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继承者们以及世界如何改变

如果我们检视地图，就能够了解最明显的变化。正如导言中曾提及的，蒙古人从地图上清除了一些王国、帝国以及一些小政权。主要的政权包括金朝、鞑靼部落联盟、克烈部、乃蛮部、西夏、哈剌契丹、花剌子模帝国、不里阿耳、钦察部落联盟、阿拔斯哈里发国、大马士革和合列卜的阿尤布政权、埃及的阿尤布王朝、毛夕里、鲁木塞尔柱苏丹国、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基辅、阿剌木忒和忽希思丹的亦思马因国、南宋、大理、西里西亚和安提阿公国。

一些国家因为蒙古人而重新出现或者变强，例如谷儿只、亚美尼亚、特拉布宗、拜占庭帝国、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普鲁士条顿骑士团、匈牙利和德里苏丹国。诚然，蒙古人并没有征服所有这些国家，但是蒙古人的出现直接影响到了它们，不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例如，安提阿和西里西亚因为伊利汗国的支持而成长，但它们也成为马穆鲁克苏丹国的进攻目标。马穆鲁克没有冒险对蒙古地域展开大规模进攻，而代之以进攻伊利汗国较弱小的附庸国。

马穆鲁克苏丹国的出现也有赖于蒙古。蒙古的入侵导致大量钦察人在奴隶贸易中被买卖。法国国王路易四世（Louix IV）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导致了 1250 年马穆鲁克的崛起，但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一直在自相残杀，同时在表面上保留着阿尤布王朝的傀儡王（萨拉丁家族后裔）。直到蒙古人抵达叙利亚时，派系复杂的马穆鲁克才统一起来，由一位强大的领袖忽秃思（Qutuz）公开掌控国家。在艾因扎鲁特击败蒙古人之后，另一位异密拜巴尔斯（Baybars）刺杀了忽秃思。拜巴尔斯稳固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将其转型为一个与蒙古人和十字军直接对抗的政权。他推行了一套准则，只要蒙古人的军队没有迫近，就开启清除十字军据点的程序。拜巴尔斯也强调摧毁蒙古的附庸国西里西亚、安提阿公国与特里波利公国。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入侵的联合，是困扰马穆鲁克的一个梦魇，他们迫切需要消除这一可能性。十字军王国与伊利汗国消失之后，马穆鲁克苏丹国一直维持到 1517 年，面对着蒙古人在中东的众多继承者，最终陷落于最强大的继承者手中。

在蒙古诸汗国的灰烬中，几个国家拔地而起，但它们并不都是蒙古人的继承者。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呼罗珊地区西部的撒尔巴达里政权（1337—1386），它由当地地主组成，并得到融合了救世什叶派的苏非教团谢赫叶（Shaikhiyya）的同盟支持。他们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突厥人，尽管个别成员可能曾经是蒙古人或突厥人。他们不是蒙古人的继承者，因为他们不使用蒙古的意识形态或象征来确保合法性，而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政治实体，一直维持到 1380 年跛子帖木儿的到来。真正的继承者与蒙古人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其建立者或者是成吉思汗后裔，或者是与蒙古汗国有关的军事统帅。另一个标准则是使用蒙古汗国的政治因素，例如意识形态、世系和统治方式以建立合法性。最后，应该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可能不喜欢用“国家”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些政权，因为其中很多只是游牧部落联盟。研究草原的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游牧民与欧洲、中东和中国的“国家”概念并不相符，但他们显然自视为独立的政权，并如此行动。

伊利汗国灭亡之后，出现了很多继承者，正如安德烈·韦克（Andre Wink）所注意到的，它们采用了伊利汗国的因素。 这些因素中极为重要的就是“伊朗”这个被重新提出的概念。如前所述，波斯文化在伊利汗国的支持下走向繁荣。由于使用波斯文化，并在分裂之后的内战中强化边界线，一个清晰的“伊朗”概念渐渐浮现。伊利汗国当然比伊朗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概念是在伊利汗国时期奠定的，并在伊利汗国灭亡之后延续了下来。伊利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仍然是具有合法性的地方，蒙古的世系、政治概念、象征和习惯对于继承者巩固和维持权力是十分关键的。15 世纪的继承者如黑羊王朝（1375—1468）和白羊王朝（1375—1508）都是土库曼部族，都坚持这些准则。 土库曼部落联盟政权的统治者缺乏成吉思汗系血统，他们便不使用汗号，而称“伊朗王”（padishah-i-Iran）或“伊朗胡思老”（kesra-yi-Iran）。这一做法无疑表明，他们是从伊利汗国中出现的伊朗统治者。虽然他们不是成吉思汗后裔，但是他们仍然与蒙古人有关联。更重要的是，关于采用蒙古的统治结构和象征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臣民期待一位与蒙古有关联的合法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继承者们套用了他们所知的蒙古制度，而不去发明新的范式。然而，强权并不等于真理。获取权力容易，但保有权力和维持统治者的可信度则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使用蒙古的象征和制度便能够获得这种可信度。

