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对世界的影响

关于瘟疫对欧洲的影响已有大量的著作，大卫·赫里希（David Herlihy）和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等人认为它导致了欧洲的转型。 他们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瘟疫导致的人口崩溃，造成了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反应。雇佣劳动出现并迅速增长，对教会的质疑增多，新的圣徒崇拜出现，医药学发展，因为旧的信仰和秩序在瘟疫之后的欧洲不再起作用了。简而言之，瘟疫及其毁灭性的丧钟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世界。

其中最显著的影响便是由于人口的不足，一些职业也开始招收女性。啤酒和麦芽酒制造业在 14 世纪后期和 15 世纪中叶由女性主导。 雇佣劳动的增长是因为庄园中缺少足够的劳动力来种植和收获，所以为了吸引人力必须提供工资。在工资不够高的时候，反抗就出现了。这并不值得惊奇。当时的平均死亡率是 50%，而且我们必须记住，有些地方死亡率较低，而有些地方死亡率较高。为了将人们吸引到需要人力的地方，就必须要有吸引力。现金支付当然是一种吸引力。人力短缺也使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的出现有了必要性，它们基本上是在现有机械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有了现金支付，农民就有可能拥有土地了。不过，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钱来购买土地，因此他们就租种土地。由于缺少农夫，一些土地变成了牧场，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的羊毛工业因此而获益。但牧场也可能被地主租出，且租金常常过高，正如摇篮曲《咩咩黑羊》（Baa Baa Black Sheep ）中所唱的：“一份给主人（国王的税收），一份给女主人（地主太太），一份给巷子里住着的小男孩（农民最后只得到了羊毛利润的三分之一）。”

教育也发生了改变。淋巴腺鼠疫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传染源，因此受教育阶层的人数也减少了。在瘟疫爆发之前，欧洲存在大约 30 所大学，之后只剩下 24 所。 促使大学停办的原因是瘟疫使旅行变得困难，在这个混乱时期，各个城镇自然不欢迎陌生人。因此，一些大学的关闭完全是因为缺少学生。不过，瘟疫一结束，富有的赞助人就建立了新的大学并招收当地学生。学生都来自当地，因此就不太需要一种通用语，于是便使用当地语言而非拉丁语，这成了一种突出的新现象。

盖伦医学强调四种体液（血液、黑胆液、黄胆液、黏液），但无法解释瘟疫，盖伦派医生开出的疗法也毫无效果。这些医生相信是不洁的空气（或瘴气）传播了疾病（对于肺鼠疫而言是正确的），所以很多人尝试将空气与住所隔离。具体疗法则包括努力抑止呼吸，或者以某种方式躺卧。医生们戴着有装饰的面具，其中装满香料以净化空气，到处走动并挥动着香料杖，试图除去有不洁元素的空气。这当然对后来的巫师和术士有所启发，但是他们的病人却死去了。随着盖伦医学的失败，一种新的经验主义医学发展起来，十分强调解剖学。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从业者中的多数人同时也是理发师。

天主教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的感性的圣徒崇拜发展起来，强调启示性。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圣洛克（St Roch），他显然感染了瘟疫（在圣徒画像中，他的手指向自己的淋巴），却能将其治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鞭笞派教徒大量出现。这些狂热分子相信，疾病（例如蒙古人带来的瘟疫）是上帝对他们原罪的惩罚。因此，他们恰如其分地鞭笞自己作为忏悔。一些人甚至相信，鞭笞派教徒热烈的血液能够治疗瘟疫，甚至有可能起死回生。鞭笞派是对教会的公然挑衅，因为教会似乎对瘟疫完全无能为力。不幸的是，其中一些人也是反犹主义分子。尽管许多人将瘟疫看作上帝的惩罚，但有一些人相信犹太人与此有关，而这也成为劫掠当地犹太人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中世纪的犹太人作为外来者，频繁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有些犹太人被指控通过巫术或者向井中投毒来传播瘟疫。因此，许多犹太人从西欧（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逃亡到波兰，波兰国王卡西米尔（Casimir）为他们的商业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蒙古人又一次将苦难带给了欧洲的犹太人—在 13 世纪，另一个解释蒙古人来源的流行猜想便是，认为他们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十个失落的部落。恐惧横扫了神圣罗马帝国，人们认为是犹太人邀请了蒙古人入侵，并秘密储藏了武器和其他物资以帮助他们。接踵而至的便是似乎不可避免的大屠杀。

随着瘟疫引发的信仰危机，人们可能会对教会产生某种同情。在这些新的挑战之外，教会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应对。由于人们迫切需要临终仪式，教会不得不任命新的牧师，以接替那些已经倒下的牧师。在仓促的替换之下，有时会出现新任牧师训练不善的情况，有的牧师对拉丁语和正规仪式一窍不通。在仪式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异端思想也越来越多。为了矫正这一点，教会开始招募大学生，因为他们在大学中打下了牢固的拉丁语和神学基础。但大学生们也学习了其他领域的知识（例如哲学），其中容纳了教会深恶痛绝的一些信条。在这一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些根基都已埋下。

关于欧洲的瘟疫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整个非洲和欧亚大陆都遭受了瘟疫，很少有地方能够幸免。瘟疫离开蒙古帝国以后，通过卡法以及其他方向的难民传播到了中东。同时也蔓延出中亚，进入伊利汗国故地，随后蜿蜒进入印度和安纳托利亚，并通过君士坦丁堡这一途径继续传播。之后，瘟疫南下穿过叙利亚，仿佛采用了蒙古人两面包抄的钳形战术。在欧洲，瘟疫被视作上帝的惩罚，只是由精灵执行而已。也有人将其看作上帝的赏赐—在某种意义上，是让信徒去殉教。如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所论，在中东，关于瘟疫的确切目的是缺乏共识的。

