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安家

1797年暮春，一个褐色皮肤、深色头发的十三四岁男孩第一次闯进伦敦。和游荡到这个拥挤首都的很多少年一样，他一定也不知所措，大概还很兴奋，也许有些害怕，因为他是从祖国印度长途旅行来到此地的，而未来在英国的新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预测的。但“波利尔上校之子也安全抵达，身体健康” ，当年7月，伯努瓦·德布瓦涅请他的加尔各答代理商尽管放心。“他现在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去上学了。这个小伙子不是旁人，正是安托万·波利尔的“大胖小子”，他当时被留在勒克瑙与克劳德·马丁一起生活。“我会尽力送（他）去……（波利尔的）妻子那里，”马丁在前一年夏天如此承诺，“印度的教育太差了，我从不建议任何人让孩子在这样一个国家接受教育，黑仆人会教他们各种邪恶之事。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年里，“波利尔少爷”，或者说“乔治”，将在伯努瓦·德布瓦涅的监护下在英国上学。

乔治·波利尔——想必就是安托万的小儿子巴巴·贾恩——出现在萨伏依将军伯努瓦·德布瓦涅的文件中绝非偶然。这是把印度欧洲人联系在一起的紧密网络，也是他们所维系的深切情谊的有力证明，这种情谊不只存在于彼此之间，还惠及他们各自组建的家庭。德布瓦涅和波利尔的亲密关系突出了这两个人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克劳德·马丁所共有的很多特点。和波利尔及马丁一样，德布瓦涅也是个野心勃勃的欧洲投机者，他横跨印度、欧洲和英国文化，既出于职业要求，也是个人的兴趣。他关于在哪里退休和随行带上什么东西的决定截然不同于安托万·波利尔的悲剧，关于个人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帝国世界所面对的痛苦和压力，他的经历向我们讲述了另一种私密故事。

1797年春，德布瓦涅几经周折，头一次亲身抵达英国。他于1751年出生于萨伏依的尚贝里（Chambéry），当时名叫伯努瓦·莱沃尔涅（Beno?t Leborgne），是皮货商的第三个儿子。但与他的勒克瑙友人们一样——均是来自同一个阿尔卑斯法语区——德布瓦涅也憧憬着大山之外的生活。1768年，他参加了法军爱尔兰旅的克莱尔团。在此期间，他把名字从莱沃尔涅改成了假装贵族的“德布瓦涅”；他还头一次去东方旅行，在毛里求斯度过了一年，熟练掌握了英语。然后他心生厌倦。1772～1773年的整个冬季，德布瓦涅都驻扎在法国北部阴冷潮湿的低地，他决定辞职，去地中海东部的俄国军队碰碰运气。他带着一封给传奇人物俄国指挥官阿列克谢·奥尔洛夫（Alexis Orlov）伯爵的介绍信，在与俄国结盟的一个希腊军团里谋得了上尉的职位。然而，他头一次参加军事行动，就被土耳其人俘虏了——这难说是个好兆头。但正是在1774年被土耳其人监禁的那几个月里，德布瓦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人们为他描绘了印度的灿烂图景，还保证说在英军服役升职很快，他受到诱惑” ，决定继续前进，去印度。

伯努瓦·德布瓦涅

1777年，在亚历山大港东印度公司人员乔治·鲍德温（George Baldwin）的帮助下，德布瓦涅启航前往马德拉斯。他在那里加入了马德拉斯步兵团——堪堪错过了1780年在伯利鲁尔战役（battle of Pollilur）中和他们一起遭到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以及海德尔的萨伏依指挥官拉勒的痛击。但德布瓦涅其人极不安分。1782年，他再次辞职，满脑子天马行空的计划：他应该找到一条通向欧洲的陆路，还是为某个印度王公服务？1786年，一个诱人的机遇出现在他面前，他获得了为公司的盟友马拉塔人征兵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次，伯努瓦·德布瓦涅几乎偶然地得到了他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军事任命：为印度斯坦最强大的人之一，马拉塔军阀马哈杰·辛迪亚（Mahadji Scindia）招募、训练并领导一支军队。