在巴格达和大不里士附近出现了札剌亦儿王朝（1336—1432），这个后蒙古时代的国家宣称，其血统来自蒙古札剌亦儿部千户。帖木儿的抢掠严重削弱了这个国家，最终使之屈服于自己的统治，后来受其以前的附庸黑羊王朝统治。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出班王朝（1335—1357），该王朝得名于伊利汗国末年的高阶将军和能够左右汗位的权臣异密出班（Choban，卒于 1327 年）。出班的后裔在阿塞拜疆创建了一个国家，统治着伊利汗国的西北大部。他们的统治异常残暴，并与札剌亦儿王朝争夺大不里士。 1357 年，朮赤汗国征服大不里士，出班王朝灭亡。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成吉思汗的真正继承者—异密帖木儿。他在西方世界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跛子帖木儿，他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一切（除了血统）。帖木儿因在青年时期受箭伤而跛脚，但从未停止征战，他经常在各地征战，而不待在首都撒马尔罕。他的生平在第 2 章中已述及，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他重建了蒙古国的大部分，将察合台汗国与伊利汗国各部统合了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的驸马身份，并以成吉思汗系的汗为傀儡，来巩固他的国家在被征服者眼中的合法性。事实上，诋毁他的人也将他视为合法的统治者，不是因为他与蒙古有关联，而是因为他是异教徒。当时，中亚的苏非派已经得不到中东传统乌里玛的同情了，因为他们经常被视为离经叛道和亵渎神灵的人。尽管帖木儿于 1405 年去世了，但他的帝国仍以某种形式持续存在到 16 世纪初。在他死后，帝国立刻就出现了分裂，西部几乎马上陷落于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之手。中亚的东部和伊朗东部则延续得较久，也较为稳定。

除了与朮赤系统治者脱脱迷失作战，帖木儿还击败了伊朗的诸继承国，包括马穆鲁克、德里苏丹国以及另一个强大的继承国—奥斯曼。1402 年，帖木儿在安卡拉之战中击败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Bayezid），奥斯曼帝国的发展遂陷入停滞，但后来又复兴了。奥斯曼帝国是蒙古人最长久的继承者，直到 192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条约的签订才宣告终结，不过此前很久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继承者了。关于奥斯曼人的起源，我们仍不太清楚，其祖先在 13 世纪 20 年代（或者稍晚）作为蒙古入侵中亚的难民抵达安纳托利亚。 也有人提出，奥斯曼人可能是在 1299 年那海去世之后从黑海草原而来的，一位阿塔曼（Ataman，非成吉思汗系的首领）率领 10,000 户自克里米亚出走，途经卡法，最终在安纳托利亚的索古德附近定居下来。 按照这种假设，则“奥斯曼”（Ottoman）之名并非源于人名“奥斯曼”（Osman），而是来自“阿塔曼”这一称号。

且不考虑其族源，我们知道奥斯曼人在 1290 年左右整合成为以奥斯曼（埃尔托格鲁尔之子）为中心的政治组织。13 世纪末，蒙古人摧毁了鲁木塞尔柱苏丹国，对安纳托利亚的统治十分松散，从而导致当地长官速列迷失于 1298 年发动了叛乱。叛乱于次年被平定，但是 1300 年之后，安纳托利亚在伊利汗国中不受重视，使得一些首领（beylik）得以崛起，其中便包括作为蒙古人从属的奥斯曼人。

