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资本主义萌芽

维系“世界”的营利组织——斡脱

由忽必烈及其智囊团所形成的新国家方针之最大特征，正是全面掌控经济这一点。而且，从以大元汗国为主要核心的整个蒙古疆域开始，甚至包括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也都被卷入的这个范围超级广阔的物流及国际贸易，是由国家主导、有意识性地创造出来。

成为其硬件方面基础的就是以大都及该处为中心，跨越陆地、河流及海洋的庞大“欧亚大陆循环交通、运输网络”之整建及扩充。于军事及政治面无边界的状况，在经济及贸易面则是以较其更加明显且大上一倍的规模进行。

若将这样的现象比喻为人类的身体，以蒙古统治“骨架”为背景的这个系统，可说就相当于“循环器官”。至于大都，不用说当然就是“心脏”。

另一方面，随着蒙古扩张而扩大的商圈，现在以忽必烈政权的出现及其国家政策基础之下，陆海两方面整并程度显著持续加深的穆斯林商业势力就成为在整个系统中流动的“血液”角色。在其下，则可见到包含回鹘商人在内、由多人种组成如裙摆般扩散的下属团体。

回过头来说，伊朗系的穆斯林与突厥系的回鹘这两个国际商业组织，早在蒙古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为串联中央欧亚大陆物流及贸易的那双手。

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这两个群体之商人团，在蒙古出现不久后就立即与其建立深刻关系，从信息搜集到资金及物资调度等各方面，在背后支撑着蒙古惊人的军事扩张。而且，在蒙古军进驻的统治管理，协助蒙古进行征税及财务等，有时甚至会成为部分行政之代理者。

在这种情况时，他们就会以所谓的“承包”方式承接这些业务。若换成现代用语表示，应该可说是从经营顾问业到行政生产业。简单来说，是同时兼具蒙古统治之下属机构及承包机关之功能。

透过蒙古的扩张及之后的统治，军事政治组织之蒙古及商业经济组织之穆斯林、回鹘，显著地共同化或一体化。两者是处于共存共荣关系，或者甚至可说是蒙古统治的“表面”及“里面”。

当时，这些商业势力除了自己之外还会选择其他“伙伴”一起行动。而且，将其更加发展集资成为大规模资本，并以其为基础一起或是以团体进行各种经济行为。这样的伙伴关系本身，用突厥语将以此为基础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称为“斡脱”。原本的意思为“伙伴”，将其转换后成为“工会”之意。在波斯语中的“Urtaq”、汉语的“斡脱”，就是其音译字。

以回鹘出土文献相关的历史语言研究为基础，将“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也就是以蒙古出现作为前后之分界，在蒙古出现之前）做出非常活跃考究的森安孝夫曾经发表过应该要注意有关“斡脱”起源之见解。

亦即，应该是起源于突厥语的“斡脱”这个词汇也被另外一个国际语言的波斯语采用，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于中央欧亚大陆的共通词汇。森安孝夫认为“斡脱”这个词汇本身是来自于突厥语这件事，应该是因为这个概念及团体本身原本是起源于突厥族，尤其是由从很早期开始就精通熟练并活跃于国际贸易的回鹘所创立。

这一点，正是核心所在。“斡脱”一词不论就史料方面来看或是历史史实而言，都是集中在蒙古时代才得以在欧亚大陆被显著地使用。首先使用于身为“蒙古统治教师”回鹘之间的“斡脱”这个称呼，因为被直接采用成为执政者蒙古的语言，所以在瞬间成为广泛地被流传于整个庞大统治疆域的“国际语言”，这样的故事架构应该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在历史方面的实际情况中，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蒙古出现的这个时间点，相较于回鹘的贸易组织，伊朗系穆斯林商业势力在资金规模及活动范围这两方面早已达到更庞大及更广阔规模，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纳入回鹘组织、以自己为顶点的组织网络。

在其理由及背景中，有一点是因为回鹘商人团体的据点仅限于天山南北，但是伊朗系穆斯林商人团体的原本地盘是相当于旧花剌子模时期最大疆域的河中地区、伊朗及阿富汗斯坦。两者在活动范围及资本累积方面就有所差异，理所当然地也会导致事业规模（尤其是在资本大小差异方面，是因为穆斯林商人团体承揽了蒙古的承包代理业务）有别之结果。

还有一点是当时的伊斯兰已经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各地域的“面”及“点”，并且企图更进一步地扩张（关于在东方部分，很明确地正是蒙古让伊斯兰得以更进一步扩张），伊斯兰社会原本就对外来者抱持相当开放态度。相较于大多数为佛教徒的回鹘，同为“穆斯林共同体”的成员、活动力较强的伊朗系穆斯林商人团体较有利于形成范围更加广阔的商圈，这一点也不可忽视。

特征为共同出资及多样性国际经济活动的“斡脱”这个营利组织体的群落，随着蒙古的扩张而急速成长，到忽必烈出场的时候，个别团体之间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集团化。成长至此的“斡脱”个体，可说就是现代的“社会”，甚或是“企业”。在史料方面，也能很明确地确认数个集团化的企业团体。

在忽必烈政权下，成为企划、提案及执行各种国家规模大型项目的核心者，就是穆斯林经济官僚或是具备相当资格的不同族群。他们要不是曾经在“斡脱”待过，不然就是具有相关背景的人。忽必烈是有意识地故意挑选出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帮手。

