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向近代国家转换的五十年



新体制构筑的课题

俄土战争的惨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伊斯坦布尔，官僚出身的政治家制定了改革的方案，拉开巨变的序幕。主导改革的是塞利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两位苏丹。改革的目标是恢复中央权威，构筑新的中央集权体制。要达到排除外国干涉、确保臣民对帝国的忠诚，最需要的是完成作为支撑基础的新的统治体制，即克服前文所说的第三个界限的传统集权体制问题。

以构筑新体制为目标的苏丹及其近臣，面临着两股改革的阻力：一是作为伊斯坦布尔潜在势力的耶尼切里军团，二是割据一方不服从中央政府的阿扬。但是，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许是以中央政府胜利为依据的观点，有失公允。如前所述，首都圈的耶尼切里军团和地方上的阿扬是站在被统治阶级的民众立场上，作为不被中央政府政治精英吸收的、财富和权益的保护者而发展起来的。中央政府清除耶尼切里军团和地方阿扬的五十年，也是帝国以被统治阶级的重大牺牲为代价，自己否定前近代的体制，向近代奥斯曼帝国转化的五十年。

其中，耶尼切里军团不仅是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其他地方的不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武力集团，同时，也是城市工商业者混在一起的流民。他们的叛乱并非完全站在军人立场上维护既得权益，其中也有反对增税和外国商品流入、痛感风纪败坏与新奇流行的道德诉求，是市民要求的代言者。耶尼切里军团被废止后，欧洲商品涌入帝国境内的现象就展示了这种关系。

前面也提到，各地的阿扬对于当地人来讲也具有两重意义。各类阿扬把巩固地盘和经济利益视作第一要务，其行动不可能整体接受政府管制。他们彼此你争我夺，审时度势地改变对政府的态度。其共同点是对各地区的经济形势有敏感的洞察力，因此，他们并非割据一方的草莽武夫，而是有判断力的地方统治者。

耶尼切里军团和地方阿扬是被统治阶级的财富与安全的实质护卫者，帝国政府用了近五十年时间才清除上述两股势力。这一时期，帝国努力用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取代旧体制。这也是帝国社会最为不安定，在对外关系方面进一步弱化的时期。奥斯曼帝国就在连续的内部纷争和外部干涉中和时间赛跑，推进中央集权化改革。

作为方法的“西欧化”

在前近代奥斯曼帝国中，以近代化为目标的不仅是中央政府。随着对伊斯坦布尔的向心力减弱，帝国的地方也在积极推进近代化，进而出现了以脱离帝国统治为目的的力量。这些势力对抗奥斯曼统治，取得自立基础，组建近代军队战胜帝国军队或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援，最终脱离了奥斯曼帝国。

继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之后，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并得到外国支援的塞尔维亚、希腊成为最早成功从帝国独立出去的国家。向来就自成地域体系的埃及也取得了实质的独立。伊斯坦布尔一方面压制这种独立倾向，一方面推进自身的军事和统治的制度化。

关于奥斯曼帝国所采用的西欧化这一方式，几百年来，奥斯曼帝国都在积极学习西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18世纪，帝国与欧洲接触的机会大幅增加，以及成为改革契机的俄土战争中的惨败让它不得不改。奥斯曼帝国的中央和地方独立势力在改革的方法上都把西欧化，也就是近代化作为目标。

西欧化的改革以可见的形式开始时，不安和反感在权力被剥夺了的人群中蔓延，以主张改革是“反伊斯兰”的方式发泄出来，频发暴力事件。但是，改革“反伊斯兰”这种论调，不是因为改革的方法来源于西欧，而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不公平，产生了很多问题。若只看这种论调，认为改革的反对者是要恢复和重建完全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国家秩序，那就大错特错了。

军制改革

1789年，在第六次俄土战争的激战中即位的塞利姆三世，在战败以后立即着手以大炮为首推行军事技术近代化，训练新式军队。无论长久考虑还是燃眉之急，打造一支能够和俄国等国的近代化军队抗衡的武装力量是涉及国家存亡的大事。

塞利姆三世急于推动军事改革。他招聘法国的军事顾问团，开设海军与陆军技术学校，翻译西欧的军事技术书籍，设立火药加工厂。改革的核心措施是加强炮兵队伍的建设，以及被称为尼沙姆·甲吉德的新式步兵军队（1793）的创立。火炮的制造和步兵的整编都进行得很顺利，为以后的改革做好了武力后盾。