奥斯曼帝国早期使用了很多蒙古制度，但以奥斯曼代替成吉思汗作为其历史上的建立者。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他们找到了使其权力合法化的新方法。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他们能够使用“恺撒”的称号，并自称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遗产的继承者。1515 年至 1517 年间马穆鲁克苏丹国的征服，使苏丹可以使用“哈里发”的称号，由此强化其作为宗教捍卫者的宣言。很多苏丹也扮演圣战士（ghazi）的角色，尽管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这一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人拥有草原的遗产，但从未使用汗号，可能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血统并非成吉思汗系，而选择使用伊斯兰称号“苏丹”。当然，随着他们的迅猛崛起，他们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不再被视为蒙古人的继承者，而是自成一系。

萨法维帝国是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统治权的竞争对手，其建立者为伊斯玛仪一世（Shah Ismail），国家的根源也可追溯至伊利汗国。萨法维苏非教派的建立者赛甫丁（Shaykh Safi al-Din，卒于 1334 年）曾得到伊利汗合赞、完者都和不赛因的赞助。赛甫丁也常与拉施特家族来往。由于他的交际活动，他的苏非教派在阿塞拜疆繁荣起来。他与伊利汗交往的声望以及教派在蒙古赞助下积聚的财富强化了赛甫丁家族的地位，使他的后人伊斯玛仪一世得到了合法性。伊斯玛仪一世也获益于与白羊王朝的家族关系，最终，他于 1508 年灭亡了白羊王朝。伊斯玛仪一世起家时为红头土库曼的首领，这是一支萨法维土库曼，得名于他们戴的红色头巾。

完者都汗皈依了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什叶派成为国教埋下了种子，什叶派思想也逐渐融入萨法维教法之中。因此，到伊斯玛仪一世崛起时，他拥有了什叶派的千禧年信仰倾向，帮助红头土库曼建立起独特的意识形态。作为萨法维系的领袖，伊斯玛仪一世击败了白羊王朝，并占据了大不里士。通过占领前伊利汗国首都的方式，萨法维系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伊斯玛仪一世征服了伊朗的其他地区，大体上继承了伊利汗国的边境，并打败了帖木儿系统治者。萨法维系虽然是突厥人，但采用了波斯王统，将统治者升格到了红头土库曼首领之上。其统治者也没有采用汗号，因为“汗”已成为成吉思汗系统治者的专属称号。尽管是完者都汗开启了伊朗的什叶派运动，但萨法维王朝通过以什叶派伊斯兰教替代蒙古遗产的方式巩固了其地位。

朮赤汗国持续到 1502 年左右，金帐汗国在克里米亚鞑靼人手下遭到挫败。汗国在此之前便已分裂了，第 2 章中已有论述。1502 年之后，在前朮赤汗国辖境内存在着一些新势力。其中多数属于成吉思汗后裔，例如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卡西莫夫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失必儿汗国、乌兹别克汗国和哈萨克汗国。其他的势力还包括诺盖、立陶宛和莫斯科，其中莫斯科通过为蒙古人收税而成为最重要的一股势力。以前，这个村落相对于其强邻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的俄罗斯公国而言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而蒙古人对它的支持十分关键。作为继承国，所有成吉思汗系国家都延续了蒙古的惯例做法，而莫斯科在很多方面都保持了自己的特点。

在黑死病以及帖木儿的破坏导致朮赤汗国政治虚弱的情况下，立陶宛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黑海草原，尤其是今乌克兰境内。随着 1386 年克列瓦联盟的达成，立陶宛与波兰合并，立陶宛转型为天主教国家。波兰对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关切使立陶宛有了西进的兴趣，但并没有阻碍其在草原的扩张。趁着朮赤汗国分崩离析所导致的空白期，立陶宛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莫斯科人（二者常常结成联盟）之间的冲突。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立陶宛和莫斯科向克里米亚人纳贡，而克里米亚人则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黑海沿岸，将黑海变成其内海。

