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欧亚大陆重组之浪潮

回鹘扣下扳机

再起的东突厥在阿史那默啜及毗伽可汗的带领下，虽然仍未达到昔日风光但也恢复了相当声势及威望，并与版图缩小后的唐朝呈现南北对抗局面。这是继匈奴与汉朝以来，再度出现身居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与控制中华本土的中华王朝这种局面。

而且，再兴后的突厥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并不坏。例如，毗伽可汗之弟、声誉卓著的阙特勤去世时，当时的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还亲笔写了吊唁文〔就是同时以突厥语和中文雕刻的石碑、著名的阙特勤碑文。六面之中的汉文面是由玄宗亲自制作及撰写，当中强调匈奴及汉朝以来的南北两大帝国历史传统这一点，是相当有趣的内容。剩下的五面就是以突厥文字记载，内容与中文面完全不同，高声地述说着突厥国家及阙特勤的功勋伟业。这是兼具历史及语言两方面的珍贵史料。包含这个碑的突厥碑文在公元19世纪末时以带来冲击的方式被介绍到欧美及日本，不知经过多少学者的挑战，结果由丹麦的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Vilhelm Ludwig Peter Thomsen，1842年—1927年）成功地完成大略的解读。但是有关文字的音拍及标示、详细内容的解释等，还留有未被解决的部分〕。

不仅如此，玄宗还一并派遣为了建造祭祀阙特勤庙宇所需材料及技术者随同吊唁使节团出发。此时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在玄宗的吊唁文中，以“父子”之国来说明这一点，不至于言过其实。

不论是唐朝或是东突厥，彼此都很清楚地知道互相争斗是件愚蠢的事。在初期的大规模发展热情，到了现在双方都已经完全地冷却下来，此时已经进入可以冷静判断相较于生死存亡的决斗战争，还是安定共存关系对彼此都较有利的时代。反过来说，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不论哪一方的国力都有了阴影笼罩。

东突厥于公元744年，被以回鹘族为中心的九姓铁勒联盟打倒。九姓铁勒也是出身突厥系。实际情况是由具有200年传统的旧统治者阿史那氏开始，朝向以回鹘王族药罗葛氏为顶点的体制，也可说只是突厥族联盟的重组而已。

在回鹘游牧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现身后10年，公元755年时唐朝出现大动乱，也就是所谓的“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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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安史之乱

身兼相当于现今北京地区的范阳、平卢（热河地区）、河东（山西）这三个地区节度使的安禄山，与玄宗爱妃杨贵妃的同族兄长杨国忠对立，并率领宣称20万但实际上只有15万、由汉族及非汉族组成的混合军举兵而起，攻陷了唐的两个首都长安及洛阳。来年756年，于洛阳登上皇位并称国号为“大燕”（燕就是北京地方的雅称）。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后，叛军继续以安禄山的盟友史思明为中心，给唐朝的统治带来危机。

在此避免就这场动乱本身进行讨论，但在安史之乱中，可见到从公元7世纪开始的突厥、唐朝、萨珊王朝的浮沉及兴亡历史所产生的面向。不论是安禄山或是史思明，都是出身于营州（现今辽宁省朝阳市）都督府的杂胡，也就是伊朗系（尤其是粟特人）及突厥遗民突厥族的混血儿。

安禄山原本的姓氏为康，本名为轧荦山，因出身于知名突厥贵族阿史德氏〔前述在复兴东突厥时相当活跃、著名的暾欲谷（Ton-yu-quq），汉名为阿史德元珍〕，母亲再嫁，才改名为安禄山。至于史思明方面，本名为萃千，因两人都精通六国语言，所以都从负责贸易事务的互市牙郎开始发迹。

汉文姓氏的康与撒马尔罕有关，安是与布哈拉或是阿萨息斯王朝的帕提亚（安息为其音译字）相关，史则来自于史国（Kesh）。或许轧及安也是相同。至今为止，虽然这种解释方式据说是以汉文文献为根据，但就如同森安孝夫所说般，事实上即使是在出土于中亚地区的非汉文文献中也可确认粟特系人以“an”及“kang”等姓氏命名。“an”就是安及轧，“kang”就是康。原本没有姓氏的粟特系人，也在中华使用汉姓命名这件事，可以从汉文文献及非汉文文献两方面都得到证明。这就是在这种意思下的“姓氏”。若反过来说，不论是安禄山或史思明，父亲的血缘来自于中亚地区或是出身于更西方地区等情况，都可以借由其姓氏得知。

另一方面，名字的禄山或是荦山，很明确的就是粟特语中代表“光、光明”的“Rokhshan (rwxšn)”。这是由亨宁（W.B.Henning）首先提出的解说。而作者过去曾经说过也可以用近代波斯语的“roxšn”解释（《耶律楚及其时代》，白帝社，1996年，107—108页）。

不论是粟特语或是近代波斯语的来源都相同，因此虽然“rwxšn”及“roxšn”是相同根源的语言，但应该还是要跟随以粟特语解释的亨宁说法。故谨在此订正。此外，先前提过的亚历山大大帝妻子、著名的“罗克珊娜（Roxana of Bactrian）”不是大夏人（Bactria）就是粟特人，但她的名字也被认为正是来自于与“rwxšn”同根、代表“明亮的”意义的粟特语。“禄山＝rwxšn”的说法，是根据日本唯一的粟特语语言学吉田丰的见解。简单来说，安禄山的正确念法是“An Rokhshan(an rwxšn)”。另一方面，思明的部分则是“思念光明”的意思，正是“光明”的含意。若真是如此，就会变成全部都是与祆教的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ā）相关的名字。暂且不管这是否为直接的结果，但其为随着萨珊王朝崩解而迁移至东方的移民子孙之味道，真的很浓。

而且若是如此，两人的母亲都同为突厥人这一点，也就更加有趣。也先不管这是直接或间接关系，突厥帝国的解体与尤其是复兴后的东突厥于安史之乱发生前11年瓦解，恐怕也有其关联性。

这两个人都因为是可以讲六国语言的精通多国语言者，而从事贸易业务并成为发迹的契机这一点，又是有趣之处。至少都会讲父系的波斯语及粟特语，母系的突厥语以及当地的汉文等四种语言。另外两种语言到底是什么呢？若从地点风土来看，另外一个或许是契丹语。

