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伊斯兰教

基督教没能让蒙古人皈依，而伊斯兰教却做到了。不过，伊斯兰教最初也像天主教一样，没能让蒙古人改宗。于阗的穆斯林将蒙古人视为帮助他们摆脱宗教压迫的解放者，而当蒙古人入侵花剌子模帝国时，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大多将其视为上帝对他们原罪的惩罚。蒙古人的确是灾祸，为许多穆斯林带来了信仰危机。自从 632 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乌玛（‘umma，穆斯林公社）以来，持续扩张的伊斯兰世界在异教徒军队的杀戮之下骤然缩小。不过，一些苏非教团将蒙古的入侵看作上帝的裁决—惩罚那些处死苏非（Sufi，意为“真主之友”）的不公正的统治者。

然而，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前，很少有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我们所知的第一位蒙古人穆斯林，也是在蒙哥汗去世之前最重要的一位，便是朮赤之子别儿哥。所有穆斯林史料都一致记载了别儿哥的信仰，非穆斯林史料如果没有直接说明他的信仰，则也支持这一观点。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在何时成为穆斯林，史料表明他幼时便是穆斯林，在登基为朮赤汗国的统治者时便公开宣布了自己的信仰。 暂且不论他何时信奉了伊斯兰教，所有史料都一致记载他的皈依是缘于一位库布拉维教团的苏非谢赫·赛甫丁·巴哈尔兹（Shaykh Sayf al-Din Bakharzi）的努力。

以别儿哥为楷模，其他人也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几位是别儿哥的兄弟秃花帖木儿、别儿哥彻儿以及别儿哥的妻子彻彻格哈敦。非成吉思汗后裔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尽管确切的数目不清楚，但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军民及官员的比重是相当可观的。 尽管如此，1257 年别儿哥即位之后，朮赤汗国并没有一夜之间骤然变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尽管别儿哥的继承者脱迭蒙哥也是一名穆斯林，说明伊斯兰教在最高层有所延续，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支持朮赤汗国内部伊斯兰教发展的多数史料都是马穆鲁克史料。马穆鲁克苏丹国自身的合法性很不稳固，它可能会夸大伊斯兰教的传播，为其与异教国家建立同盟和外交关系提供合理性。德威斯（Devin DeWeese）教授指出，很多宣扬皈依伊斯兰教的说法，更像是一个从其他群体那里获得利益的工具，在朮赤汗国是如此，在其以外尤其是马穆鲁克苏丹国也是如此。 的确，脱迭蒙哥没有采用阿拉伯名字，表明尽管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在增长，但它并未被统治者的支持者们普遍接受。脱迭蒙哥和别儿哥没有改名，也没有增加伊斯兰元素，表明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们认同的一个次要方面。

因此，尽管伊斯兰教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很难说它在朮赤汗国的蒙古上层社会之外有多么重要。当然，伊斯兰教至少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为蒙古人所熟知，成吉思汗在统治初期就已经与穆斯林商人做生意了。在 1206 年至 1260 年间，蒙古人并没有什么信奉伊斯兰教的动力。蒙哥在其统治期间，对中东发动了新的攻势。鉴于蒙古人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对于毁灭伊斯兰教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但是，有两支伊斯兰教势力不承认蒙古人的统治，从而触动了蒙古人敏感的神经—一支是伊朗的属于什叶派的尼扎里亦思马因派，另一支是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在摧毁了这两支势力之后，蒙古人更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伊斯兰教了，因为上天显然站在蒙古人一边。不仅如此，如果伊斯兰教在朮赤汗国或者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已经广泛传播，那么蒙古统治者后来的皈依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帝国分裂之后，伊斯兰教在朮赤汗国之外也有稳定的发展。1295 年，伊利汗拜都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只是他从未公开祷告或斋戒。他的宣言可能只是为了赢得那些穆斯林或者治下有穆斯林的蒙古和突厥首领的支持。伊利汗合赞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可能也是因为其民众已经成了穆斯林。 即使合赞汗的皈依像表面看来那样虔诚，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也反映了这一事实，但这仍然是国家政策的一次根本转型。

由于宗教宽容政策，伊利汗国的一些宗教群体（主要是基督徒）认为伊利汗偏爱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迫害。而合赞汗的统治显然使伊斯兰教成为最受偏爱的宗教。佛教寺院遭到拆毁或改作清真寺，其中一些寺院建于旭烈兀统治时期（1260—1265）。景教徒遭到处刑，只有其他基督徒（如亚美尼亚人）所受冲击较少，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占大多数。这一切也并非毫无征兆。最激进的信仰卫士常常是那些刚刚皈依的人，暴露出自证虔诚的深层动机。

在合赞汗的统治下，伊斯兰教逊尼派和流行的诸苏非派最受欢迎。完者都汗在位的短暂时期（1304—1316）则是例外。他于宗教无所不爱，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是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逊尼派追随者或者什叶派穆斯林。身为什叶派穆斯林的他，迫害逊尼派穆斯林。他的继承者不赛因（1316—1335 年在位）则回归了对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偏爱。皈依伊斯兰教意味着广为传布的来自蒙古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走向了终结，其他信仰者仍被视为吉玛，继续实践着他们的信仰。这也意味着蒙古人成了艺术的赞助者，尤其是波斯风格的艺术。不仅如此，伊斯兰教在整个伊朗更加普及，很多佛教徒离开了，其他宗教在社会和法律地位上显然处于劣势。

