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大汗之国

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草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元朝的历史。1260 年，阿里不哥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失败，从而鸣响了蒙古草原的丧钟。阿里不哥代表了旧有的草原精英的利益，而忽必烈则代表了一种新的帝国视野，更关注定居地区。随着忽必烈的即位，蒙古帝国的首都从鄂尔浑河谷地的哈剌和林迁到了华北。他建造了两座都城，其中之一是大都，即今北京一带。从很多方面来说，大都代表了忽必烈的帝国。大都模仿的是当时存在的汉式城市，但很多部分都是由非汉人规划并建设的。 大都是他的冬都，而另一座都城则建在距离今北京约 200 千米的地方，他将其命名为“上都”（他在每年夏天前往这里）。在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诗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 ）中，上都被称为“仙那度”（Xanadu）。在奥莉维亚·纽顿-约翰（Olivia Newton-John）主演的电影《仙那度的狂热》（Xanadu ）中，也出现了这个词。她饰演一位希腊缪斯，化身为迪斯科女神，协助建立了一家旱冰夜总会。 事后看来，如果阿里不哥赢了，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

将都城从蒙古草原迁出，对蒙古有着负面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没有了都城，蒙古草原就成了帝国的落后地区。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确实都试图获得蒙古草原的支持，因为那里仍是一个重要的兵员储备库—蒙古骑兵的重要性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事实上，元朝的隐忧在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可能会投向中亚更为保守传统的蒙古领主，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内战期间确实发生过。但是元朝成功地遏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1294 年忽必烈死后，内战逐渐消弭，这种担忧也消减了，元朝不再那么重视维系其与蒙古草原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

忽必烈的战略性迁都的确有其战略合理性，并非仅仅因其个人倾向于华北和汉文化。征服了宋朝之后，哈剌和林就不再处于他统治的新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且哈剌和林相当不安全，因为忽必烈之后的主要挑战者海都的军队能够从今哈萨克斯坦出发进攻此地。最后，要想维持哈剌和林的宫廷以与大汗的地位相衬，其费用令人望而却步。即使是在他的前任们在位之时，供养这里的人口就需要满满 900 车的供给品。上都和大都的地理位置更便于物资供应，远离西边的威胁因而更为安全，且能够更好地治理从贝加尔湖绵延至北部湾的帝国。尽管两座都城都不在农耕地区附近，但忽必烈通过延长长达 217 千米的京杭大运河而化解了这一困境，由此，生活物资和其他商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有效地运抵大都。

事实上，随着时间流逝，统治王朝越来越多地吸收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因素，因此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看来，表现得非常“不蒙古”。在许多方面，忽必烈是个中典型，可能他的长寿加剧了他的形象从蒙古大汗向中国皇帝的转变。忽必烈出生于 1215 年，活了非凡的 79 年—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最好的医疗（以及运气）对他的长寿很有帮助。尽管忽必烈晚年体态发福，常常对其政府的放纵视而不见，但这在他的早年生涯中并没有征兆。尽管他意识到了成为一名中国皇帝的重要性，但他从未学习过汉语。

尽管如此，他意识到自己需要行走于两个世界之间，即游牧民的世界和他的定居臣民的世界。所以他采用了“元”（意为“起始、根源”）为国号，并使用年号。他并非第一个处在这一位置上的人，其前朝如辽（907—1125）、金（1115—1234）以及中亚的哈剌契丹，都曾试图既对其游牧军队坚称自己的正统性，同时又统治拥有更多人口的定居族群。 一般而言，当统治者丧失了自身的游牧特性，就会被新兴的王朝推翻；而至于新王朝是游牧式的还是定居式的，则无关紧要。作为皇帝，忽必烈并未完全接受自己身份认同中的中国部分。尽管他允许在各处保留一些汉式官僚体制，但也有一套相应的蒙古式行政机构，在其中供职的大部分是非汉人—包括蒙古人、畏兀儿人、波斯人和中亚人等。汉人大臣尽职侍奉忽必烈，促使其成为理想的儒家贤王，而事实上则由蒙古式行政机构运作着帝国。忽必烈对这一形象的回应就是建立了太庙以祭祀祖先，建立了孔庙以祭祀孔子，接着任命学者编纂前朝（金和宋）的历史。