总之，忽必烈是以更强势方式将自古以来与蒙古形成表里一体关系的“斡脱”纳入政权内部。借由让其中具有权势者担任政府高官以及经济实务部门最高领导者，将斡脱这个组织团体及各种营利活动直接整个放入国家管理之中。可说斡脱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半官方。

这个对于当时的斡脱来说，是个更加有利的状态。包含征服南宋作战等军事行动在内、由忽必烈政权推动的各种国家事业，对他们来说是个绝佳机会。斡脱彼此竞争着承揽事业，而在现实中的执行时，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成为事业的核心力量，持续地执行忽必烈的新国家建设。

斡脱将忽必烈王室或蒙古众多王族的命令书作为一种“特许状”的“命令”使用（蒙古的命令书可分为两种，也就是将唯一的大可汗“命令”用蒙古语称为“Jarliq”，其他的后妃、众王、宰相及将领的“话”称为“üge”。这两者之间有截然不同差异。尽管如此，两者都同样地用回鹘文字及蒙古文字书写，并经常会翻译为当地语言版本后再行发送），而得以优先利用蒙古政府以公费支持的各种公共交通运输机构。

在当时，虽然也有相当于现代饭店或旅馆的设施，但仅限于相当规模的重要都市或是港口渡轮等交通要冲之地，其他的就是由佛寺或道观经营收费的住宿业。这种兼具本业及副业的住宿设施，也是由拥有“特许状”的斡脱以一种准公务员身份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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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万能时代

在蒙古语中，代表印章的词汇是“Tamgha”。蒙古时代是印章时代。印章被非常广泛地使用在各方面。例如，如果拥有权威的印章或是持有以该印章加盖的文件，就可以威风地大步走在街上。

“Tamgha”是泛指所有“印章”之意，因此例如家畜的烙铁印等其实也都是Tamgha。象征着隶属于某人物或某集团之物的Tamgha，会被烙印在牲畜群体，有时该印记也会被使用于插在军用盔甲背后甲胄上之小旗子的图样。在吐鲁番方面发现的蒙古语及回鹘语文件中，出现了类似成吉思汗王室次子察合台家族Tamgha的印记。

但是，最终大部分的Tamgha都还是所谓的“印章”。也就是说，上从蒙古大可汗开始到王室众王侯、后妃、太子、公主、贵族、将领、宰相再到文武百官，与公权力相关的所有人物，都持有与其地位及职务相对应的官方印章，并且一定会加盖在相关文件数据上。若没有盖章，就不具效力。

在蒙古时代，印章与著名的“牌子”都是代表该人物身份的证明及象征物。

最高贵的印章自然是至高无上者蒙古皇帝的玉玺，目前所知几个是用汉字、蒙古语回鹘字刻印而成。至今还留存着似乎是直接用印有玉玺的国家文书或盖有内容为汉字“皇帝之宝”（在此的“宝”是指“宝玺”“宝印”之意，总之是指印章）玉玺戳印的敕书等刻印而成的石碑。

另一方面，包含同族汗国当家之主在内，王室众王侯、后妃、太子及公主持有的印章，全部都是金印。在蒙古语中称之为“Altan Tamgha”。玉玺与金印之间的差异，是仅有一人之帝王及并非帝王之差异。但是，与用于称呼成吉思汗同族的“黄金家族”（Altan Urugh）名称有关，或许来自该家族成员持有的印章全部都是金印。

在王室以外，除了被授封王号而成为准王室的族长家，均未被授予金印。在将领、宰相以下，高位者为银印，随着中级、下级之排名下降而成为铜印、铁印。前几年在九州岛发现、被报道是否与“元寇”相关之物的印章，内容是用八思巴文字音译汉字“管军总把之印”，这是掌管50人左右军队指挥官之印章，理所当然是用铁制而成之物。此外，在这个阶级之下的下级指挥官、官僚之印章，不论是在海内外都有许多留存。

自然，也会出现盗用印章的事。在蒙古时代的记录中，也记载着例如盗用高阶人士之印章并做尽想做之事的窃贼故事；或是伪造著名蒙古众王侯的印章并盖在任命自己为其代理人的伪造文件上，于该位王侯之领地享受贵族氛围的愉快事件等内容。有趣的是，不论是在东方的汉语史料或是在西方的波斯语文献，都可见到相似的故事。不知该说是不论到哪里人类所想的都相同，还是该说在蒙古时代不论东西方的发展状况都相同。总而言之，不变的就是用印章来代表身份这件事情本身的滑稽性。

当然，在进行各种商业买卖与金融，或是“承包”业务的征税及物资调度等时，一旦遇到某些危险、威胁或当地的抵抗，甚至要请当地蒙古政府军队出动都并非绝对不可能。在现实中，也曾出现经常依赖军队威势而以半强迫方式达成营利目的的蛮横做法。

举这种例子，或许也有种要定位蒙古及斡脱正是做出无理的非法行为之倾向。

但甚至是现今的世界，也并非全部都是警力相当健全、充足的时代。更何况在当时，为了商业行为及旅程的安全，也有不得已必须要寻求些许武力保障的紧急状况。而且，因为能在广阔范围内获得“安全保障”，也正是蒙古权力的正当性之一。

总之，以蒙古军事力量及公权力为背景，斡脱朝欧亚大陆各地出发，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结果，先前似乎被“文明”所抛弃的边陲地区及山谷深处或者是海边的贫穷村落，也都开始与“外界”联结。