辛迪亚麾下的德布瓦涅军队开始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个营的兵力，每营850人。1788年，他率领这支军队在阿格拉和德里与穆斯林军阀伊斯梅尔·贝格（Ismail Beg）作战，建立了奇功。1790年，他又征募了11个营（大约有6600人）；翌年，他的军队扩张到18000人。这群印度土兵的指挥官们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联盟。德布瓦涅的军官团里有来自奥尔良地区的乡下人佩龙上尉，他后来接替了德布瓦涅的指挥职位；还有萨伏依同乡德吕容上尉；苏格兰人萨瑟兰中尉；名叫加德纳的英格兰上尉；汉诺威的波尔曼中尉；“葡萄牙”军人恩赛因·曼努埃尔和炮手弗朗西斯科；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约翰·帕克·博伊德，“后来在美国军队成为中尉”，他在1812年战争期间与英国作战，表现出色。总之，这是个如此“虚假混杂的法兰克人组合”，德布瓦涅的一个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连“你最好的朋友都担心，即使以恺撒或色诺芬之天才，也指望不上，或重用”他们。不过把这些人笼络在一起可不需要什么天才。定期支付工资就行，德布瓦涅靠的就是这个。他还给他们提供了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军营，伤兵的良好护理，光鲜的红色军装，以及一支卫兵乐队。就像未来的威灵顿公爵、1797年作为一名年轻上校来到印度的阿瑟·韦尔斯利一样，德布瓦涅意识到，这些正是造就一个出色的“西帕依将军”（拿破仑的轻蔑说法）所必需的。他或许是个天生的军人，却还是没有跳出中产阶级文书的出身。

在四支军队里当过兵，游历过三个大洲，做过土耳其人的阶下囚，可能是个俄国间谍，印度王公们的雇佣兵——德布瓦涅听起来更像是出自G.A.亨蒂或H.赖德·哈格德传奇小说，而不是个从故纸堆中爬出来的人物：一个专干杀人放火勾当的“待雇杀手”的冒险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气质与波利尔和马丁等同在印度的友人及欧洲冒险家们大不相同，对于后者来说，职场晋升也意味着原地不动。德布瓦涅显然很享受不确定的未来所带来的兴奋感，他寻求冒险，回避承诺，转投新主就像换军装一样容易。他唯一留存下来的效忠声明是1782年致马戛尔尼勋爵的一封微妙的信，在信中他请求辞去东印度公司的职务，坚称“这并不像某些心怀歹意的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给法国人效劳。我不是那个国家的人，也不准备投靠他们。我一直以来完全依附于英国政府，并将永远持同样的立场”。这听来坦荡直率，令人释然，但显然居心叵测，因为德布瓦涅当然是在法国军队里开始行伍生涯的，并且他准备组建的马拉塔军队很快就被认为是英国的一个主要威胁。德布瓦涅“完全依附于英国”的诚意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心图谋私利而已。

然而，不管政治忠心有多转瞬即逝，把德布瓦涅贬低成一个只知道发财的军人似乎也不太公平。首先，这么做就是无视他领导一支强大的马拉塔军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欧洲军官或许是待雇的杀手，但他们锋利无匹，咄咄逼人，一刀致命。很少量的欧洲雇佣军通过训练印度士兵，引进欧洲技术，便可显著提升土著军队的军事能力。对于步步推进的英国人来说，欧洲人训练的这些军队形成了相当大的挑战——英国人甚至可能倾向于高估的一种挑战。