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后，忽必烈继续进行征服活动。对宋战争一直持续到 1276 年。直到蒙古人采用了新技术，并调整了他们的战争方式，才最终征服了宋朝。从西方传入的配重式抛石机（当时已在欧洲和中东使用了近一个世纪）以及有所发展的水军是关键所在。但早在征服宋朝之前，忽必烈已试图在其他地区扩张自己的统治区域。高丽在 13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是蒙古的附属国，这时则对蒙古王权依附得更加紧密了。日本则比较麻烦。元朝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是试探性的攻击，第二次则是尝试全方位的征服，但因不合时宜（对蒙古人而言）的台风而终止。忽必烈也试图征服爪哇，但这更像是推翻篡位者，保持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而不是完全征服。 在东南亚（今越南和缅甸）的其他行动应该被视作蒙古征服的延续，但这也证明忽必烈试图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忽必烈看来，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应该恢复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越南的诸国自唐朝（618—907）以来从未向中国进贡，直到蒙古人入侵。而完全征服的失败不仅是因为越南的激烈反抗，也是由于热带气候、疫病以及后勤等多方面的原因。蒙古军力的强大也证实了，更加审慎的选择是朝贡，而不是抵抗蒙古的征服。

尽管忽必烈并未征服宋朝以外的任何地区，但他证明了他的帝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体。尽管蒙古帝国此时已经解体，但仍然以“黄金家族”（即成吉思汗后裔）的形式保持了某种意义上的统一。帝国已经被视为黄金家族的祖产。尽管蒙哥使帝国的中央集权更为强化，但作为祖传的国家，在帝国其他地域的家族成员也拥有封地，或者远距离获取收入。因此，很可能朮赤汗国的统治者在华北获得收入，而统治西藏的诸王能从亚美尼亚的城市获取岁入。事实上，即使在与海都开战期间，忽必烈也没有阻止他从自己统治下的地区征收岁入—如果他阻止的话，海都也会如法炮制，于是整个系统可能就会崩溃。无疑，要是失去了如此可观的收入，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就会疏远忽必烈。

尽管忽必烈在位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充斥着战争，诸如征伐南宋、对外侵略、与其他汗国开战以及内乱等，但他的统治为元帝国奠定了基础。蒙古统治精英对汉人态度冷淡，而偏爱帝国内的其他族群。他们偏爱藏传佛教，不过仍然继续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尽管忽必烈逐渐衰老，而且皇后察必的去世可能引发了他的抑郁情绪，导致他日渐怠政，腐败现象随之出现，但帝国依旧安定繁荣。

他的继承者继承了一个拥有极大财富和权力的庞大帝国。尽管忽必烈的继承者、他的孙子铁穆耳（元成宗，蒙古语中称他为“完泽笃合罕”，1294—1307 年在位）延续了其大部分的统治计划，但是他停止了对外征战，这无疑为帝国节省了巨额的财富和资源。（忽必烈曾打算三征日本，但因为木材短缺，以及考虑到为了支持远征要对汉人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最终中止了发兵。 ）尽管铁穆耳继续与海都作战（这将在下文深入讨论），但也力争保持蒙古帝国的表面和平。他与伊利汗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利用的是绕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的海路。在海都死后，他与察合台系汗国的关系也得到了发展。尽管如此，铁穆耳的统治未能讨好所有人，因为他越发作为一位汉人的皇帝进行统治，至少在较为传统的蒙古人眼中是如此。

1307 年成宗铁穆耳驾崩后，他的侄子海山（元武宗，1307—1311 年在位）即位，标志着一系列短命统治者的开端，只有海山的继承者、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1311—1320 年在位）是例外。妥懽帖睦尔（元顺帝，1333—1370 年在位）之前的其他六位皇帝，在位时间从几个月到五年不等。尽管帝国继续运行，但是他们短暂的在位时间标志着赞成游牧和赞成定居的两派之间摩擦的升级。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偏向于赞成定居派。他鼓励理学的发展，重开了被忽必烈废除的科举考试，然而蒙古人在官僚制度中依旧受到偏爱。但这还是未能缓解朝中赞成游牧派的担忧，而结果就是，内战和叛乱在 14 世纪 20 年代周期性地爆发。由于朝廷专注于内战，从而忽视了南方汉人的不满。

重税、对蒙古统治的不满以及对前朝（宋）的忠诚，点燃了中国南方零星的反叛。反叛自南宋灭亡的 1279 年起就已开始，但从未被完全镇压。反叛死灰复燃，部分应归因于蒙古对南方的忽视。最终，这些通常互不关联的反叛汇聚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现象，即红巾军。对海都的战争和帝国内部的赞成游牧派占据了朝廷更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并未完全将旧宋帝国的大部纳入元朝。相反，他们松散地统治那里。而且，气候和土地使他们无法在这些地区驻扎大量蒙古军队，因此主要依靠当地的汉人驻军。尽管他们大多数由蒙古人率领，并忠于元朝，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忠诚是可疑的。

