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蒙古草原

有趣的是，在 1206 年以后的蒙古帝国史中，蒙古草原常常被忽视了。通常，人们注意蒙古草原是因为前往哈剌和林的旅行者，而不是因为那里发生的其他事件。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可能就是身份认同的转变。1206 年以后，蒙古草原不再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了，而是一个蒙古国家—“全体蒙古兀鲁思”，后来扩大为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将蒙古部族社会重组为十进制单位，部族身份认同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有所冲淡，同时也建立了超部族的蒙古身份认同。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今天的蒙古人。 统一战争造成了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减少，但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对战败者（例如塔塔儿人）的屠杀可能有些夸张，其实只有统治阶层遭到了清洗。部族的身份与主导性因素相关联，外人加入族群相对容易（但并不总是自愿的）。

随着蒙古扩张的进行，人口结构再次改变。其中一个变化便是蒙古人的组织遍布欧亚大陆。一些学者提出，蒙古的扩张缘于气候因素—草原的干旱导致了冲突，从而使向草原之外扩张变得必要。这种环境方面的猜想得不到什么事实的支持。尽管存在草原干旱化的因素，但蒙古人在蒙古草原上建造都城，将成千上万的工匠迁居其中，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这打破了蒙古草原不宜居的观念。尽管蒙古人进口食物，但是蒙古统治者仍然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并定期在那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从而使数以百计的领袖人物及其支持者返回蒙古草原。

尽管如此，蒙古人的组织确实在向外扩张，因此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口自然会有所减少。不过这似乎并不显著。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成吉思汗重组军事组织的同时，社会也被分成了众多的千户和万户。因此，成吉思汗在分封国家的时候，将军队分给了他的幼子拖雷。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共分配了 95 个千户，这还不包括槐因亦儿坚。 他的诸子和一些亲属得到分封，迁出了蒙古草原。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分别得到了 9,000 户、8,000 户、5,000 户、5,000 户百姓。朮赤、察合台和窝阔台还得到了蒙古草原以外的牧地（嫩秃黑）。那些领有千户甚至万户的军队统帅也被分给了他们。这些加在一起，可能有将近 10 万蒙古人从此永久地离开了蒙古草原。

但是，这在蒙古草原的人口中占了多大比例呢？学者们对于 13 世纪初蒙古草原的人口估算没有达成一致，其数字从 50 万到 250 万不等。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当时这一地区并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也很少有人口记录，自然也就极难估计人口数量。不过，进行估算仍然是有可能的。多数学者以蒙古国 20 世纪初前后的人口普查数据（100 万）为基础来进行估算。多数学者得出的人口总数都较小，最多只能建立一支较小规模的军队。而且，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军事动荡和混乱局面，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理应比 20 世纪初更少。幸运的是，我们知道 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时蒙古军的数量是 95,000 人。

1206 年的数目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蒙古草原上每个家庭中有一位年龄在 15~70 岁之间的男性参加了蒙古军，这样就可以比较简单地推断出蒙古草原的大概人口。典型的蒙古家庭一户估计有五口人，因此如果其中有一人参军，蒙古草原的人口应该是约 47.5 万人，比其他所有数字都小。然而，这一数字能够被接受吗？1241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6 日，失吉忽秃忽推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蒙古军的人数是 97,575 人，蒙古人口数是 723,910 人。 这样每户约为 7.4 口人。如果以每七人中有一人参军为平均数，那么 1206 年的人口估计为 66.5 万。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典型的征兵方式是十人取一。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比例主要是用于像伊朗和中国那样的定居地区。但是，一支采取十进制编制的军队，如果在帝国早期不采用十进制比例征兵就显得很奇怪了。因此，蒙古的人口可能接近 95 万，最高可能达到 100 万。马丁（H. D. Martin）在他关于蒙古军事的经典研究中估计，蒙古人在攻打金朝前夕拥有一支约 13.8 万人的军队。 因此，如果我们采用七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的征兵比例，那么蒙古人口的范围便是 96.6 万~138 万。

可能有 10% 的人口迁出了蒙古草原，其他人死于战争，但蒙古草原仍然是一个兵源储备库。蒙古人将其他游牧民编入军队，意味着他们不必一直从蒙古草原征兵。其他游牧民有着适当的发式和训练，编入军队之后便也成了蒙古人。 其中多数是突厥人，被编入十进制的单位之后，他们采取了其中一种部族认同（例如克烈、巴鲁剌思、札剌亦儿等）。这些部族或者和平地臣服于蒙古，或者像克烈部那样因地位非常重要而未被斩草除根。尽管这些部族的蒙古认同仍然存在，但是他们最终在蒙古草原之外突厥化了，对此下文将加以讨论。但是蒙古草原本体仍维持着稳定的人口，也保持着游牧状态，只是在鄂尔浑河谷地出现了都城而已。

重要的转型出现在忽必烈将都城迁出蒙古草原之后。蒙古草原（具体而言是漠北蒙古）最终成为元帝国的一个被遗忘的行省，这与海都的叛乱有关。如前所论，元朝的皇帝们与漠北蒙古渐行渐远，而漠北的蒙古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多数仍保持忠诚，但愿意同皇帝和政府保持距离。他们的态度在元帝国崩溃时变得更加明显。

在元朝时，共有约 24 万~40 万蒙古军（40 个万户）驻扎在中国，他们对于扩张中国领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文将加以讨论。随着元朝的崩溃，只有一支 60,000 人的蒙古军回到了蒙古草原。其余的则留在了中国，最终被明朝军队吸收。这 60,000 名士兵是带着自己的家眷回去的。如果按照上文的比例来计算，这些回到蒙古草原的逃亡者的人数可能是 30 万（五分之一）、42 万（七分之一）或者 60 万（十分之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区，这些数字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资源紧张。草原游牧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自然灾害（zhud，尤其是暴风雪）能够毁灭畜群，在 21 世纪的蒙古国，灾害仍导致许多家庭结束了游牧生活。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所回到的蒙古草原，包含了由成吉思汗后裔（尤其是阿里不哥的后裔）与官员组成的统治机构。一些官职变成了世袭，积累了巨大的权力。斡亦剌人（或称西蒙古人，非成吉思汗后裔）在蒙古草原西部兴起，他们也对迁回蒙古草原的汗廷没有什么兴趣。汗廷当时位于漠北蒙古的克鲁伦河附近的巴尔斯和坦（意为“虎城”）。 迁徙导致了人口的骤然增长，而他们可能带来了牲畜，也可能没带来。如果带来了牲畜，就可能导致牧场的短缺；如果没带来牲畜，他们就需要食物—意味着会征用当地蒙古人的牲畜。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会出现经济和政治压力，当地精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反对皇室。此外还要加上北元与明朝之间的战争。

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就是，这些新来者中的很多人从未养过牲畜，他们杀死了大量当地蒙古人的牲畜。牲畜的繁殖数无法超过死亡数，从而影响到了其他的一切。如果宰杀的牲畜过多，那么不仅会影响食用牲畜的繁殖和替换，也会使游牧民失去那些牲畜带来的副产品，而这是在草原上生存的必需品，从而最终导致人口下降。紧接着便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斡亦剌人在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挑战甚至篡夺了成吉思汗后裔的君权，显示出元帝国最后的不稳定性，这一趋势直到 15 世纪末才得以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