这么做也是无视德布瓦涅的整个个人生活，还有跟他的个人生活有关的一个跨文化联系的精彩故事——或许读到此处，读者们已经熟悉了这样的故事。因为正是在这里，这位本来无拘无束的军人做出了他最持久的承诺。1788年他37岁时遇到了一位“波斯骑兵指挥官”的女儿努尔·贝谷姆（Nur Begum），当时她还是个15岁左右的女孩。据说她美丽动人，仪态万方。她的姐姐法伊兹·恩尼萨是德布瓦涅在勒克瑙的朋友和知己威廉·帕尔默的“小姐”，他们显然是通过帕尔默相识的。德布瓦涅坠入情网。他（再次）辞职，和努尔在勒克瑙安顿下来，人生头一次享受舒适安心的平民家庭生活。德布瓦涅曾在1783年来过勒克瑙，很快就与安托万·波利尔和克劳德·马丁结下了友谊。后来，波利尔曾帮助德布瓦涅学习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如今，克劳德·马丁把他带进了印度的生意圈，帮助他把封地的收入投资到蓝靛中去。正是主要通过马丁，德布瓦涅才开始建起一张供其余生所需的财务大网。他还开始组建家庭：1789年底，努尔和德布瓦涅有了一个名叫巴努·詹的女儿；1792年冬，又有了一个名叫阿里·巴克什的儿子。

德布瓦涅脱下军装的时间出奇的短。1790年，他再次为辛迪亚服务，在帕坦（Patan）和梅尔达（Merta）与叛徒莫卧儿指挥官伊斯梅尔·贝格和拉杰普特人（Rajputs）打了几场大仗。但他没有忘记家庭责任。他在前线时通过克劳德·马丁那位忠诚的西班牙管家约瑟夫·凯罗斯（Joseph Queiros）照管自己勒克瑙家庭成员的安康，德布瓦涅委托凯罗斯照料努尔和孩子们。“你给夫人留下了一大笔财产啊，我的好朋友，”凯罗斯喜气洋洋地说道，

她毫无个人的愿望，（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女人如此容易满足——她告诉（我）说房租只有不到20卢比，真的让我大吃一惊。这也许适合她，毕竟她现在孤身一人——她还特别害怕花钱——不过我把你的意图转告了她，让她现在不必如此节省，她生下了你们的两个孩子，不必为了省钱之故而甘冒居住在如此狭小之地的危险。

当然，努尔自我克制的奉献也许只是让德布瓦涅带她一起走的一种手段；就此而言，她最终如愿以偿。

1794年底，一个名叫托马斯·特文宁（Thomas Twining）的19岁文官在阿里格尔的军营里拜访了德布瓦涅。年轻的特文宁一下子就被这位饱经风霜的高大军官迷住了。德布瓦涅用一顿烩肉饭和咖喱的豪华晚宴招待了他，带他去骑大象，给他讲激动人心的战争故事。第二天早餐后，德布瓦涅叫他一起来吸水烟，还“说他必须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小阿里·巴克什当时还不到三岁，得意扬扬地跑了出来，“打扮很像这个国家王公的孩子——包着头的帽子跟他父亲的一样，脚上还穿着金线装饰的凉鞋”。和很多印度王公一样，德布瓦涅和在他身边的长子继承人（Sahibzada）举行了一次议事会（darbar）。访客鱼贯而入，把金币作为常规贡品呈献给德布瓦涅，另一枚给了小男孩，很快，“孩子面前就出现了一小堆金莫霍尔和卢比，他从小就轻而易举地熟悉了东方的礼仪”。

这幅画面里的德布瓦涅是开心的，他欣然希望此情此景可以持续下去，虽然他的马拉塔雇主马哈杰·辛迪亚在1794年便已去世了。遗憾的是，德布瓦涅的健康状况不答应。1795年底，发烧和“状态起伏”让他痛苦不堪。他病魔缠身，命不久长。似乎只有一剂救命良方：如果还想活命，就必须回欧洲去。良药苦口，也违背了他所有的爱好和愿望。“回欧洲去试试看，我也正打算这么做呢，”他的朋友，勒克瑙的布兰医生此前就曾建议过，“如果咱俩都不喜欢那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可以一起出来。但不要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印度，也不要像马拉塔人那样终日无所事事，萎缩殆尽。德布瓦涅与马丁和波利尔一样，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在印度扎根了。但如今离开这个国家，就会异常清晰地凸显出跨文化生活的代价和后果。