对尼沙姆·甲吉德军的编制，安纳托利亚的阿扬们鼎力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之下，尼沙姆·甲吉德军吸纳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农民，在伊斯坦布尔郊外的黎凡特演兵场等地操练。不过，新军扩大的步伐非常迟缓，到1806年为止，伊斯坦布尔和帝国的安纳托利亚一侧驻屯的军队达到两万以上，但较之其他，比如保加利亚地区的实力派阿扬阿雷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独自训练指挥的军队就有三万人之多，新式军队的数量依然不足。

帝国政府对于尼沙姆·甲吉德军队的扩大持审慎态度，是担心引起同属于步兵的耶尼切里军团的反感。结果，对耶尼切里军团的怀柔政策失败了。1807年，以耶尼切里为中心的军人叛乱，塞利姆三世被迫退位，尼沙姆·甲吉德军也不得不被解散。

但是，谁都知道步兵必须改革。塞利姆三世虽然已经被废黜，但是重新整编尼沙姆·甲吉德军的尝试还在进行。这一尝试的主导者是前文提到的阿雷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他希望塞利姆三世复位，率大军进入伊斯坦布尔并就任大宰相，但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塞利姆三世已经在囚禁地被杀。应各地阿扬的要求，他在1808年10月拥立新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并且与新苏丹缔结了“同盟誓约”，使其承认在确保地方势力的同时推进改革。然而，阿雷姆达尔却在耶尼切里的再次叛乱中被杀。

这一事件显示，包括地方上的阿扬在内的力量都已经明确了西欧化与近代化的方针。然而，西欧化、近代化的改革是在苏丹的绝对王权之下进行，还是将部分权限委托给阿扬等地方势力进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另一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耶尼切里军团顽固地保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对这两种形式都表示反对。

接下来的马哈茂德二世也在尝试训练新式部队。与此并行的是，帝国政府用其他债权回购没有实体支撑的耶尼切里军团的编制，向废除耶尼切里军团的政治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慎重准备的马哈茂德二世按照计划，在1826年，利用西化的炮兵部队歼灭了首都的耶尼切里军团，昔日辉煌的近卫军团被彻底废止，大约六千名军团成员被杀。与此同时，作为耶尼切里军团精神支柱的拜克塔什教团也被取缔。

作为改革初期问题之一的耶尼切里军团改革，以全面废止告终，但从尼沙姆·甲吉德军的创设开始，居然用了三十三年时间。由于新军建设的步伐迟缓，奥斯曼帝国对境内的自治运动和独立运动缺乏足够的武力应对。但是，换句话说，这也充分表明，耶尼切里根植于社会之中，社会精英自上而下的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奥斯曼帝国再次中央集权化的努力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但这种赛跑并不能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耶尼切里军团被废止之后，马哈茂德二世组建了号称“穆罕默德常胜军”的新式步兵。很快达到了一万两千人的“穆罕默德常胜军”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体制确立。中央和地方都在增加新式步兵的数量。由此，帝国的中央常备军在人数和武器方面已经能够和欧洲标准的军队匹敌，军事近代化的基础已经建立。

讨伐阿扬

接下来的目标是彻底扫清阿扬。19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对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阿扬的清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前述的“同盟誓约”显示了阿扬的势力已经达到顶点。不过，“同盟”在耶尼切里军团的叛乱中遇到了挫折，阿扬的领袖阿雷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被杀，帝国政府由此开辟了慢慢消灭其他阿扬的道路。

马哈茂德二世的方法之一是授予与政府合作的阿扬的子弟高官显位，将其纳入政府体系。因此，虽然许多阿扬家族作为世家大族传承，但在地方上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慢慢丧失了；另一个方法是给不与政府合作的阿扬制造麻烦、加重负担，若对方不肯逆来顺受，则治罪处刑。这样，到了19世纪20年代，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东南部的多数阿扬被政府控制了。余下的只是没有实力与中央政府对抗的中小地方势力。与此同时，帝国中央政府逐步恢复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俨然独立国家一样的阿扬在短时间内被中央政府荡平，主要原因是他们是以家族为单位发展起来的，很难凭借武力与政府对抗。并且，他们经济势力的来源是包税权和担任政府官职，因此不管怎么说，他们依然是奥斯曼帝国内部体制的势力。虽然他们可以局部代表“民众”，但对中央政府太过依赖。在政府“目的”明确的消除阿扬、重新整理陈旧复杂的包税制的过程中，他们在地方上的根基也动摇了。

