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思想

成吉思大交换通过思想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在帝国分裂之后。在帝国分裂之前，学者、科学家以及其他有学识的人物在帝国周围活动，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的联系则带来了更紧密的（至少是得到较完善记载的）学术交流。事实上，每个地区的学问都得益于在蒙古人支持下召集的国际论坛。波斯学者将波斯语巩固为一种书面语言，并使之成为伊利汗国宫廷和中亚的一种学问。这延续了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开始出现的一种倾向，当时波斯语是突厥的宫廷语言。波斯影响下的文学和艺术传入安纳托利亚和印度，并成为这两个地区的主导性风尚。

蒙古人对位于蔑剌哈的天文台的赞助，带来了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共同进步，因为帝国全境的学者们都从这个科学机构中获益。 纳速剌丁·图昔在这里发现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的，比哥白尼早了近 200 年。尽管哥白尼的发现有可能也是独立完成的，但我们也可以推测他是否以某种方式接触到了图昔著作的译本。其他的工程还包括伊斯兰历与中国历换算表的发明。有趣的是，天文学得益于蒙古人的支持，但这却是间接的结果，因为旭烈兀下令修建天文台是为了辅助图昔为他进行星占。 这种思想随后传播到了帝国的其他部分，据记载，中东的天文学和数学设备在 13 至 14 世纪传到了高丽，而东亚的方法也进入了中东。

医学知识开始相互混合。许多蒙古大汗都很短命，尤其是在瘟疫横行的年代里，但是也有一些大汗相当长寿。成吉思汗活了大约 65 岁，忽必烈汗则活了将近 85 岁。两人都在危机四伏的宝座上度过了活跃的人生，像成吉思汗就曾不止一次死里逃生。无疑，他们的长寿至少部分是因为得到了医学界最好的健康护理。在帝国的地理版图之中，蒙古大汗得到的不仅有蒙古传统的医疗方法，也有中医和伊斯兰医学（其中包括盖伦医学），以及藏医和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治疗方法。当一种医药体系无法奏效时，他们可以换用另一种体系。有一次，穆斯林医生没能治好合赞汗的病，他就找来了中国医生，而他在奄奄一息时也喝了印度和畏兀儿佛教医家的药。不幸的是，这些似乎只是加速了他的死亡。

医术的混合导致了医药的融合，新的思想和条目进入了其他体系。例如，随着新的食物被引入中国和蒙古草原，传统的中医经历了一次新成分的爆发式增加。从相关的文献中，我们不仅能得到治病的药方，也能知道孕妇应该避忌哪些食物。 后者大概是基于伟大的中亚学者伊本·西纳（Ibn Sina，卒于 1047 年）—西方传统称之为阿维森纳（Avicenna）—的思想。此外还存在其他的类目。中医可能将许多药方看作是治病用的，而蒙古人也将它们当作晚餐，下文将对此加以讨论。拉施特本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记录了关于中医和其他医术的信息，使它们不仅出现在操作层面，而且也有了波斯语译文。

我们也不应忽视史学的发展。拉施特写出了人类最早的世界史著作之一—《史集》。我们很难相信拉施特独自写成了这部书，因为他同时还要管理国家事务和其他的项目。他的做法就像现代的政治人物一样，与一些捉刀人和研究助手合作。拉施特能够接触到蒙古的文献和名人，这是他无与伦比的优势条件，他需要依靠助手来吸收所要用到的蒙古文、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回鹘文等多种语言的材料。 尽管《史集》可能并不是拉施特独自撰写的，但无论如何，该书在编纂方法和史源的使用方面是极为突出的，从而成为研究蒙古帝国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尽管《元史》和其他汉文史料的重要性可能与《史集》相匹敌甚至尤有过之，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拉施特撰写《史集》是为了献给合赞汗，因此反映出的观念对当时的蒙古人和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元史》则编纂于明朝，依据的是汉文史学传统。因此，《元史》虽然收罗了很多信息，但已经经过另一个政府的过滤，更多地根据汉人而不是蒙古人的兴趣进行了剪裁。 蒙古人在编纂《宋史》和《金史》时也参与了汉文史学传统，而且也接触过其他的史学传统，例如他们参与了拉施特《史集》的撰写。爱尔森对于《史集》史学编纂的先锋性研究揭示出，元朝与伊利汗国不仅在史料方面，而且在史学编纂与方法上都共享着信息。 在某些方面，他们所做的事情与互联网的初衷是相同的，即学者与政府机构之间共享信息。