但是，到了蒙古时代，居住在山岳或边陲地区的大大小小“人类集团”的名字，以不同的程度于一举之间被大量记录而登场。至于其名称，虽然也有蒙古取的名字，但也有很多是被记录者他们称呼自己的名称，也就是自称。当然，名称涵盖了多种语言，也有不少“集团”名称是无法被清楚地界定到底是哪种语言，或者是什么意义。

在此背景中，有一点是蒙古军队驻扎网络之细密程度，远比我们一般人可以考虑到的更为惊人（就其结果而言，驻扎在“边境”的部队子孙，就直接留在当地生活，时至今日被当作是“少数民族”的，也绝对不只是两三个案例。因为有时是以“蒙古”为名之斯基泰部队，有时则是汉族部队，所以变得更加复杂）。然而，首先应该举出的还是借由斡脱达到的范围广阔之经济扩张。当然，也变成是事先没有预想到的产物。

然而，到了近现代，这些人的子孙，却因距离“中央政府”相当遥远，而被人们在思虑不周及图一时方便下，任意地给冠上“他称”或是被万分失礼地分类为“少数民族”。

但是，在700年前的蒙古时代，几乎没有想要借由提出特别分类名称或是包含企图的他称以达到区别化及差异化之考虑，仅单纯地依其原有或自称的存在样态来记录、认知。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否可以只用“时代差异”而一语带过呢？

过去的蒙古不可能会说出这样的理想或意识形态，就这一点而言，还真是冷淡又不讨人喜欢。但是在政权本身的本质方面，是具有质朴味道的。

另一方面，近现代国家及政权，对内对外都爱设定些明显的或模糊的理想或志向，具有喜欢把自己美化的共通癖好。所谓的“文明国家”，应该不需要以贬低他人来得到恭维。但是，即使是在现代世界，还是有不只一两个对于卖弄“多数民族”的傲慢或庞大政府力量的“权力理论”而感到高兴的野蛮、肤浅的政府。

回过头来说，在忽必烈政权有意识的振兴政策之下，在现实面来看，斡脱们的企业享有近乎特权的地位。忽必烈王朝操控着这些由自己保护、培养的会社及企业体之群体，并将范围远远超过直接管辖之“大元汗国”框架的“世界”握在手中。可以说斡脱是由忽必烈及其智囊团编织而成新“世界战略”的先遣部队。

奠定资本主义基础的“银之时代”

借由斡脱这个“血液”被输送而达到整体活性化“氧气”角色之实现者，正是“银”。

关于此点也有段前史，而且还是个相当长的前史。目前还未能完全确定在人类演进过程中，金与银这两种贵金属是在哪个时间点变成共通的交易工具，也就是扮演货币的角色。根据不同时代及不同区域而有相当大的差异。

但是在历史上，以大角度来看有两个主要分流。目前已知从罗马帝国开始到所谓拜占庭帝国的脉络，是实行金本位制度。另一方面，以古代波斯为开端的伊朗文明圈则是全面性地以银为主。之后，承袭两者体质的伊斯兰中东世界在持续以银为主要交易手段的同时，也使用金。

印度世界拥有同时使用金、银之传统。但是在中华区域，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银都较常被当作装饰用途使用，显然缺乏被当作货币之经验。中华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是处于以铜币但并不局限于方孔圆形“铜钱”之一元化状态（此外，铜钱使用范围几乎与汉字文化圈重叠这件事，是个相当有趣的事实）。至于银的使用，则可说几乎是完全局限于对外结算或对外馈赠的程度。

另一方面，在已经是由突厥系居民占大多数状态的中央欧亚大陆这广大空间中，几乎是全面处于以银的使用为主体、金铜则为附加之状态。就这层意义而言，可说大致上都已经串联成为一个伊斯兰·中东。

在蒙古出现以前，俯瞰广阔的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先摒除东方中华及西边欧洲部分，几乎都是以银为首要交易手段，或者是成为交易时的价值计算基准。蒙古则是以更强的力量推进了这种情势。

蒙古会直接沿用中央欧亚大陆传统使用银，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不论是共生关系之国际商业势力回鹘或是伊朗系的穆斯林，都是使用银。除此之外，对于已经成为范围超级广阔之庞大帝国的蒙古来说，确实有必要规范全部领域都共通使用的价值基准。

结果，银就成为跨越蒙古东西方的公定“贸易基准”。因为银原本就是以称重方式衡量价值的“称重货币”（换个方式来说，不是像今日之纸币虽然本身只是张被裁切过的纸，但却在政府的信用下成为共通使用的“票面价值”，银这个贵金属原料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所以无须特意推行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银货币。

仅设置了唯一一个统一基准。也就是区分为约4克、约40克、约2千克的三阶重量计算单位。其比率分配为1、10、500。虽然个别的单位名称会依据地区及语言而有所不同，但这个三阶单位不仅成为征税及纳税基准，也被广泛地使用于所有的交易、买卖及价值换算。

掌握忽必烈政权“经济战略”的斡脱，携带着银、用银交易。他们可说是将银的使用推广开来之“使者”。结果，虽然还有疏密之分，但总之整个欧亚大陆及北非都被“银的使用”这个共通价值串联起来。跨越区域、跨越国境、跨越“文明”圈的框架，成为人类史上首度出现的“银世界”。