立陶宛仅在领土上是蒙古的继承者。而克里米亚汗国自称蒙古继承者，当归因于其成吉思汗血统，以及对金帐汗国的毁灭。此时，它似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草原政权了。尽管克里米亚汗国在 16 世纪仍是一支强大的势力，但是莫斯科逐渐成为西部草原上最有潜力的国家。尽管莫斯科的地位是通过控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等其他俄罗斯城邦国家而获得的，但它也与草原势力竞争。卡西莫夫汗国（1452—1681）在 15 世纪时受到莫斯科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愿受喀山汗国统治。卡西莫夫鞑靼人甚至追随莫斯科军队袭击了喀山汗国。莫斯科沙皇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最终于 1552 年征服了喀山汗国（1438—1552），并于 1556 年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国（1459—1556）。内部政治斗争削弱了这些国家对莫斯科的抵抗，这些征服活动是莫斯科与克里米亚汗国之间竞争的一部分。在 16 世纪，这两大势力争夺喀山及其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通常是由克里米亚王室的一位年轻成员来统治喀山。随着克里米亚的影响力在 16 世纪的扩张，其他较小的草原势力（例如诺盖）就转向莫斯科以寻求平衡。草原民族越来越多地提及俄罗斯沙皇，称他为“白汗”（Tsagaan Khan），以指代皇家权力。沙皇则从不如此自称，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成吉思汗系血统，但并不阻止其他人使用这一称号，如此则不需要自我宣称，而让邻近势力赋予了俄罗斯统治者合法性。与此同时，不可忽视俄罗斯的扩张及其军事实力，这也让草原势力看到了莫斯科的合法性。同时，那些为了平衡克里米亚的统治而转向莫斯科的草原势力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控制之下。

克里米亚汗国（1441—1783）一直维持独立，直到 1783 年被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吞并。然而，这一切发生得并不平静。独立的克里米亚汗国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延伸，是俄罗斯南部边疆的大患，克里米亚人的袭击向东远达阿斯特拉罕，有时甚至向北进入了莫斯科郊野。1517 年，克里米亚汗朵拉特·吉莱（Devlet Giray，1551—1571 年在位）甚至纵火焚烧了大片郊野，莫斯科城岌岌可危。克里米亚也屡屡成为非成吉思汗系族群（如游牧的诺盖人和库班鞑靼人）的宗主，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实力。但如前所述，其宗主权并不总是受欢迎的。克里米亚通过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而增强了实力，但奥斯曼人也知道，控制克里米亚并非易事。

1563 年，当克里米亚人消极抵抗奥斯曼帝国开凿一条连接顿河与伏尔加河的运河的计划时，奥斯曼帝国将阿斯特拉罕和喀山直接纳入势力范围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了。尽管朵拉特·吉莱是奥斯曼帝国的臣属，但他不希望看到奥斯曼苏丹的权力扩张到黑海沿岸之外，从而削弱克里米亚在草原的影响力。此外，克里米亚人还入侵哥萨克、莫斯科和立陶宛并与之签订条约，且常常违反这些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制定的协议。然而，奥斯曼帝国能够影响克里米亚汗，其在克里米亚的驻军削弱了克里米亚汗对于哈剌赤伯（高阶贵族）的权威。因此，他们有时自行其是，而不管汗是否支持。无论如何，克里米亚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纽带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其他国家如果与克里米亚交战，就必须冒着奥斯曼帝国介入的风险。只有当奥斯曼帝国足够虚弱时，克里米亚汗国才能被战胜，但是直到那时，克里米亚在黑海草原上仍然是一个有力的角色。 成吉思汗后裔统治克里米亚直到 1783 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汗沙欣·吉莱（Sahin Giray）废黜—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吞并，也是因为他作为统治者的无能。有人可能认为克里米亚汗国是蒙古帝国的延续，但是考虑到克里米亚于 1524 年向奥斯曼帝国称臣，克里米亚汗由奥斯曼帝国任命，那么它就不应再被视为真正独立的国家了。

失必儿汗国（1490—1598）崛起自神秘的青帐汗国，其建立者伊巴克（Ibak）是朮赤之子昔班的后裔。失必儿汗国征服了西伯利亚森林中的曼西人、涅涅茨人、汉特人以及其他一些较弱的族群，让他们缴纳“押撒”，即毛皮附加税。关于失必儿汗国的史料记载很少，它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和延续，只是史料阙如，使我们无法获知其全貌。失必儿汗国首都哈失里克坐落于额尔齐斯河畔。失必儿汗国成为西西伯利亚的一支显赫势力，只是其内部两支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后裔与台不花别吉后裔）之间的争斗导致它未能从事更多的外部事务。在和平时期，失必儿汗国与其西邻喀山汗国争夺对诺盖鞑靼人的控制权，但随着喀山汗国的衰亡，一个更加强大的邻国出现了。

