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现代战争

历史大观园宋元文明 2020-06-29 21:58:29 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的堑壕战导致尸横遍野，机械化战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蒙古式战争得到了重估。随着坦克和飞机的发明，其机动性可以使蒙古式的快速移动与深入突击的战术复活。英国军官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提出了坦克与机械化步兵组合的概念，这一组合可以独立行动，作为大部队的前锋。这一机动性突击部队能够切断敌人的通讯与补给线，使敌军陷入瘫痪。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样，使敌军只有反应的能力，而无进攻的可能。李德·哈特正确地解释了蒙古的战术，却忽视了蒙古战略中的一个核心目的是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不过，李德·哈特可能目睹过“一战”时期堑壕战中的死伤枕藉，想要避免战争中的大量伤亡。

李德·哈特借鉴了蒙古式战争风格，强调机动性与火力，最终实现为英国第一个实验性的坦克旅。这支部队在实际战斗中的成功，以及李德·哈特在其《揭秘伟大的指挥官们》（Great Captains Unveiled ）一书中关于成吉思汗和速不台的章节，影响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在 1935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美军中进行相似的开发。麦克阿瑟建议研究蒙古战争以备日后借鉴，但是他的建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受到重视。他的继任者十分保守，既没有他的眼界，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美军中贯彻这一计划。 “二战”结束后，李德·哈特继续鼓吹发展坦克，并借鉴蒙古式战略，呼吁以轻型坦克的快捷与重型坦克的火力相配合，以获得进攻的速度与机动性。

另一位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 F. C. Fuller）也将坦克视为现代的“蒙古人”，并且提倡使用自行火炮。与李德·哈特不同的是，他还强调空对地打击。尽管蒙古式战术得到了推广，不过李德·哈特和富勒的想法起初在西方军队中并没有实现。然而在遥远的东方，有人在英国人之前就将相似但又明显不同的想法付诸实践，法国和美国军队在发展了一些实验性部队之后开始实现这些想法。

“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策略与蒙古式的战争艺术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并非出于偶然。闪电战的发明部分源于 1923 年的《拉巴洛条约》之后德国从苏联获取的情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1893—1937）的行动信条是强调“使用飞机推进，以快速移动的坦克纵队相配合”。在这一观点之下，苏联认为战争是“长时间占领并保持进攻”，这也被称为“纵深作战”。这一观点植根于草原战争在俄国和苏联的学院中长久的军事影响。在西方，李德·哈特和富勒对战争概念的重整没有成功，而图哈切夫斯基则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无论如何，他们的策略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源于蒙古体系。

苏联的纵深作战理论与蒙古人的目标相同，都是牵制敌人使其无法集中兵力，迫使敌人反应但无法发动进攻。因此，在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Mikhail Vasilyevich Frunze，1885—1925）两位元帅发展出的纵深作战理论的基础上，到 1937 年，苏联拥有了一支理论和战术意义上的蒙古军。然而同年，斯大林清洗了红军的领袖，清洗运动的顶点便是处死了图哈切夫斯基，导致军队一片混乱。图哈切夫斯基的坦克部队是纵深作战的核心，这时又成为步兵的掩护，与“一战”时期的用法差不多。斯大林保卫苏联每一寸领土的策略，与当年花剌子模帝国的统治者摩诃末很相似，而德国国防军则扮演了蒙古人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德军透支了自身实力，而朱可夫（Georgii K. Zhukov）元帅接手了红军的指挥权，他曾在 1939 年的哈拉哈河（位于今蒙古国）战役中成功地使用纵深战术以及其他蒙古式战术大败日军。

直到那时，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一直主宰着欧洲战场。受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新理论的影响，德国也出现了独立的进攻部队。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两位将军在为闪电战设计军队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塞克特组建了防卫军，即在“一战”之后和国防军建立之前的德军。他认识到这支军队的规模较小，便重点发展其灵活性。为此，他训练次级军官，使之能够迅速承担指挥任务，以防其长官死亡或指挥不力。因此，如果将军死了，一名少校应该能够有效地指挥其属下部队。后来，这种做法扩展到了未经正式任命的军官，他们也能承担起自己部队中的指挥重任。尽管这种观念有可能是基于拿破仑的做法，即每个士兵都带着将军的权杖，意味着军队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升到最高等级，然而其前身则是蒙古人的领导方法。

蒙古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在塞克特的战略中更加明显。在《拉巴洛条约》签订之前，他于 1921 年写道：“在未来战争中，重要的是使用相对小型但高度精良的机动部队，并与飞机相互配合。” 塞克特是在经历了“一战”并听取了防卫军中下属的意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战”后德国的裁军，与波兰的敌对，以及苏联红军渐渐显露出的威胁，也让他相信如果德国遭到入侵，一支静态的、只有防守意识的军队是会失败的。像其他军事理论家一样，他渴望避免“一战”时期的静态战争，并且与苏联一样注重机动性，以此震慑敌军，迫使其做出反应。而且，进攻的目的是在敌人反击之前将其消灭。这对于德国东部边境尤其适用。从本质上说，他必须以机动性替代数量，因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于裁军状态。有趣的是，塞克特也将传统的骑兵（尽管装备了机枪和卡宾枪）编入了他的军队，用于游击战和其他战略。

