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鉴赏家？

1760年5月初炎热的一天，克劳德·马丁倒戈了。他离开了法国驻印总指挥官德拉利伯爵（Comte de Lally）的保镖岗位，骑上马跑出了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法国定居点。此时“七年战争”正打得激烈。四周驻扎的都是埃尔·库特麾下的东印度公司军队，他们包围了法军，令其就范。对马丁而言，时机正好。他越过定居点周围的仙人掌篱笆，向附近的英国分遣队投降了。

库特上校对这种叛逃习以为常。（东印度公司军队本身也难免有人叛逃。）因为他在那年1月的文迪瓦什战役中彻底击败了德拉利，法国人在南印度的处境越来越绝望。库特和他的人包围到本地治里的西侧时，波科克海军上将也派七条军舰在东侧的海上把整个定居点封锁了起来。城墙内的情况更糟了。没有粮食，没有钱，没有防御，没有船只，也没有士气：饥肠辘辘、垂头丧气的全体法国人所共有的，以及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是对德拉利的满腔仇恨，他后来在法国接受了审判，并因为他导致的灾难而身首异处。在1760年那可怕的几个月里，有很多法国士兵开了小差，以至于库特决定在（已然是多民族的）马德拉斯军队里设立一个“自由法国连”来收编他们。库特给马丁安排的正是这个军团，后者给自己的新雇主带来了八年的行伍经验和一些工程师的技术能力。1763年，年轻的法国人正式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军队的海军少尉。开弓没有回头箭。从那一天起，生来就是法国人的马丁选择当英国人了。

马丁跌跌撞撞地翻过篱笆，跑进公司军队时，在里昂半岛的中世纪街道上出生长大的他，知道自己又前行了一步——远离家族的造醋生意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明白，这一步不只是离开了法国，还离开了法国人。但就连马丁也没想到，和英国人同行能让他走到勒克瑙来，走到将近50万英镑的财富面前，并走向未来，成为18世纪最伟大的鉴赏家之一。在波利尔自我塑造成东方通和东方人的地方，马丁利用了勒克瑙的机遇——发财等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英国人，一个绅士，和一位欧洲文物鉴赏家。

克劳德·马丁

在北印度参加战斗和在詹姆斯·伦内尔手下担任勘测员多年之后，1776年，克劳德·马丁来勒克瑙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任职纳瓦卜的兵工厂负责人。他的任命是因为公司在阿瓦德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壮大，兵工厂将为公司自己的军队铸造枪炮。这还暗示了公司对于欧陆人相当矛盾的立场：先是强迫阿萨夫解雇了他父亲的“法国”顾问们，现在却安插进自己那些出生于法国的代理人来取而代之。无论如何，马丁是一个热切的机会主义者，他努力游说得到了这个职位，很高兴终于有机会从特许权和阿瓦德四处皆是的非法政治捐款中发财致富。

在获得纳瓦卜的青睐以便趁机谋利方面，马丁并不比旁人更有良心。但他的巨大财富主要得益于做生意的天赋，以及使用这种天赋的无穷力量。他在勒克瑙有十几处房产出租，其中包括公司的宿舍，以及阿瓦德四下的各处庄园。他还借钱给各种欧洲人赚了一大笔利息，更不用说借钱给挥金如土的纳瓦卜了。马丁在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上投资了一部分钱；但他主要从事的是出口生意，从食糖、围巾、青金石等小笔风险投资，到布匹和蓝靛等持久的私人贸易。从1791年起，马丁在他的纳杰夫格尔（Najafgarh）庄园自己生产和出口蓝色染料。