随着莫斯科的扩张并与失必儿汗国争夺北西伯利亚民族的毛皮贸易，失必儿汗国走向了没落。沙皇伊凡四世授权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家族采集毛皮，并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建立贸易站。由于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侵占了失必儿汗国的领地，这些贸易站常常遭到袭击。为了保护莫斯科的利益并终结竞争，叶尔马克（Yermak，卒于 1585 年）率领下的哥萨克人得到了莫斯科的许可，迁入失必儿汗国的领地。1582 年，叶尔马克击败了失必儿汗国统治者库楚木汗（1563—1598 年在位），并攻陷了哈失里克，但后来库楚木汗东山再起，于 1584 年将哥萨克人驱逐了出去。直到 1589 年，莫斯科公国才完全压倒失必儿汗国，开始控制整个西伯利亚。库楚木汗逃至诺盖人的领地而死。

尽管失必儿汗国地域广阔，但仅限于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之间的针叶林地带，主要受限于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他们在南部草原的驻军，也使俄罗斯直到 18 世纪才得以渗透进草原。“乌兹别克”一词的词源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般认为乌兹别克人得名于朮赤汗国伟大的统治者月即别汗。乌兹别克人的汗都是朮赤之子昔班的后裔。在阿布海尔汗的统治下，乌兹别克人整合为一支强大的势力，但并非所有乌兹别克部落都接受他的统治。这些人就是 1456 年由札尼别汗和怯来汗领导的哈萨克人（意为“离去者”），两支都是成吉思汗后裔。随着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崛起，蒙古帝国的其他残余势力也遭到了侵蚀。作为一个整体的察合台汗国基本上消失了，因为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侵占和吞并了其牧地。

在穆罕默德·昔班尼（Muhammad Shaybani）的统治下，乌兹别克人跨过了锡尔河。1506 年，他们击败了帖木儿帝国的末代君主巴布尔（Babur），他拥有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的双重血统。尽管他尽力收复河中地区，但是他的王国只能立足于阿富汗和北印度。巴布尔完成了自己的曾祖父所开创的事业，灭亡了德里苏丹国以及一些穆斯林王国和忻都（印度）王国。随之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延续了许多蒙古统治的因素，同时也采用伊斯兰教和印度的惯例。有人可能会问，莫卧儿帝国是不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尽管有些人将其看作一种延续，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巴布尔的成吉思汗血统来自他的母亲一方，因此限制了他称汗。1857 年，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中走向终结。不过，帝国在 1720 年以后就已经分裂了，皇帝们统治的地域很小，只是得到诸侯们表面上的承认而已。

与此同时，乌兹别克人在河中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只可惜时乖命蹇。在北方有哈萨克人组建的汗国，巅峰时期能够召集 20 万名战士，在南方则有莫卧儿人。他们一稳定下来，就挡住了乌兹别克人的攻击，尽管乌兹别克人确实向阿富汗部分地区进行了扩张。莫卧儿人还找到了一个好盟友，即萨法维王朝，以共同对抗乌兹别克人。1510 年，穆罕默德·昔班尼试图渡过阿姆河向呼罗珊扩张，在木鹿败于伊斯玛仪一世之手。伊斯玛仪一世按照草原传统，以其头颅为饮器。穆罕默德·昔班尼曾试图与奥斯曼人联合对抗萨法维王朝，伊斯玛仪一世遂将他的头颅送给奥斯曼帝国，昭示他们的合谋已经失败。1514 年以后，这件饮器物尽其用。绰号为“冷酷者”的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在查尔迪兰战役中使用加农炮打乱了萨法维弓骑兵的阵型，从而击败了伊斯玛仪一世。此后，伊斯玛仪一世意志消沉，酗酒成性。鉴于他自视为天下无敌的救世者“马赫迪”（Mahdi），这种行为就可以理解了。至少他的饮器仍能展示他昔日的辉煌。