1795年的圣诞节当天，德布瓦涅在阿格拉举行过最后一次阅兵后便出发了，“四头大象，150匹骆驼和牛车驮着他的财产”跟随着他前往勒克瑙。那些财产中有很多被装进十口骆驼皮的大箱子，抬上了丹麦船“克龙贝格号”（Cromberg），都是德布瓦涅要随身带的。其中三口箱子装的是他的个人财产：“波斯（和）印度衣物，男女均有”，“床垫，印度烟草箱”，“八个中国金属痰盂，一把紫铜茶壶，一个熨斗，一支大象用的西藏产牛角镶银杆赶蝇拂子，一个紫铜火药瓶，一个银把手的水罐，一盒珍珠母的筹码和代币，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德布瓦涅的日用之物，他不想在离开印度时把它们留在身后。另一口箱子里是“书籍、文件、地图等等”。其中可能包括他的封地和称号的授予状——他被称作伊蒂马德·乌德-达乌拉（I’timad ud-Daula，帝国之柱）和尚希里·詹格（Shamshir-i Jang，战场之剑），还有波斯语和马拉塔语的往来信件，其中有马拉塔首脑们的颂扬之辞，也有皇帝沙·阿拉姆本人的求助信。还有印度手稿的小型收藏和泰姬陵的对开本图画。泰姬陵如今已经是印度的典型象征，但德布瓦涅是对它产生特殊兴趣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他在1788年就要求确保这座建筑免受炮击的荼毒，并在若干年后支持了泰姬陵的重建工作。

还有两口箱子里是德布瓦涅印度生涯的另类记录：86件长刀、火枪、匕首、盾牌和弓弩的收藏。这个重要收藏的清单保留在德布瓦涅的文件中留存至今，阅读这份清单就像在读德布瓦涅的工作履历一样。他的印度军事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例如，一把紫铜刀柄的英式长刀，很可能就是年轻的他在马德拉斯步兵团当兵时挥舞过的第一把“印度”武器。其他武器大都是他在马拉塔服役时获得的。有来自印度北部和德干地区的莫卧儿武器库的波斯长刀，镶金嵌银，沿刀刃雕着《古兰经》的经文。有来自印度教各王国的武器——不如这一时期的印度-波斯武器收藏品那般常见，但德布瓦涅大概更熟悉它们——其中包括“刀柄和刀刃上刻有他们神话中的众神”的长刀，和一把有“镀金神话标志”的弯刀。在他军事生涯的全部纪念品中，最宝贵的或许就是属于德布瓦涅最危险的两个敌人——伊斯梅尔·贝格和罗希拉首领吴拉姆·卡迪尔（Ghulam Khader）——的长刀了，如今永远存放在它们黑红丝绒的刀鞘里。最后是德布瓦涅获得的军阶的象征：“两柄印度风格的银质雕刻官杖”。从东印度公司的少尉到莫卧儿指挥官，只用了15年，这种惊人的一飞冲天以收藏品的形式被一一记录下来。

骆驼皮的箱子被装进“克龙贝格号”的货舱里，但德布瓦涅把他最重要的财产随身带上了船。在他的客舱里，有“一口带锁的正方形木箱，用绳索捆得结结实实……里面是一支黄金水烟筒及其所有设备，一件银器，还有其他很多贵重物品”。而在他自己的客舱里或附近的某处是他在这世上最珍爱的宝物：他心爱的妻子努尔，她不久就会被人称呼英语名字海伦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在“克龙贝格号”上随父母同行，也都临时起了欧洲的名字：巴努·詹将会随母亲叫作海伦娜；而阿里·巴克什将会叫作约翰·巴蒂斯特，与德布瓦涅的父亲同名。

