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新的战争，新的帝国

英法帝国战争的新篇章始于巴黎，那里杀死了一位国王，开启了另一场战争。1793年1月21日黎明前的几个小时，被判死刑的国王路易十六准备赴死。他向爱尔兰神父忏悔；摘下了婚戒，这将与装着几绺家人发丝的小包一起交给他悲恸欲绝的妻子，她将在几个月后步其后尘；爬进一辆有篷马车，马车慢慢地载着他穿过寂静的街巷，从圣殿塔（Temple）监狱驶向革命广场。十点钟，公民路易·卡佩将在那里一步步地登上断头台——面对他祖父的骑马雕像曾经竖立的位置，如今只有空荡荡的基座——在两万人面前维护自己的清白，并在吉约坦医生的国家剃刀下失去头颅。

处决路易十六，标志着自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以后展开的后续事件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只要国王还在位，法国大革命看似基本上等同于实施了英国式的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制，只不过摧毁了旧制度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很多陈腐特权而已。因此，法国大革命起初受到了拉法耶特侯爵等自由派法国贵族和很多英国人的欢迎。但在1792年8月，一伙暴徒攻占了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之后，事态显然即将发展为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国民议会被共和制政府“国民公会”所取代，雅各宾派很快便在其中接管了权力；君主制被彻底废除；国王和王后遭到审判和处决。再也没有国王，再也没有权势集团，人人平等：路易十六的处决，标志着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的开始。它还为英法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开启了新的篇章。

弑君的消息震惊了英国。用当时一位编年史家的话来说：“听到不幸的路易被定罪和公开处决的消息，对于法国共和国的每一种厌恶的情绪都变成了熊熊怒焰。……”伦敦的法国大使被解职了，这是理所当然之事；1793年2月1日，经过数月的争辩和挑衅，法国对英国及荷兰共和国宣战。就连在十年前承受了失去十三殖民地的灾难性损失、从此强烈反对战争的英王乔治三世，也有感于路易的命运而产生了好斗的情绪。“的确，”他在法国宣战的次日写信给首相小威廉·皮特说，“我天性爱好和平，只要形势不似当前这般危急时，都不能让我产生决然的看法，即责任和利益在召唤我们团结起来，反对这个最野蛮、最不道德的国家。

当时，他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没有料到，这时开始的反法战争将会绵延不绝，直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才会平息。而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现代”政治时代的发轫（这一点至今仍是广泛共识），与之相伴的战争同样标志着一种新型冲突的开始。其令人震惊的肇始，只是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不同于1689年以来五次漫长的英法战争的诸多方面之一——它甚至不同于本身也是分水岭的“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是巨大的人员损失，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浓墨重彩的民族认同感，还带来了世界力量的新布局，造就了一个新式帝国。

首先，处决国王就清楚地表明，这一冲突的意识形态意义大大超过了英国此前对战法国波旁王朝的那些战争。早先的冲突是英国的自由、英国的新教，以及英国式的君主制与法国的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信条的暴政相抗衡。然而从1793年起，战争不再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王权、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交锋，而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愿景之间的冲突。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保卫他们熟悉的社会秩序，反对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平等共和的“恐怖统治”的战斗。在法国革命者看来，这场冲突是理性、平等和自由对抗宗教、特权和苛政之战。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念的力量，使得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与“七年战争”的关系有如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七年战争”是为权力、土地和安全而战；如今，英法两国则是为了保卫和扩大其各自的生活方式而战。

战争的人员和资本规模也浩大得多。这正是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不同于此前的英法冲突的第二个方面。法国大革命的“人民军队”有50万到75万人，其规模是“七年战争”的战斗力的将近两倍；其中单是在1793年3月到8月间就紧急征募了30万人。在拿破仑军队的鼎盛时期，兵力逼近整整100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二在1812年与他一起向俄国进军。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与法国相比，自己的军队规模太小，因而对这些大军相当恐惧。第一次英国国家人口普查在战火正炽的1800年进行，绝非巧合。然而很多法国人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参战的——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每年有大约16000到24000名二十多岁的青年被征入伍，其中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活着回家。英国的军队规模虽然小得多，但可以说更加果敢。对法国入侵的普遍（且完全合理的）恐惧促使大约二十分之一的英国男子加入志愿军和民兵保家卫国：1798年有116000人，到1804年便剧增到至少380000人。正规军的人数也大致相当，巅峰时期达到约50万人。这些数字不仅代表如今在战场上对峙的庞大军队，还表明每一个国家都有很高比例的青年男子人口被战争直接拉去为国效力。

