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窝阔台与哈剌和林

尽管内亚的商业活动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但是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窝阔台统治时期（1230—1241）。他在鄂尔浑河谷地建造了蒙古的都城哈剌和林，这是蒙古草原上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地区。 窝阔台在此建都，使成吉思汗系和蒙古的统治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因为此地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因为它处于蒙古草原的中央，相较于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怯绿连河谷地的旧都阿乌拉嘎更具有战略重要性。 1230 年窝阔台掌权时，蒙古帝国的疆域西至阿姆河，东临日本海，哈剌和林之地几乎是帝国的中心。后来忽必烈迁都，部分原因是随着对中国的征服，哈剌和林对于施行有效的统治而言变得过于遥远了。另一个原因则是哈剌和林虽然是都城和意识形态上的战略要地，但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却位置不佳。为了养活城中的居民，每天都要运入约 900 车的给养。

蒙古的汗实际上并不住在哈剌和林，而是住在城市附近牧场上的游牧营地中。事实上，教皇的使臣柏朗嘉宾并未进入哈剌和林，而是直接去了贵由的营地。尽管鲁布鲁克到访了哈剌和林，但他是在蒙哥汗的营地中与之会面的，那里距离哈剌和林尚有几天的路程。在商议某些国家大事时，汗会来到都城。但在多数时候，汗似乎将哈剌和林视为自家的车库、地下室或阁楼。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存放东西的地方。而我们都知道，储物空间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观察者们注意到，在哈剌和林的宫殿附近有许多谷仓式的大型建筑，其中储存着财物与珍宝。 因此，蒙古人不仅拥有最大的帝国，也拥有最大的步入式壁橱。

当然，他们的一部分“东西”是珍宝与战利品—既有掠夺来的，也有从商人处购买的。他们的另一部分“东西”则是带回蒙古的工匠。方济各会士、法国国王路易四世的非官方使者鲁布鲁克曾在哈剌和林见到了许多中国工匠。他观察到，工匠们用银或实物交税，传承着其父辈的手艺。 鲁布鲁克抵达哈剌和林是在 1253 年，因此这些工匠应该是哈剌和林的第二代居民，第一代居民可能是窝阔台在 13 世纪 30 年代初期征服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后带回的。鲁布鲁克暗示，第二代人都继承了其父辈的职业，但并不只是遵循传统，而是蒙古法令使然，尽管父子相承在中世纪较为常见。 在蒙古的生产中心，工匠们必须子承父业，而无缘像帝国之外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从事其他工作。如此一来，蒙古人便可确保获得自己所需的货物。由于蒙古的征服，许多工匠被带到了蒙古草原，可以说成了蒙古人军事工业中的一分子，为其制造武器和甲胄。其他工匠则制造奢侈品，例如纳失失，这是蒙古贵族珍爱的一种织金锦，常常作为荣耀的象征被送给客人。

哈剌和林本身是一座有计划、有组织的城市。据鲁布鲁克记载，在天降大雪时，蒙古政府会安排人员除雪。 不过，它显然不是一座大城市。鲁布鲁克注意到，如果排除了汗的宫殿，那么这座城市比圣丹尼斯还要小，而后者只是巴黎郊区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村庄。 鲁布鲁克的印象可能不深，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哈剌和林虽然位于蒙古草原，但其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它是一座真正的多语言城市。除了宫殿和皇家仓库，这座城市还拥有两个主商业区。一个由前面提到的中国工匠经营，另一个则是市场，靠近宫殿，由穆斯林商人主导，不过其他商人与使节也在此聚集。市场上有奢侈品和平常货物，但是不卖食物。人们可以在东门附近购买小米和其他谷物（当有货的时候）；南门是牛市和车市，大概是因为其面向中原；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北门卖马。有趣的是，没有人提到骆驼市场，也许因为它们的价格总是马的三倍。此外还有官府建筑，为大臣与书记官所居之处。这座城市中也有 12 座“异教”庙宇，可能包括佛道寺观。鲁布鲁克也注意到两座清真寺和一座景教教堂。哈剌和林是传教活动的温床。