因此，乌兹别克人在这些战线上受到了限制。东部边境上又出现了新的威胁—蒙古草原西部的瓦剌人，他们似乎想要击败所有的挑战者，包括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汉人和蒙古人。如果不与外敌交战，他们就自相征伐。乌兹别克汗国处境的恶化，是从 1556 年沙皇伊凡四世攻陷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开始的。这导致其他成吉思汗后裔进入这一地区，从而造成了更多的汗位继承问题。札尼人是来自阿斯特拉罕汗国的成吉思汗后裔，尽管是避难之民，但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乌兹别克帝国是在其邻国政权更迭时期崛起的，但在穆罕默德·昔班尼死后，其后裔也取得了成功。兀伯都剌汗（1533—1539 年在位）是昔班尼后裔中最有才能的汗。尽管没能扩张到阿姆河之外，但是兀伯都剌汗使乌兹别克成为萨法维王朝一直无法忽视的劲敌。呼罗珊生产力的破坏多半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汗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战争时期，而非蒙古时期。尽管兀伯都剌汗在针对希瓦城的一场战争中被自己的一位亲属所杀，但是他的坚强意志和领导力在他死后发生的事件中仍然颇具影响力。他最大的成功就是维持了乌兹别克汗国的统一，尽管乌兹别克贵族们有着独立的倾向。

在兀伯都剌汗死后，他的亲属们自相残杀，而很少对外作战—每个人都想将各自的领地转变为独立国家。当然也有团结统一的时期，比如在阿卜杜拉汗二世（1583—1598 年在位）治下，只不过他凭借的是铁腕统治。在他的统治下，臣属们十分恼怒，而商业和农业则走向繁荣。此外，他还征服了喀什噶尔，使乌兹别克汗国扩张到了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同时，呼罗珊仍然是乌兹别克汗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战场。阿卜杜拉汗于 1598 年去世，昔班尼系在河中地区的统治也走到了终点。他的继承者们在他死后的几个月内也被杀了，帝国落入他的妹夫札尼汗手中，他是阿斯特拉罕的成吉思汗后裔，札尼汗又让位于其子巴吉汗（1599—1605 年在位）。

札尼王朝未能维持帝国的统一，乌兹别克汗国最终分裂为三个汗国。札尼系统治了乌兹别克汗国的核心地区布哈拉，被称为布哈拉汗国（1500—1785）。希瓦汗国（1539—1920）在 1539 年兀伯都剌汗死后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依然由昔班尼系控制。浩罕汗国（1709—1883）则位于费尔干纳河谷地。由于进一步分裂，这三个汗国无力抵挡更多新政权的挑战，例如从伊朗快速扩张而来的纳迪尔沙（Nadir Shah，1736—1747 年在位）。在三个汗国内，新王朝纷纷崛起，在布哈拉汗国有曼吉特王朝，在希瓦汗国有弘吉剌王朝，在浩罕汗国有明格王朝。由于敌对的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哈萨克人和瓦剌人的存在，这些乌兹别克国家遭到了削弱和些许孤立，从长远来看已不再是威胁。到 19 世纪，俄罗斯帝国吞并了它们，只有希瓦汗国维持了表面上的自治，直到十月革命爆发。1912 年，希瓦汗国的成吉思汗系统治者被赶下了汗位。

在乌兹别克人渡过锡尔河的同时，哈萨克人仍然留在草原上，成为一支潜在的势力，但他们逐渐进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 18 世纪初失去了独立性。不过在近 300 年中，他们仍然被视作一支势力。如前文所述，哈萨克人出现于 15 世纪，当时札尼别汗和怯来汗反对阿布海尔汗的强权，借瓦剌进攻之机，从乌兹别克汗国中分裂了出去。哈萨克汗国建立的确切时间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它在 15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就已经存在了。 哈萨克汗国早期主要消耗在与乌兹别克汗国的战争中，两国在 1500 年终于达成了停战协定，只是偶尔还发生一些冲突。在哈斯木汗（1511—1518 年在位）治下，哈萨克汗国达到了巅峰。在他的统治下，很多其他游牧民族也加入了哈萨克汗国，其中包括几支诺盖系部族，以及来自之前的察合台系莫卧儿人中的乃蛮和阿儿浑。 哈斯木汗的汗国西至乌拉尔河，东达七河地区，北邻额尔齐斯河，南界锡尔河。哈斯木汗治下汗国的遽然膨胀，以及哈萨克人反对阿布海尔汗在乌兹别克汗国施行中央集权统治的遗留问题，阻碍了哈萨克汗国的长期统一。哈斯木汗死后，几乎立即就出现了三帐，即七河地区的大帐（大玉兹）、锡尔河草原与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中帐（中玉兹）以及乌拉尔河以东的小帐（小玉兹）。尽管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时汗国在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但就像哈萨克人试图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取河中地区那样是十分短暂的。在塔武凯勒汗（1586—1598 年在位）的领导下，哈萨克人攻陷了几座城市，但是未能在 1598 年的攻城战中拿下布哈拉。在没有强力的汗的情况下，诸帐越来越独立，到 18 世纪，哈萨克汗国显然已不复存在，而是名存实亡。

