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欧亚大陆大交易圈

忽必烈的大构想

以大方向来看蒙古帝国的沿革，可以公元126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阶段是以蒙古高原为政治基地，在军事为主下经营并扩张帝国之时期。疆域范围东边从日本海沿岸开始，西边抵达多瑙河口、安那托利亚、东地中海沿岸为止，总而言之就是极度扩张。

但是，这个时期的单纯军事扩张，至少在陆地方面有达到巅峰的感觉。在1260年时达到最高峰的王位继承战争，最后是由忽必烈以武力夺取第五代蒙古大可汗地位，此时他也面临了必须要从根本重新思考如何安置庞大人口及绵延广阔的版图之挑战。

直接掌理帝国东边部分的忽必烈政权，在实质上注定要成为“东方帝国”。而在西半部北边术赤汗国、南边旭烈兀汗国及中亚察合台汗国，则是出现越来越强的各自占据为王之倾向。

此后，蒙古帝国就变成以忽必烈家族独占的大可汗“大元汗国”为中心，包括西方三大区域的“世界联邦”。也就是说，忽必烈继承了一个已经变成双层结构的蒙古帝国。

在政权获得确立的1264年时，已经是50岁“老人皇帝”的忽必烈（因为频繁的移动生活，蒙古人的老化都较早，若超过40岁就具有堪称老前辈的资格），运用多人种、多语言及多文化的智囊团，挺身进行前所未有之新形态帝国建设及国家经营。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尽管是以军事力量为背景，但在现实中也不以其为优先，而是借由掌控经济与物流以席卷欧亚大陆规模之贸易，企图串联包含整个割据状况越趋深刻的蒙古帝国及更进一步地涵盖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的“世界”。

忽必烈就在这个前提之下征服了位于中国南边的南宋，终于将整个中国并入版图，并且进一步地将视野延伸到南边湿润的亚洲大陆和炎热的海洋。在蒙古帝国扩张的历史中，这是首度成功地扩张到海洋地区，而且还是一口气完成。在另外一边，则是在具有联结陆地及海洋物流转运站之意义下，开始建设庞大的帝国新首都——大都。这个大都与现今北京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当时都市内部有个港口。

被称为积水潭的广阔水域，借由历经重重困难工程精心地建设完成、名为通惠河的闸门式运河，可以串联大都东郊的内陆运河网络北边终点的通州，若从通州出发，取道名为白河的天然运河可以联结到海港直沽。从直沽出发，经由渤海湾，东边有藩属国的高丽以及进一步地就可以抵达日本；在另外一边，海船则可从中国南方的百万人口都市杭州、庆元（明代时称为宁波）、福州、泉州及广州等海港都市出发，进而航向东南亚、印度洋方面。

此外，以海路联结中国南北方面，是从蒙古时代开始。关于此点，实在难以将忽必烈这个帝王及大都这个帝国首都排除在外思考。而且，直沽就是今日天津的前身。还有在此之前只不过是松江府海边贫穷村落的上海，也在顺着东海沿岸的南北航路的开通下，至此首次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身影。在忽必烈推行新国家建设事业的背景下，现代中国的大型都市北京、天津及上海都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回过头来说，大都在成为陆路交通转运站的同时，也成为内陆水运、海上交通的出发起点及抵达终点。在竭尽全力地计划及大规模建设之下，这样的海陆交通网络中心终于被实现。但是明清时代的北京，却没有努力地维持这个蒙古好不容易才建成的市内港口。此外，现在的北京虽然可以借由机场与其他地方联结，但那是因为现代的“天空时代”，而不是直接与海运的串联。

对于蒙古时代的大型都市，忽必烈时代投入了大量的开凿费用跟每年的维护管理费用，才得以持续保有以积水潭这个城市内港口及通惠河这条运河（运用11个阐门解决了高低落差达50米的问题）为重点的水运、海运系统。因为相较于陆路运输，水路及海路运输可以用较便宜价格运输更大量的物品（根据当时的记录，若将运用通惠河的水运与一般的马运比较，在费用方面几乎是一比十。因此也可以了解忽必烈政权要拼命开凿的理由）。