作为激烈的意识形态之战，蔚为壮观的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标志着某种全新的开始。这些战争显然属于帝国战争，在规模和帝国目标的清晰程度上远超此前的殖民冲突。诚然，自1689年以来的所有英法战争都在海外殖民地进行，战争的焦点也日益关乎殖民地。在“七年战争”打响第一枪的美洲显然如此，蒙特卡姆和沃尔夫在那里携手赴死，而英国最近一场与法国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也是在那里打响并失败的。英法战争在帝国层面的后果在印度也显而易见，整个1740年代和1750年代，英属和法属东印度公司一直在那里争夺控制权。但从1793年开始，欧洲内外公然由国家主导的领土竞争就成为法英战事的核心内容。

史学界关于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讨论过于关注欧洲，而战争的全球维度极易被忽略，其海外事件也被彻底掩盖了。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战争对帝国有着深远意义。于法国革命者而言，征服是帝国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整个欧洲传播共和及启蒙思想。拿破仑是在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下开始其帝国生涯的，他率领着共和“自由军”打进意大利（1796年）和埃及（1798年）。英国并未以同样清晰的意识形态立场参战，但冲突让这个国家的帝国政策明朗起来。过去，英国不愿进行先发制人的侵略性征服，如今却在南亚、加勒比、非洲和地中海积极开战——更不用说在1801年根据《联合法案》（Act of Union）与爱尔兰合并了——以此作为其全球活动的一部分，防止和抵消法国所取得的成功。困住军力的军事僵局也构成了帝国扩张的推动力。单凭英国的制海权无法消灭法国，而单凭法国占上风的陆军力量也无法击败英国。双方的制胜关键或许都在海外，在于取得海外的商业和战略优势。与法国的战争不只是英国营造帝国的一个方便的借口（有时会有人指出这一点）。帝国的巩固和扩张被认为对英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岌岌可危的葡萄干布丁》，1805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和拿破仑瓜分世界。注意拿破仑贪婪地切下了一部分欧洲，而皮特切开了大西洋，表明英国的海上优势

18世纪的大英帝国还未像伦敦的计划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形成单一的“工程”，也没有被同质的文化、种族或民族认同连为一体。这种情况被战争改变了多少？简明的答案是：非常大。首先，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刺激了积极的领土扩张，为迄今国家明显支持的帝国时间表提供了最接近的指南。战争还显著改变了帝国的范围、目的和公众认知。滑铁卢一役后，大英帝国的疆土远胜从前，并毫无疑问地在亚洲和非洲，而不是北美展开扩张。由“七年战争”牵头的发展如今得到了更完整的表达。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如今的帝国不仅扩大殖民，也注重征服和直接统治，是个安全和商业并重的帝国。这个帝国看上去越来越像过去很多英国人警惕并往往反对的那种领土统治。与此同时，战争还有助于巩固对帝国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支持和认同，以及旨在实现怎样的帝国统治的更清晰的愿景。全新的大英帝国将会把对非白人、非基督徒各族群的统治变成它的使命和借口，它会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自豪和主见来实现“英国化”。

事实证明，这些年对英国民族认同和帝国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大英帝国在一夜间突然固若金汤，在某些重要和决定性的方面，它仍然维持着对外界的开放和对外界的依赖。不同国籍的欧洲人之间的边界固化了，其中最明显的便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像克劳德·马丁、安托万·波利尔和伯努瓦·德布瓦涅等人亲身经历的那样。但同时发生的帝国扩张又仰仗于一种包容性的理解，关乎何种身份和行为会被认为是英国人或法国人。

