·克莱武，以及波利尔的很多勒克瑙同侪而言，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权力。波利尔是个出生于瑞士、在印度服役的外国人，他不是沃伦·黑斯廷斯总督那样的“帝国主义者”。具体来说，正是因为被东印度公司的统治集团拒之门外，他才需要另辟蹊径去寻求声望和财富。东方学让波利尔融进了印度的欧洲精英集团，并让他因为财产、学识和天赋而在其中出类拔萃。然而，如果说波利尔是个东方通，那么他也是个东方人。因为作为一个收藏家和赞助人，他也同时扮演了莫卧儿贵族的角色。从他1773年离开公司控制的孟加拉那一刻起，波利尔就在印度莫卧儿帝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感情、金钱和兴趣的追求。他为印度统治者工作，组建了印度-波斯家庭，获得了封号和封地，还接受了莫卧儿精英成员的生活方式。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收藏也是一种王公的消遣，而波利尔沉湎其中，自然也巩固了他在勒克瑙的地位。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与欧洲友人决裂，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升迁的渴望，或打消了回欧洲的念头。（他怎样及为何离开勒克瑙，并产生了何种后果，留待下一章细说。）但只要波利尔在跨文化之都勒克瑙生活，他就会保持这两种形象。而他绝非唯一一位在勒克瑙重塑自我、跨越文化界线的收藏家，甚至都不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因为就在波利尔等人探究莫卧儿文化世界时，克劳德·马丁和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正设法协力将勒克瑙变成欧洲鉴赏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