包税制的废止不过是时间问题。1793年，帝国政府出台了新规定：当事人死亡导致契约中断后，该部分不得再出售。政府正式开始努力将税源收归国库。1813年帝国又出台新规定：有资格取得包税权的人仅限于地方行政官。这种变更看上去对担任地方行政官职位的阿扬有利，实际上让他们成了中央政府真正的公务人员。1838年，以包税权作为官僚俸禄的惯例也被废除了。依据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包税制在原则上被废止了。

与制度变革并行的是对巴尔干有力的阿扬发动武力讨伐。但是，讨伐引起了巴尔干部分地区严重的社会混乱，招致了农民和市民的不满。在这种混乱中，塞尔维亚和希腊拉开了独立运动的序幕。

塞尔维亚的自治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思维中，基督教教徒应该在公正的伊斯兰法保护之下。但是，18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占大多数的巴尔干局势不稳定，帝国的一体性开始动摇。帝国政府认为，崛起的阿扬、驻扎在各地的耶尼切里军团残酷地压榨当地住民，导致叛乱四起。因此，应采取措施清除“不正”的阿扬和耶尼切里军团，重新正确行使伊斯兰法，加强统治。

塔帕雷奈·阿里·帕夏像

　1819年，耶纳维奥斯图书馆（雅典）藏

实际上，针对19世纪初持续不断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农民起义，奥斯曼帝国就基于这种理念做出判断、制定对策。1822年，经过长时间的讨伐，盘踞在爱奥尼亚的阿扬塔帕雷奈·阿里·帕夏终于被剿灭。阿里·帕夏的首级被悬挂在托普卡帕宫殿的门口，其罪状被公之于众：“此背教者诱使摩利亚（伯罗奔尼撒本岛）的异教徒犯下重罪，他们发动了对伊斯兰教徒的叛乱。”

16世纪末，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前景深感忧虑的穆斯塔法·萨拉尼基也提出：局势如果再混乱下去，基督教徒就会理所当然地寻求周边基督教国家的救助，为挽救这种危机，国家必须改革，推行善政。帝国精英的这种统治观念依然没有转变。

1804年爆发的塞尔维亚农民起义，背景是18世纪贝尔格莱德地区政治、社会的混乱。18世纪前半期，塞尔维亚北部曾经有二十年时间被奥地利统治，此后，复归奥斯曼帝国。虽然大规模的耶尼切里军团随后驻扎在贝尔格莱德省，但他们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并在农村地区压迫已经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基督教徒。1792年，为恢复秩序，帝国将耶尼切里军团从贝尔格莱德省全部驱逐，恢复了对当地的直接统治，并且以地方传统实力派“库内兹”为中心，帮助其将当地人民组织化。

被驱逐的耶尼切里军团向保加利亚维丁地区的实力派阿扬帕斯万特沃家族求助。帝国政府也以此为契机，讨伐帕斯万特沃，1798年，八万政府军包围了维丁。但是，帕斯万特沃家族长期抵抗。而且，法军在同年入侵埃及。奥斯曼帝国政府军决定与帕斯万特沃家族停战，从维丁撤退。

1801年回到贝尔格莱德的耶尼切里军团和帕斯万特沃家的军队，在1804年大肆屠杀基督教神职人员和库内兹，对塞利姆三世举起了叛旗。为对抗这些不义之师，以农民为主体的塞尔维亚人在贝尔格莱德周边起义，农民军和从波斯尼亚派遣来的帝国政府军一起，消灭了耶尼切里军团的力量。

这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塞尔维亚农民起义开始。但是伴随着阶段性胜利，塞尔维亚人斗争的矛头转向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帝国政府虽然做出让步，承认塞尔维亚是具有半独立地位的属国，但塞尔维亚则期待1806年开始的俄土战争的局势，并未回应。结果，起义持续到1813年，暂时被镇压下去。经历了1815年的第二次起义，塞尔维亚获得了半独立的地位。塞尔维亚的独立公国化，被放入了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亚得里亚堡和约》中。

希腊的独立

与19世纪初爆发的塞尔维亚自治运动相比，二十年后兴起的希腊独立运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它的结果最终是由俄国、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大国的利益关系决定的。二十年间，欧洲强国干预巴尔干局势的手段愈来愈明显。

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的叛乱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与实际统治阿尔巴尼亚与希腊的最有实力的阿扬塔帕雷奈·阿里·帕夏在希腊北部反复拉锯战的时候发生的。

1822年，政府军消灭了塔帕雷奈·阿里·帕夏的部队，阿扬讨伐战告一段落，但希腊的叛乱在持续。这正是帝国政府全面废止耶尼切里军团的时期，镇压希腊叛乱的兵力不足。政府只能采取依赖各地阿扬兵力的手法，依靠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1825年，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率军前往希腊，整个战局向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方向转化。