实际上，这件事情象征着相当大的意义。借由蒙古及忽必烈这两个重大因素，在公元13世纪末期，银成为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共通使用的“国际货币”。这个一度被“银”这个看不见的手串联起来的“世界”，不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慢慢地转往一体化方向迈进。

那就是在公元16世纪以后，从南北美洲大陆运来了大量的银，造成“世界”价格革命及商业革命，在一夕之间以全球规模迈向资本主义经济之路，也就打开了迈往近现代之路。而成为其基础之土壤、也就是银之使用这个奠基，早在蒙古时代就已经被准备好了。

例如在中华区域，若没有蒙古这个要素，在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以后，当被称为“西班牙银”的南北美洲银来到时，是否能那般平稳地转换到银经济呢？在明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状态，虽然除了意味着被卷入以银为媒介的“世界经济”以外，别无其他，但这有可能在突然之间达成吗？

几乎完全相同的状况，也出现在日本列岛。蒙古时代相当于日本从镰仓中期开始到南北朝时代，此时在日本也已经开始使用银。另一方面，在公元1543年时（但根据最新的葡萄牙史料显示，被认为是1542年），葡萄牙及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进入海洋及以银为主轴的“世界经济”这两股新的波潮之到来时，银的使用也产生了作用。的确，为何战国时代的日本可以那么简单直接地就接受银之使用？

历史是奇妙的。有关于直接的因果关系或是可以简单地得到佐证之事件、现象，都容易被注意及被传述。

但是，当空间及时间规模突然之间变大时，就不容易产生相关联想。由蒙古开始推进的“世界之世界化”这个大现象，不只有可以让所有人用眼看见、留下深刻印象的政治上之庞大疆域，也不可忽视就算是无法用肉眼看见之经济方面的事物，其显著事例之一就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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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欧亚大陆的银之单位

蒙古使用的三阶银重量单位之名称，依据地域或语言而有所不同。在汉语中称为钱、两、锭。回鹘语（而且，恐怕在所有突厥系语言也相同）称为两（Satir或Sitir）、钱（Baqır，重量单位）及锭（亚斯土可， Yastuq）〔译注：Yastuq为锭；Čao为钞；Satir为重量单位（亦为粟特语）；Altun Yastuq为金币；Kü Muss Yastuq为银币〕。从两种语言皆有三阶的称呼，就可以知道整体状况。

但是，关于统治者语言的蒙古语，至今为止也只知道最高的重量单位称呼为“Satir”，其他的都不清楚。相同地，关于当时的国际语言波斯语，也只知道最高重量单位称呼为“Bâlesh”，其他也是无从知悉。

在三阶单位之中，约4克及约40克的这两个单位，已经可以从相当时日之前波斯帝国萨珊王朝之著名银币（也就是所谓的萨珊银币）得到确认。总之，这两个单位可说是早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经在中央欧亚大陆及伊朗方面通用且持续绵延生存到当时的“国际统一单位”。

总之，蒙古的独特性就彰显在剩下的最高重量单位约2千克。但是，这个也可以找到先例。也就是在蒙古刚开始扩张时就被消灭的女真金帝国所使用的50两＝1锭这个重量单位，或许蒙古就是如此承袭使用。

金帝国这个独特的国家，虽然一方面采用中华帝国的做法，但在另一方面也充分地吸纳了被自己消灭的契丹辽帝国这个中央欧亚大陆型国家的要素。

契丹辽帝国时代，在涵盖首都上京临潢府及位于现在北京地区的南京析津府之疆域内各地区，以在蒙古时代大显身手的“天山回鹘王国”之祖先们为首，来自中亚方面的商队频繁地到来。相较于南方“中华本土”的经济大国北宋帝国，尤其就经济文化之“国际化”这一点而言，契丹辽帝国是显而易见地较为进步。

另一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未加入“金银世界”的“中华世界”，也透过涵盖辽金两朝及两宋时代（两宋是指北宋及南宋）、时间长达300年的南北共存时代（也有人将此称为第二次南北朝），渐渐地开始受到中央欧亚大陆使用银的潮流之影响。除了发迹地的满洲之外，同时也掌控了整个华北地区的金朝，是在濒临灭亡之前，开始采用被称为一铤（“铤”是指板状金属原料）的用50两银做成的长板型铸块。“铤”及“锭”的发音皆为“定”。

于是，代表50两，也就是约2千克的银之重量单位“锭”在此出现。从“铤”变成“锭”的理由，其中有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在蒙古时代约2千克的银块不仅仅局限于长条状。

总之，蒙古将既有的两个单位链接组合而建立“蒙古式”的三阶新价格计算单位体系，并且适用于整个疆域。在这一点，虽然不是发明者而是综合者，但果然还是像蒙古。

在蒙古所谓的一锭这个银块，被铸造成独特形状。被总称为“银锭”的蒙古式铸块，主要是用来馈赠予同族汗国、王族及贵族，或者是在支付金额庞大的军事费用等时候使用。例如若是5000两的话，就相当于100个银锭。尽管如此，一个2千克的“货币”，还真是雄壮、简单明快。

回鹘语的“亚斯土可”及波斯语的“Bâlesh”，都是“枕头”的意思。另一方面，蒙古语Palta Balta（Svh）则是“斧头”的意思。应该是因为这个一锭的铸块有时会被做成枕头形状，有时会被做成斧头形状。

