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刻意规划的帝国

1798年2月，法国外交部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收到开罗商人夏尔·马加隆的一份报告，后者五年来一直担任法国驻埃及的领事。每一个跟踪法国在该地区政策的人，都很熟悉马加隆《埃及备忘录》的主题：法国为何要征服埃及，以及怎样做效率最高。马加隆的论证清晰到位，并有翔实的亲身观察来支持（他甚至就法国舰队的出海日期提出了建议），这是一个在埃及生活了差不多40年的老手理当做出的报告。他精通阿拉伯语，也“在各行各业结交广泛”——他自信地断言，那些朋友会“兴高采烈地”接待法国人。这次征服的大目标——特别是在英法战火正炽的这一时期——如今日趋明朗。“一旦我们的政府拥有了埃及，”马加隆总结道，“就可以将其看作从英国手中夺来的征服。”军队可以从埃及进军印度，在那里与“敌人（英国人）……最惧怕的……一直与他们交战的海德尔·阿里之子蒂普·赛义卜”取得联系，法国就可以把英国赶出这块次大陆。马加隆的备忘录有力、具体，又令人信服，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建议书。这是一份入侵的蓝图，它是由塔列朗亲自委托撰写的，后者决定立即将其付诸行动。

近来的战况对法国非常有利。上一年在意大利，天才的年轻将军拿破仑·波拿巴率领革命军大胜奥地利后挥师罗马。意大利战役的战利品很快便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展示，后来又被安置在卢浮宫里。法国与欧陆的敌人一个个达成了和平协议。与此同时，英国在加勒比受到法国人的持续骚扰，而1796年英国在那里的一次重大进攻却遭遇了黄热病和疟疾，大约有14000人因此死亡。尽管小威廉·皮特的领导坚定不移，英国却有很多人脆弱无助、过度紧张，对他们自己的能力深感焦虑；法国若占得天时地利，再有一次打击就会让他们走向谈判桌。一支“英格兰军”集结于法国北部，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入侵英国。在塔列朗收到马加隆报告的同一个月，（如今已是总司令的）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将领们走马观花地访问了英吉利海峡的各个港口，调查准备情况并启动入侵。

主要是因为海军运输的问题，拿破仑决定将直接入侵英国一事暂且搁置。但“英格兰军”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对阵英国：可以把它派遣到东方，在埃及挑战印度的英国势力。塔列朗向法国的最高执行机构五人督政府提出了埃及计划，这份计划直接转述马加隆的报告文本，只是用大量革命的修辞做了修改。他们对这个想法大加赞赏。拿破仑本人对该计划表示欢迎，既因为其明显的战略价值——他对此深信不疑——又因为它唤起了他本人的庄严感：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在同样的29岁年纪征服过埃及。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拿破仑也有志于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征服者——他最近刚刚当选为最负盛名的国立学院院士，觉得尤其满意。计划一旦准备就绪，拿破仑就开始招募学者，一边征服，一边研究埃及。

在巴黎计划者看来，入侵埃及似乎十拿九稳。这个国家的防御和军事能力都被预先侦察过了，战役和建立新政体的每一个步骤都经过深思熟虑，马加隆和奥斯曼帝国的资深译员旺蒂尔·德帕拉迪（Venture de Paradis）这样知识渊博的顾问也在现场协助。实际上，这个计划绝不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幻想，而是数十年来不断制订和改进的一个成熟的外交政策。它沿袭了从旧制度到革命时代的法国在政策上重要的延续性。它的战略目标极其清晰明确，1798年4月12日颁布的政府法令概括了那些战略目标：获得地中海东部的控制权，切断英国与亚洲的联系，并为法国进攻印度做好准备。这个计划也绝非不合情理。埃及似乎已引颈待戮；印度的盟友也已整装待发，特别是蒂普苏丹。现在只等时机成熟了。

逾30万人的法军在5月中从地中海的港口土伦（Toulon）出海。“你们是‘英格兰军’的双翼之一。”拿破仑告诉他们，这并非欺骗，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去打英国的，只不过不是直接攻打本土。6月9日，他们抵达地中海中央的马耳他岛，数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圣约翰骑士团十字军修会的要塞。马耳他占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并自恃有地中海最好的港口之一，因而是航路上的一个值得攻占的宝贵要地。骑士们只打了一个回合便投降了。（550名骑士里有逾200人是法国人，还有几十人老病得无法参战，这当然也帮了大忙。）大军在马耳他停留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拿破仑解散了这个中世纪的修会，并着手将这个岛变成法国的殖民地——随后再次扬帆远航。到了这时，大多数士兵才得知他们的最终目标。“战士们！”拿破仑向此后被称作“东方军”的将士们宣布，“你们将要进行一场征服，这对文明和世界贸易的影响将不可估量。你们将给予英国最不容置疑、最痛苦的打击，并等待时机，将其一击致命。

