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民族主义诸相



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

关于民族主义，也有研究者在近代以前，例如在中世纪追溯其起源。但是，我很难赞同这个观点。一般而言，具有趋同性认识的集团，为了区别自己与他人，往往基于一定的标准，设定一个排他性的分界线，在团结内部的基础上与外部世界对抗。这样的现象无论是在哪个时代，也不论是在怎样的社会都存在吧。尽管可统辖的集团或范围大小不一，但要将其以nation的名义现实化，则是nationalism（民族主义）。而作为政治理念乃至意识形态的nation，就像上文所阐述的那样，到了18世纪后半期不断出现。

国家绝不是永远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是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所以终究也会走向终点。19世纪后半期，法国博学之士勒南（Renan）明确提出这一观点。他甚至断言单独的国家最终必然被欧洲联盟所取代。国家并不是不朽的先验性的存在，简要而言，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事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说法，给20世纪末民族国家论以极大的影响，风靡一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所宣扬的民族历史传统多数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诸多事例明确证明，那些不外乎在19世纪民族形成过程当中被创造或者捏造出的东西。而完成民族主义研究基础工作的厄内斯特·盖尔纳则认为，以语言为基础的同质性高度文化构成民族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且正是在必须高效行动的产业社会才会产生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尽管上述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在认为民族、民族主义是近代之物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在此，我个人的立场是试着在与本书课题——近代欧洲的霸权——相关的问题范围内理解国家和民族主义。本书的目的是进行历史过程的考察，并不打算进行理论的讨论和评价。不管是将民族主义看作有关国家正统性的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看成政治领袖为统合国民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操控，还是为了追求作为国家的自立、行使政治决定权的运动，还是产业化进展中的社会的文化性整合的理念，但确定无疑的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民族主义顺应各个时期的历史脉络，带有多样的含义，给现实政治和社会的状况带来重大的影响。

作为国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通过本书此前的阐述，各位应该明白了nation这一理念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法国大革命间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绝不是单调的，反而可以说是一种稍微扭曲的政治和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

正如前面几次提到的，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人们明确提出了唯有国民才是国家的主权者、唯有国民才是正统权威的唯一源泉的思想。但是，国民位于政治核心的位置、担负国家和社会的重任的想法并没有马上作为一种实态反映到政治当中，并在政策和制度层面收到效果。可以说，到19世纪末，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约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将主权在民这一思想在制度层面上变为了现实。

但是，19世纪前半期，在明确采取保守立场的维也纳体制下，这样的想法逐渐与批判当时体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结合在一起。国家和地区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所以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其中有要求政治发言权和扩大选举权的，也有为改善现状而要求实行某种政策的，涉及方面广泛。运动主体也包括从实业家到工人、学生等各个阶层。与当时的自由主义联动的民族主义认为，在国家政治方面必须以国民为中心，作为国民、国家的nation的权益和价值应该最优先考虑，表达这种思想的词汇逐渐被翻译为“国民主义”。这种情况下，国民主义在当时的政治脉络当中大多属于左翼。

我们之所以说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与民族主义间的关系纠结，是基于以下的理由。将《人权宣言》中所显示的应该普遍适用于人类的革命理念扩展到全欧洲，在这一正当化理由之下，法国的革命势力发动了革命战争。这个“大义”也被拿破仑构建欧洲帝国时援用。但是，法国倡导的摆脱旧制度的束缚以及确立作为国民的自由等国民主义性质的“大义”，反而迅速成为反抗法国军事统治，谋求从占领者的统治中解放的理论。这一点本书第四章中也有所涉及。

但是，当时像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样的德国思想家的主张，目的并不仅仅是摆脱法国的统治。

法国革命时期的国民理念，是只要具有“大义”就不问出身的理念。美国独立战争中心人物之一、因《常识》而闻名的潘恩，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公会议员一事并没有遭到任何的抵制，反而是逃亡的反革命贵族不被革命派视为国民。相比于以这样的普遍价值认定国民的革命时期的法国，德国的初期民族主义思想反而认为所谓的nation是作为语言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自然的分割单位，德国正应该以这样的单位自立并实现历史使命。此外，德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在与法国不同的方面标榜德意志民族是“被选定的民族”。他们相信正是德意志民族体现了人类至高的价值。