因此，当妥懽帖睦尔即位时，他也继承了无数问题，且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任何问题。由于首都迁离了哈剌和林，蒙古草原上的人对统治者愈发不满。其他的问题包括：中国南方的反叛，边境的战争（这并未威胁到朝廷，但仍消耗了资源），政府和皇家内部普遍的腐败，以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包括黄河严重的泛滥）。元朝似乎已不再拥有天命，而这是对朝廷掌握正统性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统治者是天子，只要上天愿意，就会继续支持他，并通过繁荣、丰收和对敌胜利等体现出来。正如旧时谚语所说，“天所与之，亦可取之”—或者可以将其归因于运气不佳和治理不善。当上天不再保佑一个王朝，将会授天命于一个新的王朝。

本质上，妥懽帖睦尔在位期间就是如何丧失天命的一次教训，不过这并不全是他的错，因为许多问题都是他继承来的。1368 年，红巾军颠覆了元朝，从红巾军的一支中发展而来的明朝（1368—1644）刚刚建立，末代元帝妥懽帖睦尔自中原逃入蒙古草原。据传说，40 个万户中只有 6 个得以逃走，余下的或是战死，或最终投降。尽管明朝对蒙古人十分厌恶，但蒙古战士太过重要因而不能屠杀。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一些学者指出，这也暗示着蒙古草原上有大量人口损失。 但我们必须记住，这 40 个万户并非驻守在蒙古草原上，因此不能认为蒙古草原损失了大量人口。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构成了所谓的“云南蒙古人口”，在现代中国仍然存在，但这一问题将在第 9 章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妥懽帖睦尔带回蒙古草原的人大部分是士兵，因此他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约 40,000~60,000 人。尽管退回了蒙古草原，他仍然将自己视为统治者，但他失去了长城（后来由明朝修建）以南的地区。他撤向斡难河-怯绿连河谷地（蒙古人传统的故乡），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同时，明朝军队继续追击，以确保蒙古人无法发动反攻。尽管蒙古人失去了大片领土，但我们有理由假定，元朝能够在蒙古草原重整旗鼓并有可能发动反攻。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想法。尽管妥懽帖睦尔驻军在蒙古草原，但他在那里无法找到对自己作为统治者的支持。对皇室长达几十年的厌恶主要存在于阿里不哥的后裔中，他们是蒙古草原上最有势力的人物。除了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依旧一触即发的夙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也将妥懽帖睦尔与归来的蒙古人视为外人—基本上视之为汉人和非蒙古人。因此，双方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西蒙古草原上阿尔泰山脉周围的瓦剌成为卷入争斗的第三方因素。他们在蒙古帝国史的大部分篇幅中都是一个边缘集团，与皇室没有什么联系，因为瓦剌人的血统与成吉思汗无关。随着其力量在 14 世纪后期逐渐增强，他们开始觊觎汗位，并凌驾于其他蒙古人之上，令人深恶痛绝。事实上，正如第 1 章中提到的那样，一些瓦剌人将他们的祖先追溯到了克烈部的汗脱斡邻勒。不过，瓦剌（斡亦剌）是槐因亦儿坚部落之一，与克烈部无关。

在 14 和 15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都是局部性的。明朝皇帝屡次攻入蒙古草原，结果喜忧参半。尽管他们打败了蒙古军队，但明朝军队一出发就会遭到连续不断的攻击。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是，明朝因后勤问题无法在草原上长期驻军。明朝除了试图让蒙古草原上的许多派别互相攻击，还采用了汉族用于草原的传统对外政策，即将名号授予统治者以使之合法化。明朝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化和控制的政策削弱蒙古人，然而其努力并非总能成功。明朝并不在意合作对象是谁，无论是黄金家族还是瓦剌首领。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威胁，即一名首领可能聚集足够的力量来攻击明朝。这些攻击并不足以颠覆明朝，但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威胁。一个例子就是极端危险的瓦剌首领也先（1439—1455 年在位），他创造了一个从巴尔喀什湖绵延至明朝边境的游牧帝国。

在他去世后，蒙古草原又爆发了内战，具体而言就是由黄金家族统治的蒙古人与瓦剌人之间的战争。直到达延汗（1479—1517 年在位）崛起，并被选为成吉思汗的第 28 任继承者，蒙古草原才重获和平。达延得益于他的叔父 满都鲁（1473—1479 年在位）统一了喀尔喀蒙古（黄金家族蒙古族群之一），打败了瓦剌人并将他们逐出蒙古草原。然后达延汗开始攻击明朝，并成为明朝真正的威胁，直至其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