在蒙古语及波斯语中，仅能找到最高重量单位的名称这一点，说不定是因为这个蒙古式的2千克银块正是蒙古及东西方欧亚大陆的独特姿态之凝结物，故才能蜿蜒地流传至今。结果，若说到“蒙古的银”，或许就会立即联想到“斧头”或是“枕头”。

此外，流传于佛罗伦萨关于蒙古时代商业买卖及金融的说明书之柏哥罗蒂（Fransesco Balducci Pegolotti）的《商旅手册》（Pratica della Mercatura）之中，也有提及东方贸易，表示在蒙古统治下的东方世界是非常安全且繁华，甚至只要带着“Bâlesh”就可以了。毫无疑问地，这就是国际语言波斯语之“Bâlesh”也扩及意大利半岛的证据。

重商主义财政与大规模间接税

在忽必烈的新国家经济政策中，有两个在世界史上应该要被注意的特征。一个是忽必烈政府的财政运作极度地偏向重商主义。在中央政府的岁收中，被称为“盐引”的盐交换券之贩卖金额收入约占了80%左右。另外，在当时被称为“探合税（Tamgha）”的商税（译注：Tamgha原意为“印”，征收商税须以税务用过的“印”的契本为根据）约占了10%到15%左右。两者合计竟然高达90%到95%之间。

如同后面会说明，因为商税及“盐引”收入不仅是商业税也同时都是间接税，所以中央政府完全没有采用直接征税方式。在此情况下，若谈到从农产品等获得之税收，就几乎完全是分配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这就是土地的产物可以完全使用于该土地之态度。蒙古不拘泥地方统治方式，大多是采用当地既有方式或是直接委任当地有力者进行。这也是一种间接统治方式。忽必烈国家所采用的税收体制，完美地呈现这种尊重当地、反过来说的话就是较不关心地方统治的体质。回过头来说，关于占了中央政府大部分税收的“盐引”，有必要就几点状况进行说明。就原本的意义来说，盐引是当事先被指定特定贩卖区域（当时的汉语称为“行盐地”）的业者，在进入盐场领取由官营盐场（盐田的制盐场）制作生产之专卖品盐时的交换凭证。

在中华区域，从相当久以前的汉代就开始实施盐的专卖制度，而成为相较于原本的生产成本、价格被抬高至相当不自然之高价官营商品。历代的王朝政府都独占了盐的生产及贩卖，其利润也就成为税收的最大宗收入。

结果，即使是之前的中华帝国，政府岁收中盐的专卖收入也占了三到四成左右。蒙古也就是将其推到极致之作法。

而且，因为就算是以官方公定售价打了几折后的价格贩卖，也可以获得庞大利益，因此在黑市进行“私盐”（非政府专卖的盐，具有非法交易的盐之含意）交易的民间业者也络绎不绝地出现。对政府而言，若放任不管的话会造成国家财政崩溃，所以拼命地进行取缔。也就是使用武力进行彻底压制，被捕者也都被处以极刑。

在此情况下，黑市的盐业者也就开始团结、进行秘密结社，而且进行强力武装。这种黑市的盐商组织跨越了地区进行串联，成为潜在的反政府势力。

就像先前已经说过的唐末黄巢大规模动乱以及终于将唐朝王室推向灭亡的朱全忠等，也都是所谓的“盐贼”（虽然是盐的小偷之意，但因为“贼”这个字同时也具有盗贼、坏人的意思，因此也就变成是违法乱纪之人，总之就是对政府来说是谋乱之人的意思。不论规模大小或是内乱外患，只要是反政府势力就都是“贼”）出身。

在中华世界，历代王朝的政府与盐商的关系，就算是共同吞食庞大利益的公权力与地下社会之模式，或许可说就算连同近现代在内，通过中国史可以看见政府权力与秘密结社这两大对立构图。

总之，于一张证书中大量地封存着原本被设定为高价品的盐之盐引，也就成为具有相对应出奇高价值的有价证券。

但是，不仅如此，实务上也开始被当作一种高价格交易的便利“代用纸币”使用。在其背景中则有中华王朝奇异的“铜钱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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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币与纸币之间

中华这个“文明世界”，在好长一段时间将只能代表最低金额一文的铜钱，当作唯一主要货币使用。这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之事。

若是日常小额买卖的话还好，当金额稍微变大时，就会变成相当不便之事。在金额庞大的交易时，就必须要准备几千枚、几万枚的铜钱（一贯是指一千枚一文铜钱。“贯”是一串的意思。其缘由是因为以串铜钱用的绳子或是木制道具等串穿铜钱中央的孔穴而来。一贯也可称为一缗，其理由也相同）。在旅行中，也不可能携带大量笨重的铜钱，甚至可说就是荒谬之事。铜钱除了表示各种物品的价格之外，也近似于代表最低基准的象征。

仅发行铜钱也泰然处之这一点，就代表从一开始就不关心（或是视而不见）现实社会生活之不便的想法，相当明显的是政府本位主义之立场。在历代中华王朝可见的“铜钱至上主义”，是根基于明显的领导者意识形态价值观之行为。或许出自官民之间的隔阂或者是民可使由之这种文明观的结果。