尽管朮赤汗国是蒙古诸汗国之中最先出现穆斯林统治者的，但它是第二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的蒙古汗国。直到 1313 年月即别汗皈依，伊斯兰教才成为主导性宗教。自视为穆斯林的游牧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很多精英反对月即别汗将伊斯兰教的教法“沙里亚”（shari’a）置于成吉思汗的札撒之上。 月即别汗主要依靠普通教徒的支持平定了他们的叛乱，但无论如何，这表明放弃传统信仰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在札撒和沙里亚之间找到平衡，对所有的统治者而言都是一种挑战，也显示出宗教宽容的局限性。一个核心问题可能就是关于一餐饭。蒙古传统的屠宰习俗是在牲畜胸部开口，伸手入内切断心脏或主动脉，让牲畜死于内出血，将血留在体内。这样做是为了不浪费血，用于制作血肠等食物。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蒙古的习俗是不让血流到地上，因为按照萨满教信仰，这样可以困住灵魂。然而，犹太人和穆斯林实行洁食（kosher）或清真（halal）之法，切断牲畜的颈部大动脉并将血放干，在这一过程中和食肉时都要祝祷。这两种习俗显然无法调和。蒙古帝国在全境曾多次禁止清真法，常常导致对穆斯林的迫害浪潮，这可能是因为汉人或者其他人嫉妒穆斯林在行政和商业领域不断增长的势力。 这些事件可能也反映出蒙古人对于将其他法律制度纳入其自身政治体制时的挣扎。同时，这种矛盾使境外的人十分不满，他们不接受蒙古人的皈依，因为蒙古人总是不接受穆斯林法。其中最激烈的攻讦者是伊本·泰米叶，他不断地诅咒蒙古人，号召反抗他们。而且在他看来，蒙古人并不是穆斯林，他宣称他们应该被杀死，那些与他们做生意的人也应该被杀死。 这一问题部分与让蒙古人皈依的那些人有关。在伊本·泰米叶等人看来，苏非们的融合做法并不纯粹，他们不是穆斯林，因此蒙古人也不可能是穆斯林。尽管马穆鲁克苏丹国将伊本·泰米叶封禁，但是他的学说确实间或拥有追随者，其中便包括今天的一些极端分子。

中亚皈依伊斯兰教则较晚。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在河中地区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察合台汗国的其他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信仰—萨满教和佛教。我们的确很难说，察合台汗国是否完全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国度。当然，14 世纪时的河中地区已经成为伊斯兰地区，但是其他地区就不清楚了。答儿麻失里皈依伊斯兰教通常被看作一个转折点，但是迟至 1339 年，也孙铁木耳仍在保护佛教寺院。 无论如何，答儿麻失里由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可能是为了赢得穆斯林商人的支持，以沟通中亚的市场。不过，如前所述，这一地区并没有完全皈依。蒙古精英最终杀死了答儿麻失里，因为他试图以沙里亚取代札撒。他的继承者们甚至将清真寺改成了佛寺。河中地区的西部与伊斯兰化的朮赤汗国和伊利汗国之间有频繁的联系，东部则与元帝国的佛教世界之间有更多的交往。尽管河中地区长期与伊斯兰地区有交往，但是其全面伊斯兰化直到帖木儿时代才开始推进。艾鸿章（Johan Elverskog）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察合台系统治者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而并没有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他注意到，郊野和城镇之间的对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亚的伊斯兰教更像是一种城镇现象。 苏非们当然没有进入草原，而伊斯兰教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在城市，清真寺和经学院体系以及公开虔信行为在那里最具影响力。

除了蒙古和突厥游牧人口的皈依，蒙古征服也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权力和文化的中心从巴格达迁移到了其他地方。随着巴格达在 1258 年的陷落，学者、教法学家和其他乌里玛成员纷纷逃往别处（主要是开罗）。这是自 1219 年蒙古人进入伊斯兰世界以来的最后一次大逃亡。结果，开罗和德里成了伊斯兰世界中新的文化和宗教中心。麦加和麦地那仍然是朝圣的中心，而开罗、大马士革和德里（全部位于蒙古帝国之外）则成为所有学者的教育中心和目的地。前两座城市位于马穆鲁克苏丹国境内，而后者则是与之齐名的德里苏丹国的首都。它们的合法性都来自抵御蒙古人，因此成为信仰的守护者，同时也得益于资助宗教精英建造清真寺和经学院。因此，开罗和德里不仅是政治中心，也分别成为伊斯兰世界西部和东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中心。众多有学识的人物、文学家和宗教权力的到来，使德里从军事阵营转型为一个复合型大都市和知识中心。与此同时，按照罗斯·敦恩十分贴切的说法，巴格达“降格为一个省级商业城市”。 确实，罗斯·敦恩将开罗的大规模人口部分归因于来自蒙古征服地区的难民。 其他的因素还包括，它是马穆鲁克苏丹国的首都，也是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枢纽。开罗的宗教中心地位，缘于伊利汗合赞在 1299 年至 1300 年间入侵叙利亚时洗劫了大马士革。

因此，即使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身处其外，至少在逊尼派穆斯林眼中是如此。奇特的是，在完者都汗统治伊利汗国时期，由于他对什叶派的偏爱，什叶派穆斯林开始接受蒙古人为合法统治者。而在蒙古帝国之外，很多人拒绝接受蒙古人的皈依，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最终，蒙古人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与二者刚刚接触之时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蒙古人并未终结伊斯兰教，而实际上扩展了其范围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