1800年，马丁的净资产超过了40万英镑（合40拉克的卢比），足以匹敌1770年代的大纳勃卜们，很可能是印度当时最富有的欧洲人。他就像现代翻版的罗伯特·克莱武，把自己的钱全都用来购买土地、房产和政治影响力了。他的庄园从勒克瑙到坎普尔（Cawnpore）、贝拿勒斯（Benares）、金登讷格尔和加尔各答，遍及印度东北部的广大土地。马丁在纳杰夫格尔（他是在1786年从波利尔手里买来的）是个乡绅，照料着他的靛青田，还种了做精油的玫瑰。在勒克瑙，他住在自己设计的耗资巨大的费尔哈特·巴克什宫（Farhat Baksh）里，这座宅邸巧妙地从戈默蒂河（River Gomti）引来河水给房间降温。这座宅邸只是马丁在勒克瑙及其附近地区设计的很多建筑之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建造了自己的可与克莱尔蒙特相媲美的庄园：城市郊外的大豪宅康斯坦蒂亚宫（Constantia）。和克莱武一样，马丁也认为自己需要与身居高位者交友，以保护自己的财富。一方面，他特意培养与沃伦·黑斯廷斯和一群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和纳瓦卜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关系密切，后者有权授予他有利可图的特许权，作为回报，马丁有足够的现金，会随时提供给纳瓦卜。他们之间像是一种利益婚姻：彼此并不特别喜欢对方，但他们清楚，分则两害。

和克莱武不同，马丁似乎并不单纯为了谋求权力而对权力感兴趣。但他几乎对其他的一切都兴致盎然。军人、贸易商、银行家、企业家、农场主、发明家、建筑师，克劳德·马丁实在像个启蒙时代的万事通，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因为太无聊或太困难而不值得尝试。他浑身上下都是好奇心。他的每一种兴趣，都有需要达成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克劳德·马丁是个满怀激情的收藏家。收购让他上瘾。关于马丁的执念，留存至今的最佳证据是他的一份财物清单，是在他死时编纂的。一个在印度的普通欧洲人只需要五六页纸就足够列出所有财产了，而马丁的这份清单有80页之长。手拿那份连绵不绝的列表，会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个一生都生活在藏品中间的人。马丁的每一种兴趣都反映在他的藏品中，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对欧式精致品位的追求。

克劳德·马丁的一些藏品放在罗伯特·克莱武的印度宝箱里也丝毫不显突兀：执勤时获得的行伍生涯纪念品。比方说，1773年在不丹参战时，他以相当积极主动的方式挑拣了一些“不丹书籍绘画文物等”。据一位法国军官说，他后来看到“（马丁上尉）占为己有的很多奇物是从不丹人的几座神庙里掠夺而来的。他甚至还给了我几部他从神像的空洞里拽出来的手稿……”与他的朋友伍姆韦尔和波利尔一样，马丁在勒克瑙时也收藏印度手稿，大概总共收藏了500部。实际上，甚至有人说——一位批评家曾指责马丁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找到东西贿赂旁人这一个目的——马丁利用“天主教传教士、印度教商人、穆斯林商队”作为代理人，“把克什米尔、尼泊尔、坎大哈（Candahar）等地最偏僻的地方，以及从奥德边疆到鞑靼利亚边界的所有其他地区”的藏品都“搜刮一空”。

但马丁的收藏中真正不同寻常的藏品来自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只不过那里的异国情调稍逊。马丁并不只收购很多欧洲人在印度收集的武器、手稿、绘画和装饰品，他还努力收藏一位欧洲绅士文物鉴赏家可能会想在欧洲拥有的一切物品。这是一个惊人的积累。画作多到足以塞满两座宅子，更不用提那一千余幅时尚版画和漫画，还有大量的各种钱币和勋章了。马丁用韦奇伍德大勋章、（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等人的）大理石半身像，以及一排闪闪发光的镜子、时钟和枝形吊灯装点他的房间。他拥有最先进的科学设备和一大柜子的自然史标本。除了印度手稿藏品之外，马丁还建立了大概是印度最大的欧洲图书馆，有大约3500卷英文和法文书籍。总之，克劳德·马丁具备了一个欧洲文物鉴赏家和时尚人士的一切元素。只是这些都在勒克瑙。