从各自庞大军队的队列中，也可以看出那些国家标签下事实上存在的多样化。英国军队仍然高度依赖爱尔兰的征兵：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逾三分之一的士兵是爱尔兰人；东印度公司军队的爱尔兰人更多。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爱尔兰人既是大英帝国的建设者，也是它的受益者，既反抗帝国，也是帝国的牺牲品。1815年，东印度公司军队有200000名印度土兵，其欧洲军官团有30000人。拿破仑军队也同样依赖帝国的臣民：有整整三分之一的兵力来自新近吞并的萨伏依、北佛兰德（Flanders）和莱茵兰（Rhineland）的领土；还有三分之一的士兵由雇佣兵和帝国的新臣民组成，这些新臣民大都来自中欧和东欧。法军甚至还有一个埃及马穆鲁克军团——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在反映抵抗拿破仑的代表作《五月二日》中，生动描述了西班牙爱国者们冲杀反抗的画面。

军队不一定是国家的缩影，但帝国臣民应征入伍保卫和扩张帝国，却指出了一条道路，即国家乃至帝国为了存续，就必须跨越国界。帝国目标日益坚定，显然就要想方设法地证明英国人优于外国臣民；基于种族、宗教、民族或文化对文明的感知程度等，对“他者”的排斥性定义逐渐成形。但与此同时，帝国的扩张也导致新增极大数量的外国臣民要被纳入英国统治。一直以来还没有人仔细地考察过，他们是如何被纳入帝国的话语和体制中的。18世纪以来为世人所熟悉的协作与四海一家的组合并未消失，只是经过了重新布局。

因此，正是在这一划时代的战争中，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兴趣发生了转移、扩展和修正。很多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最新民族主义（因为没有更合适的词）帝国意识形态都是在欧洲大陆，也就是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的核心地区形成和实行的。鉴于人们倾向于把帝国想象成海外现象，只涉及白人统治非白人，这颇值得一提。在西半球，数十年的战争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帝国大幅收缩，而英国和法国却玩弄花招，支持拉丁美洲宣布独立，梦想着能维持或发展非正式的帝国统治。然而若论这些包容与排斥、新帝国与老帝国、正式与非正式的紧张关系所产生的明显和持久的意义，哪里都比不上欧洲东部的帝国边缘，以及奥斯曼、莫卧儿、英国和法国势力的重叠地带。这场非正式的世界大战里有两个相关事件让跨文化征服和纠缠备受关注。它们发生在埃及和印度。

1798年夏，拿破仑·波拿巴入侵埃及，开始了法国为期三年的占领。与欧洲人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扩张——这些起源于处在东方势力边缘的欧洲贸易公司之间的内部冲突——颇有不同的是，法国入侵埃及是赤裸裸的抢占领土，此前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在美洲之外的地方进行过如此规模的侵略。因此，这成为现代史上最早也最公开的“帝国”征服之一。按照爱德华·萨义德把这次入侵看作是第一个“东方主义”计划的著名看法，它还开创了一种欧洲外征服的新形式，由西方优越性的修辞予以合法化，并利用知识和文化制度为国家服务。最重要的是，它是英法战争全球化——以及帝国化——的绝佳范例：拿破仑的既定目标就是挑战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权。

在印度洋的另一侧，另一系列事件正在上演。1799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南方迈索尔王国的统治者蒂普苏丹开战，并攻占了他的首府塞林伽巴丹。30年来，蒂普苏丹和他的父亲海德尔·阿里一直在印度南部对英国势力发出挑战；1799年是公司与迈索尔之间一系列武装冲突的第四次。新的印度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打头阵，1799年战役证明英国本身也转向了积极扩张，东印度公司早期不愿追求代价昂贵并有可能陷入麻烦的征服，这场战役也标志着其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韦尔斯利攻击型的军国主义将在与马拉塔人的激烈战争中继续发挥威力，这场战争由韦尔斯利更出名的弟弟、未来的威灵顿公爵阿瑟指挥，据阿瑟后来回忆，马拉塔人是与他作战的对手中最顽强的。这也导致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占领和吞并，以及由东印度公司发起的当时最大（也是整个公司史上第二大）的海外战役：1801年的埃及反入侵战争。