再加上，还有区域性的问题。不管说是营州也好、幽州也罢，安禄山及史思明出生成长的地方，都是中华本土与非汉族世界的交会处。在该处有混杂了从西边来的伊朗系及北方来的突厥系之居住地，另外还有汉族、之后建立帝国的契丹、女真及高句丽遗民等，形成一个“国际社会”。

虽然北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如同隋炀帝及唐太宗相继将其当作远征高句丽的前线基地，原本是位于中华本土东北偏僻位置的“边境”。但因为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交接地带，交错着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路线及绿洲路线，更成为前往满洲及朝鲜半岛起点的重要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个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混合多种风土民情的地方。尽管从中华本土来看是个“边境”，但若将视野放大到东亚整体的话，北京已经开始走向具有高度国际性的“中心”之路。

在这个地方，安禄山与史思明从贸易业务迈向武人之路的故事，非常简单明了。两个人的出身、来历、家族及语言能力，不论是在贸易及军事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事实上，在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举兵而起时，成为主要核心的就是由突厥与契丹组成的8000多名精锐铁骑。他们都成为安禄山的养子，因此也被称为“父子军”。以假父子关系强化彼此交情的这一点，经常可以在游牧民族间看到。对突厥及契丹游牧骑兵来说，安禄山是个像“父亲”般可仰仗的指导者。在安史之乱被镇压之后，伊朗系的安氏也以此地区军阀之姿继续存活。多种族共存的“国际社会”也照旧延续并移入契丹辽帝国，更延续到女真金帝国及蒙古帝国。契丹帝国的陪都“南京”、金帝国的“中都”以及蒙古帝国首都“大都”，全部都设置于燕地区。北京地区就如同其文字意义般成为“中心”。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安禄山。

安史之乱是跨越地区及文明框架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先驱。

回过头来说，安禄山及史思明不仅仅只是具有血统而已。就算是从以武人发迹的经过来看，也都不是一般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背负着特殊的家世背景。实在非常难以想象这是由一个杂胡完成的作为。他们两个人会被自己的士兵尊称为“二圣”，也是很能理解的事情。

迈向崩解的唐朝统治体制，在新兴回鹘游牧国家援军的协助下得到解救。若就回鹘的立场来说，不仅是单纯地响应来自唐朝的救援要求而已，更是无法坐视不管自己曾经推翻的东突厥变身成为安氏王朝并且打算以中华帝国之样貌复活这件事。不只是外交上的利益，事实上也是为了自身考虑。

总之，将河北及河东当作地盘、以非汉族及汉族混合军团打倒唐朝政府军的安禄山、史思明，也无法对抗来自根据地背后更加强势的骑兵军团。由伊朗系及突厥系混血儿建立的“新王朝”之嫩芽，持续九年左右后崩溃，在中国史上以“叛乱者”之名留下纪录。

以此为契机，东亚的主角进行着交替。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公元751年时，已经在天山北边山麓怛罗斯河畔（Talas River）败给向东进击的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 Caliphate）的穆斯林军（因将造纸法西传而闻名），终于也失去了想方设法在中亚地区保留的地盘。

唐朝的威信，此时于内外两面都出现衰微。之后的唐朝急速地衰弱、无力。在动乱的最盛时期屯驻在中华本土各地的武将们，在动乱结束后直接留在原处导致军事分权化。

唐朝中国成为在中华本土各地进行割据的各式各样“藩镇”（用节度使等头衔来称呼这些握有半独立军事及行政权）的集合体，唐朝王室及中央政府成为漂浮在这些“地方政权”群体之上的政治符号而继续生存。

尤其是在混血儿成为主要领袖的河北一带，事实上已成为独立状态。可说安史之乱就直接在当地固定化。若依据将王朝分开的断代史风格来说，维持长达290年的唐王朝，实际上是个衰弱的时间比盛世更长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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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宋变革”

以下又是一段闲聊，关于在中国史研究中著名之“唐宋变革”想法，是认为在唐朝“漫长的后半期”及五代十国持续约半世纪之纷争期相加合计共约200年后，到了宋代中国时社会整体出现大幅变化。但是，将集中在唐朝前半期的全盛时期，及在后半时期其独特性越发显著的宋代中国之情况，当作唐朝及宋朝这两个“长命王朝”的典型样貌，无可否认地是有其稍微单纯地太过强调不同之面向。在其深处是将唐朝以唐朝之姿统括290年，另一边的宋朝则是将实际上几乎是不同国家的北宋及南宋合算共计达到300年以上，果然还是有将事物捆在一起当作相同物品思考的癖好。这就是“断代史观念”。但是若将唐朝的“漫长的后半期”及宋朝的“漫长的前半期”合并计算的话，正因为总计超过三个世纪，会有变化也是理所当然。

与国势走下坡的唐朝相反，回鹘游牧国家趁机将手伸进了唐朝及阿拔斯王朝最终缩手的中亚地区。让同属突厥系游牧集团葛逻禄（哈剌鲁）等归附臣服的回鹘联盟，一鼓作气地以东方世界最强国之姿君临天下。

当作是提供军事力量及借其而得到安全保障的回礼，回鹘接受实际上是在其庇护下的唐朝以银为主的巨额经济支持并与其缔结和亲关系。但这却将唐朝政府财政逼向极限。不久，唐朝就不得不从已成为拓跋国家传统以租庸调为主的征税体制切换为由两税法（以居住地主义为基础的资产评估及在夏秋两季的课税为两大主要支柱）形成的税收系统。在中国历史王朝中，盐的专卖会成为占中央财政的稳定的重要来源，也是从此开始。

只要西藏高原的吐蕃进攻唐朝中国的话，回鹘骑兵军团就会出动。此外，就算是唐朝国内，虽说藩镇跋扈，但在衰弱化的唐朝，还可以持续维持相对的平衡与安宁的这个不可思议现象背后，绝对不可忽视在藩镇之上、从北方压迫的回鹘庞大身影。终究，政局处在超越空间的框架中联动着，而回鹘可说已经成为东亚的“国际警察势力”。