代理人威廉（William Raikes）和托马斯·雷克斯（Thomas Raikes）在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一条小街的办公室里，每年会有四五次打开马丁“努力与坚持”的火漆印，破译其古怪的语法，动手满足这位客户的最新愿望。雷克斯事务所出售马丁的蓝靛，为他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处理他的汇票，并管理他的现金账户。他们还会满足他对收藏品贪得无厌的需求，给他运去“价值约高达10英镑的漫画印刷品并附发票。还有一些最好的彩色印刷品……”，以及玻璃灯罩。“给我寄来大约40打，”马丁命令道，“我的仆人们打碎了一个又一个，每个月大概会打碎30到40个，一年就需要那个数字的量了。”收到马丁的订单后，雷克斯往往会给约翰·佐法尼（他在1789年从勒克瑙回到了英国）20或30英镑去挑选“任何他觉得有趣而买给我的新奇东西”。佐法尼还为他的老赞助人检查科学仪器，这些始终是他的愿望清单上最麻烦的物品。一架赫舍尔望远镜运抵勒克瑙，却缺了“地面设备……没有这个，它根本没法用”。一台“制氧的物理仪器”却“没有附上说明书；也就是说，我必须了解如何使用它”。至于马丁订购的蒸汽机，“我完全无法让你们寄过来的两台机器运转起来”。身为阿瓦德唯一拥有这种设备之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身边无人能向马丁演示如何使用它。（但在1785年，马丁确实设法在勒克瑙升起了热气球，仅比蒙戈尔菲耶兄弟在巴黎升起第一个气球晚了两年。）

佐法尼和从勒克瑙返欧的其他朋友并不只是给马丁邮寄收藏品。他们邀请他加入了一个文物鉴赏家的国际网络。通过他们、信件和藏品横跨大海的持续往还，马丁即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加入收藏家精英兄弟会。著名的古文物研究者查尔斯·汤利就是马丁的通信人和供货者之一，可见他接触的人物层次之高。（汤利本人有几件中世纪印度雕塑，这让他成为收藏印度藏品的少数几个英国鉴赏家之一——尽管琼斯发现印欧语系提高了古文物家对古印度的兴趣。）马丁的传记作者设想，如果马丁把他的收藏带回欧洲，他就会是另一个约翰·索恩（John Soane）爵士，后者是19世纪初的一位建筑师和收藏家，如今仍可在他位于伦敦林肯律师学院的家中看到他多种多样的壮观收藏。

但马丁留在了勒克瑙。作为启蒙时代远赴帝国边疆的一个典型人物，人们不由得不把克劳德·马丁与另一位资深收藏家和博学多闻的绅士托马斯·杰斐逊相比较，后者在弗吉尼亚的蓝岭山脉边缘开辟了他自己的启蒙之路。纯粹因为生活环境反常，才使得克劳德·马丁的收藏如此引人注目，那里可是位于印度核心地带的欧洲鉴赏孤岛。在他生活的年代，加尔各答和伦敦之间的信件往还平均要六个月，在深入大陆数百英里，既不位于恒河之上，也不在“大干道”上的勒克瑙，收发信件的时间就更长了。当然，信件可能根本送不到。船只可能会沉没。（劳合社以及整个现代保险业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而创建的。）它们可能会被疯狂地吹离航线，货物可能会在风暴中投弃入海。老鼠和象鼻虫没有做到的事情，或许海水可以完成。就算你有幸收到了箱子，打开后也许只会看到被海水染污的一团糟粕。但跨洲越海的远洋船队克服了所有这些危险和延误，还是定期航行，全力以赴，也获利颇丰。克劳德·马丁的收藏提供了精彩的物证，表明在“全球化”这个词被发明出来的几百年前，它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世了。

克劳德·马丁是个在英国和印度服役的法国人，他是发家致富的新手，也是处于边缘的人群之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收藏提供了一种自我塑造和公开宣传的手段。马丁的收藏方式与安托万·波利尔闻名遐迩的手段迥然不同，他实际上活得像个莫卧儿贵族。他自己的野心更接近于罗伯特·克莱武，追求的是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然而，马丁也有一个很直觉的初衷，就是让自己的收藏为他在印度和印度以外的欧洲人中间对自己有用。“我现在可是一个大人物。”1780年，他向孟加拉的顾问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吹牛说：1760年曾把这个变节的年轻法国士兵的命运捏在手中的将军埃尔·库特爵士，如今却成了马丁的座上宾。收藏既帮助马丁从同辈中脱颖而出，也把他与隔壁的国王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克劳德·马丁的收藏就算在欧洲也十分可观；一些访客在勒克瑙看到它们时，不由得揉着眼睛不敢相信。但马丁的藏品不甚协调，根本无法与同城最伟大的博物馆，阿萨夫·乌德-达乌拉自己的收藏相媲美。走进纳瓦卜宫殿的“镜厅”，就会迎面遇上勒克瑙式文化融合的另一个绝佳示范。这个地方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各种英国物品——时钟、手枪、长枪、玻璃器皿、家具、物理机械，全都挤在一处，乱得像一间杂物房”。一面面巨大的镜子放大了头顶枝形吊灯的每一次闪烁。几十座钟表的旋转声、滴答声和报时声让这个空间充满了生机。