法国入侵埃及和英国攻占塞林伽巴丹发动于不同的大洲，表面上看来是与毫不相干的本土势力作战，实际上却是同一场英法战争的两个前线。因为英法在历史上常常被割裂开来讨论，也因为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海外冲突往往被欧洲大陆发生的那些战争所掩盖，极少有历史学家会留意埃及和塞林伽巴丹之间的联系。但这些战役对于英国和法国在东方的野心意义重大。它们共同代表了帝国扩张与英法战争之间的突然碰撞，也是一个“假如当初”的时刻，即今天的印度人本来有可能把法语而不是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西方语言。世纪之交那几年标志着法国为在印度站稳脚跟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同努力，也见证了英国首次试图保卫印度免受海外的入侵，以及英国首次由陆上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地盘。它们还开启了英国通过幕后的影响和控制，在中东建立非正式帝国的一片新天地。

在全球地缘政治和欧洲扩张政策发生这些变化的背景下，埃及和塞林伽巴丹的战役也反映了当地的帝国文化政治的长期特征。英法两国都依赖于沟通东西方的朋友和敌人的定义，也建构了那些内容。在埃及，法国的成败取决于它能否赢得埃及人某种程度的默许和支持；如果不能，在人数上处于严重劣势并且孤立无援的法军很快就会被战胜。拿破仑以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文化序曲，试图通过大肆渲染他与伊斯兰教的亲近关系来争取埃及人的支持。与此同时，印度的英法战争也陷入了有关印度人，特别是海德尔·阿里和蒂普苏丹的“他者”的长期话语中。然而，蒂普苏丹在很多方面都非常西方化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他与法国之间的文化和军事关联，变得非常危险。这些跨文化关系尽管很少得到认真的对待，却对于19世纪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形成和性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后，这场战役隶属于一种持久的帝国收藏和再造模式，在比喻和字面意义上均是如此。一个国家强行获得土地、人员和资源——帝国主义——就是在规模上不同于收藏家个人获取藏品的“收藏”。它收藏的是人，这会产生深刻的文化和道德后果。然而，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年里的扩张本身就能够让人联想到收藏。这些战役都源自日益集中化的新兴征服圈地计划。如果收藏是一种再造的话，那么这些征服也融入了英法帝国主义国家的再造日程。对于法国来说，入侵埃及是首次在欧洲以外表达革命性的文明使命。对于英国，特别是东印度公司来说，攻占塞林伽巴丹有助于巩固大英帝国既是一个征服帝国也是一个贸易帝国的新形象。

这些入侵同样涉及有形资产的收藏。两场战役都收获了大量的东方物品——战利品、纪念品、掠夺的财物、古董——通过攻城略地而带到欧洲。正是在埃及的拿破仑大张旗鼓地把国家资助的收藏艺术推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随身带来了逾百人的一队学者（savants），在军队获胜后研究埃及。学者们在法国占领的三年里完成了收藏的任务。古董、工艺品、天然标本、规划图、平面图、音乐：他们的信息宝库涵盖了古代和现代埃及，自然与文化，后来形成了19世纪最伟大的出版项目之一——《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的基础。在战争的另一个前线印度，藏品也出现在国家的征服事业中。理查德·韦尔斯利利用一系列来自陷落的迈索尔王国的战利品，向英国大众和英国官员展示了东印度公司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出色的自信形象。与学者们在埃及的研究极其相似，东印度公司在蒂普苏丹的被占领土上进行了第一次土地测绘。塞林伽巴丹的某些物品凸显了公司的力量，其他私人手中的藏品则会揭示出英国与印度交涉和接触的范围将会继续扩大。

收藏领土和收藏物品，入侵和再造：埃及和塞林伽巴丹共同标志着法英两国在东方进行帝国扩张的一个转折点。法英两国带着明显的帝国目标，通过这些战役来收藏领土。这些帝国国家同时以文物收藏家的面目出现，使用和操纵它们来培养统治者的自我形象。总之，英国正是在这些战争岁月里为在印度和中东建立一个更大、更自信——同时也更多样和散乱——的大英帝国打下了基础。为了理解那个东方帝国是如何建立的，是时候从印度转头向西，看看埃及这个新前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