当时，把混血子女送到欧洲并不罕见，但努尔亲自陪着德布瓦涅去欧洲则很不寻常。大多数的小姐们，尤其是地位相当高的女子，都会留在印度，通常还会有某种财务上的让渡。（波利尔就为他的两位小姐做了这样的安排。）按照当时的惯例，德布瓦涅本可为努尔提供一处宅子和一笔丰厚的生活津贴，良心毫无不安地离她而去。实际上，1796年，他对住在德里的另外两位小姐，“已故的纳瓦卜穆罕默德·贝格汗·斯塔芒达里之女塞内特夫人……和已故的纳瓦卜纳杰夫·库利汗之养女梅罗·尼桑夫人”，就是那样做的。他不怎么喜欢住在德里的那两个女人；他说，其中的一个

女孩我连碰都没碰过……这个女孩是她母亲法蒂玛夫人送来的，这位夫人曾两次准许我从远处看看她的女儿，当时她浓妆艳抹，到处涂着白色、红色和黑色，娶过门后我才看清了她的本色和体态，结果远非本来想象的那样美丽。

但他的文件里无一处提到他曾考虑过抛弃努尔或孩子们。努尔在德布瓦涅的感情世界里占据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位置：在他那雇佣兵的漂泊之心中，她就是定海神针。

“克龙贝格号”1月起航，1797年5月31日，德布瓦涅和他的家人在迪尔离船登岸。将军情况不佳。他在航程中“久病不起”，“上岸时（仍是）面带病容，（以至于）最后海关官员也没有找麻烦，我什么都没带；随身的只有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和亚麻衬衫”。箱子随着坦南特船长（Captain Tennent）和“克龙贝格号”继续前往哥本哈根，德布瓦涅希望把他的货物存在那里，直到他本人可以回欧陆去。在此期间，德布瓦涅一家直接前往伦敦。“感谢上帝！”德布瓦涅在那里写道，“（我）一到伦敦就立即去看有本事的医生，我觉得自己已经好多了；甚至很有希望完全康复；但病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康复过程一定会慢一些；但没关系，好得慢总比好不了强。

但健康却是让德布瓦涅唯一开心的事情了。因为他刚刚收到一条骇人的消息。“克龙贝格号”刚刚离开埃尔西诺，就在波罗的海的一场风暴中沉没了——船上带着德布瓦涅的全部物品。

这个消息给他带来了“最悲痛哀伤”的打击。随着船只的沉没，他失去了一切。“我的大量财产都在上述船上。”他报告说——特别是45大捆布料——他为这些东西“只投保了80000印度卢比的总额” ，只是其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自从我离开孟加拉以来，经历了怎样的大起大落啊。我离开的时候有一大笔财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富翁，而自从那以后经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我陷入了这般困境，乃至我不知道此事会如何收场，而我的巨大财富还会剩下多少。但金钱只是这场灾难中最小的部分，真正的打击是损失了其他的一切。“在我的行李中有我在印度居住20年来所能收藏的最罕见、奇特和贵重的物品，没有任何金钱或财富可以取代这种藏品……所以，此时我失去了所有的印度物品，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一样。”

装着“黄金水烟筒及其所有设备，一件银器，三块黄金表，还有其他很多银制器具”的木箱一去不返，“这口箱子大约价值600～700英镑”。“八口骆驼皮箱子”一去不返。里面“所有的银盘子”一去不返。“八个中国白铜痰盂”一去不返。“装着波斯长刀、火绳枪、弓箭、短剑等武器的大箱子”一去不返。一言以蔽之，德布瓦涅的人生一去不复返了。他笨拙地寻找宽心的话，却不足以慰籍：“这说到底也是好事，我们的运气已经很好了，只要人安全，什么都可以再来，世事无常，人类的智慧怎能预见。”但空虚依旧，他唯有再说一遍：“此时我本人失去了所有的印度物品，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一样。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可悲的事故，我就会拥有世上从未有人拥有过的最精美的收藏，藏品既奇特罕见，又贵重无比。