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1798年7月21日，波拿巴在金字塔战役前向军队作长篇演说》，1810年

7月1日到2日的夜里，第一支法国军队冲过拍岸的巨浪，抢滩亚历山大港。两天的战斗后，城中的领袖与法国人缔结了和平协议。拿破仑疾速前进，横扫尼罗河三角洲，进军开罗，不可避免地对阵马穆鲁克大军的主力。将近三个星期后的1798年7月21日，法国和埃及两军在开罗对面的尼罗河西岸对垒。法国人组成方阵面对穆拉德贝伊的攻击，后者率领着12000名马穆鲁克骑兵和40000名步兵。地平线上，吉萨（Giza）的金字塔群依稀可见。“冲锋！”拿破仑对军队高喊道，“想想看，在这些纪念碑的顶上，有40个世纪的历史在看着我们！战斗在两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穆拉德贝伊带着他训练有素的三千骑兵消失在南方的沙漠里，留下了或许多达两千具尸体，散落在团团的扬尘与拍岸的河波中。翌日，“东方军”带着拿破仑的一份公告，开始挺进开罗城：“我来毁灭马穆鲁克，保卫这个国家的贸易和本地人。……不用为你的家庭、住宅、财产担心，更不用为我所热爱的先知的宗教担心。拿破仑搬进马穆鲁克领袖阿勒菲贝伊（Alfi Bey）在埃兹贝基亚（Ezbekiyya）奢侈的新宅邸，这座宅子刚刚完工，还未有人进住；开罗的名人和历史学家阿布德·拉赫曼·贾巴尔蒂（Abd al-Rahman al-Jabarti）评论道：“就仿佛这座房子就是特意给法国将军造的一样。

拿破仑只用三周时间便占领了亚历山大港和开罗：无论怎么看都是令人惊叹地验证了入侵计划的精妙。然而这显然是闪电战，成功不过是镜花水月。首先，尽管伤亡人数表明金字塔战役是法国的一场决定性胜利（只有300名法国士兵阵亡），但穆拉德贝伊带着最好的骑兵逃走了，却称得上是严重的失败。战略撤退是马穆鲁克的重要战术，只要穆拉德仍然在逃，法军的征服就远远没有完成。后来，拿破仑在8月派遣德塞（Desaix）将军率9000人（艺术家维旺·德农［Vivant Denon］也在其中，他在一本畅销书里记录了这次远征）追赶马穆鲁克进入上埃及（Upper Egypt）。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法军四面楚歌，我疲敌扰，我进敌退，苦不堪言，虽然在兵力上占据3∶1的优势，却始终没有抓到穆拉德。

然而，北方还有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威胁，那就是海军上将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率领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尽管英国的决策者在和平时期很少关注地中海东部的局势，那里的战争却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自从法国人在5月中旬离开土伦，纳尔逊就一直在地中海巡游，试图追踪他们。他们是去马耳他吗？伯罗奔尼撒？还是科孚岛（Corfu）？他收集来自加的斯（Cadiz）、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士麦那（Smyrna）的情报，观察风向，一边等待一边思考。6月17日，拿破仑的将军们都要在几天后才知道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呢，纳尔逊就算出他们一定是在前往埃及的途中：“因此，我决定……去亚历山大港，如果那里或埃及的其他任何地区是他们的目的地，我希望抵达后有足够的时间挫败他们的计划。……”他指示先锋部队从那不勒斯向南进发，并在6月20日，也就是法国人驶出瓦莱塔（Valletta）的第二天，率领舰队通过了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翌日——这是个非凡的船只夜航的例子——两支舰队相隔22里格擦身而过，在望远镜的观察范围之外。纳尔逊在一个星期后抵达亚历山大港，他派一名军官上岸去与乔治·鲍德温联络，问问是否有人看到了法国人。（那名军官发现鲍德温早在两个月前就离开了。）纳尔逊没有听到法国人的消息，便于6月29日起航前往塞浦路斯。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那一天，法国舰队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五里格的距离——这是艺术家维旺·德农的素描距离，他在“朱侬号”（Junon）的甲板上精准地描摹出海岸的轮廓。

