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东亚与火药

前文已述，东亚的战争随着配重式抛石机的传入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变化。蒙古侵袭日本，导致日本武士参加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本质改变。在蒙古袭来之前，日本武士主要是与单个敌人近身交战，考验个人的武艺。而蒙古人是不打近身战的，而是使用大规模部队，集中火力消灭敌人的兵团。一名武士面对的不是单个敌人，而是一支部队。即使是最好的剑士，也绝对无法以寡敌众。直到武士转而采用部队战术之后，他们才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火药武器的出现。学术界已经确证，火药是在中国发明的，蒙古人首次接触火药是在攻打金朝时。在《武经总要》于 1044 年成书时，火药武器已经投入使用了。早在 10 世纪时，火药武器（炸弹的一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火药本身发明于 9 世纪。 在宋代，火药的制造方法一直是一个严防死守的秘密，但到 12 世纪，像火枪（最初是一根发射火焰的竹筒，后来被绑在长矛上）这样的火药武器在宋朝的武器库中便已十分常见了。 12 世纪时出现了火箭，但是由于准确度很差而效果有限。不论是燃烧型还是爆炸型的火药，都是威慑性的武器，而蒙古人找到了发挥火药优势的方法。

尽管火药的传播与蒙古的崛起和蒙古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并不清楚蒙古人自身是否对传播火药做出了贡献。有些历史学家宣称蒙古人使用了火药武器，即抛石机所抛掷的炸弹，用于中东战场（可能也用于东欧战场）。不幸的是，没有确切的文献或考古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鉴于蒙古人几乎没有遇到过他们不喜欢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们找到了安全运输火药的方法，便会将火药带到他们在中国以外的武器库中。不过这仍然只是推测。杰克·威泽弗德提到了蒙古人使用火药，认为火药的使用十分普遍，但他没有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依克提达尔·罕（Iqtidar Khan）深信蒙古人在西征时使用过火药武器，并引用了波斯文史料中的数条记载。但他也承认，这些记载中的武器既可以翻译为火药武器，也可以翻译为一种更为传统的武器，比如燃油。依克提达尔·罕还指出，火药传入印度是蒙古人的功劳，因为德里苏丹国在 1290 年已经使用火药了。这个观点似是而非，因为有证据表明，中亚在 13 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火药了，至少是用作烟花。

许多推测都来自这一事实，即 13 世纪 50 年代旭烈兀征伐中东时有 1,000 名中国技师随军。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蒙古人在攻打阿剌木忒或者巴格达时使用了火药弹。有几个问题让我们无法接受蒙古人使用火药之说。没有任何史料提及蒙古人在攻城时使用火药武器，而且亲历者也没有提到或描述火药。志费尼是蒙古人攻打阿剌木忒时的亲历者，但他没有提及任何火药或者爆炸。而他作为旭烈兀行政机构中的一员，后来还担任了巴格达的长官，处于能够了解这些事情的位置上。有一段记载十分考验想象力：

弓弩从城楼上射出飞矢，同时，在无计可施时，就用契丹匠人制造的射程为 2,500 步的一种牛弓来射击那些蠢货。在妖魔般的异教徒中，很多士兵为那些疾若流星的箭所烧灼。石头也从城堡上像树叶一样倒落，但无一人因此受伤。

这里须注意两点。首先是中国（引文中称为“契丹”）工匠制造了所谓的“牛弓”（kaman-i-gav），然后是“很多士兵为那些疾若流星的箭所烧灼”。从表面上看，这有可能是指火药，尤其是燃烧性火药。但是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看，这只不过是说蒙古人有一台非常强大的抛石机。志费尼书中的辞藻极尽华丽，是明喻和暗喻相结合的一部杰作。敌军有可能燃烧起来吗？答案非常肯定，良好的老式抛石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便是如此。仅仅因为有中国攻城工匠在场，并不意味着他们使用了火药武器。

有人解释说，蒙古帝国的史家之所以都没有提到火药，是因为火药可能是国家机密。但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志费尼和拉施特都并非不愿谈论传闻和军事事务。拉施特对科学也颇为热爱，本应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作为伊利汗国的高官，理应知道国家拥有哪些秘密武器。而且，火药可以引起爆炸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如果火药武器真的曾经得到使用的话，到 1300 年时也已不再是秘密了，在为蒙古朝廷所写的书中理应对其有所描述。更加无法回避的证据是，在蒙古的敌对方的史料中也完全未提及火药武器。这令人感到非常惊异，因为如果蒙古曾经将它用于巴格达、阿剌木忒或者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这就会是首次见于记载的火药武器使用之例。不仅如此，即使抛石机只发出了一枚火药弹，它造成的爆炸也会令人难忘。然而诸史料中完全没有这类记载。正如兔八哥昔日的宿敌、军事理论家火星人马文（Marvin the Martian）曾说：“粉碎大地的炸弹在哪？！应该有一枚粉碎大地的炸弹的。”只可惜，各种史料也是沉默不语。