忽必烈的国家构想框架，是将蒙古传统的“草原军事力量”与欧亚世界最大的“中华经济力量”合并成为一体，并且进一步地全面活动自蒙古时代以来都是共生关系的“穆斯林商业力量”（尽管说是穆斯林，在此是专指伊朗系的穆斯林。总之，就是说波斯语的人。以他们为领导者的国际商业组织中，回鹘也被包含在内）以达到经济统合的新形态。若换成现代用语表现，忽必烈的新国家是个超大型军事国家，也是超大型经济国家，而且是以贸易立国的超大型国家。在某些方面也与现今的美国相似。

至此，蒙古大幅度地从军事扩张时代转移到经济经营时代。而且，欧亚世界也再次以多极化、安定化后的蒙古为轴心，缓缓地朝着和平共存及重视经济的时代迈进。

往穆斯林海洋

忽必烈及其智囊团，从政权已渐渐安定的1267年开始，发动对南宋的战争。

当初，对联结南北中国的汉水流域上军事要冲的两个都市——襄阳及樊城的包围战，成为两国攻防战的焦点。约达五年的长期原地作战，由投入大量人力及物资以筑起完整又长又大的包围网的忽必烈方面获得压倒性胜利而终结。随着南宋最精锐的机动部队被诱出击灭，成功地将被困在襄阳及樊城的吕文焕及他的军队变成攻击南宋本土的先遣部队。

公元1274年，战争局面在一鼓作气下展开，忽必烈政府从南宋国境线的多个方向开始进行全面打击。以吕文焕军队为前导的伯颜主力部队，在没有遭遇太多抵抗的情况下成功地进入长江中游要冲之地鄂州（现今的武汉）。当南宋北边防线的长江天险之地被突破后，南宋各个城市几乎都不战而降。伯颜手下的蒙古军队，就在不战不杀的方针下，欢迎投降者归附而且是保留原职，因此南宋这个国家就在各地崩解的情况下步入灭亡。

1276年阴历一月，位于杭州的南宋政府正式立下投降文书并送到主帅伯颜营帐处而全面投降。在兵不血刃情况下，杭州就像部分居民对于南宋王朝灭亡这件事毫无知觉般被和平地接收。此外，虽然当初有反对打开杭州城门的一部分南宋军队，随同少年皇帝赵昺兄弟一同流亡到东南沿海，但三年后在广州湾尽头的崖山溃败。

忽必烈及其智囊团的目标，就是希望以毫发无伤的方式取得南宋以及江南社会这个系统。从头到尾如计划般并入江南的蒙古，接着往海洋前进。

这是吹着季风的炎热海洋。在此，蒙古获得成为海洋帝国的开端。

不仅是拥有海洋船只，蒙古当然也承袭了随之而来的造船能力、技术工学、航海技术及与海洋相关的知识、信息等各种能力。这是江南这个社会历经漫长岁月累积而来的东西。关于海上，蒙古可说是南宋国的“继承国家”。但是，南宋与忽必烈的蒙古，从根本上就完全不同。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姿态、体质及想法都不相同。

从公元8、9世纪开始，在中国本土东南沿海的各个港湾都市，就已经有阿拉伯、伊朗的商船频繁地航行而至。往来程度之热络，从公元879年时在唐末的大规模动乱——黄巢之乱下让广州街头陷入之惨状被阿拉伯文记录下来并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资料，就可见一斑。此时，据说在广州居然有12万外国人居留者被杀害。

原本在人类历史上，与商业相关的各种系统及知识习惯，或者是支票、证券、银行金融业，甚至是到达资本运用及经营知识等方面，东地中海地区的发展程度都遥遥领先其他各地方。甚至可说形成人类文明基本的这部分，就是在此诞生也不为过。当时的中东已经是伊斯兰世界。

