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萦绕至今的蒙古影响

尽管蒙古帝国已经消失，数量众多的继承国来去匆匆，但蒙古帝国的影响持续得更久。19 世纪初，英国探险家、东印度公司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进入了阿富汗。迎接他的是一位政府官员，被称为“elchee”。 伯恩斯对这个官称可能并未留意，但这是一个蒙古官称，即额勒赤（elchi），意为“使臣”。这显然是蒙古帝国的遗留。问题是，它如何留在了阿富汗？为何普什图王朝仍在使用？合理的解释是，它不仅在蒙古帝国得到使用，也深深地留在了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及莫卧儿帝国的文化中。

阿富汗还留有其他的蒙古影响。哈扎拉人和一部分艾马克人都是蒙古统治的遗留。事实上，尽管阿富汗现在号称“帝国的墓场”，但蒙古人在这里的统治几近 150 年。“哈扎拉”之名源于波斯语，意为“一千”，相当于蒙古语中的“千户”（mingan）。艾马克人是游牧民与半游牧民的混血后裔，其中也包括蒙古人。诡异的是，蒙古士兵再次踏上了征程，但这次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维和部队，或是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参加在蒙古国举行的代号为“可汗探索”的军事演习。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成吉思汗在 20 世纪仍然相当活跃，操纵着世界政治，或者至少是历史事件中的一颗棋子，甚至服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哈罗德·兰姆（Harold Lamb）写于 1927 年的成吉思汗传记，将这位伟大的蒙古领袖再次介绍给了西方人。而在东亚，他成为东亚政治中的一颗棋子，日本、中国和苏联都曾争夺蒙古人的支持。尽管日本和中国争夺的是内蒙古的注意力，但其很多举措都具有影响蒙古国观点的潜力。

日本和中国都试图通过推崇成吉思汗来影响内蒙古民众的观点。日本在 1931 年至 1945 年侵占内蒙古期间，在乌兰浩特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成吉思汗庙（面积超过 762 平方米）。中国国民党保护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将其从鄂尔多斯迁至甘肃，目的是维持内蒙古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则以成吉思汗的精神号召内蒙古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

认领成吉思汗的努力并没有直接影响蒙古国，但使用成吉思汗的画像和身份认同，却表明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民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性。考虑到当时日本流行的观点是相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日本武士转世， 有人可能会想知道日本如何将成吉思汗陵用作对蒙古的宣传品—尤其是他们阶段性地支持泛蒙古运动，令苏联十分恼怒。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强调成吉思汗的重要性。为了维持蒙古的忠诚，苏联认可了成吉思汗，正如其在面对德国入侵时将俄罗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ii）用作爱国主义宣传品。随着“二战”的结束，苏联的领导者也改变了观点。在“二战”末期，民族主义宣传品已不太得宠了，因为苏联担心非俄罗斯民族的英雄可能会使反共产主义的人物团结起来。蒙古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在 1949 年按照苏联的榜样行事，将成吉思汗定为反动的封建君主，将他的征战完全描绘为剥削人民的屠杀式远征。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较为温和的言辞出现了，但是政府的慎重态度并没有一起消失。简单地说，如果著作中不持反成吉思汗的论调，就无法出版—不过至少秘密警察不会登门拜访了。在内蒙古，完全否定成吉思汗的观点存在时间相对短暂。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后，迎回了成吉思汗陵。1954 年，成吉思汗陵荣归伊金霍洛。两年后，中国政府建造了一座灵堂（面积近 465 平方米），并开始恢复日本人在乌兰浩特所建的成吉思汗庙。随着中国热切地与蒙古国重新建立关系，中国对成吉思汗的热爱具有影响公众的潜力。

蒙古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对待成吉思汗的立场，尤其是将 1962 年定为成吉思汗诞生 800 周年。没有人能够确定他的生年，西方学者考之为 1165 年或 1167 年，但是在蒙古国，1162 年说仍然最为流行。尽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Tsedenbal）并未完全肯定此说，但蒙古国科学院获许研究这一问题。尊崇成吉思汗的第一步无伤大雅，即发行纪念章，召开学术会议，以及在国家级报纸《真理报》（ünen ）上发表社论。下一步则比较大胆，即建造一座高 11 米的纪念石碑，上面有成吉思汗的肖像，石碑竖立在肯特省君脑儿的成吉思汗出生地附近。