回鹘的主导并不限于政治及军事。结合了自突厥以来与突厥国家缘分深厚的粟特商业势力的回鹘，利用粟特人商队展开将马运送到庇护国的唐朝中国后，再带回丝绸的“绢马贸易”。据说在长安经常有超过千人的粟特商人团驻留。当然，国际商品的丝绸随着粟特商人的贸易网，也被转卖到中央亚洲及其以西之地。

回鹘就借由来自唐朝中国的经济提供及与粟特商人一体化进行的国际贸易，而成为兼具前所未有军事力量及资金能力的游牧国家。即使将这个称为“帝国”，也应该是完全没有挂碍。

回鹘游牧帝国的独特性不仅如此。回鹘中央权力可以直接到达游牧移动圈区域的正中央，虽然不是很大，但光是这样就代表他们自己推动设置了相对应规模及机制的都市。

也就是说，回鹘照着匈奴帝国以来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游牧国家的传统方式，将“王庭（斡尔朵，Ordu-Baliq）”设置在鄂尔浑河和图勒河两条河上游的草原区域。在此建筑了突厥·蒙古语中被称为“斡尔朵”（意指主营之城）的城墙都市。

主要是由粟特商人等“定居民”入住在城内，统治者回鹘王族以下的人们则是非有必要不得入城，而在附近草原地带搭帐篷生活。在作为政治及经济设备的这个面向，可说是个明显的“人造都市”。

相同的做法，在将近500年之后蒙古帝国刚刚崛起时，就将首都哈剌和林（Karakorum，Qara-Qorum）设置于非常接近于斡尔朵之处，实际上两者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异吧！因为两者都是“草原的首都”，但却是个并非以让统治者居住为目的，而是将官僚、商人及工匠集中居住以维持政权，并储备各种物资、粮食及兵器的都市。

此外，回鹘帝国斡尔朵的遗迹，即使在蒙古时代也几乎保有往昔风貌矗立这一点，可以在当时数目众多的波斯文、汉文及拉丁文记录中看到。再者，在近现代中，尚用蒙古语称之为“Khar Balgasyn Tuur, Kharbalgas”（黑色城市，进一步地意指成为废墟之城），虽然现在城墙已经化为平稳的隆起，但居然在20世纪初的报告书中，似乎还留有高高的围墙。

就如同已经叙述过的，游牧国家很少会建置小规模聚落或是固定设施。在直属政权中枢的帐篷营地中因为政权需要而建置正式都市，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综观在中央欧亚大陆兴亡的游牧国家历史，可说是由回鹘开启了新的时代。

回过头来说，公元744年突厥与回鹘的交替，750年阿拔斯王朝的“革命”，751年的怛罗斯河畔战役及从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8世纪中期的欧亚大陆接连着出现数个动荡及重组，相当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若以更广泛的眼光来看历史时，相较于接着要出现的大规模变动，这也不过是微小的重组。

契机就是回鹘与中央欧亚大陆。从先前一段时间开始，蒙古高原天灾频传并因此引起牧民动摇及内乱，就在这种情况下回鹘帝国陷入混乱不安的状态。就在联盟的团结出现强烈松动之际，西北蒙古利亚的吉尔吉斯联盟突然迅速地袭击鄂尔浑—图勒的主要核心地域。

中枢崩溃的回鹘游牧帝国，让人不敢置信般简单地就崩解。甚至可被称为“回鹘时代”的荣华富贵，结果也未满100年就消失了。

创造出多重结构联盟的各部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在回鹘这个名称下开始出走。如旧王族的药罗葛及新王族的阿跌氏等身为游牧联盟主轴的回鹘人就离开混乱疲惫的蒙古高原，形成数个聚落迁居到中华本土北方边境、河西走廊及天山地区。这就为了大变动扣下了扳机。

在回鹘这个军事庇护者解体且其溃败残余部队之一部分为了寻求援助而来到北边边境时，唐朝观察了情势演变之后，决定和吉尔吉斯（时称黠戛斯）合作进行追击。但是吉尔吉斯没办法整合草原世界，无法成为回鹘的替代者。在回鹘联盟外围部分的多个部族也选择独立化道路的结果，让东亚整个都陷入政治混乱状态。而且直到之后的蒙古帝国出现为止，大约三个半世纪的时间，欧亚大陆的东方草原都未再出现统一势力。

此外，在中华本土方面也是不久后就出现黑市盐商黄巢的大叛乱，原本就相当虚弱的唐朝，就在这最后一击之下灭亡（公元907年）。以此为开端，在唐朝帝国的刺激与受其国家系统影响而形成的新罗、渤海及南诏等也在10世纪初同时进行政权交替。

突厥族往西迁移

以回鹘的瓦解为契机，从公元9世纪开始到10世纪之间，欧亚大陆东西部被覆盖在大规模波动下。这个波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突厥族的大西进。其结果是突厥族不仅在中亚地区，就连在中东及西北欧亚大陆、北印度也成为政治及军事的主要角色，尤其是伊斯兰化的突厥族占了最大多数。而且，这个局面不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一直持续到蒙兀儿王朝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止（根据笔者的想法或许是一直到现在）。这是长达千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之开幕。

在离开故乡蒙古高原而迁移到周边区域的旧回鹘国人中，朝甘肃方面移动的人们发现了已形成最大绿洲甘州为中心的新天地。他们立于当地汉族及西藏族之上，并形成同时搭配了利用祁连山山谷进行畜牧及既有绿洲型农业、贸易的小王国。这就成为在历史上被称为“甘州回鹘”的政治势力。

远赴天山东部地方的人建立了横跨博格达山脉北边及南边山麓的独特畜牧农耕及贸易复合型小国家。在国际贸易及国际政治变动中挣扎生存的这个回鹘王国，在三百数十年后当蒙古崛起的风暴刮起时，被称为“蒙古统治的教师”般迅速地靠向蒙古并与其一体化。

往更西方走的人们被天山北边山麓的葛逻禄族合并。这个集团历经以天山北侧巴拉沙衮城（Balasaghun）及南侧喀什噶尔（Kashighar）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Qaraxanilar Sulalisi），较前述两个回鹘王国更早形成稍微大型的畜牧农耕复合型国家。