将目光转到中东地区，在公元8世纪中期，以自古以来就是推动先进文明的伊朗系人的力量作为背景，拥有广阔疆域的伊斯兰权力的阿拔斯王朝，以巴格达为首都出现在世人面前。伊斯兰就以此起点，开始向东方显著地扩张、进入，并以将军事、商圈及宣教皆一体化的形态同步进行。

最重要的是此时的扩张并不限于陆地方面。借由横渡印度洋的单桅帆船（Dhow）及航海技术的开发，穆斯林海运商队就形成从西向东前进的局势。

理所当然地，陆地运输的货物量及效率当然无法与海上运输相比拟。况且，与串联各个内陆绿洲前进的商队所具备的意义是完全不同。中东与中国透过印度洋首度直接联结这件事，在历史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先不论来自中央欧亚草原的军事进攻波潮，对于孤立性相当高的中国来说，平常获得来自外界的刺激，与一般的印象不同的是相较于内陆管道反而是从海洋管道较多。从印度洋经过南海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方的海面，渐渐地成为穆斯林的海洋。

这种状况持续约500年。在这期间，中华本土东南海岸一带，随着时间贸易也渐趋活络。在沿海各地港湾都市也经常可以看到居住在该地的阿拉伯及伊朗商人。他们建立了一种汉语名为“蕃坊”的“居住地”，也成为反而是掌握土地经济的“有权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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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达是印度的风

在一般大众熟知的《一千零一夜》中乘船出航的辛巴达（Sinbad）冒险故事的大部分，事实上都是以公元8世纪后，穆斯林海运商人积极地外出，从西向东渡过印度洋波涛、从东南亚往中国方面前进的时代状况为背景。

在波斯语中，辛巴达拼为Sindbad，也就是“印度的风”之意。虽然在故事中辛巴达变成主角个人的名字，但实际上是指所有在印度洋上利用海风让船航行于东西两方的海运商人。

刚好在日本古代王朝神话之中，协助大和政权扩张势力的男人们的“名声”，后来变成一个拥有Yamatotakeru（日本武尊）这个名字之英雄者而被传述成故事，这样的构成可说是非常相似。

而且，若仔细阅读的话就可以发现，辛巴达冒险故事大部分都不是发生在阿拔斯王朝繁华的“平安之都”（Madinar as-Salam）巴格达，也不是在面临波斯湾的巴士拉（al-Basrah）港湾都市，大半部分的背景都是在东方印度及东南亚，其实特别是以中国作为舞台。总之，就是在旅行地的冒险故事。

此时，在公元13、14世纪蒙古时代，就如同将前往东方的意大利商人的体验及所见所闻假设为一个人之作为而写成的“马可·波罗冒险记”故事集之诞生，“辛巴达历险记”也是前往东方的穆斯林商人及旅行者群体所衍生的“时代产物”。

当住在中国的穆斯林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时，除了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之外，增加了许多也可以同时流畅使用的当时的汉语或方言。中国的穆斯林社会首先就出现在这些东南沿海港湾都市（此外，如汉族等当地居民的穆斯林化就是起始于这个时候。这个现象也是以住在中国的穆斯林于一夕之间增加许多的蒙古时代为界，而变得更加显著）。

在另外一方面，随着穆斯林海运商人不断地来到东方，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也被其利益触发，开始利用中国式平底帆船（舢板，Junk）往南海出发。对于海洋的兴趣，也逐渐加深。

但是，南宋仅止于吸收其利润。在一味地管制贸易行为的同时，虽然也有些微奖励，但缺乏由政府率先组织航海以进行海外交易的热情。

在南宋时代，简单来说就是“依靠民间型”，不论是对贸易的努力或是对航海的用心，全部都仰赖于各个港湾都市的居民。可说是半管理半放任的状态。

忽必烈政权则完全相反。在短时间，就由政府主导将整个局势组织化。南宋的“遗产”在得到了忽必烈政权这个使用者后开花结果。忽必烈政权之穆斯林经济官僚在与南宋作战的高峰期，就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穆斯林海运商业势力取得联系。其中的大支持者，就是以泉州为据点的蒲寿庚。