随着另一个继承国准噶尔（瓦剌的一支）的到来，哈萨克汗国在 17 世纪中叶开始衰落。尽管哈萨克汗国最初抵挡住了准噶尔，但接踵而至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 18 世纪，造成了横跨草原的浩劫，准噶尔以及从中分出去的卡尔梅克人抢走了哈萨克人的牧地和牲畜。准噶尔的威胁迫使哈萨克人再次联合起来，否则就要濒临灭亡。头克汗（1680—1718 年在位）率领三帐，与形成于塔尔巴哈台和西蒙古地区的日渐强大的准噶尔汗国进行殊死搏斗。自 17 世纪中叶起，准噶尔便开始抢掠牲畜，但到 1698 年，准噶尔对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抢掠日益频繁，哈萨克人很快失去了伊犁河盆地。1718 年，头克汗率领诸帐联军在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阿亚古兹河抵抗了准噶尔三天，但他对准噶尔的抗击功败垂成。随着哈萨克人的失败，准噶尔继续进军，又在塔什干以北击败了哈萨克中帐军。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汗国遭到准噶尔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东西两面夹击，面临着各条战线的全面战败，在其历史上被称为“大危难”（aktaban shubrundy）时期。

1718 年头克汗死后，哈萨克汗国诸帐无可挽回地再次分裂，大帐和中帐有时臣服于准噶尔。在 18 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哈萨克人一直在准噶尔、俄罗斯和清帝国之间挣扎着维持独立。面对准噶尔和卡尔梅克人，小帐转而求助于俄罗斯。俄罗斯认识到，如果哈萨克汗国被并入准噶尔，将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极其乐于伸出援手。小帐的汗阿布海尔汗于 1730 年臣服于俄国沙皇。然而，哈萨克人并不总是最忠诚的臣属，最终俄罗斯慢慢诱使哈萨克人在政治上就范。其他哈萨克人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逐渐也向俄罗斯请求庇护以抵御准噶尔。尽管清帝国在 1758 年终结了准噶尔的威胁，但俄罗斯在草原上的驻军足以防止哈萨克汗国东山再起。到 1822 年，哈萨克人已无法再自主选汗了，汗倾向于作为“客人”居住于俄罗斯的城市中。因此，非成吉思汗系的贵族苏丹们获得了一些权力，但是已经无力回天。到 1846 年，哈萨克人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在东方，我们很难将明朝视为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尤其是考虑到明朝建长城是为了防御蒙古帝国的蒙古继承者们的袭击，但是明朝仍然与蒙元时期之前的中国王朝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尽管明朝确实接收了元朝的朝贡国，但却是排外的，同时也延续了蒙古的一些制度，例如行省制。蒙古的统治完全改变了省一级的行政，元朝设立了 11 个行省，明朝重划为 15 个，清朝增至 18 个，行政结构皆源自元朝。

无论如何，明朝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300 年来，中国本土（除了长城和戈壁沙漠之间的内蒙古、西域及吐蕃）首次统一于一个汉族王朝之下。自 10 世纪以来，华北便一直由非汉族王朝统治，包括契丹、女真和蒙古，西北的统治者则是唐兀（党项）和蒙古。甚至今天北京所在的地区，自 10 世纪之后就处在汉族王朝的控制之外了。鲁大维（David Robinson）教授指出，明朝定都北京是汉族意识的转折点，因为此前北京不是汉人传统意义上的中心。 对明朝而言，有必要让政治中心靠近草原，这样才能抵挡蒙古的袭击，而向高丽施加影响以削弱其对蒙古的忠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蒙古的入侵可能助益高丽转型为一个“隐士王国”。 正如蒙古的统治导致明朝有排外倾向，高丽也开始实行较为封闭的政策。