初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在将价值视为伦理上的内在性事物的倾向很强，没有法兰西式那种强调自身应该传播这一价值的想法。他们反而是通过与法国——侵犯拥有这种价值的德国的不共戴天之敌——对抗，换句话说，利用对敌人的憎恶情感作为跳板，强调了德意志民族的价值和一体性。这也许与谋求从法军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潮流有关。

对于德国将对法国的敌对情感作为跳板的民族主义，法国方面是否只突出作为普遍主义理念体现者的一面呢？实际情况上未必如此。例如，在1870年引起德法战争危机之际，法国也不断将野蛮、残暴的德国的漫画形象与文明体现者的法国形象进行对比。前文已述，憎恶德国的敌对情绪是推动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政治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从19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面貌与初期相比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稍后将进行分析。这里想指出的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成长期，担当者往往是以知识分子和官僚等有教养的人，或者是接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的人为中心。与此相比，到了19世纪末之后，受政治状况和经济社会大变动的影响，担当者变成了包括工人、农民和劳动大众在内的全体国民。关于这个转换，不能忽视的是公共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已经在上文论述过了。

主张自决权的民族主义

前文已述，19世纪欧洲新成立的独立国家，或者是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从小国割据状态走向统一的国家，普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立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尚未形成独立民族国家的族群也认识到如何自己掌握政治决定权、如何实现国家的独立是重要且并不遥远的问题。

就算在欧洲内部，处于帝国统治下的人们，如奥匈帝国境内非德意志系的各个民族，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也受到从初期民族主义开始发展出来的思想的很大影响。作为历史性、文化性共同体的民族，理所当然应该形成作为共同体政治性、制度性外在表现的国家。民族国家的原理可以被引用为从压迫状态下解放出来的理论以及证明独立要求正当性的理论。被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些邻国瓜分而在地图上失去国家形态的波兰，为了发动寻求恢复独立的运动，同样也援用了这样的民族国家理论。

可以这样讲，这种要求作为民族的自决权和独立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在亚非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在历史脉络上存在着差异，但却被赋予了同样的地位。与西欧地区诉求国民形成和构建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有所不同，这里的nationalism大多被翻译成“民族主义”。

整个19世纪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一带出现了各种各样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自决权主张。从帝国方面看，怎样应对这些主张成为了问题。欧洲地区内部的国际政治以及帝国方面的应对，有时也引起与开展民族主义运动的各集团间新的对立与混乱。

例如19世纪中叶，在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整个欧洲期间，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以科苏特为首的马扎尔人宣布要组建独立政府。但是，马扎尔人一旦取得了政治自决权，就势必要镇压疆域内的其他各民族的运动。诸国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时局也对此产生了巨大影响吧。不过，克罗地亚人帮助奥地利军队打击匈牙利。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暂时遭到挫败，但败给普鲁士的奥地利为了稳定国内事态与匈牙利妥协，签署了《奥匈折中方案》（1867年）。此后，德意志人与马扎尔人组成了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即奥匈帝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持续统治着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以1890年建国千年庆典为契机而开展的马扎尔化政治运动，遭到了境内克罗地亚等民族的强烈反抗。

巴尔干半岛

　1913年因为民族对立与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欧洲火药桶”

波西米亚（捷克）等处于奥匈帝国境内被统治地位的各个民族并没有因此绝望。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境内开展争取自决权和独立运动的斯拉夫系各民族一起，在19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一角。在19世纪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相继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取得独立。在20世纪初，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也获得独立。但是，不仅是奥匈帝国，包括沙俄、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在内，为了扩大本国势力范围而纷纷干涉及对抗，不管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最终独立与否，这些国家都相互强化了极具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并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一发展为斯拉夫裔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储事件以及以此为契机而爆发的世界大战埋下了火药，即巴尔干地区成为了“欧洲火药桶”。