原本中华本土就缺乏有蕴藏量的铜矿，如同历史上中华王朝频繁地颁布“铜禁”命令般，困扰于逐渐缺乏的铜不足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执着于铜钱。这般非要铜钱不可的状况，只能说是太过深信铜钱所导致。或许在铜钱这个形式中，可以感受到中华王朝的美学意识，甚至是正统性。

但是在实际中，坚持使用铜钱到底，有时就算王朝政府发展蓬勃而尽力铸造时，也不可能满足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需求，因此民众就逼不得已地必须用铜钱以外的东西来代替。最好是重量轻且票面价值高，此外，若可以还要是在这片土地中不论是谁都会欢迎的东西。

因为这种“代用货币”就成为实质上的货币之意，所以也被称为“实质货币”。在中华世界成为“实质货币”的有空名度牒、丝绸或是米，等等，盐引也是如此。

在中华本土的蒙古时代之前的阶段，银是被当作“代用货币”，经过唐末、五代及北宋，尽管只是少数但银也开始被使用。不过这是社会的部分状况，至于将银当作“流通货币”的是限于借由海洋贸易而被“外界”打开的福建及岭南沿岸港湾，或者是相对地靠着与契丹辽帝国、回鹘及穆斯林等国际通商而繁荣的“北边疆域”等地区。

总之，以外来者当作交易对象的地区，几乎都是如此。当北方中国为金朝、江南地区为南宋这种情势持续时，主要在其后半阶段，虽然南北双方都惯用纸币或是银的使用也开始萌芽，但基本上还是以铜钱为主。

蒙古完全颠覆这种状况。干脆地舍弃了中华传统的“铜钱至上主义”，而转换成交钞。蒙古是个远远超越中华框架的、具有世界观、疆域超级广阔的政权。而且，蒙古权力几乎是毫无意识形态、无所局限之物。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古怪的坚持所产生之不方便及不具经济效益，皆显得相当愚昧。

但是，关于既有的铜钱，没有道理将其禁用，所以就直接延续许其通行。蒙古不是停止使用铜钱，而是停止铸造铜钱。不知蒙古权力是想要借由这件事来显示度量之大，或仅是从头到尾贯彻实用主义而已。虽然意见会因人而异，但或许是以后者较为恰当吧！

总之，毫无疑问地盐引这个制度本身具备代用货币色彩的用途，也是从蒙古时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忽必烈及其经济智囊团，是以相当于大元汗国经济力量根基处的中华世界这项传统为基础，而更进一步地将其扩大。

盐引的购买是以银进行。总之，就是将盐引与银联结。大元汗国的盐引，不只是以盐这个实际物品为背景，也与银这个国际价值体系链接。和两种高价的“绝对价值”都可对应的盐引，不仅完全地通行无碍，而且还成为无可比拟、信用度高的“高面额纸币”。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

此事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如果从政府认定的贩卖权成为配套之盐票贩卖这一点来看，对于政府来说，由盐引得到的收入就是广义的商业岁入。

另一方面，购买盐引的人（在盐引成为便利且确实的高面额纸币之忽必烈时代以后，盐引的购买者就不仅限于盐的贩卖业者）并不一定会立即兑换成盐，而是用于与别人进行买卖或决算。在此情况下，多方转手的盐引就变成不知会在何时、由何人进行兑换成盐这个实际物品。

当得到了盐的这个人（这就是贩卖业者）将盐卖给消费者后，就要缴纳贩卖金额的3%的“营业税”。在对买卖及消费行为进行课税这一点，是个间接税，而并非是由消费者直接纳税这点，也可说就是内含于售价的消费税。

另一方面，若从与银这个串联整个蒙古帝国的“基本流通货币”产生联动这一点来看，盐引是银的辅助货币，也是较银更方便携的纸金融。对从事各种经济行为的人们来说，是个非常容易携带的东西。

在此有个重点。事实上在当时，相较于庞大的流通货币需求，被蒙古当作正式“价值基准”的银之绝对数量是显然不够。而且另一方面，在忽必烈政权展开的自由经济与贸易振兴政策之下，不只是蒙古领域，还扩及整个欧亚大陆及北非，经济是明显地相当活络。简单来说，尽管是将银当作基本单位，但重要的银数量却不足以应付需求。

在公元16世纪从南北美洲大陆突然出现大量的银之前，在欧亚大陆及北非流通的银是相当稀少。有些人认为是以16世纪为界线，银的绝对量接近于一个零的单位差异。

对于忽必烈政权来说，为了补充可以预想会随着年月而更加不足的银，除了将既有的盐引制度调整为耳目一新的制度外，还将其推到首要地位。事实上，对于忽必烈政权来说，盐引是个具有多方面功能的存在。

但是，大元汗国另外还有一个名为交钞的纸币。毫无疑问地，在一般“常识”中，若说到大元汗国的纸币，不管怎样大多都会说出交钞。即使是在历史教科书或是概论书籍等，也都被当作值得特别提出之事描述。

虽然并未误导，但却也不全然是事实。只能说是欠缺充足说明或理解。交钞这个纸币的运用方式，确实是世界史上值得注意的焦点。但是该制度与想法本身在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事实上，在比蒙古更早的女真金朝时代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国家规模在运行。大约在此前后的时间点，在南宋也有小规模地进行。