但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却发生了。英法担心俄国借助希腊独立扩张势力，为此介入了希腊独立战争。1827年，英、法、俄抛开当事国在伦敦做出决定，承认希腊的自治。这其中也有欧洲国家的舆论的影响，他们对于欧洲文明的摇篮希腊抱有特殊的感情，在舆论上支持希腊独立。奥斯曼帝国拒绝了欧洲列强的要求，但是在纳瓦里诺海战中败北，进而，俄军在1828年进逼埃迪尔内，奥斯曼帝国在第二年被迫缔结《亚得里亚堡和约》，承认希腊自治。但是，英国主张将希腊置于三国保护之下，成立独立王国，并予以承认（1830）。1832年，根据这一主张，希腊建立王国，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奥托担任了希腊国王。希腊的独立是欧洲列强相互博弈的结果。独立后的希腊政治在19世纪都处于欧洲列强的支配之下。

埃及的新动向

与巴尔干不同，在埃及，依靠实力完成国家统一的穆罕黙德·阿里早已具备了强大的地域基础，因为这里原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自成一体。为整顿拿破仑占领（1798—1801）以后的混乱，奥斯曼帝国派遣阿尔巴尼亚非正规部队到埃及，而穆罕黙德·阿里就是其中的军人。他在埃及掌握实权，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率先实行了各种近代化、西欧化的政策，奠定了“近代埃及”的基础。

和伊斯坦布尔的耶尼切里军团的命运一样，非法掌握权力的马穆鲁克王朝的军人在1811年被彻底铲除。埃及整编了西欧式的军队，通过废除包税制、引进专卖制等，巩固国家的财政基础，开办世俗的初、中等教育机构等，成为中央政府的模范。如后文所述，走在西欧化、近代化改革浪潮前列的埃及军队打败了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军队，也证明了这一做法的正确性。此外，1822年至1823年，穆罕默德·阿里从伊斯兰教徒和科普特派的基督教徒中征兵，组建了超越宗教信仰的政府军。对于这一点，近代奥斯曼帝国虽标榜“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完全平等”的政治目标，将其作为理论性的最终目标，但是完全没有实现。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国力空前强盛，1820年它出兵苏丹（今苏丹共和国的疆域），1822年将其纳入疆土。另一方面，埃及利用帝国现有的框架，形式上服从着帝国的安排，也影响着外部世界。1818年他们镇压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的叛乱，前文所说的希腊独立运动，埃及也曾出兵镇压。

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开罗。成为埃及统治者的穆罕默德·阿里在开罗城内建造奥斯曼风格的清真寺，并在里面建造了自己的墓地。笔者拍摄

作为回报，穆罕默德·阿里想要获得叙利亚的统治权，但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坚决拒绝。1831年，穆罕默德·阿里派遣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率军征服了叙利亚，在西北安纳托利亚的阿斯拉纳帕击败了帝国的政府军。或许马哈茂德认为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此向欧洲国家求救，但实际上只有俄国出兵援助。作为回报，奥斯曼帝国承认了宿敌俄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航行的优先权。

易卜拉欣的军队避开了与俄军的决战，暂时从叙利亚撤退，但1839年，再度向安纳托利亚进军。这时，英国为牵制俄国而介入奥斯曼帝国的内政。结果，1840年，四国签订了伦敦《四国条约》。按条约规定，穆罕默德·阿里放弃了对叙利亚地区的占领，在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之下，享有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利。

埃及先于奥斯曼帝国政府成功地开始了近代化和西欧化，但是其对外的发展却因欧洲列强的利益而受限，依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之下。奥斯曼帝国加速解体，并不符合欧洲列强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反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上的武器。而另一方面，埃及和宗主国奥斯曼帝国一样，在各方面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比如，由于对欧洲列强有很高经济价值，因此两国都被置于英国的经济支配之下等。

欧洲的经济侵略

英国经济扩张的突破口是1838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缔结的《英土商业条约》。奥斯曼帝国为化解埃及军队进攻安纳托利亚带来的危机，出让部分经济利权，换取英国的援助。

这一不平等条约规定英国产品输入奥斯曼帝国境内只需要3%的关税，结果英国工业品加快涌入。奥斯曼帝国随后又与欧洲多国缔结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别尔哥罗德条约》适用于奥斯曼帝国宗主权下的埃及，对埃及也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马哈茂德二世的两张肖像

