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世界史的分水岭

蒙古帝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这种情况下的蒙古帝国，在世界史当中，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综观世界史、尤其是欧亚大陆史中兴亡的大型国家及政权，可以确认有几种形态。

若将这些国家简单地进行大致区分，或许可以分成两个或是三个集团。

一个区分方式就是农耕型、游牧型及海洋型。但是，就算说是农耕国家、游牧国家及海洋国家，也不全都是可以用这种单纯地切割思考的情况。如同之前介绍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同时具备了游牧型及农耕型色彩。罗马帝国则是农耕国家的同时，也明确地具备了海洋国家的一面。然而，若用其他观点来看的话，可以变成两大区分。一个是不问陆地海洋、不问规模大小，而以定居为基本的人们所建立的政权、国家。另外一个则是以不将移动当作苦差事的人们为主要核心所建立的政权、国家。当然，政权及权力的性质是完全地不同。在这一种分法下，农耕国家就是定居型的典型，而游牧国家就是移动型的极致展现。海洋国家则是两者皆有可能。此外，近代西欧型国家应该是同时兼具定居及移动这两面。

回过头来说，若说到纯粹的海洋帝国，其出现就必须推到在世界史上于公元15世纪末西欧开始进入海洋之后。在这之前的“欧亚大陆世界史”的时代中，以纯粹的农耕国家及纯粹的游牧国家作为两极，在这之间，混合了定居型及移动型要素的众多权力则是五颜六色般存在。

但是，若更进一步地细看情势的话，就会变成无法仅用颜色区分即可解决之状态。例如就算是容易被认为是纯粹农耕世界权力体的中华王朝，从最初的统一帝国之秦朝开始，历经北魏、北周、北齐（虽然据说北齐王族之高氏是出身于朝鲜半岛方面，但实际上创始者高欢是匈奴族军事英雄尔朱荣集团中鲜卑拓跋系的骁勇善战将领）、隋、唐及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晋及后汉等，不论哪一个都可以追溯到原本是以畜牧或是游牧作为生计的集团。他们在获得权力之后，再将较多数的农耕民以被统治者身份纳入后，结果其政权、国家就变得具有浓厚农耕国家色彩。

另一方面，严格来说不知是否该将其列入“中华帝国”系列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大疑问或问题的契丹辽帝国及女真金帝国，以及来自满蒙汉组合体的清帝国等，也都无法仅用一般所说的单纯游牧国家或农耕国家的架构就可以说明。

就算是由党项族为主要核心构成的西夏，也纳入了汉族、回鹘族及西藏系众族等，不论是人民的生计或是国家的性格，也都具有游牧、畜牧、农耕及商业等多面向，实在难以单纯化。而且，以这样的存在样貌，事实上西夏是假装成“中华王朝”。

甚至轻易地就会说是将蒙古驱逐到北方、复兴“汉族中华”的明朝帝国，事实上也是具备浓厚蒙古时代“遗产”之多种族混合型社会之面向。若仔细看的话，明朝权力本身也大概是偏离了“汉族主义”或“农业本位主义”等原则。若是如此，在历代中华王朝之中，几乎看不到完全符合我们“共通观念”的“汉族王朝”或“农耕帝国”等。

转个话题，若换成在中亚、西亚及西北欧亚大陆兴亡的政权、国家，仅有极为少数者能够完全符合只有定居型或是农耕国家的形态。也可以看到由创业者一个人在一代之间就建立如个人公司般王朝或政权的案例。无论如何，权力的主要核心部分是由移动型的集团所支撑着的案例，具压倒性地多。就如同伊斯兰世界中由突厥系集团形成的军事权力，这种先前已经说明过的“时代现象”所显示的，来自其他地方的“外来者”建立政权之类型是相当突显。在印度亚洲大陆也是大致上处于相同状况。

到近代之前，在欧亚大陆诞生的众多国家中，虽然从游牧国家到农耕国家时有些摇动幅度，但在权力本身的出处及存在方式，多数应该是被区分为游牧型或移动型。换句话说，统治者为游牧型或是移动型，而被统治者则为农耕型或是定居型之形态。

迄今为止很容易就会在整个历史当中偏离了这既有之事实，而过度地倾向于定居型及农耕国家之立场叙述或评论过去的现象。有一点就是首先过度相信国家与民众是同一个“民族”或是“民族国家”。这就是近现代西方建构国家原理对过去历史的改写吧！有了这个先入为主观念的前提，在这些绝大多数为定居及农耕国家子孙，被称为历史家、历史研究者脑海中，就无条件地将定居及农耕当作是“优良”，只能说这果然是由于过度自信。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在日本出现，或许更加显著吧！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蒙古首度将当时分布在欧亚大陆世界的多种国家形态全部囊括后，建立了一个如字义般的“世界帝国”。

在这个意义上，蒙古帝国具有历史整合者的面向。分成两阶段成长的蒙古这个系统本身，就成为一个纳入以及聚集到当时为止的历史产物之各式形态而成的庞大复合体。到蒙古出现为止的历史全部都流入蒙古之中，并且在蒙古手中进行集中后，再度流出。根据这一点上，蒙古可说是世界史的分水岭，也可说是蓄水池。这点是蒙古及其时代在世界史上所具备的最大意义。

就结论而言，我们重新检视蒙古时代也代表着将到蒙古为止的欧亚大陆演变概况做出统整之意义。由此见到的历史样貌，正是具备了足以将个人喜好或是来自于特定“文明意识”这个流行趋势的过敏症简单地吹走之力量。