地理学与地图学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因为蒙古治世使旅行者们能够更为容易且安全地横穿帝国。每个旅行者的信息都建立在已知信息之上。例如，柏朗嘉宾显然像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只知道耶路撒冷东部而不知道印度在哪里。而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的旅程是从中国到印度沿海再进入波斯湾。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们是较为博学的，像志费尼、拉施特这样的史学家或是像伊本·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提供的信息，促进了地图上的空白的填补。他们的著作揭示出大量关于东亚许多地区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随着旅行者们揭露出一些神话传说背后的真相，世上的妖魔鬼怪和奇异事物就越来越少了。鲁布鲁克对于长老约翰传说的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然，鉴于葡萄牙人最终在 16 世纪将长老约翰认定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Negus），说明有些人拒绝放弃一个美丽的故事。

当然，蒙古人在地理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也并不是消极的。蒙古人的军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将整个帝国连为一体的驿站制度，直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进。尽管蒙古人可能是在没有借助地图的情况下设立了最初的驿站，但随着他们扩张到蒙古草原之外，他们就需要依靠地图来规划最佳路线，以及保证驿站间距的统一。为了达到后一目标，技师们通过设置标记来测量驿站之间的距离，由此对空间距离与帝国的疆域有了更为切实的感受。

王权与正统的观念也在蒙古帝国这个大熔炉中发生了变化。蒙古人崛起之后，对于中央欧亚的大部以及某些更远的地区而言，成吉思汗的后裔才是拥有天命的、唯一真正合法的统治者。 在游牧地区尤其如此，因为蒙古人的成功和威望是无可争议的。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人修改了他们的正统观。元朝统治者必须同时成为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而伊利汗则展现出波斯王统的一些外在象征。合赞汗及其继承者们偶尔会使用“帕迪沙”（Padishah）的称号。那些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汗国也采用了一些伊斯兰因素，不过蒙古的权力意识形态仍然是最具主宰性的因素。在伊斯兰世界，前蒙古时代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是蒙古的阴影非同小可。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覆灭，再也没有人能够自称是普世伊斯兰帝国的统治者了。 对于马穆鲁克而言，他们自身通过弑君而夺取大权，由此得来的统治权难免底气不足。他们只能紧紧抱住绝境中的蒙古人和乌里玛成员，以寻求支持。不过在蒙古人的眼中，马穆鲁克仍然是篡位者，甚至是奴隶。

在后帝国时代，蒙古的意识形态仍然颇具影响力。明朝不必将自身的正统地位联系到蒙古身上，而是可以使用汉地传统的方法，宣称蒙古人失去了天命。在伊利汗国崩溃和蒙古人对中亚的统治力减弱之后，新兴诸政权都利用了蒙古正统性的因素。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帖木儿与成吉思汗后裔的公主们结婚，将成吉思汗的三支后裔置于他的宝座之上，并且使用了“驸马”的称号。帖木儿的首要称号为“异密”，而在更为宏大的场合则称“吉星相会之主”（sahib qiran）。其他的突厥族群如奥斯曼和白羊王朝也保持着蒙古的模式，但将成吉思汗换成了显赫的突厥祖先。 莫斯科公国也奋力控制一种蒙古遗产，它尝试建立草原正统来对抗其定居邻国。

蒙古人也影响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及其对于艺术、科技和宗教建筑的赞助（后者在本书第 7 章中已经有所讨论）。蒙古女性对于国家大事和忽里勒台大会的参与震惊了很多旅行者，他们对此做出了评论。来自基督徒、穆斯林和儒士的评论，显然都对女性公然颁布政府命令一事感到很不自在。在定居王国中，偶尔会出现活跃的女性统治者，而这在游牧民族中则是不寻常的。成吉思汗后裔诸公主都拥有自己的封地，且参与其治理。她们作为哈敦会公开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建议，而在其他的伊斯兰国家，在统治中发挥作用的女性也不会公开地这样做。尽管从蒙古帝国终结一直到 20 世纪，女性直接参与政治与统治事务的情况减少了，但是蒙古帝国统治过的很多地区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确实，受蒙古遗产的影响越强烈，女性就拥有越多的自由。帖木儿帝国及其继承者们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那里的女性仍然参与忽里勒台大会、主持公共仪式并摄政监国。