　随着近代化开始改穿西服。这是近代化政策推行前后的两张肖像画。西方风格的苏丹画像也非常流行，常被用于政治目的。出自《奥斯曼帝国的晚期简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

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缔结这一通商条约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打击与帝国政府处于战争状态的埃及。他们以欧洲诸国为师，学会了将外交与经济政策挂钩的政治手段。

国内的各项改革

从塞利姆三世时代开始，奥斯曼帝国以近代化、西欧化为方向，推行行政机构改革。19世纪20年代，耶尼切里军团和阿扬等一系列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势力已经被消除，政府施政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因此此后改革加速。这也使得改革带有在官僚主导或苏丹专制主导之间的自上而下的性格。

首先，在1829年，除欧莱玛外的全体官僚一律改穿西服。废除头巾，佩戴被称为“费兹”（土耳其帽）这一源于北非的帽子就是在这时兴起的。借此，帝国以任何人都能看得见的形式宣告与旧传统决裂。

1831年，帝国在直接支配的区域进行了人口调查，借此将旧有的地方实力派用非正式手段掌握的征税、征兵相关的国情数据都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以此为契机，都市的街区和农村都经选举产生了正副镇长（mukhtar），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变化。镇长和街区下属清真寺的伊玛目一起负责征税、住民登记、颁发通行证等，起到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作用。过去在都市、农村由耶尼切里与阿扬扮演的非正式角色，现在由政府工作人员取代。重建地方行政组织和征讨阿扬并行，在19世纪前半期取得了很大成效。

以新的体制为基础，1834年，一部分地区成为个人资产与收入调查的试点。1845年，仅对个人收入的调查推广到帝国直接统治地域的大部分地方。资产与收入的调查是为对个人正式公平纳税做准备，但由于数据搜集不完备，引入近代征税体系的目标并未实现。

此外，1831年，奥斯曼帝国正式出版官报，并开始大量印刷发行。1834年引入的现代邮政，也彰显着奥斯曼帝国开始切实地实施近代的诸要素。

为培养新型专家和行政官僚，帝国新设或重开医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工兵学校。1827年，为了培养政府的行政官僚，政府开始实施留学制度。

中央政府的结构，主要仿效法国，替换成近代化的样貌。1836年至1838年，政府改组旧有的机构，设立外务、财务、内务各部。欧莱玛机构方面，政府设立了以谢赫伊斯兰为首的长老府，在司法方面推行地方法官制度的改革，向近代的官僚制度转化。在所有的职位方面，政府确定了新的官僚位阶和职责，杜绝他们收取贿赂和手续费，以国家薪水确保职业官僚的生存。

这样一连串的改革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虽然在内政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但是已经越来越呈现出现代国家的样貌。

近代化的起跑线

如上所述，塞利姆三世、马哈茂德二世统治的五十年间，奥斯曼帝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之前，奥斯曼帝国是“在外交上持续面临欧洲诸国的孤立，以伊斯兰法与苏丹法为准绳，由接受中央政府权益分配的官僚治理的中央集权国家”。改革之后，奥斯曼帝国是“对等地参加外交活动与国际战争，在绝对王权之下依法行政，以缔造‘国民’为目标的近代官僚制国家”。这样的理念展现在由改革派外交官穆斯塔法·莱希特·帕夏起草，由在马哈茂德二世之后即位的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于1839年发表的《花厅御诏》之中。

虽然君主的性格及理念完成度不一样，但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去的埃及、希腊、塞尔维亚大体上都存在同样的理念。也就是说，前近代的奥斯曼帝国衍生出来的国家，也处于近代社会的出发点。其他的亚洲国家，例如比奥斯曼帝国晚五十年开始近代化改革的日本，也抱有同样的理念吧。比西欧国家晚开始近代化的各国背负着几乎同样的问题，经历了19世纪国际关系的惊涛骇浪。经过五十年的变革，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普通的”近代国家。

但是，在这五十年间，第三课题“中央集权化”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第一课题“对外国势力的应对”，随着压力的空前增大却越来越困难。1830年，法国武装占领阿尔及利亚，迈出了对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第一步，而奥斯曼帝国对此只能发表书面抗议。随后，外国的影响波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加速了作为统一国家的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对此，奥斯曼帝国政府在《花厅御诏》中宣称，所有民族、各宗教的信仰者都受法律保护，努力维持一个整体国家。这是对第二课题“确保统治正当性”的应对。

众所周知，这样的努力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但那并非近代奥斯曼帝国的宿命吧。近代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彻底崩溃前，不时地按照时代的要求寻找着最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一时期和日本从明治维新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大致相同，总计约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