基于意识形态或是感情、偏见的历史评论，就算是在无意识情况下的行为，也绝对要避免。但是这样的不幸状况，今天之前也已出现很多，恐怕直到今日都还有相当多数。冷静地用“真正发生过”的态度检视过去，以就算是一小步也要更加接近的立场进行理解、洞察，这就是回顾历史的真正意义。相反地，客观事实本身就相当难以掌握且是件不容易的事，这一点也是历史教导我们的重点。

俄罗斯·苏联是蒙古“鬼子”吗？

再者，在苏联崩解前后开始，世界情势瞬息万变。尤其是苏联原地域的转变，除了聚集了世界的关注之外，还将某个事实不容分辩地摆在世人的面前，包含我们这些住在日本列岛的人在内。该事实就是自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的80年间并非是以相同之方式变化，庞大的内陆殖民帝国在前后约长达四个半世纪的期间，持续地统治着欧亚大陆北方广大地域及多样的居民。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认知”，就如同已经再三地重复说明过的，实在是太过于倾向西欧中心主义。相反地，对于欧亚大陆北方的视野实在太过贫乏，结果对于该地区的关心及理解也就继续保持在几乎没有的状态。

而且，再加上近代以后西欧型主要国家具备了浓厚的海洋立国面向的色彩，可说是太过于重视建立在沿海地域之众多国家，而几乎失去对于内陆世界的目光。

在苏联动摇、崩解之前，在苏联联邦中到底有如何多样的人们怀着多样的历史及想法持续生存，说实话，仅有非常少数人对于这个提问具有相应知识及理解。这一点在这两三年间，关于共和国名称、民族名称及集团名称等虽然已经变得为人所熟知，但若这是因为民族纷争或地区纷争所导致的结果，也真是太过讽刺。

纷争、对立的种子是从更早之前就已经种下。而其是借由苏联这个伞的消失，逐步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的知识及价值观太过于偏向欧美方面。就算是将这一点说出并主张要跳脱出欧美中心历史观之人们的知识体系及思考形态，看起来也还是以重视欧美型的较多（在日本，不只是一般人而已，就算是被称为知识人、文化人的人们，到底有多少人会俄罗斯语或汉语。这也是一个判断标准）。

俄罗斯帝国是诞生于蒙古霸权之中。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及庞大化，看起来就像是蒙古统治的翻版。尽管在体质方面俄罗斯帝国长期承袭了蒙古统治的影子，但在表面上却是相当讨厌被公开说出这一点。反而是持续地高声吶喊着蒙古是只会带给俄罗斯灾难的邪恶化身。

将俄罗斯民众从蒙古邪恶统治中拯救出来的这个神话，就成为俄罗斯君王（Tsar'）让自身统治得到正当性的手段之一。东正教则是持续扮演着将这个神话庄严化的角色。

由邪恶化身的蒙古形象及来自基督教地狱的使者之谐音文字组合（蒙古曾经被以高原整合前具有权势的部族联盟鞑靼之名称呼。总之，蒙古是自称，鞑靼是他称）而成的著名“鞑靼之轭”之“故事”，就是在此出现。俄罗斯被鞑靼，也就是蒙古这个来自地狱者缠着不放，就刚好像是被绑在牛脖子上之车子横木（颈圈）般的东西。

这就是一幅牛为俄罗斯、而在牛拉动的车子上摆出傲慢态度的蒙古之图像。这种“故事”也被选用在苏联时代的小学教科书中。憎恶经常是创造物。但是，被苏联方面强加上“鞑靼”这个名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及鞑靼斯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的人们，只能说真是太可怜了。因为同时被强加上邪恶化身的形象及憎恶之情感，飘散着一股浓浓的成为统治目的“代罪羔羊”的味道。

另一方面，无可否认地，欧洲大陆众多国家，尤其是西欧方面经常将俄罗斯帝国当作是蒙古的重叠印象。19世纪德国人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1883年）表示俄罗斯帝国是诞生自蒙古的这段描述，就完全地展现出当时西欧人的共通概念。

回过头来说，凭历史上的事实方面，还无法断定俄罗斯帝国到底是不是蒙古的“后代”。但是，俄罗斯帝国确实是建立于蒙古之后。过去俄罗斯帝国及苏联联邦架构内的众多民族，以及现在也仍旧附属于俄罗斯共和国的众多集团，实际上若是探寻其历史上的机缘就可发现，多数的直接起源都可以大致上追溯到蒙古时代（更确实地说，关于蒙古时代以前，几乎都没有文献留存，也有很多至今都尚未了解的状况。相反地，也可说蒙古的到来是划时代之物）。

蒙古的世界扩张，尤其是进入包含俄罗斯在内的西北欧亚大陆，大约是七个半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但却将相当遥远前的历史与在近现代发生的事件混为一谈，只能说真是奇怪之事。反过来说，不会感觉到奇怪情况的奇怪这件事，或许可说就是我们将“欧亚大陆世界”的内部历史等同视之的反面证据。

若打算要专程地说明蒙古的“遗产”，就不只是俄罗斯，还有中国、中亚及伊朗，更进一步地深入思考的话，虽然有些深浅差异，但包含朝鲜半岛、东南亚、中东、欧洲，或许也可以将日本算在内的欧亚大陆各地，直到今日蒙古的“遗产”仍持续生存且残留着。

虽然至今还无法确认到底有多少东西的存在，以及其中到底有多少“负面遗产”的真伪，甚至可说全部都有赖于今后的解读作业。但这可是一条非比寻常艰难险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