蒙古国在 1912 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多数事务上都遵从苏联的领导。但在这件事上，蒙古国并没有询问苏联。苏联的史学家们批评了这次学术会议。中国的反应则很不一样，尽管中国的一些史学家批评了成吉思汗，但也有一些史学家称赞了他。他们的观点反映的并不是蒙古的历史背景，而是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尤其是作为一位实现统一的君主。同样在 1962 年，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也召开了一次自己的成吉思汗主题会议，导致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提出蒙古应该重归中国，引起了苏联的激烈批评。苏联延续其对成吉思汗的负面评价，不仅批评了 1962 年的全部事件，而且将那些敢于批评苏联成吉思汗研究的蒙古国学者定罪。蒙古人在 13 世纪 30 年代末征服了俄罗斯并统治了 200 年，这一事实在苏联的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最终，泽登巴尔将一名党内干部图木耳-奥其尔（Daramyn Tomor-Ochir）作为全部事件的罪魁祸首予以免职处分，基本上平息了事态。

然而，蒙古国的学者们并没能逃脱苏联的雷霆之怒。蒙古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丕尔烈（X. Perlee）拒绝接受苏联的规则，结果遭到囚禁，而且在出狱后，他出国从事研究的请求也被政府否决了。他作为图木耳-奥其尔的老师，也因这一事实而成了靶子。学者们的亲属也受到了政府的监视，很多人面临降职或者解雇。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诞生地一带变成了苏联的坦克基地，严格限制出入。

成吉思汗事件也是中苏决裂期间的一个小插曲。苏联谴责任何中国学者对成吉思汗的正面评价，但并非所有的敌意都出于俄罗斯或马克思主义的成吉思汗观。一些负面反应是因为有学者暗示，如果没有蒙古人向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俄罗斯人可能仍然是无知的野蛮人。 1975 年，泽登巴尔嘲笑了中国对成吉思汗的痴迷，并将其联系到 1962 年内蒙古会议上一些激进者提出的蒙古回归中国的观点。因此，尊崇成吉思汗使蒙古国的独立陷入了危机。苏联和中国两方面都不是真的偏爱成吉思汗在其历史中的地位。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初期，中国抬高了成吉思汗的地位，但总体而言，在内蒙古之外，人们对此话题无甚兴趣。而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颠覆了这一情况，因为研究或者赞扬成吉思汗的相关内蒙古学者及其他人成了被迫害的目标，同时，乌兰浩特的成吉思汗庙和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成吉思汗在一生中都面临逆境并不断将其克服，即便死后他也延续了这一传统。2005 年，成吉思汗陵得到了 3,000 万美元的重修费用，现在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主要是汉族人）。相应地，陵庙的外观也更加具有汉族风格，成吉思汗被认为是一个中国王朝的创始人，而不是外来者。例如，装饰主题中包括龙，而不是马、狼或鹰。

如前所举证，俄罗斯人常常因为他们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而感到不安。所谓的“蒙古之轭”和“鞑靼之轭”，是在抱怨蒙古人导致俄罗斯落后于西方，这已被证明是一种毫无依据的传说。 但传说很难被遗忘。作为针对俄罗斯愈演愈烈的酗酒风气的反对运动的一部分，政治家和科学家将其归咎于蒙古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蒙古人的形象有关，而这种形象很少是正面的。俄罗斯仍然在与蒙古帝国间的关系中挣扎。一些人将其看作在中世纪天主教扩张的情况下对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东正教的保护，蒙古人曾支持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抗击瑞典十字军和条顿骑士团。 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些人对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感到紧张。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并没有成吉思汗的纪念物，但是其出现的可能性就已经造成很多人的紧张了。有趣的是，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的知识阶层比劳动阶层对成吉思汗的看法更加正面。因此，有一些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一起寻求使成吉思汗得到承认。除了中国和蒙古国宣称拥有成吉思汗的长眠之所，俄罗斯也有一些人宣称成吉思汗墓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贝加尔湖附近。 然而多数人将此视作传说，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则新闻报道称：

然而，布里亚特人对于寻找成吉思汗墓并不太热情，阿里古斯（Arig-us）电视台主持人格尔曼·加尔萨诺夫（German Galsanov）说道。这家私人电视台以成吉思汗母亲的出生之地命名。“究竟为什么呢？”他问道，“我们无法获知任何新东西。”

他讲述了前苏联流行的一个故事。1941 年，苏联考古学家打开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跛子帖木儿墓—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两天后，德国入侵苏联。“如果那就是我们打开帖木儿墓的后果，”他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打开成吉思汗墓，后果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