众所周知，波兰在被瓜分以前，曾经拥有作为大国的历史。但即便如此，要想恢复以国家和民族主义为根据的独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中暂时成立，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临时政府粗暴地镇压了国内爆发的波兰独立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沙俄同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一起，也因爆发革命而瓦解，波兰开始恢复了独立，但是不久之后，由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入侵，波兰再次遭到蹂躏。

赋予历史文化的价值

不管是在帝国境内呼吁扩大政治参与权和获得自治权，还是要求确立完全的自决权和国家独立，提出这些要求的人们为了将其正当化，在试图唤起他们作为民族的历史情感这一点上，与此前已经概述过的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情况完全相同。这种从民族固有的起源中探求根据，赋予过去国家存在以历史文化上的正统性的态度，在作为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m上也是共通的。

例如，在捷克人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将14世纪波西米亚王国的历史作为黄金时代，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进一步地强调。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捷克的政治家们并不要求独立，而是要求实现比较现实的二元帝国联邦化的自决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独立国家的形成，完全是他们看清了大战终结后帝国解体的政治力学的结果。但是，即使在独立后，该国免不了要面临的不仅是与匈牙利、波兰之间的领土问题，还包括德意志人等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以及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不满和对抗日益凸显的问题。这也与稍后主张保护德意志系居民的纳粹德国的侵略，以及现代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国家分裂问题相关。

斯美塔那

　捷克民族音乐的始祖。长篇交响诗组曲《我的祖国》的第2曲《伏尔塔瓦河》非常知名

像音乐这种乍一看与政治离得很远的东西，也与这样的民族主义有着极大的关系。特别是有关民谣以及民族固有音乐的探究代表了这种倾向。从19世纪到20世纪，优秀的音乐家们为了鼓舞和宣传民族意识创作了许多作品，或者他们为了探寻自身历史的独立性，从事古民谣的研究。捷克的斯美塔那和雅纳切克，匈牙利的巴托克和柯达伊，芬兰的西贝柳斯等人就是代表性的人物。西贝柳斯作曲的交响诗《芬兰颂》，在整个19世纪被统治芬兰的俄罗斯政府视作会煽动芬兰人民族意识的东西而被禁止上演。在已经形成的国家里，音乐依然能有发挥效果的可能性，国歌作为新的团结国民的旗帜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柯达伊和巴托克

　一起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学习，收集匈牙利民歌，使民族音乐焕发现代价值

西贝柳斯

　交响乐《芬兰颂》，因太受欢迎被视为煽动俄罗斯统治下的民族意识，遭到禁演

即使是在被置于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之下的爱尔兰，行使自己政治决定权或者争取自治权的运动持续整个19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里只想说，在这些运动中，对爱尔兰独自的凯尔特系文化传统和语言的恢复和维持成为了19世纪末以来最为重要的因素。

民族主义的大众化与霸权的斗争

民族主义的初期形态是以接受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的人为基本主体的。与此相比，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受众极大地扩展到了全体国民。这一点前文已述。到19世纪末，社会面貌变化，可以称为产业文明的确立这一状况在经济社会中明显出现，而在政治领域，全体国民——虽然只限男性——以享有选举权的身份参加的代表制民主主义成为了基本状况。可以说，到19世纪末，欧洲多数国家采取了普选制和公共教育制度，已经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国民的政治统一过程。此外，初期民族主义中的国民主义，在经历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后，以制度展现出了现实的样子，近代西欧型的民主主义则不断普及。

实际上，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或者是政治参与上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距，但这一过程中大众的国民化为什么成为了可能？如同现代德国历史学家耶斯曼（Michael Jeismann）在《国民及其敌人》（木村靖二编）中收录的演讲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大约束就是“一体性中的平等”，让我们聆听一下耶斯曼的演讲吧！

大部分其他的世界观或政治性纲领只将一体性或协调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或者完全不去留意这些。但对于民族主义，一体性的形成是目的本身。虽说要在保持一体性的同时实现平等，但是并没有丝毫必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为达到目的，唯一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种信念，即属于国民的每一个人，与其社会地位无关，都能切身感觉到自己是德国人、是法国人、是意大利人、是西班牙人等，并且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与具有同样归属意识的人们之间是平等的。仅此而已。