总之，蒙古始终都是加以应用而已。若光论这一点，与盐引的状况有些相似。

当然，尽管在以更广大疆域间的全面推展这一点来说意义相当重大，但“纸币”制度创始者的“荣耀”，应该是无法归给蒙古。

交钞是“小面额纸币”。在10种交钞之中，最高面额也不过是二贯而已，不怎么适用于庞大金额的交易或决算。若就与之前历代中华王朝的关联性而言，就是铜钱的代替品。在交钞的中央处印有相当于票面价值的铜钱图像，也就是被当作代替会一边发出当当声响边购物的铜钱，而发行以纸制成且可交叠的交钞。而且，在制作费方面也较铜钱便宜。

但是，事实上最后这个交钞也被换算成银使用，包含盐引和交钞都是在已经习惯以银为唯一经济基准之下而发挥作用。大元汗国政府借由运用盐引及交钞这一种“纸币”，在补充了银之不足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将银这个东西聚集到手边。

忽必烈国家经济政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废除通关税及实施大型间接税。自古以来，包含中华区域在内，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商人只要通过主要的都市、港湾、渡船口及关隘口等，每次都要被收取通关税。这对于远距离交易来说，是相当不利的障碍。

若将该地区都当作“小世界”来看待的话，每个小地方的通关税就相当于一种“关税”。在欧洲大陆的封建领主之“分封地”等，毫无疑问地也可成为这种一个一个的“小世界”还拥有自立性的证据。“世界”还停留在各处都具有浓厚“中世纪”之样貌。

但是，忽必烈国家将不论是对内或是对外部分的中间“通关税”全部免除。只要在商品最后贩卖地缴纳销售税也就是“商业税”就可以了。若换成现代用语，正是废除关税。

税率全部都统一为1/30，也就是约3%左右。可说是简单明快、不啰唆的税制。很明确地，这是保护以及培养远距离交易及其商人的政策。忽必烈政权保护大型商业资本及远距离商人，并借由他们促进大规模的物流。

这些远距离商人的最大代表，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斡脱。大小规模的远距离商人们，以斡脱为顶点而被大致地统合化、系列化。他们以蒙古的武力作为后盾，利用交通运输网络前往各地。除了自己的共同资金之外，从进出于蒙古众王室、族长家等处手中借到数量庞大的银（就此意义来说，蒙古王室及贵族就成为相当于现在“最大股东”的商业资本家），也成为他们的资本。

当他们达成了营利目的之后，就会将利润的一部分回报给出资者的蒙古显贵们，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持续地进行大小规模的物流，最终将物资运送到相当于欧亚大陆交通循环系统心脏的大都。由政府直接管辖的大都路总管府（大都经济管理局）针对设置在大都市中心位置湖水的积水潭附近的官营市场进行课税，并征收银。这些银会被集中到蒙古大可汗手边。这就是整个运作模式。

被集中到大可汗身边的银，就成为“岁赐”（每年固定金额的馈赠）或是不时的馈赠被分送给包含同族汗国、欧亚大陆各地的王室、众王侯及族长们，也发挥了将蒙古分封势力联结到大元蒙古皇帝之下的作用。整体就是这样的重复流通。这是以银作为媒介，将经济及政治组合在一起的规模庞大的人及物品之循环。或者也可说是简单地借由银达到的回流机制。这个机制跨越了国界、跨越了陆海，全面地展开。

最重要的事就是所有这些结果，都以忽必烈时代之后的大元王朝与蒙古疆域为中心，以世界规模建立出数个共通的经济样貌。

首先看到的是相较于到当时为止的时代，国家及政权明显地转向经济面向。尤其是国家很积极地获得经济利润，特别热衷于贸易利润。虽然国家本身借由进行组织物流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营利团体之情况，到当时为止并非没有先例，但终究也不过是单薄且孤立的部分局面或是个案。但大元汗国这种状况却是完全转变到接近于将正正当当地创造利润当成国家目的之程度。

接着，在蒙古时代以及之后，可说是所谓“经济人”开始明显地出现在文献与历史舞台。到公元13世纪为止，经济人虽然并非不曾出现，但却是极为稀罕的少数。

此外，跨越了当时“世界”的东西方之规模庞大的人与物品的交流，已经变成为人所熟知的世界史上之大现象。但是在此希望注意的焦点是随着这些变化，不管是国家及政权，包含在各地生活的人们也都跨越了原来狭小的生活圈，开始接触到从外地来的人们及事物，尤其是与银的接触。在已经与银产生关联性的地区之人，至此与银接触的机会也大幅地增加。

虽然有疏密程度的差异，但借由银形成的“现金经济”，开始扩展到整个“世界”领域。与银的邂逅，可说是得到迈向富裕的契机，或是带给更广大范围的人自觉成为“商人”。由银形成累积资本这个想法，也就成了不远的事物。

总之，不论是在国家规模或是个别企业的规模，成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经济样貌，已经跨越了人们的框架而广泛地出现。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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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宰相——阿合马

忽必烈的穆斯林经济官员，与斡脱组织是为表里一体的关系。担任忽必烈政府财务长官长达20年、持续发挥力量的阿合马（Ahmad Fanākatī），正是出身于斡脱商人。他是个具有惊人能力的人物。

阿合马一个人实质上包办了就现代而言的财政、贸易经济、建设、农业水利以及经济企划等全部工作。忽必烈政权推动的庞大规模项目与支撑这些项目的中央财政行政机关，都是由以他为首实际主持的集团所担纲。