哈剌和林作为商业中心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窝阔台的政策。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城中建造了货仓，存放金锭、银锭、缎子等各种奢侈品；也建造了谷仓，存放作为赋税征收而来的谷物。他也颁布法令，挑选卫士及仓库负责人。也许，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但我们必须记住，窝阔台是在建造一座存放财货的固定基地。尽管游牧社会总是在寻求财货，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带着它们移动，如此大的数量鲜见寻获，更不用说长期保存了。窝阔台意识到，蒙古汗廷所得的大量财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管理，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他也从每个千户中选人，大概这样就不会有某个群体垄断职位并从中渔利，于是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代表了。

窝阔台还建立了一些其他的机构，以促进商业发展。他在包括戈壁沙漠（蒙古语中称为“ch?l”）在内的许多地区建设了有砖墙的水井，这样一来动物就不会掉进井中污染井水。 戈壁长期以来阻碍了蒙古与华北之间的贸易，但窝阔台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众和牲畜，也是为了确保一旦有需要他就能向华北派兵。无论如何，水井使商路变得大为易行，无疑鼓励了贸易的发展。

窝阔台创立的另一项制度是驿站。成吉思汗可能已经建立了驿站的雏形，但窝阔台将其扩展到了帝国的其他部分，并创造了维持其效率的方法。 每个驿站中有 24 位养马者。其效率应部分归因于窝阔台下令签发 1,000 户为站赤（负责管理驿站和保养驿马）、仓库官和谷仓官，以提供给养以及车、牛和马。 最后，他扩大了巡逻队，例行巡视主干驿道，不仅保障路途的安全，也向汗报告商队将会带来的财物。

但是，窝阔台首先须将商队吸引到哈剌和林。为此，他有一个简单的计划—他打开了诸仓库的大门。据供职于蒙古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这有着引蛾扑火一般的效果：

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投机者和寻求一官半职的人，都在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后归去，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满足，所得倍于其所求。多少穷人富裕起来，多少贫民发财变富！每个微不足道的人都变成了显要人物。

志费尼关于窝阔台的过度慷慨的大量记载，须以志费尼的生平为滤镜来观察。志费尼是一名穆斯林，他的祖国已经被蒙古征服并统治。尽管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得到了蒙古人的任用，但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事实，即蒙古人是异教徒，而“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伊斯兰教法与穆斯林统治地区）正在迅速地缩减。在 13 世纪，几位穆斯林思想家做出的辩解是，尽管理想的状况是由一位公正的穆斯林国王施行统治，但是信奉任一宗教的公正统治者也比暴君要好。所以，当几乎所有人都说窝阔台的性格慷慨而善良时，这表明窝阔台确实是一位公正的统治者。志费尼所举的事例也为窝阔台在商业方面的兴趣提供了有效的材料。

事实上，令窝阔台的官员们大为惊愕的是，他不停地为遇到的任何商品支付高额的金钱。一次，一名箭匠遭遇难关并欠了债。他向窝阔台售卖他的箭，以终结自己 70 巴里失的债务。作为回报，他会每年供给窝阔台 10,000 支箭。窝阔台给了他 100 巴里失。窝阔台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慷慨，也订立了一个约定，以供给蒙古人更多的箭。

志费尼也记录了关于窝阔台的慷慨和商业智慧的其他实例：

当他登上汗位，而且他的仁爱与乐施之名传遍天下时，商旅开始从四面八方奔赴他的宫阙，而他们运来的任何货物，不论好坏，他都会下令一律全价收买。而且往往都不会看上一眼，也不会询问价格。

他的谏臣们当然试图阻止他过度花费，但是无济于事。 即使他们支付了公平甚至超出公平的总价，如果少于窝阔台所认定的合适数目，他就会加钱。

窝阔台的行为看起来可能十分愚蠢和矛盾（与成吉思汗很不相像），但他仍具有某种才智。窝阔台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毕竟，如果连他的父亲在寻求长生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又怎么会成功呢？但他的过度花费为哈剌和林带来了国际性的商业。当商人们知道，不论他们带来什么，都会在确定运输费用后被支付两倍的价钱时，哪个商人能不动心？窝阔台的才智不仅表现在创造了帝国内部贸易的组织构造，也表现在使哈剌和林成为贸易的焦点。 在他死后很久，即使当更加务实的人物登上汗位，赏赐数目也变得较为理性时，商人们仍不断聚集到这座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