游牧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相对平等，这决定了蒙古女性从蒙古帝国初期开始就在较大程度上相对公开地参与国家事务。 尽管游牧民族不是平等主义者，但其分工和生活方式要求女性能够承担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反之亦然。 因此，蒙古女性在丈夫或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能够习惯性地承担起领导职责。尽管存在寡妇嫁给亡夫的兄弟或亲属的习俗，但是她也可以回绝这样的提亲。在后蒙古时代，游牧民族的平等主义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即使在朝廷和精英较为定居化的时候，女性仍然在朝廷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这可能与她们能为像帖木儿系这样的驸马君王提供合法性有关。 公主们（即使是很多代之后的公主）的活跃地位维持了成吉思汗系纽带的概念。非成吉思汗系的继承者们发现，称“驸马”是宣示合法性的一种便捷方法。

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失去其作为继承者的地位而建立自己的独立认同，其中一个鲜明的标志常常与皇室女性的地位相关联。这在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体现得最为明显。萨法维帝国早期的皇室女性比晚期享有更多的自由。萨法维帝国早期遵循的是游牧传统及其之前的白羊王朝、帖木儿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制度。女性在公共事务和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蒙古帝国和帖木儿帝国的女性很少戴面纱，而萨法维帝国的女性则戴面纱，通常以透明材质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文化的影响终结了，帝国变得更加定居化。随着红头土库曼的游牧习俗对波斯王统和宫廷生活失去了影响力，对女性地位的限制就变得较为严格了。

另一方面，在莫卧儿帝国，女性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并未出现衰退，甚至有扩大的倾向。大概是因为帖木儿系和成吉思汗系双重的正统地位太过稳固，不会让位于来自波斯、印度或其他地区的因素。我们甚至看到，来自阿富汗（或普什图）的妻子们拥有与成吉思汗后裔公主嫁给莫卧儿王子时一样的地位。她们实质上成为其部族在朝廷中的大使或者代表。 不仅如此，虽然蒙古统治者拥有众多妃嫔，但仍然只有他们的正妻对国家而言才最重要，因为只有正妻所生的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且，娶妻的目的不仅仅是生育子嗣或者满足性欲，与伊斯兰世界中的后宫（harem）妃嫔不同。 因此，无子嗣的正妻仍然能够在宫廷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一传统后来被帖木儿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沿袭。

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种与此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情况。起初，正妻们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与萨法维帝国一样，当蒙古对奥斯曼人的影响衰退时，奥斯曼朝廷中女性的地位便改变了。尽管女性在联姻中仍然很重要，但是她们不像蒙古和莫卧儿朝廷中的女性那样在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不仅如此，妃嫔在生育子嗣方面更加受宠，这成了她们存在的理由，不过也有其他的目的。一名女性在生育子嗣之后，她的地位就与自己儿子的地位捆缚在一起。女性仍然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通常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幕后。

政治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尽管忽必烈汗对儒学的使用很少，甚至不实行儒家的科举制度，而是偏重非儒家人士，但儒学还是回归了。1313 年，元朝重开科举，用朱熹的理学作为注解，以助于管理这个汉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国家。宋朝的学者们创立了理学，而元朝则将其影响扩大开来。在国际化的元帝国中，高丽的学者和官员们接触到了理学，并将其带回了朝鲜半岛。与汉族士人之间的长期交流，以及元朝官方的支持，无疑加快了理学在高丽和其他地区植根的进程。例如，元朝官方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有一些高丽人在中国学习并参加科举，一些人留在了大都，也有一些人则回到了高丽。这使得许多受过教育的高丽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官府、社会乃至其个人的举止。这种改变的回响至今仍有余音，因为这“引发了一场改变高丽社会的革命，塑造了文化规范和伦理标准的基础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概念，在 21 世纪仍然影响着韩国人”。

思想观念的表现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接下来是对其他方面的探索，即成吉思大交换如何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饮食和物质商品的认识，以及这如何影响了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