在宫廷南下移动到南都过冬时，阿合马几乎总是伺候在忽必烈身边。但是当皇帝忽必烈带领着宫廷、军团及大半政府重要官员北上返回上都的夏季，他都会留在帝国营运核心的大都，让担负经济、贸易及收税的中央机构顺畅运行。

阿合马共有七个儿子，并将七个儿子当作自己的“分身”。除了让其中两个儿子担任帝国的两大都市——大都及杭州的财政负责人而常驻该地外，也将其他儿子派遣到泉州及广州等江南据点的港湾都市及经济要地以发挥精明能干之才能。也就是由父子掌控了大元汗国的财政经济之主要核心部分。

相同地，这种状况也适用于被委任负责大元汗国西部的陕西、甘肃、四川及云南之整体财政经济的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1211年—1279年）及其家族。这个家族以前是在曾为独立国家的云南，长期地进行金银矿山的开发及以农耕地之扩张为重点的土地开发。也可说是一种“开发商型企业人”。当阿合马家族垮台后，赛典赤家族不仅是在云南的土地开发事业，也被任用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等工作。

回过头来说，阿合马的人脉不仅只有儿子们，还有聚集串联了各式各样的人们。例如在阿合马被暗杀之后，成为中央政府财政长官、知名的桑哥（Seng Ge，在汉字中也被以相哥之名记载）原本是忽必烈帝师八思巴的弟子，音似蒙古语的“头戴华盖”。可能是西藏人或是西藏化回鹘人的桑哥，通晓多国语言，而且也是与西藏佛教、回鹘佛教及华北佛教等各种佛教教派皆有关联的特殊才能人物。除此之外，桑哥在阿合马手下也精通财务。

相同地，在阿合马被暗杀后的一段时间，担任中央财政的卢世荣是汉族，但是据说能通晓多种语言。此外，堪称是阿合马左右手的张惠，虽然从名字看来是汉族，但却是从小在蒙古长大的人。

在当时，若从“人种”进行思考是不行的。尤其是对阿合马周边的人更是如此。就阿合马来说，应该是为了不管是关于哪个地域、哪种问题都理所当然地可以对应，而有意识性地创造出聚集了所有才能及人种的团体。

阿合马实在是有大才能。于是在20年期间，长期地掌握权力。在世界史上也是相当罕见般，这20年期间所有的框架集织应该要改变也都改变了，是个事物变动的时期。

如果20年都身处政局中心的话，实在很难避免腐败的诱惑。人类无法一直都维持在那般坚强的状态。就算是够严于律己，也无法对于同党有相同要求。此外，他们也很敢于泰然地进行容易招人嫉妒或是怨恨的强迫行为。汉族的怨恨都集中在阿合马本人及其家族。结果，他终究被汉族之手所暗杀。此时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

但是在阿合马掌控中央财政期间，忽必烈政权接二连三地进行包含征服南宋战争在内的大规模事业。仅仅是大都建设这件事，若为一般政权可不是能轻易地完成。

但忽必烈政权及其中央财政却是丝毫不受影响。真可说是非常不凡的才能。若能将既有事物以既有样态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话，不论任何状况皆会变成浅显易懂且相同。但是，事物不可能都会如既有样态般存在。

在由明朝编撰而成的中国正史《元史》中，阿合马与桑哥等都同时被列入《奸臣传》。在以农本主义为原则的中国儒学风格之传统观念中，“商”是该被视为卑贱的“末等行业”。对于将中华文化视为绝对“文化意识形态”的信奉者来说，在掌控“一部分”（事实上是大半部分）国政的同时也热衷于追求商业利润的穆斯林首领的阿合马，是个不容原谅的“邪恶”化身。

但是，在由波斯语写成的“蒙古正史”之《史集》中，记载着被当作“忽必烈纪”中重要章节的《阿合马传》。尤其是关于他被暗杀事件的章节，非常详尽。关于阿合马及其继承者桑哥，就非蒙古族而言，在整本《史集》当中《阿合马传》与接续其后被记载的《桑哥传》都同样受到破格待遇。

虽然是同一件事，但因为评论者的立场不同，就有此般完全不同的待遇。对于蒙古来说，到底哪个才是真实？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不仅止于此，若是有只将中国正史的评论当作真相全然接受而泰然地写出古色古香的毁誉褒贬笔伐之人存在，真是叫人叹然。不论好坏，中国正史只能是中华文化的原则及替前朝编纂官方版正史的后代王朝立场之反映，有关于此没有必要再多加赘述。要言之，就是为了什么的“目的”而写成的东西。

推行以忽必烈政权为模范的国家重组及行政改革的旭烈兀汗国君王合赞汗（Ghazan Khan Mahmud，1271年—1304年）及其宰相拉施德丁（据说他是犹太系人。总之就是与阿合马同样都是“外国人”）。这两个人的组合与忽必烈及阿合马之组合有着奇妙般的相似。合赞与拉施德丁，一则是当作自己的政治改革之绝佳范本，另一则或许是对于阿合马的能力有着无限仰慕之意下，而在《史集》当中记载了虽然是与自己同一个时代，但也是“先人”的阿合马之时期。

历史中虽然原本就没有“假如”，尽管如此，假如阿合马是生存在近现代的话，借由其惊人的行政财政能力及卓越的事业经营能力，首先应该肯定会受到世间的绝佳赞赏。但或许会因为太过于有能力，反而会被冠上贪污或是滥用职权等罪名，终究遭到失败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