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成吉思汗与早期的贸易

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游牧-农耕贸易形式，不仅消灭了许多试图控制商路的政权，而且也带来了一次观念上的改变。这一改变是决定性的，关系到蒙古人对于贸易的构想。正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所论：

统一并不一定会减少运输的总成本，但是它具有这样的潜质，只是取决于政策的选择而已。一个政权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以“法律与法令”为根基，减少不可预估的保护费。在统一的状态下，贡物征收者们相互矛盾的情况消失了，通行费有了规范，这就使运输成本可以预估了。

但政策上的一个决定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在洲际贸易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而言。观念上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鉴于游牧者此前曾经与一些深入草原的商人一同建立一些贸易中心，蒙古人创造了一个舞台，让贸易自己送上门来。

成吉思汗早年便曾与几位在草原上做生意的穆斯林商人建立起重要联系。事实上，在 1203 年与克烈部交战受挫之后，成吉思汗在巴勒渚纳湖重组政权。他与湖边一个名为阿三（Asan/Hasan）的穆斯林商人订立了一个重要的誓约，阿三从事貂鼠皮和灰鼠皮贸易，当时正在湖边饮羊。 由此可见，穆斯林所居的中亚与西伯利亚之间存在着毛皮贸易，而且有一条商路从蒙古草原中央穿过。阿三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地位相当重要。不过，正如罗依果指出的，中亚的撒儿塔黑（Sartaq，城居穆斯林）并不会为了购买毛皮而向蒙古输入羊。更可能的是他将货物带入蒙古出售，在蒙古购买羊，然后转卖给居于贝加尔湖附近的槐因亦儿坚。他的最终目标是生皮，但是在途中也需要进行贸易以支付旅费。 无论如何，阿三的活动是蒙古帝国贸易模式的先驱。

随着成吉思汗的崛起，对于商路安全的保障逐渐转型。成吉思汗鼓励贸易，喜欢同造访其营地的商人们谈话。他的目的部分是搜集商人们所见的关于遥远地域的知识，同时也认识到了贸易对于他的新生王国的重要性。几乎自他统一草原之时起，他对于恢复和推动商业发展的渴求就开始了。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他设置了名为“哈剌黑赤”（qaraqchin）的卫士，在商路上保护商人。他们轮番当值，保障商队的安全，同时也承担其他职责。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审查商人，如果发现了成吉思汗感兴趣的商品，就敦促商人或者重新规划路线，使他们能够迅速前往成吉思汗营帐彼时所在之地。 随着蒙古人扩张至中亚，他们不仅得到了畏兀儿和哈剌鲁诸部的效忠，也控制了从阿马里（位于今哈萨克斯坦）至东方的商路。

当中亚的穆斯林商人抵达成吉思汗的营帐时，他们见到的不仅是一位现成的顾客，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生意伙伴。确实，曾有一位名为巴勒乞黑（Balchikh）的商人将美丽的织物带给成吉思汗，每件要价 3 巴里失（balish）金。成吉思汗拒绝了，且对商人的经营方式非常愤怒，说：“此人以为我们从未见过织物吗？” 然后，他向这位商人展示了蒙古人已经拥有的大量织物，并且命令卫士没收了巴勒乞黑的货物。这种手段一开始看来对促进贸易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这一策略却生效了，因为其他商人明白了他们在与谁做生意，并将他们的货物作为礼物献上（可能是为了逃命）。然而，成吉思汗为每段纳失失付了 1 巴里失金，每两段赞丹尼奇（zandanichi，棉布）付了 1 巴里失银。尽管蒙古人会为商品支付合理的金钱，但不会遭到欺骗或榨取。成吉思汗为他们的回程投资，并鼓励他的将领和诸王也这样做，向每位商人提供金银，并从自己的扈从中派出两三人（皆为穆斯林）同商人组成商队。然后，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帝国统治者摩诃末传达信息，谋求贸易关系及两国之间商旅的安全。 蒙古所资助的商队确实是国际性的，其成员中有来自花剌子模帝国及更远地区的穆斯林商人，还包括一些印度人。

这支商队在 1218 年回到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时遭到了屠杀，因为当地长官怀疑这些商人同时也是蒙古人的间谍（他的怀疑是正确的）。 这一事件挑起了一场战争，导致蒙古扩张至中亚和中东，而曾经绵亘扎格罗斯山脉至锡尔河之间广大地区的花剌子模帝国则一举倾覆。屠杀事件冒犯了成吉思汗的感情和统治理念。他已经为推动贸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他所资助的商队遭到任意屠杀，将会损害他的多重目的和提供安全保障的声誉。这不仅仅是自尊的问题。爱尔森评论说：“该事件不仅是对（成吉思汗的）尊严的侮辱和对蒙古军队的公开挑战，这实质上是钱袋子的问题，相较于其他问题，正是这种怨恨引发了报复。” 成吉思汗和他的诸王都曾进行投资。尽管我们不知道成吉思汗自己投入了多少，但每个人投入的数目都不大，只给了每个商人若干巴里失的金银。蒙古人对商队的投资，实际上就像著名的小老太太俱乐部凑钱买股票一样。

这场战争体现了成吉思汗的基本贸易策略。他推动贸易发展并寻求公平的价格，在此过程中，他逆转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贸易的旧标准。此前，蒙古人及其他游牧民族没有足够数量的奢侈品，不得不经常与边境地区的商人进行贸易（或中间贸易）。而此时，他们拥有了新的财富并有了消费的需求。不仅如此，他们需要奢侈品，但仍住在草原上，因此商人们不得不到草原来找他们，这与过去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蒙古人必须支付运输费用，对于商业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尽管商人们可能会期待收回运输成本，但他们仍然必须承担前往蒙古营帐所需的费用。既然更多的商人进入了草原，我们就能看到他们越来越多地遵循了阿三的贸易模式，即沿途购买大宗货物而售卖于他处。随着安全日益得到保障，且在商路的另一端有大宗货物与奢侈品的购买者，于是正如爱尔森所说：“远距离大宗货物贸易在这种背景下成了经济合理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