无论如何，蒙古在攻打金朝、宋朝和日本时都使用过火药武器。在所有蒙古敌对方的史料中，都提到了火药武器在东方历史舞台上的作用。对于金朝和宋朝来说，使用火药武器并不值得惊讶。在日本则有图像证据，更重要的是还有考古证据。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东亚以外不使用火药呢？答案可能十分简单，那就是后勤。陶制的炸弹需要进行运输，即使小心地包裹以避免摔碎，它们也仍然很难携带。蒙古人通常就地制造攻城武器，或是就地取材，或是用骆驼运零件来进行组装。蒙古人的毡帐可以用大车搬运，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他设备也可以搬运。车上的毡帐是贵族的家庭居所，战争物品不可能装在其中。部队则骑在马背上。部队藏在车上只有一个例子，即在失烈门妄图发动政变推翻蒙哥时。 其他东西都是由骆驼驮运的。鉴于穿过中亚需要其他补给品，蒙古人可能觉得火药武器不值得驮运数千英里。而在中国使用就比较简单了，可以通过海路运到日本，再沿着海岸线运到高丽或者中国南方。不仅如此，宋朝的武器库中也有火药武器，因此蒙古人总是可以使用这些战胜得来的贮存品。

另一个因素是火药武器的制造。在中国，原材料极易获取。而在中国以外，会制造火药的技师们便随着蒙古人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例如，在亚美尼亚，怎样说“我在哪里能找到消石（硝石）”呢？ 语言和概念的藩篱是巨大的，因为亚美尼亚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对火药技术一无所知，完全不明白技师需要什么。

最后，在中国以外（甚至在中国）需要火药武器吗？在中国，火药武器是现成的。但它们有效吗？也许吧。不过，它们并没能阻挡蒙古人征服汉地的脚步。在对付土筑堡垒方面，霹雳弹当然比牵引式抛石机发射的石头更有效。正如前文所述，配重式抛石机在中国出现以后，此前坚不可摧的城市都陷落了—而这种情况在拥有火药武器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生。在中国以外，配重式抛石机取代了牵引式抛石机，可以发射更重的炮弹，更为迅速地摧毁城墙。合列卜的防御工事在抛石机集中投弹 5 天后便被破坏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蒙古征服东亚的战争中，可燃性火器也发挥了作用。而蒙古人一到中东就获得了燃油。他们控制了木干平原，距离油田很近，那里自古代以来便有石油涌出地面。当然，可燃性火器是易于制造的，但燃油是除“希腊火”之外最有效的武器，而后者的制法在几个世纪前便已失传。综上所述，蒙古人未必需要火药武器来攻打防御工事。他们就地取材，制造炮弹和攻城器械，即使将邻近地区的石头全部移走，也并未导致他们无材可用。

不过众所周知，蒙古帝国是火药知识的首要传播者，或者是通过在战争中使用而直接传播，或者只是因为大多数重要贸易路线都从帝国疆域中穿过。欧洲不太可能直接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关于火药的知识，但我们知道，欧洲直到蒙古入侵之后才出现火药。很可能是穿行蒙古帝国的商人们，也许甚至就是马可·波罗一家，将火药的制法带回了欧洲。当然，这最终让欧洲在 1500 年以后成为世界的主宰。1266 年，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20—1292）在《大著作》（Opus Maius ）一书中记载了一种火药的制法。众所周知，培根与曾到蒙古旅行的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相识。尽管《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并未提及火药，但他是否有可能发现了这一“秘密”，或者他的同伴中有人将火药带回了欧洲呢？我们不禁推测，柏朗嘉宾是一名间谍，因为他的使命中含有间谍成分。他应该被解雇，因为他没有将火药写进报告中，而他的工作包括提出如何与蒙古人作战的建议，他显然愿意做任何事来遏止蒙古的威胁。只要他有火药的制法，他一定会毫不犹疑地交给某个能用到它的人，而这个人不太可能是方济各会士培根。另一方面，鲁布鲁克去蒙古主要是为了传教。也许他在一个领域失败了，而在另一个领域却成功了。