就这样在公元9世纪后半期，在这个涵盖从甘肃开始到天山、由草原与绿洲交织而成的地区，一举之间出现三个上层保持着游牧型移动生活的突厥系统治者，下层则有由各式各样人种、文化及语言形成的绿洲居民扩散分布的双层结构国家并列其间。

不论哪一个都是畜牧农耕复合型，而且地理环境条件及历史演变这两点当然相同，也共同带有热衷于东西交易的贸易立国的一面。而且，如果观察国家整体，不管哪一个都是具有明显的多人种、多文化及多语言的混合性。在回鹘游牧帝国发芽的草原及绿洲两个系统的融合，促使规模较小但形态更为明确的独特国家及社会之诞生。

统治者们都使用突厥语。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居民则是用汉文、波斯语、粟特语及藏语等语言，包含统治者在内，当然有不少人都是通晓其中数种语言的多语言者。这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要具备的本领，应该与个人才能无关。如今我们很容易就会强调并让语言能力、尤其是会话能力与个人才干及评等产生过度联动的现象，或许是因为居住在日本的岛国人们享受太多单一语言社会的好处之故。

但是不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属于统治者们语言的突厥语成了共通语言。这一点相当重要。更进一步地，其中一部分人们也开始运用变化自亚兰系（Aramaic）文字的粟特文字书写突厥语，就是所谓的回鹘文字。这样的结果就是让“突厥化”现象迅速地在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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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兰文字之旅

这纯粹只是与粟特文字及回鹘文字相关的闲谈，在此想稍微说明关于亚兰文字向东流传后以接力方式应用、变身为粟特文字、回鹘文字，并进一步地成为蒙古文字、满洲文字之事。

被称为亚兰人的人们是约于公元前1000年开始在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东地中海区域活跃、出身为游牧民的商人，以对于信息的掌握与拥有进步的文化而闻名。在公元前8世纪时，他们自身的政治集团被亚述所灭，亚兰语则被当作贸易用语而成为西方人称为“东方”的整个中东地区的共通语言，历经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等直到伊斯兰出现为止。

亚兰文字是由只有子音的22个字母形成，特征是由右往左书写。与往西流传形成拼音字母的邻近同为商人之腓尼基文字并列，成为向东流传的另一个拼音文字体系。若以近代事物为例，在文字方面，说希伯来语的耶稣基督也是使用亚兰文字。

在伊斯兰世界成为共通语言的阿拉伯文字也是属于亚兰文字系统。另一方面，向东流传的亚兰文字成为伊朗系人使用的粟特文字，更进一步地在粟特商人与甘肃及天山地区“回鹘人”的交流、接触下演变为回鹘文字。即使相对于印度、欧洲语系的伊朗语，突厥语是被划归于阿尔泰语，但这个差异却未产生任何影响，亚兰文字同时成为两者之书写文字。

虽然到某一时期为止，回鹘文字曾经出现从右到左、从上列到下列的横书方式，但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变成直书方式。而在直书方式时就变成从左行往右行书写。是仅以九十度逆转的形态。在转变成直书形式后，就成为蒙古文字。

回鹘文字被应用成为蒙古文字是在“天山回鹘王国”举国并入由成吉思汗率领的新兴蒙古游牧联盟后，成为其“智囊团”的结果。尤其是因为在内外双方面同时支持蒙古的惊人大规模扩张发展的回鹘，在初期也兼任负责记录者、书记。

回鹘文字式蒙古文出现约四个世纪之后，由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洲王朝”开始导入蒙古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稍微改良后创造出满洲文字。在“满洲王朝”变身成为清朝政权中枢的过程中，自第二代的太宗皇太极之后，成吉思汗之弟拙赤合撒儿后裔的科尔沁部族以“同盟者”身份存在，而随着清朝的发展，内外蒙古的蒙古利亚也加入成为“藩部”。在肩负着蒙古帝国以来的因缘以及比较过目前的政权结构后，决定实行蒙古文字与满洲文字并用方式。

综观从亚兰文字转变为满洲文字的过程，在文字的产生及传播过程中，不管是亚兰人也好，或是腓尼基人、粟特人及回鹘人等也罢，都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拥有丰富信息及见解、需要文字的商人创造出文字，并且随着其多样、广泛的活动而将文字往外推展。商人将自己视为文明人是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同时也是文明传播者。

这些人类集团不仅只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在政治、行政方面也有相当贡献。因为政治、行政也需以文字为媒介的纪录，引入握有文字及信息的商业民是个快捷方式。文字不仅是以文字方式传递，也随着掌握文字的人而被传播。亚兰文字之旅是个可以显示传递人类历史之实况及传达者之功用的范例。

在另一方面，到了8世纪时，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过去的粟特商人突然之间从史料中消失身影，取而代之出现的是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说不定是其变身这一点，从历史状况来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进入公元9世纪时，出现以阿姆河南北地域作为疆域、将首都设在布哈拉并获得阿拔斯王朝承认的萨曼王朝（Samanids）。这是在“伊斯兰的征服”之后，第一个出现的伊朗系王朝。

在历史上就大范围来看，萨曼王朝基于三点而成为重要角色。第一点是让波斯语以及伊朗风格文化等，总之就是被称为“伊朗”的这个词汇，不管是伊朗传统观念方面或是作为伊朗中东世界，都在东部边境复活；第二点是让粟特人居住地之中亚河中地区伊斯兰化；第三点是随着“伊朗·伊斯兰文化”的确立，将伊斯兰推广到锡尔河以东或以北地区的突厥人（尤其是游牧民族），以结果来说是促进了突厥族往伊斯兰中东世界扩张势力。

在这里尤其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在回鹘族西迁的浪潮中诞生的喀喇汗王朝，借由与西边邻居萨曼王朝的交涉与接触而改变信仰成为伊斯兰集团。不只如此，喀喇汗王朝在公元999年消灭了萨曼王朝而掌握了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并让波斯语中代表“突厥之地”的“土耳其斯坦”在此处出现。

