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物质商品

不管人们吃饭还是饮酒，总是需要一件用于盛装的器皿。在蒙古帝国时代，瓷器是一种遍及欧亚世界的主要商品。元朝在 13 世纪制造的瓷器，在大马士革附近、埃及以及那里与其产地江西景德镇之间的几乎每一处考古遗址中都有所发现。一个现成的市场出现了，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之中。在伊斯兰教地区有禁用金银餐具的禁忌，因此形成了一种需求。 相似的需求也出现于中世纪的欧洲。在蒙古时代之前，瓷器可能是整个欧亚世界所渴求的一种奢侈品，蒙古人使其变得较以前更加易得，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并型塑了接下来几个世纪中瓷器的外观。

蒙古时代瓷器的标志是其青色装饰。在蒙古时代以前，中国瓷器倾向于不使用装饰。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于约 1325 年开始生产青花瓷，包括碗、瓶等各类器型。 匠人们给白瓷上釉，然后饰以青色，接着再上一层釉，用高温烧至表面坚硬而透明。 青色的使用是引人注目的，因为青色对蒙古人而言是长生天的颜色，因而是一种神圣的颜色，而染色技术则得自伊朗陶瓷使用已久的钴青染色法。通过蒙古统治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人们采用新的技术制造出了一种极美的产品。许多物件是专为满足蒙古人的需求而制造的，例如盛马奶酒的碗。不仅如此，除了钴青染色法，瓷器的销量和产量较宋代都有显著增加。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些产品既美观又实用。陶瓷上的釉能够防止以流食为主的蒙古人的汤（shülen）渗漏或者被容器吸收。这只有在成吉思大交换的作用下才可能出现。波斯的陶瓷工匠缺乏制作瓷器的技术和白陶土，而中国工匠则需要钴青染色法。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仍有许多陶工拥有制造仿制品的精巧技术，仿制品的外观与真品十分相像。

陶瓷的魅力持续了几个世纪。尽管欧洲人在奥地利找到了合适的白陶土，但是他们仍然缺乏制造较高质量陶瓷的技术，而且设计不出精美的细节。据我在作为一名考古学学生时关于瓷片的经验，13 世纪之前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努力在精美的中国陶瓷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欧洲各国的精英从未停止对陶瓷的欲求，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中产阶级也开始追求精美的瓷器，今天通常称之为“晚宴瓷器”。

其他地区产的陶瓷也在蒙古帝国境内来来往往。除了中国瓷器，可能还有伊朗的彩绘陶瓷。朮赤汗国境内的考古发现显示，彩绘陶瓷模仿了中国瓷器。萨莱的工匠使用一种名为“卡申”（kashin）的硅酸盐，制作出与中国瓷器类似的表面和白色。 工匠们还使用伊朗的釉技术，将钴蓝色和其他多种颜色结合在一件产品上。卡申瓷器虽然比中国瓷器稍稍滞后了一步，但也具有很高的质量。金帐汗国的众多作坊中生产的瓷器，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苏丹国的产品是同等水平的。 在蒙古征服之前，朮赤汗国地区并不生产这种类型的瓷器，因此技术交流肯定发生在帝国分裂之前或者蒙古-马穆鲁克联盟时期。制造卡申瓷器必须使用高温窑。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了高度发达的窑，其中有复杂的垂直管道，能通过火室传递热量。

瓷器是一种奢侈品，而更加世俗的物事也在欧亚大陆移动。其中之一就是独轮车。独轮车自从汉代就存在于中国，但是直到 13 世纪才在欧洲出现，即蒙古人进军欧洲的数年之后。鉴于独轮车不太可能是碰巧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掉落的，因此更有可能是某位前往东亚的旅行者见到了它，并记录了其使用方法。

另一项便是印刷术，自 10 至 11 世纪起就分别在中国和朝鲜付诸使用。木版印刷术在此之前就已经投入使用，但是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改变了出版界。宋人毕昇在 11 世纪 40 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起初使用黏土制版，偶尔用木制，这两种类型在元代都有所使用。 这种技术开始向西传播，西夏人使用木活字印刷，吐蕃人也偶有使用。

印刷术随着蒙古人传到了中东，但没有发展出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印刷术。而乞合都汗于 1294 年引入并发行纸钞时也引入了印刷术，不过木版印刷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存在。马可·波罗提到了纸钞的使用，但没有描述其印刷技术，因此在瑞典于 1661 年发行纸币之前，印刷术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一直被欧洲人忽视。 元帝国最初使用木版，1275 年之后改用铜版。元朝的纸牌也使用类似的方式制造，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乞合都汗或者其他伊利汗时期曾用印刷术制造纸牌。 因此，如果印刷术传入了欧洲，应该是来自东亚或者朮赤汗国的，不过后者的可能性较小。