就这样法国人畅通无阻地登陆了，但英国海军迟早会回来的。果然，8月1日，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发现了法国舰队，那是亚历山大港东部海岸的一个不蔽风雨的浅湾。拿破仑未能指挥舰队进入更安全的位置，舰队像一大群死靶子一样漂进那里的开阔水域。纳尔逊抓住了机会。他巧妙地调遣半数军舰开进敌人与海岸之间，包围了法军战线的头部和中段，在傍晚六点后不久便开火了。从表面上看来，法军的军舰数量略占优势：战线上有13艘法国军舰和4艘护卫舰，而英国战线上有14艘军舰；1182门法国炮对1012门英国炮。结果却对法军大为不利。当晚十点左右，法军战线中段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拿破仑的旗舰同时也是舰队中最大的军舰“东方号”（L’Orient）爆炸了，法军司令海军上将布吕埃斯（Brueys）也随之殒命。整整半个小时里炮火齐喑，双方的水兵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大船突然爆炸，燃烧着沉入大海，碎片像瀑布一样倾泻到有幸及时跳船的大约一百名船员身上。到第二天下午战斗结束时，炮火终于再次停止，场面同样戏剧化。只有四艘法国战舰逃过了击毁或被俘的命运；指挥官海军上将维尔纳夫（Villeneuve）活了下来，后来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被纳尔逊再次击败。逾3000名法国水手或死或伤，还有3000人做了俘虏。这场战役被英国人得意扬扬地称为尼罗河河口海战，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纳尔逊因此获得了贵族的爵位和终生的荣耀。

拿破仑则吞下苦果。登陆埃及的一个月后，“东方军”便遭到了围困。所有那些旧制度的入侵计划对快速获胜充满信心，如今都毫无用处。没有人预料到结局如此悲惨。8月15日，消息传到开罗，士兵们大感震惊：“我们被抛弃在这个野蛮的国家里，毫无通讯的手段，也没有回家的希望！”拿破仑立即保证：“如果我们必须成就丰功伟业，”他说，“我们就会去成就；如果必须建立一个帝国，我们就会去建国。我们无法称雄的这片海将我们与故土分离；但没有哪片海洋能把我们和非洲或亚洲分开。我们人数众多，也不会缺人应征入伍。但他知道，他的计划需要修正了——大幅修正。

这些话不光是宽慰人心之语。海军覆灭，士气低落，军队持续受到威胁和压迫，被困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炎热国家，还受到不明敌人的包围。哗变是个非常现实的风险。为了稳定军心，他必须和埃及人民达成某种权宜的妥协（modus vivendi）。他还需要制订一个新的撤军计划。舰队的覆灭意味着军队离开埃及的唯一直接途径是继续前进，要么由陆路穿过巴勒斯坦，要么向东驶进红海——“尽管乍一看来有些奇怪，”纳尔逊本人指出，“一个积极进取的敌人，如果他们力所能及，或是征得了埃及帕夏的同意，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派军前往红海，而如果他们与蒂普·赛义卜制订了计划，在苏伊士备好船只，在这个季节里，一般只要三个星期就可以抵达马拉巴尔海岸，那时我们在印度的财产就难保了。的确，法国人继续朝印度进军的计划远没有彻底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尼罗河河口海战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紧迫感。

某些英国人或许以为，法国人在埃及所造成的威胁结束了。然而事实上直到现在，这场战役最惊人，并且在很多方面也最骇人的部分才即将拉开序幕。因为拿破仑要做的不只是占领埃及。他要迷惑这个国度。因此，他就在这几周的困境中临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前进计划。他用越来越激进的话语阐述了自己对伊斯兰教义的挚爱。拿破仑摆出一连串惊人得近乎异想天开的姿态，力图说服埃及人，自己是个亲穆斯林的解放者，从而获得埃及人支持他继续进军印度——他甚至说他自己就是个穆斯林。他的策略有两个部分。一方面，他通过争取埃及人的认同来加倍努力赢得埃及：他发起了亲伊斯兰、反奥斯曼的一番说辞，在埃及阿拉伯人（也就是非奥斯曼人）精英人士和宗教领袖乌理玛中间寻找盟友。与此同时，他还公然以掺杂了不切实际的目标的帝国主义修辞，大肆推销他的东征想法——老实说，这才是他如今最明朗的出路。

当然，原计划中本无这些内容。拿破仑启用这种泛阿拉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以及他对奥斯曼苏丹（同时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领袖哈里发）权威的挑战，都将对该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相当长远的影响。在短期内，他的跨文化提议与他遭受的军事挫折如此紧密相连，乃至这两者实际上可以逐日一一对照。由于这次入侵埃及偏离了事先制订的脚本，拿破仑发起了一次大胆的世界大融合的实验，这次东西方合并的尝试不仅是为了实现宣传效果，眼下简直是生死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