喀喇汗王朝本身历经多次内部分裂及聚散离合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各自沦为零碎的势力，而撒马尔罕的王族则继续存活至蒙古出现为止。总之，在喀喇汗王朝统治下，伊斯兰化波潮涵盖到了天山附近，也影响到附近的游牧民。历时千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就在此展开。

回过头来说，萨曼王朝的君主们已经将突厥的年轻奴隶教育成为优秀战士，并组成至死效忠的护卫队。被送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处的突厥奴隶中，也出现了高官或将领者。因为突厥奴隶发迹者积极地召唤自己的同族，所以不论是个人或集团的突厥族都往伊斯兰中东世界迁移就成了大潮流。

萨曼王朝的政治及军事权力渐渐地转移到突厥族手上，在公元977年时成为兴都库什山南侧伽兹尼将领的艾勒布特勤宣布独立，不久后就成为掌握从阿富汗开始到西北印度及西印度的政权。在历史上将这称为伽色尼王朝。以此为契机，由突厥系人推动伊斯兰东方世界军事及政治的时代正式开始。在伊斯兰世界中，包含突厥等所谓的白人奴隶虽然被称为“马木路克（Mamlūk）”，但在这之后，即使是在北印度及埃及等各地都相继诞生马木路克政权。

于是，对锡尔河以东或以北的突厥族来说，前往中东及印度的道路也被打开，接着就是塞尔柱帝国的大西进。塞尔柱帝国的母体是被称为乌古思人（Oğuz）或是土库曼（Turcoman）的集团。公元1055年，进入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塞尔柱帝国，虽然只有短暂的统治时期，但控制了整个西亚，虽然之后分成几个政治单位并形成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及安那托里亚等国家，但其中一部分持续存活至蒙古时代为止。

在这里有个重点是，在草原与绿洲世界成长的游牧国家系统随着突厥系军事权力，被一同带入伊斯兰中东世界。尤其是在中东的东半部地区，此后借由突厥·蒙古的军事权力持续进行国家合并，也就是游牧国家独有的国家体制及组织被导入伊朗、伊斯兰地区。

首先在伊朗及其周边地区，此后从名为塞尔柱的各个国家，后续尤其是旭烈兀汗国的蒙古帝国，续接其后的札剌亦儿王朝、黑羊王朝（Karakoyunlu）及白羊王朝（Akkoyunlu），进一步地到萨非王朝为止，不论哪一个政治权力者都是出身于游牧民。权力所在地点并非是被称为首都的“点”，而是在涵盖首都的夏季营地及冬季营地、被称为“游牧移动范围”的“面”中生活的帐篷聚落。再加上以部族为基本单位，让人们聚集形成的权力本身之多重性，或者作为联盟的明显个性，还有政权及王朝可随着每一代君主激烈变化的可变动性及框架的流动性等，可发现游牧国家之显著体质也普遍地存在于这些国家。

政权核心始终还是在承袭游牧国家传统的军事权力上及伊朗、伊斯兰社会在文化与经济上的累积这两点，成为历史发展的两大支柱。而且，这种形态不仅止于几乎与波斯语圈重叠的“东方伊斯兰世界”，在蒙古时代成立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以及于蒙古时代后半期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一个角落出现，且在之后有大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可发现具有共通的部分。

沙陀、契丹及女真

就在突厥族持续迈向成为伊斯兰中东世界主人之时，在东方世界也有大幅变化。这是另外一股波潮。也就是继回鹘游牧帝国之后唐朝也处于混乱状态而即将灭亡时，有两股新的势力开始浮现出政局表面。这就是蒙古系的契丹族及突厥系的沙陀族。以这两股势力为中心，东亚进入约长达300年的多极化时代。

在唐朝灭亡的华北地区，成为合并主角的是以山西附近为主要根据地的沙陀族。果然是山西且为游牧集团这点，会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刘渊之山西匈奴王国或是尔朱荣的山西匈奴集团，这实在相当有趣。此处有一个关键点。

沙陀族的前身似乎可追溯到构成西突厥一部分的集团。而说不定在回鹘游牧帝国时代，是属于其末端。

沙陀集团的存在价值，随着动乱逐渐高涨。在朱邪赤心担任首领时，镇压了动摇唐末中华本土的庞勋叛乱，以其功而得到赐姓为唐朝国姓“李”，因此改名为李国昌。接着，成为平定前述之黄巢大叛乱的主要势力。唐朝为了镇压叛乱而依赖游牧军事力量并靠其延续生存的这个做法，是从引进回鹘以来一贯相同的策略。

而且，由王仙芝及黄巢等黑市盐商掀起的大叛乱这件事，原本就并非与回鹘无关。当回鹘游牧帝国瓦解时，逃到唐朝的回鹘残留势力，在受到唐朝以“征讨”为名的攻击后更趋微弱化，之后更被强制迁移到河南省南部的原野。那些人与黄巢为了私下交易而建立的秘密集团组织结合后，就一口气地变强大了。在宫崎市的《大唐帝国》中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河出书房新社，《世界历史》，1968年；中公文库版，1988年，405—406页；岩波书店全书版·八，1993年，399—312页）。但是，当接到唐朝出兵请求的李国昌之子李克用率领沙陀部队从山西登场时，黄巢立即被镇压。以黑色装扮武装的沙陀骑兵队以其快速攻击被称为“乌军”也就是“乌鸦军”，使人们感到惧怕。公元884年，黄巢被杀。

此时，唐朝在事实上几乎等于已经灭亡。在这之后，曾为黄巢部下但叛逃到唐朝的朱温改名为朱全忠后又再度举兵叛变时，就成了与山西沙陀军团的对抗。李克用是乱世的风云人物，与给了唐朝最后一击的朱全忠之开封政权（在历史上称为后梁）不停地展开拼死的军事对抗。不久后，在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时，消灭后梁在政治上统一华北，并将王朝命名为唐。在历史上将此称为后唐。这是突厥族的中华王朝。