“失去了所有的印度物品，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一样。”这是关于收藏的情感意义的痛彻心扉、感人肺腑的证词。同时也略有误导性。他的家人——努尔、巴努·詹和阿里·巴克什呢？他们和德布瓦涅一起，以本内特之名（德布瓦涅的名字伯努瓦的英语化读音）住在伦敦。三个人都受洗成为基督徒，改名为海伦、安·伊丽莎白和查尔斯·亚历山大。安去汉默史密斯上学了，而查尔斯去了威斯敏斯特；波利尔的儿子乔治也得到了德布瓦涅的全力支助。尽管他的船只损失惨重，德布瓦涅仍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富翁——准确地说，他计算自己的身家值255415英镑2先令6便士。按照他在1797年8月中旬起草的一份遗嘱（请他在勒克瑙的老友和收藏同好纳撒尼尔·米德尔顿和理查德·约翰逊当执行人），他计划给儿子留十万英镑，给女儿六万英镑——这笔财富可以让他们奢侈一生。而且虽说他提议留给“我两个孩子的‘夫人’母亲，无论她留在欧洲还回到印度，除了她的路费和珠宝首饰之外”的遗产要少得多，只有2500英镑，但这也是一笔体面的供养金了（比他留给他姐妹们的多），尤其是考虑到他本期望查尔斯和安帮着照顾他们的母亲呢。他还特别规定，“允许母亲见她的孩子们，但不可依赖于她（也就是由她监护）”。这一半妥协的说法有点儿难以解释，因为以德布瓦涅这样的声望，把印度妻子带回来实属罕见——而像努尔这样的女人，真的愿意来就更罕见了。不过他显然没打算忽略她的扶养费用。

事实上，虽然德布瓦涅感觉健康状况好转，他却与英格兰格格不入。失去财产就像刀子的最后一绞。他回来以后刚过去五个月，就写道：

我并非不想再次去东方，欧洲对我不感兴趣，我对它也深感失望。实际上，必须要说，可恨的法国大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和人的心态，这种形势让我非常怀念印度，恐怕除了终老于彼处之外，我此生都不会快乐了。

1798年1月，“已对欧洲颇感厌烦”的他“坚信，没有哪个在印度住过20年的人不能（他的意思是：能）适应这里（即欧洲），适应这里的生活方式、礼节、人情世故和毫无吸引力的气候，我坚信，单是航行一事便可让大多数来访欧洲的人却步”。

他的归属感甚至还不如波利尔。法国毫无魅力。但英格兰也不是他的容身之地：寒冷、阴暗、沉闷，彼此都互感陌生。德布瓦涅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法国人的朋友。但任何人只要与他谈话或一看到他的名字就知道，法语是他的母语。英国再次与法国交战，那一年的战况愈演愈烈。德布瓦涅甚至有被羁押的风险。因此为何不回印度去？“你的军队状况极佳，每一个人都非常希望再次见到你，”克劳德·马丁令人鼓舞地汇报说，“所有的马拉塔首脑和所有的辛迪亚邦主，甚至德里的宫廷。……你无须担心自己不受人欢迎，人们都狂热地期待你的回归，我也一直希望你能回来，我以前跟你就是这样说的。……”为何不止损，把本内特一家人聚集起来再次向东，向着太阳，向着朋友们，向着他的军队，向着名望和财富重新前进呢？

因为他人生的新篇章，说到底也是最悲痛的一章，正在徐徐展开。1798年的一个春夜，他的勒克瑙老友理查德·约翰逊带德布瓦涅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在法国移民奥斯蒙侯爵及侯爵夫人家里举办的音乐社交晚会，他们还有个16岁的可爱女儿名叫阿黛尔。奥斯蒙曾是凡尔赛宫的侍臣，侯爵夫人也深受路易十六的姑姑阿代拉伊德的宠信。他们如今在伦敦难以为继，靠着朋友和远亲的接济糊口。（正如他的名字所示，奥斯蒙的祖上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德布瓦涅从来都偏好头衔，也爱慕拥有头衔的年轻女子。阿黛尔演唱了意大利二重唱曲，他被迷住了。他仿佛在她的声音里听到另一种选择的呼唤，一种越过他印度生涯的废墟，在欧洲重新开始的机会。短短数周之内，他就求婚了；12天后，他和阿黛尔在1798年6月成婚。