古德里安是塞克特的下属，他研究了富勒、李德·哈特以及吉法德·马特尔（Giffard LeQuesne Martel）等人的著作，他们都强调以坦克作为进攻武器，以其他部队（炮兵、步兵或者空中火力）为掩护，而非相反。古德里安像他们所有人一样重视坦克的发展，相信它们会将机动性带回战场。如前文所论，富勒和李德·哈特都深受蒙古的影响，因而古德里安至少是间接地受了蒙古的影响。他将这些观点放进了德国的“闪电战”中，不过，塞克特所奠定的基础以及与苏联之间的交流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古德里安的战争观与蒙古人非常相似。他相信坦克最好是一同使用，而不是作为掩护部队，并且应该用于快速突击，在敌人有效展开或插入之前就到达敌方防线。蒙古人使用辅助部队来消灭陷入孤立的要塞，与此相似的是，古德里安指出，只要防线被坦克穿透，其他部队就能实施清除行动，尤其是清除那些战略防御点。蒙古对现代战争的影响仍然非常明显，只是相对比较间接。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的很多指挥官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行动反映了这些理论家的观点，但他们大概不知道其最原始的根源是蒙古。蒙古的另一种影响是燃起了大众对战争的想象。据现已退役的名列游骑兵名人堂的美军上校凯斯·安东尼亚（Keith Antonia）说，美军第 75 游骑兵团指挥官大卫·格兰吉（David L. Grange）上校（现为退役准将）曾基于蒙古式训练开发了一种操练方法。

在安东尼亚担任游骑兵的日子里，格兰吉上校对兵团中所有上尉的评估方法就是让他们通过一个程序，考验“兵团中每一位上尉在身体与精神压力之下的勇气、耐力、意志、能力以及潜力”。“他的这个程序模仿了（成吉思）汗最精英的战士为了备战而经受的训练，他称之为‘忙兀台’（Mangoday，讹）。” 安东尼亚说，他们参加了一项 72 小时的生存与模拟射击训练。游骑兵们到达乔治亚州的本宁堡之后，被分为数队集合，然后分派目标。他们在练习之后乘飞机到达位于佛罗里达州沼泽中的目的地，然后负重移动到埋伏点，并回到沼泽营地。他们第一天的食物是一块肉汤粉块和热水。

然后，他们收到了下一步的任务。这次的任务是到群山中营救一名被击落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经过演练之后，他们飞到北乔治亚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找到了这名飞行员（已受伤），并找到一个武器藏匿处，吃了一个米团和一条沙丁鱼。然后，他们携带着沉重的装备（约 80~100 磅）、新找到的武器以及断了一条腿的飞行员来到撤离点。回到另一个基地之后，他们收到了第三个任务，需要再次搭乘飞机，并在本宁堡附近进行一次密集行军。这一切都要在 72 小时内完成。

格兰吉上校在任务总结时解释了这次训练的合理性。据他说，这基于蒙古军中的一支精英部队：

他描述了（成吉思）汗如何建立了他的精英战士兵团—“忙兀台”。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成吉思）汗的军队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后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为了渡过难关，他决定使用心理战。他让他的将军们从最优秀的士兵中选出 50 人。他命令他们确认这些士兵都是自愿的，而且尚未结婚。他希望这 50 人毫无妻子儿女之忧。（成吉思）汗将这 50 人召集起来，命令他们从正面进攻数以千计的中国军队。他告诉他们，尽可能多地杀死敌军士兵。于是他们便出击，在最后一名战士倒下之前，共杀死了 1,000 名敌人。敌军将领看到这支人数虽少却极为好战、可怕而疯狂的部队杀死了那么多人，坚信其他蒙古人也是同样可怕，于是决定撤军，择日再战。

此后，（成吉思）汗开始训练“忙兀台”精英战士兵团，让他们拥有与最初这 50 人相似的精神气质。他们的任务难度随着时间而逐渐增加。起初，他们有充足的食物、较多的休息时间、较少的行动和简单的战术。每过一天，他们的食物就减少一点，休息时间也减少一点，行军里程增加一点，战术复杂性也提高一点。最后，他们被要求在没有食物和休息时间的情况下行军数日，在一系列复杂的情况下进攻一支模拟的敌军。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就成了“忙兀台”战士。

格兰吉上校告诉我们，他想看看我们在缺乏睡眠和食物以及负重长途行军的压力之下如何作战。他想让我们记住扛着机枪、无后坐力炮、迫击炮或者电台的士兵们的感受，这样当我们未来作为指挥官制定行动计划时，就会考虑到士兵们的负荷。他也想看看在敌人难以捉摸、任务不停改变以及有许多未知因素的多变环境下，我们会如何应对。

格兰吉的“忙兀台”式训练，有可能是基于以色列“帕尔马赫”部队的训练方法。安东尼亚后来见到了一本以色列小册子，其中有相似的内容。另外，有接受过以色列军事训练的人向作者证明，小册子中的训练内容属实。不幸的是，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提到与该传说类似的训练。大众媒体也曾提到过“忙兀台”（Mangudai/M?nggedei/Mangoday），我们不知道这个词来自何处，有可能源于蒙古语中的“m?ngke-de”（意为“永久”）或者“manglai”（意为“先锋”）。蒙古人颇负盛名的便是他们禁欲主义者般的耐力，而且能够完成与他们同时代的定居敌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也许这个词是“蒙古台”（Monggol-tai）之讹，意思是“像蒙古人一样的人”。但可能性更大的词源是“Manghut-tai”，意思是“像忙兀（Manghut）一样的人”。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战争中，“忙兀”是他最好的部队之一。基本上，这个词的来源乃至蒙古军中存在这样一支部队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蒙古人的成功不停地让制定军事计划的人们问道：“成吉思汗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