在这之后，成为统治者的沙陀族内部族力争夺战逐渐扩大，正因为是复核心结构的联盟。虽后晋、后汉之中华式王朝名称乍看之下像是完全不同，但本质与前述的“拓跋国家”情况相同，就算将其概括到“沙陀政权”也无妨。在传统中国史中称为五代的王朝，除了最初的后梁及最后的后周外，剩下的三个毫无疑问地都是“沙陀政权”。即使是最后的后周，也只是因为偶然间由汉族出身者担任沙陀军阀集团的代表人物而已，权力的母体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在长城线以北地带，契丹族成为主角。在此也出现与李克用齐名的一代英豪——以汉文书写为耶律阿保机。耶律是姓氏，阿保机则为名字。至于契丹语的念法，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名字的部分，于蒙古时代的波斯语史书中，以波斯语风格长音化的表现，被记载为“A—Ba—Ki—”。或许接近日语的汉音“あばき（Aboki）”也不一定。

以兴安岭南端为源头出发，向东流后转为向南贯穿辽宁平原的大河——辽河，及其大支流的老哈河流域，形成优异的草原。在古代，鲜卑及乌丸曾将此当作根据地。“契丹”这个名词，在北魏时代的刻文中就可见到。在鲜卑南下、乌丸解体后，以契丹为名者现身。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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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キタイ”（Khitai）？还是“キタン”（Khitan）？

前面已经提到的，在8世纪初期之阙特勤碑等突厥碑文中，以“Qitay”这个形态出现。“契丹”这个汉字音译是古代悄悄地将最后一个拼字“y”以发音接近之“n”代表。包含作者已公开过的文稿在内，在日文里会以“キタン（日文发音为（Khitan）”标示，可说是意识到与“契丹”的联动而产生之表现方式。但是，在突厥碑文以后，例如在转换粟特文字而形成的回鹘文字之回鹘文文献中，则是清楚地记载着“Khitai”。应该是在去除掉n音或是将其转为i音的语言现象中，“Qitay”就变成“Khitai”。这一点是根据回鹘文献研究者、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专家森安孝夫的指教。有一段时间作者也想过，“Khitai”（在波斯语及阿拉伯语为“Khittāī”或是“Khatāī”）最后一个拼字的“i”是波斯语的最后拼字“ī”，因为波斯语是当时大陆世界的国际贸易语言，故波斯语形式的“Khittāī”或是“Khatāī”就变得普及。再加上，对于前述的“契丹”这个汉字音译字应该是呈现出早期发音这件事有所在意，故特意地使用“キタン”这个表现方式。但的确是不管怎么看，关于重要的公元10世纪以后的契丹帝国时期以及之后的蒙古时代，都还是用“キタイ（日文发音为Kitai）”较为自然。谨在此致歉并修正。

在隋唐时代，辽河附近为契丹、老哈河附近为奚，而在两者之间稍微偏西则为霫（或称白霫）以及被以各种汉字标示的多种集团，形成松散的团体进行游牧。契丹一度甚至成为安禄山核心部队，以精锐强悍的骑兵而闻名，可说是其近亲的奚及霫也具有不可轻视的实力。

不论契丹族还是奚族，都已成为唐朝前期之羁縻政策的对象，就算是原本也具有相当接近于中华本土的风土民情且受到中国风文化及生活的影响，但仍具备强烈的坚实游牧集团之独特性而成长为庞大势力。但是，因各别集团内的各自独立性太过强烈，反而延迟了国家的形成。

就在长城线南北两侧同时都笼罩在时局变化下的时候，最大政治势力的契丹族中出现了耶律阿保机。从契丹八部之一的迭剌部出身的耶律阿保机认为应该要打破由八部具权势的族长们共议的政治运作及团体代表者“可汗”是由遥辇氏（契丹的主要核心集团，迭剌部也是其中之一）中选出之制度这两个惯例，因而开始采取行动。

耶律阿保机暂且持续替遥辇氏契丹的痕德堇工作，并且在对内对外的政策运作中崭露头角。公元10世纪初的901年，一个直属于他并成为稍后会出现的契丹帝国基础的小型权力组织就形成了，也可以将这视为是耶律氏权力的起点。（公元901年为契丹国的起始年这一点，在陈桱的《通鉴续编》中已经有记载。蒙古时代辽国也已经到达宋朝，元代年号为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时自行命名并付印出版的这本历史书，是记录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南宋灭亡为止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内容只有从盘古到唐朝末年的重点，第二卷则是从901年契丹国家的出现，开始所有的记述内容。本书没有采用到当时为止不知为何已经常识化的唐朝之后为五代，接着是宋朝这种中国史的纪录方式。除了是跨越王朝框架的“东亚史”外，还有契丹王国的出现，具有划时代之独特性。在元朝刊本中，还留有显示出与蒙古政府相关的印记，不能说这纯粹是陈桱个人的“私人著作”。大概也带有正式“通史”的一面。若以此作为典故依据，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印象将会大幅改变。不管是在文献方面或是历史方面，这都是应该要多加注意的书籍。）

总之，巩固了权力的基础并且也握有契丹部族联盟整体实权的耶律阿保机，在痕德堇可汗去世后，就废除了可汗选举制并举行登基仪式自立为君主、称国号为“大契丹国”。此时为公元907年。在九年后的916年时，进一步自称为天皇帝，并以中华式的“神册”作为年号。

关于这个过程，到底该以哪一年作为契丹国家成立的时间，有各种说法。每个说法都有其相对应的理由。但是简单来说，可以看作就是从901年开始到916年的十多年间，耶律阿保机将契丹族的政治联盟改为以自己为中心的体制，并慢慢地建立出名实相符的单一王权之统一国家。

登基仪式、中华式的新皇帝称号及选定年号等，本来就是具有极度象征性的行为。每一个动作都有其政治方面意义及目的。尽管这么说，其中最该被注意的是公元907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唐朝灭亡，朱全忠取而代之登位称帝。非常明确地，耶律阿保机是意识到这一点而举行登基仪式。

而且，该仪式是根据契丹族的古礼，燔柴告天。燔柴、告天这个行为即使是在中华文明中，也如《尔雅》《仪礼》记载般，是个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因为是以聚集具有权势的族长以下众人向上天神明（也就是Tengri）发誓之祭神仪式进行，也可以说是承袭突厥·蒙古系游牧民传统的契丹原有之仪式。