将军认为自己坠入了情网。“第一次恋爱”，（他后来对她说）“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种感情。……如果我还有一个愿望的话，那就是心胸更宽广些，以便爱得更投入一些。他送给她印度的珠宝：“一件名叫‘卡尔库伊和舍佩思’的宝石枝饰，是莫卧儿皇帝赐予我的一枚高级军衔勋章” ，“一颗巨大的绿宝石，是杰伊普尔的邦主送给我的纪念品” ，以及“一条绗缝的绿披肩，是我收藏的珍品”。他还送给她一块可以铺在王座上的刺绣毯子。

但阿黛尔是海妖的魅惑。于她而言，这场婚事不过是一份财务合约；她在德布瓦涅同意给她父母一笔慷慨的年金后，才答应嫁给他。他发现这个女郎远非他想象中那样温柔，而是倨傲、冷酷、刻薄；她根本不想让他碰自己一下。阿黛尔不是印度的公主。而德布瓦涅虽有个充满贵族气息的名字，本人却并非法国贵族，他的妻子在婚后充满沮丧地得知了这一点。“他的姓名、家庭、过往的生活，”她说，“一切身世背景都瞒着我。”她知道了本内特一家，但也没为此烦恼。德布瓦涅的性格才让她心烦。他吝啬、控制欲强，充满了“东方式的妒忌”；“毫无节制地吸食鸦片”已经“麻痹了他的道德，也让他的体力陷入瘫痪”（她说此话可能是在暗示他性无能）。总之，这对夫妻彼此看不上。不到一年，他就让她打道回府了。

但损失已无法挽回。德布瓦涅和阿黛尔搬去波特兰坊的一幢亚当风格的奢华宅子时，本内特一家却躲藏在索霍区。到1798年10月，德布瓦涅改了主意，大幅降低了他们的财务资助，如今只给努尔/海伦区区200英镑的年金，还有200英镑由安、查尔斯和乔治·波利尔这三个孩子平分。即便如此，他还是以某些方式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从一叠叠账单里监视和记录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查尔斯什么时候去理发，什么时候去俯瞰城景；他给儿子买了课本、一块写字石板，还有“在学校里喝水用的杯子”。他在远处溺爱着安，女儿经常去剧院看戏，上舞蹈课，还有一架租来的钢琴；还有，因为她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所以给她买了玩具娃娃、跳绳，还有一个跳棋棋盘。除了“贝谷姆太太”的补贴之外，她去牙医那里“拔牙”，或是去药剂师那里买“药粉”的费用，都是由他支付的。全家似乎都饱受慢性感冒之苦，他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购买“黑醋栗止咳糖”和“治疗咳嗽的各种罐装麦芽糖滴剂”。

1798年，德布瓦涅入了英籍，这可以保护他于正在进行的英法战争期间免受可能的羁押。与阿黛尔之间可能有过几次和解。1801年，在其中的一次和解期间，德布瓦涅计划买下一处与他的财富和地位相称的乡间庄园。他在英格兰四下物色合适的地产，遇到一处极好的选择：罗伯特·克莱武的克莱尔蒙特庄园，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克莱武过世时，此处尚未完工，但如今已在其高高的地基上建筑完毕——只等它的纳勃卜了。但德布瓦涅和阿黛尔很快就又分居了，克莱尔蒙特的交易落空。1802年英法和谈（结果却很短命）期间，德布瓦涅离开英国，去萨伏依安顿下来——独自一人。

他在英国的五年里，只有一件事情的结局真的不错：“克龙贝格号”上的损失最终不算太糟。德布瓦涅的很多珍品都被从海里打捞了上来，包括他船舱里的木箱，里面装的是贵重的金银水烟筒以及他大部分宝贵武器。他请求哥本哈根的代理商“命人清洗所有的武器，担心铁锈会毁了它们，以至于无法使用，或是看起来不太有价值了，它们的价值更在于罕见和奇特，而不在其本身的用途上”。“用鸡油”擦过之后，它们都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