尽管关于火药的知识传到欧洲和印度都是在 13 世纪，具体时间略有不同，但是在加农炮发明以前，火药仍然只是一种新奇事物。考古证据显示，在 1290 年（或者 13 世纪 80 年代），元帝国已经有了火器。 绘画材料表明，加农炮可能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了，但尚无法定论。这些武器有可能是一种早期的火焰发射器。在抵抗蒙古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式样的加农炮见于记载，那么认为加农炮的出现比考古材料早若干年的观点显然是似是而非的。更重要的是，加农炮的出现似乎是蒙古人最早发起的。无论如何，这一技术传播飞快，到 14 世纪初，在欧洲和东南亚都出现了类似的设计。 各自独立发明自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其设计上的相似性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更加似是而非的剧情是，这个信息通过商人、使臣或其他旅行者传遍了欧亚大陆。

肯尼斯·切思（Kenneth Chase）在研究火器传播时证实，蒙古与欧洲霸权崛起之间的关联，不仅仅在于通过商路传播火药。 蒙古对邻近地区的战术和武器都造成了影响。游牧民族的复合弓在射程和准确度上完胜火绳枪和其他早期火器，更不用说射击频率了，游牧军队对阵装备火器的步兵部队宛如一场屠杀。而且，对于早期加农炮而言，游牧军队的机动性太过强大；直到 16 至 17 世纪，随着加农炮制造技术的发展，才出现了机动性强的大炮。早期的加农炮过于笨重，而且有时需要穿过草原进行运输，但不够耐用。因此，如果在 14 至 15 世纪，你的国家与游牧政权接壤，火药武器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武器。

西欧的战争则较少关注机动性，而是更多地关注冲击战术或者攻城战，很少有草原游牧民族卷入。欧洲骑兵关心的是如何防御威力越来越强的十字弓、英格兰长弓以及后来出现的早期火器。因此，骑士的机动性较差，军队的其他组成部分便是大规模的步兵。早期的加农炮和火器在对战草原游牧民族时效果很差，而用来打击骑士和步兵则很有效。骑士最终消失了，为了对抗大炮，轻型骑兵和中型骑兵出现了。即使到中世纪晚期，加农炮也不是野战武器，这与当时它们在对战游牧民族时效果很差有着相同的原因。不仅如此，在贵族阶层中只有国王才付得起加农炮的制造费用。随着欧洲城堡为了防御传统攻城武器而不断改进，统治者们便依靠加农炮来摧毁防御工事、镇服不听话的诸侯或击败敌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加农炮最早出现于元朝。随着红巾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以及明朝的建立，火药武器成了一种常用武器，但并未完全普及。不过，在击退蒙古人的过程中，加农炮发挥的作用很小。红巾军和明军对加农炮的使用基本限于攻城战和南方的战役。基于上述原因，明朝并没有将加农炮广泛用于与蒙古诸部接壤的北方边境。对机动部队而言，加农炮仍然是一种无效的武器。

无论如何，火药武器在一些地区逐渐普及，但是与草原地带接壤的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在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国家，火药武器的发展较为落后。直到它们的首要军事目标转向定居国家以后，火器技术才有了进步。到 17 世纪末，野战炮兵军团的机动性变得更强，因而可以为装备火绳枪的步兵提供支持。加农炮可以轻易地打乱草原骑兵的阵型，射程也比复合弓更远。直到这时，草原战争作为战争的主宰形式才衰落了，但这并不是说，游牧民族没有尝试建立他们自己的野战炮兵。在清朝的康熙帝（1662—1722 年在位）与卫拉特的噶尔丹汗（1678—1697 年在位）交战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清朝使用耶稣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卫拉特则使用瑞典路德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发生于 1696 年的这场战役将会决定谁是最强有力的佛教统治者。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加农炮不是用马车运载的（因为在穿过草原时会损坏），而是由骆驼驮运的，骆驼身上披着皮甲以防御箭矢和小型火器。最终，拥有更完善后勤补给的清朝获得了胜利。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在 17 世纪初以前，只有一个火器帝国找到了对付弓骑兵真正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奥斯曼帝国。这可能是因为奥斯曼帝国一方面要对付欧洲哈布斯堡王朝坚固的要塞城市，另一方面还要对付东部边境各种政权的弓骑兵，包括白羊王朝、萨法维王朝（于 1514 年将其击败）和马穆鲁克苏丹国（先后于 1516 年和 1517 年在叙利亚和埃及将其征服）。其他欧亚国家如俄罗斯、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都效法了奥斯曼帝国的先例。而清朝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以一个半游牧社会同时征服了定居王朝和游牧王朝，将不同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能够对战定居和游牧两种敌人。总之，文献资料不足以证明在蒙古帝国分裂以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了火药武器，除非有考古证据，我对此保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