1348 年，伊本·白图泰在历经多年旅行之后的归乡途中遭遇了瘟疫。他在阿勒颇听说瘟疫从埃及而来，席卷了加沙，据说每天导致 1,000 人死亡。 之后，瘟疫又立刻侵袭了亚实基伦、阿迦和耶路撒冷，即使到阿克萨清真寺这样的圣地也无法避开。 伊本·白图泰并没有等到瘟疫沿海岸或经安纳托利亚传来，而是尝试进入内陆前往大马士革。他刚刚抵达霍姆斯，就听说瘟疫在叙利亚首都每天致死 2,000 人。其他材料报道的死亡数字更为合理，是每天 100 人。 无论如何，在瘟疫结束前，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从 80,000 人减少到了 30,000 人。据多数材料记载，开罗的人口从原来的 50 万减少了大约 20 万。像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如果瘟疫进入房屋，其中的居民在两天内就会死亡。送葬的队伍导致了全城范围内的交通堵塞，很多尸体只能被堆在路边。一些城镇和街区空空荡荡，以致连祷告的呼唤都无法完成，因为缺少宣礼员。 到 1348 年年底，整个黎凡特的海岸和内陆都倒在了瘟疫脚下—这是蒙古军队都未能达到的成就。

在欧洲，出现了“现金为王”的局面。那些处理尸体的人只要能活下来，就拥有了发财之道。《古兰经》读经人十分匮乏，常常被邀约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临终仪式。搬运工和掘墓人也发现自己从事的职业成了技术工种。确实，《古兰经》读经人每次面对的是一名死者，而掘墓人的工作量是他们的五倍。 在收获季节，由于缺少农民，雇佣劳动力得到许诺，可以获得收成的 50%。不过，因为雇佣工们饱受饥馑之苦，那些管理收获工作的马穆鲁克常常死于岗位上。马穆鲁克苏丹国的收入蒙受了极大损失，不仅是因为人口减少及随之而来的收入损失，也是因为在瘟疫横行的年代，许多地区估计有一半的耕地都荒废无主。许多职业暂时消失了，因为人们放弃了传统的商业贸易，转而从事更为赚钱的处理死者的职业，这当然是一种勃然兴起的职业。其他人也不去从事远程贸易了，而是满足于收购和销售死者物品的商业行为。由于劳动力短缺，薪酬上涨，国家命令其他人重操旧业，因为运水工乃至洗衣工都陷入短缺。 欧洲的商品价格波动起伏。

与欧洲不同，中东的乡村中的穷人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瘟疫的反复爆发，使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城市人口确实也遭受了损失，但是城市的机构尤其是政府机关比欧洲更发达。因此，尽管人口减少了，政府仍能运作（尽管运作水平有限）；而在欧洲，中央集权的缺失削弱了法治，导致了变化的发生。在中东，一旦这个地区充分恢复，它的大部分地方就能像平常一样恢复运转。伊斯兰教逊尼派没有末日审判，产生不了天主教欧洲那样的千禧年信仰，而这正是变革的动力。 瘟疫可以是一种惩罚或者赏赐，而多数穆斯林都知道，真主会随心所欲。如果疫病产生于原罪，那么人们无论怎么做，也无法逃避惩罚或得以赎罪。而且，在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存在原罪，所以瘟疫不是对全人类的惩罚。这可能会让人们觉得所有穆斯林都是宿命论者，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这种思想倾向导致拥有末日审判信仰的人的行为与其他人是不同的。最终，随着瘟疫的传播，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大体上是看不到人口数量的变化的，因为人们避开了瘟疫。空城的现象没有出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没有中断。如上文所述，人口数量确实显著减少了，但是瘟疫并没有打乱这个社会，也没有使其转型。简而言之，在面对瘟疫时，伊斯兰社会比基督教王国更适于应对和持续。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地区都是一样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幸免于难，不过仍有争议的是，它到底有没有完全复原。瘟疫的确促成了伊利汗国故地诸政权的接连崩溃，为帖木儿的征服酝酿了成熟的时机。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一支来历不明的突厥贵族在安纳托利亚出现了。应该论证的是，瘟疫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黑色瘟疫从草原传出之后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据记载，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牲畜、鼠、猫和狗也同样死于疫病。在君士坦丁堡，狗、马、鸟、鼠都死了。 其他材料也注意到，瘟疫是人兽不饶的。很多人认为，老鼠是问题的一部分。瘟疫时期人们对于除鼠的渴求，见于“哈梅林的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 of Hamlin）这个故事中。 我们不能相信孩子们是魔笛手除鼠的酬劳，而应该将花衣魔笛手看作死神，用黑色瘟疫杀死了孩子们。牲畜也死于瘟疫，只是有一些牲畜比另一些抵抗力更强，但牲畜死亡这一事实让有些人推测这场疫病是炭疽，或者伴随着瘟疫也有炭疽或其他疾病出现。毫无疑问的是，在当时那种不卫生的状况下，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死亡。但是，如上文所述，多数牲畜较为不易受瘟疫感染。鉴于瘟疫存在于草原上，游牧民的牲畜对它的抵抗力可能更强，只是偶有发病而已。但在没有蛆虫的地区，这是不适用的。牲畜经常与农民同居一室，相对于人口较为稀少的草原而言，会共享更多的种间疾病。除了最脆弱的动物幼崽，游牧民是不与牲畜同居一室的。与一头耕牛同居一室是一回事，而与 100 只绵羊和山羊、12 匹马、几头牛以及数量不一的骆驼同居一室则完全是另一个概念了。因此，淋巴腺鼠疫侵入地中海世界，就是进入了一个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