蒲寿庚是个海运企业家，并且受到南宋政府委托担任“提举市舶”，也就是贸易及船舶管理监督长达30年的人物。在继承阿拉伯系或伊朗系血统的同时，也具备中华文人素养，于公于私都是具备足以代表海运贸易之实力派人士。蒲寿庚会与蒙古合作，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若与势力范围达到欧亚大陆规模的蒙古联合的话，自己的商圈也会在一举之间扩大。

忽必烈政权与蒲寿庚这类商人立于相同利害关系。忽必烈政权以猛烈的速度及规模推进了海洋航海组织化及海运贸易之扩大。不只是陆地方面，连海洋方面也都组织化了。

若以整个蒙古帝国进行思考的话，忽必烈的友邦旭烈兀汗国掌控了中东地区东半部。总之，蒙古手中同时握有夹住印度洋及南海之东西方穆斯林海洋势力。

因此，忽必烈的大可汗政权能以“大元汗国”为中心、与东西两方互相呼应之形态，掌握往蒙古海洋扩张及东西方海洋贸易，也是理所当然之发展。

在此，贯穿从公元8世纪以来被称为穆斯林海洋商人东进时代的这个大现象，与历经唐末到南宋而对于海洋之志向持续升高的江南这个物产丰饶社会，借由忽必烈名为“大元汗国”之强大推进力量而被联结在一起，并以清晰的形态被系统化。

这就是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将内陆及海洋真正系统化联结的时代序幕。应该足以称为“欧亚大陆大交易圈”的超大型贸易、交流漩涡，就在公元13世纪即将进入尾声，最晚也是在公元1280年代末期时，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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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兴隆与伊斯兰哲学

一般而言，或许是以日本邪马台国争论之“放射状学说”支持者而最为人熟知的已逝学者榎一雄，是战后日本东洋学术界领导者之一，也是罕见精通古今东西文化的博学多闻、才华洋溢之人士。在他众多成就之中有个看似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卓见。

该卓见就是认为具有浓厚哲学性及思辨性色彩的“宋学”之所以会在公元10至11世纪间的中国突然兴盛，其背景应该是来自于穆斯林借由海洋往来于中国的大潮流之时代状况。也就是对于观察“宋学”兴起这个历史现象时，至少可以多些考虑其产生是否受到外界的影响后再进行讨论之提问。

在对某个欧洲学者著作之书评中就像不经意透露般被叙述的这个想法，对于很容易就会自我满足于狭隘“中国学”（或是“汉学”）框架中的既有“一般通论”来说，刚好冲击到其完全欠缺的部分。也就是说，宋学的出现有可能是来自外面的刺激。

的确，若是只有中国内部的情况或理由，是无法解释最重要的“此时，为什么？”之面向。尤其是在思考南宋国时代“道学”（所谓的“朱子学”）之盛行时，也确实不能忽视与福建、浙东等地区的关联。另一方面，在中东世界以及正在进行伊斯兰化的中亚大陆，从公元9世纪左右开始，就已经可以见到哲学、神学之高涨。所谓“伊斯兰律法”（Sharia Law）之体系化也就是其中一种产物。

此种具有深刻明显哲学性及思辨性的伊斯兰教义及学说，就随着海洋商人流传到东方，而成为让到当时为止较缺乏思辨性及教义性的中国思想产生变化之契机，此种可能性是无法被完全排除的吧！

在历史现象之说明中，尤其是关于思想及学术之发生、传播方面，要尽可能地放宽视野及深刻地洞察。是否要运用这个榎氏提出的想法，就交由未来后代自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