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艺术

现在常见的蒙古人形象常常仍是穿着毛皮的野蛮人，穿越欧亚大陆放火和抢劫（尽管有时是正确的），但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各种类型文化的传播以及艺术概念的重构中发挥了作用。蒙古人通过入侵、逃难和赞助等方式，刺激了文化的变化。

在安纳托利亚（即今天的土耳其），由希腊文化大规模转变为突厥文化的过程主要是在蒙古时代发生的。当然，突厥化进程始于 1071 年塞尔柱人在曼奇刻尔特战胜拜占庭帝国。后来突厥游牧民族的稳定涌入，以及拜占庭帝国影响的消失，导致了希腊文化因素的衰退。尽管如此，从族群和文化上来说，当地居民仍然基本上是希腊人。塞尔柱苏丹国有着显著的波斯影响，并模仿了伊朗的官制。无论如何，安纳托利亚在文化方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直到 13 世纪 20 年代仍然如此。

正是在这时，成吉思汗的军队确实如同穿着兽皮的野蛮人一般在烧杀抢掠，铁骑踏过中亚和伊朗西北部。显而易见，人们但凡能逃走就不会留下来面对蒙古人。许多诗人、学者等知识分子奔逃 1,800 多英里，到达塞尔柱苏丹国的首都科尼亚。也有一些人逃到了其他国家避难，但安纳托利亚一夜之间成为文化收容所和难民知识与创作的受益者。就像把纽约的戏剧、电视和教育中心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图斯拉—一个自得其乐的城市，但没有人会将它列为美国的文化中心。20 年后，蒙古人在 1243 年赢得了阔薛答黑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并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大部。这说明 1,800 英里的距离不足以避开蒙古人，但是蒙古人在这里的统治相对宽松，只有在发生地方叛乱时才会插手。蒙古人更钟爱的是波斯文化而不是阿拉伯文化，安纳托利亚的上层文化继续波斯化。蒙古人的到来也为安纳托利亚带来了更多的突厥人，有的是作为难民，有的是作为蒙古军队的成员，从而加剧了该地区的突厥化。特别是在伊斯兰教成为伊利汗国的国教之后，这一地区进一步伊斯兰化。

艺术史学者越来越注意到，蒙古时代是伊斯兰艺术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在伊利汗国境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波斯和中国传统的结合带来了新的风格。拉施特编纂的《史集》每年都要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抄写一遍，为了绘制插图，他将很多艺术家带到了他的工作坊中。他们的画作中不仅有传统的波斯主题，也结合了中国、中亚的佛教艺术和拜占庭圣像艺术，以及意大利锡耶纳的艺术。这些艺术风格不仅来自对实物的模仿，在蒙古治世之下，中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艺术家来到大不里士，带来了各自的技艺。最显著的证据就是中国山水画技法的使用，作品以山岩为架构，包含了地势与其他自然景物。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亚，中东风格进入了中国艺术之中—最生动的体现是瓷器，下文将加以讨论。这一时期的艺术也受益于跨文化的观念，并体现在艺术品当中。蒙古文化和佛教都不禁止表现人物和神像。 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允许波斯细密画描绘先知穆罕默德—这在马穆鲁克苏丹国是永远都不会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波斯的艺术都变得更加国际化，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这种交互影响扩展到了伊朗和中国之外，伊利汗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等地也效法了新的风格。

同时，在大不里士工作的也有意大利艺术家，于是这些新风格就传到了意大利，为意大利艺术注入了新能量。 蒙古帝国发生的事件也出现在了意大利的艺术作品中，例如 1321 年塔纳的方济各会士的殉道。我们不能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归功于蒙古人，但是他们显然产生了影响，比如在艺术方面，以及意大利商人通过与蒙古人贸易而获得了财富。意大利商人是文艺复兴的赞助人，他们为创作计划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和黑海非常活跃，但是如果没有成吉思大交换，文艺复兴很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某些层面，蒙古人的影响并不值得讶异。正如蒲乐安（Roxann Prazniak）注意到的，蒙古皇室的意识形态“直白地提出向多元宗教迈进，将艺术创作置于当下社会空间之中，而不受地域文化格局的限制”，“蒙古赞助的文化工程，强调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人文动力，以及表现客观世界时的自然主义”。 她也观察到，意大利艺术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亚洲面孔，这是 14 世纪的一个趋势。 不过，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艺术作品中出现的蒙古人或鞑靼人（已成为欧洲艺术作品中一切草原游牧民族的代表）可能表现的是意大利的鞑靼奴隶。

经历了文化转型的不仅仅是意大利和波斯，蒙古的入侵可能也促进了高丽的文化自觉。 由于蒙古的反复入侵，高丽在 14 世纪以前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罕有存留，而在元代，战争的终止导致了某种文化复兴。正是在这一时期，朝鲜开国祖先檀君的传说出现于《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中。高丽佛僧与更大的佛教世界之间的交流日增，从而使高丽编纂和翻译了佛教经典《高丽大藏经》。 这是现存最完整的三藏经典，全书最初纂成于 11 世纪，后毁于 1231 年蒙古的入侵。1235 年至 1251 年间，高丽人在江华进行重修，共雕造了 81,137 块版，足以印刷 16 万页。

新的思想和文化无论进入还是离开高丽都要经过中国。中国与高丽之间的物质和思想交流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艺术也不例外。元朝与宋朝不同，没有建立由官方出资的画院。自 8 世纪的唐朝便已建立的翰林院，仍然聚集了大量艺术家和学者供蒙古人任用，其中包括中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赵孟頫。也有一些艺术家拒绝了蒙古人的资助，但仍然极富创造力，发展出了“文人画体系”，并“主宰了此后的中国绘画”。 在帝国的其他部分，翰林院之外的艺术家也得到了蒙古人的资助。忽必烈汗的曾孙女祥哥剌吉是一位艺术收藏家，也是几位艺术家的赞助人。其他的蒙古公主也如法炮制。蒙古官员也资助制造宗教用品的艺术家。

蒙古人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与其他统治中国的异族王朝相似—出现了更多非中国产的动物。如果你见到一匹马成为一幅中国绘画的中心部分，而奇怪的是它却来自外来（草原）艺术，不过汉人自己也有描绘朝贡而来的马的艺术作品。中亚艺术中有大量的动物主题，其中鹿、鹰和马是最受欢迎的。这不仅出现在绘画中，也尤其常出现在金属制品上，甚至是在无处不见的鞍饰、带饰和牌子等物品上。

元代也是书法和诗歌的创新时代，这部分是由于被朱子理学灌注了活力。理学艺术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畏兀儿人贯云石（1286—1324）。他不仅参加科举并成为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人，且兼擅儒学与散曲。 他也作为最伟大的散曲作家之一而闻名于世。散曲出现于元代，由元杂剧的唱词发展而来。

想要讨论蒙古帝国引发的所有艺术变化是不可能的。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它允许融合性风格的出现，同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可以分享其想法。确实，我们很容易看到中东艺术中的中国影响，反之亦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蒙古帝国将中国分裂了 300 年的南北双方统一了。正如牟复礼（Frederick Mote）注意到的，南方与北方的文化氛围有着显著的不同。 中国统一所产生的影响，使南北交流变得与东西交流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