下一项重要的革新是发明金属活字。已知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事例是 1234 年高丽印制《详定礼文》28 部。 考虑到《高丽大藏经》所需木版的数量，高丽发明金属活字或许是出于担心木版原料耗尽。尽管旅行者们一定曾见过印本书籍，但是我们不太清楚这样的书籍是否曾被向西带到欧洲或中东。拉施特显然只是从乞合都汗印行纸钞的行为中见识到了印刷术的部分潜力。 不幸的是，印刷术未能流行—可能是受到了印钞的牵连。正如爱尔森所指出的，中东对活字印刷术的反对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直到 19 世纪才予以接受。他们的反对是基于社会、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理论。这可能是一种仇外主义，不过与接受其他事物相比，反对活字印刷术似乎是很不恰当的。 制作阿拉伯字母的词首、词中、词尾形式方面的难度，大概才是真正的原因。想象一下如果古腾堡（Gutenberg）第一次进行印刷的时候使用连体字母会是什么样子吧。

因此，印刷术留在了东亚，而没有在中东产生持久的影响。拉施特对印刷术表示向往约 150 年之后，古腾堡创造出了高丽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改进版。尽管独立的发明是可能的，但是印刷术的复杂性显示，外部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高丽人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 200 年，这种创意很可能是在蒙古的中介作用之下传给了古腾堡，例如一本今天已经佚失的传教士或商人的旅行记。不过，古腾堡印刷术的其他方面显然借用自葡萄酒和橄榄油压榨术等技术。

尽管在大众的想象中，蒙古风格就是穿着皮裘的野蛮人，但蒙古人其实是相当有时尚意识的，而且实际上对中世纪的时尚造成了可观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他们热爱金线丝织品纳失失。这种布料既可以是素雅的，也可以是华丽的，结合了伊斯兰世界、中亚和中国的花纹和式样。欧洲人称之为“鞑靼布”，其异域风情和高昂价值很快鼓动起一次时尚风潮。尽管蒙古模特并未走下哈剌和林的 T 型台，但旅行者们见到了鞑靼布并得到了这种礼物。菲利普五世（Phillip V）在 1317 年也拥有各种鞑靼服装（如 tartair、draps d’or applez naques 及 nachis）。 因此，我们看到纳失失作为一个借词进入了欧洲语言。如同今天的时尚一样，模仿者很快紧跟潮流。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意大利人们将阿拉伯字母和亚洲文字用作装饰，或者臆造出一种文字，以模仿蒙古帝国的方体字—八思巴字。 尽管在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些丝绸产业，但是意大利商人也从东方获取丝绸，因为大不里士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成为一个丝绸中心，阿亚斯港的西里西亚同样如此。此外，热那亚商人从阿迦购买蒙古丝绸并出口到欧洲，不过这随着 1291 年马穆鲁克攻陷阿迦而告终。

丝绸并不是蒙古人影响时尚的唯一媒介。棉花也是由蒙古人刺激了需求的一种布料，只不过不是奢侈品。棉花的生产直到 13 至 14 世纪才在中国出现。它生长于西域（现在的中国新疆）和云南，但这两个地区当时都不在金朝和宋朝的控制之下。因此棉花只是通过贸易输入，与丝、麻难以竞争。 这种情况的改变得益于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蒙古人的到来，因为元帝国制造军装需要棉花。 有五个行省以棉花的形式缴税。奉行实用主义的蒙古人无疑认识到了在潮湿的江南和东南亚穿着皮制、丝制服装的局限性。棉布也能制造出符合军事需要的更好的服装。不过棉花的传播并没有随着蒙古军事活动的停止而中断。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在 1363 年通过外交使节为高丽人所知。一位名为文益渐的使臣目睹了棉花的生产，他获得了一些棉花种子，并送给了他的岳父，后者成功地种植出了棉花。

正如意大利人开始模仿蒙古式时尚，在帝国另一端的高丽人也在这样做。成千上万的高丽人或在蒙古宫廷中服务和探访，或与蒙古官员通婚，蒙古时尚在高丽成为主流，许多高丽人都采用了蒙古人的服装和发式。 其中包括蒙古风格的毛皮长袍，其样式从 13 世纪至今基本未变。这是一种宽松的长袍，长及膝盖以下和小腿中部以上，前面用两个线扣系在重叠侧的环上，连住右侧的上部及内部。通常也系以腰带，男女下身皆穿裤。正是蒙古人右衽（衣襟右掩）的这一事实，将他们与左衽的其他游牧民族区别开来。

蒙古头饰也影响了欧洲的服饰商。欧洲常见的公主皇冠是尖头的，并带有面纱或拖裾，这是受到了蒙古公主们的冠帽的启发。多数蒙古帽都有折边，且为皮制，不过皮革和毛衬里也很常见。至于欧洲的时尚，则是冠帽逐渐变高，这成为欧洲巫师帽和法师帽的原型。考虑到教会对巫术的态度，其主要服饰与蒙古人相关，更容易让人将巫术联想为一种“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