明朝统治地区稳定了下来，而北元王朝则分裂了。直到 1479 年达延汗作为成吉思汗的第 28 代继承人崛起，蒙古地区才基本稳定下来。得益于其前任汗满都鲁（1473—1479 年在位）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达延汗击败了从西蒙古向中央蒙古扩张的瓦剌。达延汗将他们驱逐出今天的蒙古国地区，对明朝也造成了压力。然而统一转瞬即逝，1517 年达延汗死后，他的九个儿子争夺汗位，造成了蒙古内部至今犹存的分歧。达延汗的举措之一是将其领土分为左、右两翼，每翼三个万户，共六个万户。察哈尔、兀良哈、喀尔喀、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这六个万户成为成吉思汗系蒙古部族。虽然蒙古人承认察哈尔首领为汗，但其他五位首领只是将他视为同等首领中的居首者。不久，六部首领都拥有了汗号。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是破坏了“汗”这一称号的重要性，使之变成仅指六部中某一部的首领了。

到 16 世纪，蒙古（包括漠南和漠北）处于较为克制的混乱状态中，诸孛儿只斤（不仅有成吉思汗后裔，也有其兄弟的后裔）带领着各个部族互相攻伐，或攻击明朝和瓦剌。在漠南蒙古（基本上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达延汗的孙子、土默特首领阿勒坦（俺答汗）在佛教的支持下，通过达赖喇嘛确认其为汗，建立了新的正统传承，使他的地位在理论上高于其他成吉思汗后裔诸王。尽管他得以维持对多数蒙古人的统治权，就像成吉思汗后裔常常做的那样，但是这次统一是短暂的。无论如何，孛儿只斤氏贵族的内部纷争铸就了蒙古人的普遍身份认同，因为那些孛儿只斤氏（尤其是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统治下的游牧民自行与瓦剌进行区分，这造就了现代蒙古人的身份认同。

到 17 世纪，只有两个真正的继承国仍然存在，即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清帝国得到了东蒙古人的支持，原因是他们对察哈尔汗的不信任、林丹汗与满洲的联姻，以及满洲击败林丹汗而得到成吉思汗玉玺的这一事实。满文是基于回鹘体蒙古文创制的，而后者是成吉思汗于 1204 年命人创制的文字。其他的关联还包括他们都信仰藏传佛教，以达赖喇嘛为最高宗教领袖。这些因素加上迎娶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使清朝获得了合法性，并因达赖喇嘛向清朝统治者授予汗位而得到了巩固。这样一来，清朝皇帝就能够被正当地视为“阿勒坦汗”（即黄金汗）。黄金是代表皇家权力的颜色，这一称号比多数成吉思汗后裔使用的汗号拥有更强的合法性。

同样在东方争夺蒙古帝国遗产的还有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并不是蒙古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而是 15 世纪瓦剌联盟的继承者，该联盟形成于元帝国崩溃之后。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准噶尔一直在争夺对蒙古、吐蕃、哈萨克汗国、乌兹别克汗国甚至西伯利亚的控制权。准噶尔汗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草原政权，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被视作一个继承国。准噶尔汗国军队的战法与蒙古类似，政治结构也是以蒙古帝国的为基础。达赖喇嘛也授予准噶尔统治者汗号，使他们也拥有了继承者的合法性。准噶尔汗国与清朝一样无法再现蒙古帝国当年的辉煌，但是可以被视为蒙古帝国遗产的继承者。

随着准噶尔汗国在 18 世纪被击败，蒙古帝国及其继承国的历史真正终结了。尽管俄罗斯帝国继续扩张进入中亚并跨越西伯利亚，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草原国家，而是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清朝也不再是一个继承国了。正如濮德培（Peter Perdue）所论，清朝击败准噶尔是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它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合法性意义上的巨大威胁。 二者争夺内亚藏传佛教世界的霸权。为了击败准噶尔，清朝调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牲畜资源。1757 年准噶尔的威胁消除之后，清帝国便没有了外患，直到鸦片战争时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想要开展通商贸易，在东方地区没有足够的兵力威胁清朝。扫平准噶尔，也降低了蒙古人对于清朝的重要性。蒙古人有可能投向准噶尔，甚至有可能重建一个成吉思汗系王朝，这成为清朝皇帝脑中盘旋不去的幽灵。清朝需要蒙古人的支持，来击败准噶尔并征服中原。中原比准噶尔更容易征服，但是一旦准噶尔被击败了，清朝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帝国中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区。尽管清朝皇帝继续扮演内亚汗的角色，但是他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原皇帝。这与忽必烈的做法相似，但成吉思汗却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