907年时，耶律阿保机应该是在过去的大帝国唐朝灭亡后，在包含了想要继承该位意图之下，举行了登基仪式。而会将该仪式以契丹方式进行，除了象征新诞生的契丹国家为契丹联盟之外，同时大概也是宣示与南方朱全忠对抗并意识到自己为“北方皇帝”这件事。916年时自称天皇帝〔但这或许也是Tengri Qaghan（天可汗）的汉文音译字〕及采用新年号的行动，则是相对于南方中华王朝后梁，补齐自己在体制上不足之处。

在这一连串国家体制建置的最盛期时，905年时与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在沙陀族统治下的北方要冲云州（大同）会面，缔结以长城线为界，北方为契丹、南方为沙陀势力范围的切割约定。至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因为看起来契丹与沙陀在表面上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一些战斗，但实际上却都很明确地回避将对方击溃为止的激烈斗争。

总之，成为契丹帝王的耶律阿保机，在这之后开始着手进行契丹国家的扩张及内政的建置。公元920年他命令创造大小两种的契丹文字，接着到925年为止完成进攻背后之地的蒙古高原中央地区、掌握回鹘首都斡尔朵并建立间接统治蒙古高原东半部的体制以解除后顾之忧。来年的926年他消灭了被赞颂为东海盛国的渤海国另立东丹国，并封身为长子的皇太子耶律图欲（中华式文字为“倍”）为东丹王，之后在返国的路途中去世。

契丹统一国家正是由耶律阿保机在一代之间完成的产物。其转变的基础及成为权力者后的事迹，虽然在规模上可能较为逊色，但有可让人联想到300年后的成吉思汗之处。

就笔者个人来看，成为第二代的次子耶律尧骨（中华式名字为“德光”）是个较之后的蒙古帝国第二代窝阔台更具有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国家这个规模上，比起窝阔台时代蒙古帝国跳跃成为世界帝国，尧骨时代的契丹仅止于东方霸主这件事，只能说是时代的差异及契丹与蒙古的组织力之不同。而且，说起来因为蒙古还可以吸取契丹的300年历史及经营帝国的经验与种种智慧。

在华北地区，沙陀政权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统治者。但是在重要的帝王李存勖尚未整建体制并且没有留下适当太子人选的情况下年纪轻轻就去世之后，失去了可以整合沙陀军事集团的象征性血统，渐渐地变成复数的实力者集结成军事同盟。虽然在李克用时代以来的老将李嗣源成为后唐皇帝（后世尊称为明宗）并相对地控制住局势的九年间，动乱没有更加明显化，但当他于933年去世时，立即出现权力斗争局面。

已是继承者的李从厚被父亲的养子李从珂杀害，李从珂在洛阳称帝。从安禄山的例子就可以知道，游牧民为了加强关系，经常会安排一时性的父子关系。这就是亲生儿子与养子的斗争。控制了沙陀主要根据地山西的石敬瑭（这位也是突厥系的沙陀族）为了打倒原本就是敌人关系的李从珂，就向契丹提出归顺为臣之请求以寻求协助。

耶律尧骨答应其请求，亲自率领契丹机动部队击溃了李从珂的洛阳政府。在传统中国史中将此说成后唐的灭亡，但这原本就只是断代史观念而已。

此时，石敬瑭与契丹约定，除了认契丹主为父之外，并割让位于中华本土北边、所谓的燕云十六州（燕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云是指大同）以作为救援的回报。当石敬瑭建立名为后晋的中华政权后，他就完全履行当初的约定。

契丹将沙陀当作臣子部下。或者也可以说是契丹国家将华北国家当作附属国。包含接续“沙陀政权”的北宋出现后，契丹握有燕云十六州的时间持续约200年，就算之后契丹国家被女真国家取而代之，宋朝到最后也都未能实现真正的中华本土全境统治。

契丹国家改称为中华式国号“大辽国”，是在石敬瑭去世后尧骨率领契丹军击溃企图独立的后晋并进入汴州（即开封）城之公元947年阴历二月。耶律骨尧很明确地是企图宣告作为同时统治草原世界及中华本土之新大型帝国“大辽”的诞生。将新年号定为“大同”，也是基于相同想法。

若此状态继续维持，在此历史应该会有大幅度的改变。北宋应该根本就不会出现。但是因契丹将士的蛮横招致华北民众的抗拒，契丹军往北撤退。英明君主耶律骨尧也在梦想消失后，于北归的路途上突然去世。

就这样，在公元10世纪中期左右，契丹国家的外围线确定了——是个东边涵盖从日本开始整个满洲地区，南从现今北京地区开始到大同附近以及西北则是到达间接管理的蒙古高原中央地区之庞大疆域版图。当公元960年时，汉族出身的宋朝在中华本土诞生后，公元1004年第六代皇帝耶律文殊奴（中华式名字为“隆绪”，后世尊称为圣宗）率领契丹大部队进攻到当初曾经军事对立的华北最深处。直捣占据架在黄河上大桥南北两岸的要冲之地澶州，与好歹要装出迎战姿态的北宋真宗进行了皇帝间的合约书交换，实现由契丹主导的两国永久和平，这就是所谓的澶渊之盟。

北宋能够不像五代各王朝般短命终结，就是托这个和平条约之福。在北宋的治理下，中华本土的经济及文化也是在政治局势的安定下繁荣发展，尤其无法忽视的就是借由北方契丹帝国形成从外围保护北宋的形态而得以继续维持的和平状态，使得宋朝很容易就会被说成是个相较于军事更倾向于文化发展的和平国家。但其实宋朝也是个不输给其他中华王朝的军事国家。称为宋王朝的国家权力，拥有超过2万的官员幕僚及居然达到150万的庞大军队。为了筹措长期经费，不得不拼命地确保及扩大税收。先不论被评定为文化大国及经济大国之事，惊人的官僚军事大国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即使投入了庞大的军事费用，仍是被契丹国家及金帝国拼命打压。不仅如此，甚至连西夏也称霸一方，宋朝以超过50万大军常驻于陕西，也只是勉勉强强地抑制住其侵袭就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简单来说，宋朝尽管有庞大的军队及莫大的军事经费，却在军事上依然软弱。但是实况就是如此而已。不知为何一般人很容易就会舍去军事上积弱不振而以欢乐印象过度夸饰宋朝中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另一边的契丹国家也在每年从北宋得到巨额的银、丝绸之岁贡（就是指每年的贡品）下，政府及国家整体都相当宽裕。这就与过去的回鹘游牧帝国借由从唐朝政府得到经济支持而富裕是同一个架构，但在规模方面远远地凌驾其上，而且长期都维持这种状态。