因此，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区主义，但它并非与国民性的一体性抵触，反而能作为一体性内部的分支，处于赋予民族国家丰富内涵的共生位置上。不限于地域分类，其他方面的下层分支也是同样的。并且，到19世纪后半期，民族国家将基于征兵制的军队、公共的学校制度这种在大众民族化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国家组织掌握到了手里。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路径，国民统合以对一体性的民族即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共享同一性感受的方式得以实现。

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与非欧世界的关系角度来说，大众的国民化的结果，即确立民族国家实质的过程，是与推行富国强兵路线并行的。甚至可以说，它们就像货币的正反面一样，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对于19世纪欧洲各国来说，随着世纪的发展，它们置身于一系列历史事件当中，诸如确保作为世界大国的政治位置、工业化之后的经济竞争方面的霸权争夺战，以及与此相伴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竞争。

认为这是在作为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国民主义似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构建时代之后，伴随着排外性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争夺的时代的到来则是错误的。在稍早一点的时候，也许流行着这种误解，但是现在必须予以纠正。涉及国家内部体系的民族国家构建的时代，从与国家外部的关系来看，也是帝国主义多样化发展的时代。上文已述，在19世纪末，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资本的作用也日益增大。但是将此视为帝国主义起点的想法，不过是认为那里有资本主义终点的列宁主义似的、过于狭隘的帝国主义论而已。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稍后进行分析。

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

确实，在19世纪末，表现出排外性格的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被强化。当时存在着这样的历史脉络。

在工业化进行的过程中，围绕着日趋多极化的经济霸权的争斗、不断激化的获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国家的威信或权威的理念，因为国民可以参与政治，重要性得以增加，成为许多国民共享的东西。不要输给其他国家、必须打击当前的竞争对手、自己的国家更加优秀当然应该成为世界领袖、阻碍这个目标的东西必须除掉，诸如以上的想法或者说感觉占据了优势。

大众化的报纸通过各种各样的讽刺画，广泛宣传关于竞争对手的负面形象或者对本国的威胁。在20世纪初，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行量超过了一百万份，在当时取得了惊人的快速成长。借用创刊人名字而被称为“诺思克里夫（Northcliffe）革命”的这一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在大众排外性这一沙文主义中巧妙地利用了狂热的爱国主义。他们在当时的霸权抗争过程中，报道能够保障大英帝国不可动摇地位的赞美新闻，与此相反，刊载瞧不起竞争对手法国和德国的新闻。

诺思克里夫子爵

　创刊《每日邮报》的新闻大王，本名是艾尔费雷德·哈姆斯沃思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经济状况并未好转，本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问题之际，至少在一部分地区明显出现了将其归因于外部的观点，甚至出现了暴力现象。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着来自国外的妨碍、国内那些作为国民却不共享命运的异端分子是可恶的、都是因为外国工人的原因等风潮。在德国，波兰裔居民遭到了社会歧视；在法国南部地区，来自意大利的劳务工人遭到了袭击。即使在俄国等国家，也频发对犹太人的少数族群迫害，即袭击事件。

这样，通过在民族国家外部树立替罪羊，国家免除了自身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希望进一步强化敌我。19世纪末，在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一部分报纸上可以看到反复宣扬追逐暴利的犹太投机家的国际阴谋这样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排外的民族主义言论与在欧洲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发挥一定影响力的优生学言论很容易地结合在了一起。

只将这些视为民族主义的变质或堕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民族主义在一开始虽然在基准的设定上就具有多样性，但它是在明确划分内外分界线的前提下成立的。作为国家，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在外部设定了明确的敌国或者敌民，或者强调自己的特征和固有性格等，这些着眼点根据国家、时期或者主张的人的不同存在着差异。以确保民族整体性本身为目的的民族主义，正因为有这样的融通性，对于历史脉络的变化也能应对，但必须指出的是，采取19世纪末那种排他性的、排外性的形式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一直隐藏着。在东欧地区，旨在追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虽存在着状况和程度上的差异，但与上述情形完全一样。并且，即使在现代，依然会一直存在着危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