这确实令人震惊，大多数西方访客震惊的是收藏品位差得不可思议。没有人质疑某些藏品的质量。但是合在一处，整个收藏“精美高雅与华而不实共聚一堂的荒谬集合”着实引人注目。“他喜欢大肆挥霍钱财……尤其是购买精美的欧洲枪炮、灯架、镜子，以及各种欧洲产品，特别是英国的，”一个英国人解释说，

从价值两便士的打水漂松木板画，到洛兰或佐法尼的精美油画；从又小又脏的纸灯笼，到各自价值2000或3000英镑的镜子和灯架。……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奢侈得十分荒谬，也好奇得实在离谱；他毫无品位，更缺乏判断力。……但他却极端渴望拥有一切雅致与稀有之物；他有每一种艺术和科学的每一样工具和机器，但他却一窍不通。

这位评论者估计，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每年在收藏上的开销约为20万英镑。（这位评论者自己从纳瓦卜那里领取的一笔可观年薪为1800英镑，“整日无事可做，只是频繁出入射击、打猎、跳舞、斗鸡和晚宴等各种娱乐场所”。）总之，镜厅成为纳瓦卜挥霍无度的另一个标志，当然本来已无需什么标志了。

但大多数欧洲访客不知道的是，镜厅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只是表达了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不可救药的幼稚念头。这是印度王位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王必须收藏，而收藏也造就了国王。拥有罕见、宝贵、神圣，或者只是大量藏品，实际上是普世的皇权象征。在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地区，收藏有意义、有价值的物品让君主的个人魅力（或曰福祉，barakat）大增，在其护佑之下，君主博得臣民忠心和仰慕的能力也随之大涨。与欧洲王公聚集成柜的珍品一样，莫卧儿皇帝也拥有称为宝库（toshkhana）的图书馆和珍宝馆。在印度其他地区，地方统治者纷纷效仿；例如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在18世纪创建的宝库，日后发展成印度最精美的珠宝收藏。

当莽撞放肆大行其道之时，没有人会谦逊克制，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以标志性的铺张浪费大肆购买这类收藏品。精心制作的武器塞满了他的军械库，珠宝馆里的宝石闪闪发光。在他的图书馆里，一册册细密画证明了他高贵的修养。“其中大多是古物，”一个英国访客写道，他慷慨地承认，“尽管与欧洲物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这些作品却不乏品味或雅致。”纳瓦卜以1500英镑（当时伦敦一幅昂贵的大师画作价格的大约20倍）的价格，直接从德里的皇家图书馆买到了有史以来最精美的莫卧儿插图手稿之一：为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本人制作的沙贾汗统治史——《帝王纪》（Padshahnama）。1797年，阿萨夫·乌德-达乌拉向新任印度总督约翰·索尔（John Shore）爵士展示了这部华贵的手稿。“它适合放在皇家的图书馆里。”索尔说，谢绝了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他本人收藏；他把这部手稿转交国王乔治三世在温莎的图书馆，如今它仍保存在那里。

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显然不是唯一一位收藏欧洲物品的印度统治者。例如，早在1750年代，古吉拉特邦普杰（Bhuj）的摩诃罗阇为了安放其欧洲艺术藏品，就建造了一座非常“欧洲”的宫殿（实际上，其欧化程度堪比对中国风格的笨拙模仿）。他的部分收藏来自他的首席工匠，后者曾在荷兰学习绘画，并数次回到那里为其国王采购艺术品。迈索尔的蒂普苏丹也追求福祉，他的宝库中同样藏有欧洲物品。但阿萨夫显然是唯一一位近距离观赏过大型欧洲收藏的印度统治者，观赏的当然就是克劳德·马丁的藏品了。从宫殿墙壁上覆满佐法尼的油画，到热情采购各种钟表机械，克劳德·马丁就是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最亲密的榜样，也是纳瓦卜主要的供货人。他还是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最大的对手。收藏似乎变成了纳瓦卜和纳勃卜之间的一种竞赛。据说，纳瓦卜