暂且不管这样的实情，在近代前期亚洲大陆，两个大型国家社会借由政权之间的条约而取得超过百年以上、极度安定的和平共存状态这件事本身，可说是相当令人惊异。至少，若要思考关于从公元11世纪开始到12世纪的东亚时，首先必须要将这个和平共存当作前提再进行讨论。

就结果而言，契丹国家之中包含了游牧社会及农耕社会，以这点来说，是个也可以用“牧农复合型国家”来代表的结构组织。在人种方面，除了原有的契丹族之外，还有奚、白霫、党项、蒙古系放牧民、汉族、女真系多族及渤海遗民等，形成三层、四层复合结构的国内主要区分为游牧民及定居民等两大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置出二层国家、行政及社会体制。

在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游牧民及都市的共存关系。具备首都标准的主要都市有五个，称为“五京”。沿着辽河的首都上京临潢府是契丹族的主要根据地，另外分别在契丹近亲奚之地设置中央大定府、在渤海遗民迁居处辽宁平原建置东京辽阳府、沙陀族的最原始根据地“云”地区为西京大同府，以及踏入汉族世界“燕”地区则有南京析津府。依据形成国家疆域骨架的五个地区及居民，分别建设不同的居住城市。

尤其相当于现在北京地区的南京，从安禄山以来已经形成一个混合型国际都市，在经济、文化面可说是个实质上的首都，反而是上京临潢府渐渐地变成具有浓厚象征性色彩的政治都市。顺带一提，在契丹及北宋并存的南北时代，若说到东亚的国际都市，在脑中很容易浮现出北宋首都开封。但真是如此吗？恐怕不管是在来往人员、物品、语言及文化等各方面，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应该是契丹的准首都南京。不仅如此，关于包含宋朝在内的事物，该说是向来总会以印象为优先吗？明显过度评价这件事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契丹国家最独特的地方不只是“五京”而已，如契丹、奚等每一个具有权势的部族集团都分别在其各自拥有的游牧领地内建造具相当规模与数量的城墙都市。其结果就是让契丹国内几乎所有区域都成为游牧地及都市的复合体。

在回鹘游牧帝国时明确化的游牧及都市关系，到了契丹国家时更是得到全面发展。总之，此时已经进入一个无法适用所谓单纯游牧国家、农耕国家分类的时代。

就如同已经说明过般，游牧国家很容易整合，但也容易分裂。这是优点也是缺点。虽然容易分裂可说是联盟的宿命，但若从另一方面来说，总之到头来就是相较于国家整体规模，中央权力及支撑之机构、组织是极度微弱。

但是，到了契丹国家时，这个缺点得到相当幅度的修正。借由在游牧国家框架中导入农耕国家系统，契丹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势及持续力。总之，游牧国家在契丹国家以后，在国家系统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国家本身进阶了。

进一步地，契丹国家将北宋所赠之银及丝绸转而使用于国际贸易，甚至将首都上京临潢府规划变身成为国际贸易民之回鹘商人们的居住地。在公元11世纪以甘肃回廊为中心的党项族建立了结合汉族、回鹘族及藏族等多族的多种族国家西夏，东亚的政局又变得更加多极化。立于这些所有国家之上的军事大国契丹，是个相当符合“帝国”之称的存在。

契丹这个名字在中亚以西的世界中，取代了过去的“拓跋”，成为东亚，尤其是中国方面的代名词。即使到了现今，若说俄语的“Kитай（Kitay）”及波斯语的Khitai，都是指中国〔顺带一提，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英文名字中的英语“Cathay”也是相同〕。

公元11世纪的东方是契丹帝国的时代。但是，至今为止以北宋为中心述说的历史样貌，在其根本之处，是站在一个于某处蔑视着北宋存活于契丹附属之下这件事情核心的立场。历史持续迈进，到了12世纪初，不属于契丹帝国直接管理的通古斯系（Tungus）女真族之中，在满洲北部区域松花江（Sunggari Ula，俄语“Cyнгари”之字源）流域的完颜氏浮出台面。1115年时族长阿骨打（在蒙古时代的波斯语史料中也以“A—ku—Da”拼写）合并了满洲东半部的女真系集团，建立称为“大金国”的国家。

契丹国家在内乱下无法充分对应新兴起之女真国家攻势而被侵入，首都上京临潢府也沦陷。失去中央机能的契丹帝国就在这个时机点，从内部自行崩解。女真国家不仅取而代之成为燕云以北霸主，也将北宋打倒而一口气地完成了包含华北地区的庞大版图。

同时继承了契丹帝国及北宋中国的女真金帝国当然成为一个由多种族混合而成的复合型国家。虽然政权的主要核心是由女真族所构成，但事实上也包含了大量的契丹势力。因内部对立导致自我毁灭的契丹帝国中，有大半的人可说是直接平调到金朝。金帝国实际上是个女真与契丹的联合政权。

契丹帝国崩坏之际，王室成员之一的耶律大石（大石也可音译为达实。就汉语发音而言几乎相同。在波斯语史料中也以“Da—I—Shi”记载。也许原本是来自汉语之太子或是太师的契丹名字）经过蒙古高原往西前进，推倒喀喇汗王朝并于中亚建立第二个契丹国家。就是汉语文献的“西辽”、伊斯兰文献的“Kara Khitai”（Kara Khitai不仅是指第二个契丹帝国西辽而已，也是代表整体契丹族的称呼，更是他们的自称）。

12世纪就成了由东边的女真金帝国、中央亚洲的契丹西辽国、在其中间为西夏、江南地区则有南宋以及西亚地区的塞尔柱王朝多国构成的版图样貌。在超越草原世界及农耕世界、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浮出历史表面的另一方面，时代的整体状况可说是越趋流动化。不久之后，在这之间就会出现并吞整体的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