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斡脱、过渡期与恢复期

窝阔台的计划变成了现实，但出现了一些不可预计的后果。随着帝国的成长，商人对于汗廷的影响也在增长，特别是那些主导了陆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一些人来到蒙古寻求投资，另一些人则只是来售卖商品。商人们通常与蒙古贵族结成合伙关系，被称为“斡脱”，从而享有官方赞助，并拥有稳定的投资人，使双方都能获利。许多蒙古哈敦例行将她们的私产投入商业贸易中。而且，在窝阔台时期允许商人使用驿站，只要他们不妨碍军事与行政交通即可。窝阔台的继承者贵由（1246—1248 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例行以高于物价 10% 或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 贵由的妻子、监国皇后斡兀立海迷失（1248—1251 年摄政）也钟爱商人，乃至变成商人的诸王。商人们聚集到蒙古的都城中，但这最终导致了腐败，对官僚制度造成了破坏。

这类腐败最早出现于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摄政时期（1242—1246）。在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期，由于许多商人通过购买官职以及监国推行的包税制进入官僚系统，从而加剧了腐败。蒙古哈敦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斡脱的投资人，到 13 世纪 40 年代，斡脱的数量激增，斡脱商人被颁给“牌子”，凭之可以使用驿站，因此导致驿站的交通往来激增。牌子的增加为站户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负担，腐败也更加猖獗。商人们不仅能在驿站中停留和休息，还能像皇家使臣和诸王一样使用驿站中的服务，包括征募给养和牲畜，并由站户承担所有随从人员的食宿。

结果，许多驿站附近的牧民或是破产，或是逃走。在驿路经过的农耕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农民为了躲避斡脱商人的繁重需索，荒弃了农村和农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斡兀立海迷失对于行政事务的粗疏管理。尽管她沿用了脱列哥那的做法，加大商业投入并售卖官职，但是她并没有控制牌子的发放。成吉思汗系诸王缺乏规范，普遍忽视国事，因此也向斡脱商人大幅投资。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为斡脱商人，以求增加财富。 因此，大小诸王（aqa 与 ini）也在发放非常重要的牌子。驿站文书规范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交通系统的崩溃，而正是这个系统将一个从日本海绵延至里海的大帝国联结在了一起。此外，由于政治权力不可逆转地分散化，诸王纷纷派出自己的使臣（额勒赤），以颁布和施行法令（札里黑）。

最终，蒙古的第四任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恢复了秩序，消除了腐败的商业行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试图消灭斡脱商人及其与蒙古诸王的合作关系，而仅仅是管束他们，使之不得侵害国家的利益和制度。他首先收回了所有的牌子，禁止其他诸王颁布法令，并废除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所有牌子。然后，禁止诸王“不经由朝廷便干预各行省的财政管理事务”。 蒙哥汗有效地减少了大小诸王对国家经济利益的侵害。他收回了前几任汗颁发的牌子，并规定只有朝廷才能颁发牌子，使帝国重新控制了驿站的使用与管理。据波斯史学家、官员志费尼记载：

有诏禁止把牌子发给商人，由此可以将他们和那些底万（diwan，长官）的公务区别开来。商人使用驿马极不合理，因此百姓将通过这条法令而免受骚扰。

因此，商人们失去了帝国驿站的通行证，无法再使用驿马，也不能再向站赤和站户索要服务。此外，蒙哥汗还剥夺了商人此前所获得的免税权，将他们录入税簿，让他们像帝国的其他臣民一样缴纳赋税。 蒙哥汗用这样的方法结束了政权过渡期出现的商业管制大幅失控的状况，也结束了这种状况对帝国造成的损害。

在处理了地方上的腐败问题之后，蒙哥汗便开始处理斡脱造成的中央官僚机构的腐败。他命令使臣不得离开驿路，若无相关事务不得进入沿途城镇和村庄。他还削减了驿站祗应的数量，从而减轻了农牧民站户的负担。斡脱商人在使用驿站时也受到相似的限制。他们虽然不再持有牌子，但仍然沿着驿路行商，因为驿路上有驿马且受蒙古人保护，所以仍然是最佳的商业路线。不过，挥霍宴饮、强征牲畜的日子已不再有了。他们如果在驿站或村庄停留，就必须支付牲畜、给养和住宿的费用。与此同时，蒙哥汗仍承认斡脱商人与政府签订的契约，向他们偿还债款。因此，此前斡脱商人以损害帝国臣民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不受制约的影响力与繁荣，而蒙哥汗对于商路和成吉思汗系诸王贪欲的管制，则带来了帝国的全面繁荣。蒙哥汗的财政改革为这个正在扩张的帝国带来了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使帝国随着他的征服战争进一步成长。他的改革虽然使帝国的资源免于被滥用，但并未妨碍贸易，甚至有可能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因为改革限制了斡脱商人的权力，使其他商人也能参与平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