无法忍受听说有人拥有的东西比他的更好。他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装满了镜子，其中两面最大的镜子只有英国能造。……（马丁）上校看到那两面镜子后，立即写信给法国，那里能造尺寸更大的平板玻璃……采购了两面最大的，并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卖给了维齐尔。

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与克劳德·马丁一争高下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他是个有权铸造钱币的国王。他必须向世界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国王。

所以说，纳瓦卜或许终究并不傻。大多数国王的收藏是为了宣示他们的权力。阿萨夫·乌德-达乌拉的收藏是为了补偿他缺失的权力。东印度公司在其他几乎一切事情上都束缚了他的手脚，他只有在艺术文化领域是自由的。收藏也是让阿瓦德闻名世界的一种手段。听到纳瓦卜大方购买的传说，“印度各地的大富商”蜂拥而至，带着待售的古董云集勒克瑙。就连在遥远的欧洲，阿萨夫的欲望也都得到了满足：雷克斯兄弟在马丁的要求下给他寄来各种物品；波利尔给他定购了一台制作精美的风琴，“在印度算是宝贵而罕见的礼物，如果在没有见识的人手中就是浪费”。大臣们批评他挥金如土时，阿萨夫·乌德-达乌拉无精打采地笑着说：“谁能拒绝一个久仰他的慷慨之名而甘冒旅行的麻烦，一路来到奥德之人呢！”毕竟，他还要维护自己的名声。

在某些外人看来，马丁和阿萨夫是勒克瑙的一切罪恶的典型代表。他们及其收藏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道德败坏，贪污腐败，穷奢极欲。一个政府公务员（一个非常浮夸的19岁青年）认为，“看到这样的证据真让人无法不感到痛苦和耻辱，单是镜厅就体现了维齐尔的虚弱和奢侈，也体现了这种有害的挥霍带着何等可耻的贪婪和欺骗，而这样挥霍竟是在英国臣民的鼓励下进行的。……”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不可能是个鉴赏家，因为他对欧洲的品味、价值观和艺术一无所知——简而言之，因为他是个印度人。克劳德·马丁甚至连这个借口都没有。他受到指责不光是因为不道德地利用“纳瓦卜白痴般的癖性”，以重利盘剥的价格卖给他东西。对马丁发起最猛烈攻击的是贵族旅行家瓦伦西亚子爵（Viscount Valentia），他在马丁死后三年走访了勒克瑙，用他的话来说，

他的成长环境绝非富裕，因此自然也不知该如何享受，他从未有过慷慨之举，也从未有过一个朋友。……如果他的子孙后代说他是个白手起家之人……那也该加上一句，他的财富被攫取它们所采用的手段污染了，他的品质也被几乎每一种令人性蒙羞的恶行玷污了。

马丁也不是个鉴赏家，因为他毫无道德原则，充满投机，还是个骗子——并且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个暴发户。（瓦伦西亚碰巧也是个暴发户，他在后文中会再次出现。）

然而，马丁和阿萨夫也集中表现了勒克瑙的合宜之处。因为在其骄奢淫逸、离经叛道的外表之下，也有相当令人惊喜的东西悄然展开。帝国的阴谋已在酝酿，公司步步紧逼。但还是有一些弱者成功了。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克劳德·马丁、阿萨夫·乌德-达乌拉，以及安托万·波利尔都是帝国势力主流的局外人——背井离乡、丧失权力。然而身处帝国的边缘却开启了绝佳的机会。在勒克瑙，每一个收藏家都以奢侈浪费的方式重塑自己。就像波利尔以莫卧儿贵族的方式收藏手稿一样，马丁和阿萨夫也如法炮制，以收藏欧洲物品来展现他们自己的勒克瑙形象：白手起家，集权力、财富和地位于一身。诚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其自身的乡土文化的典型代表。但也没有一个人完全采纳了另一种文化的方式。他们是某种第三世界的合伙人，在那里，印度的环境吸收了欧洲的影响，欧洲人同化了印度人。勒克瑙的合宜之处就在于它两者同时兼而有之。唯一的问题是：它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