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饮食

任何一个曾经去过外地旅行的人都知道，各地的饮食可能会非常相似，也可能极为不同，比如芝加哥或纽约的披萨，或者河南和四川菜中的辣椒。中世纪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同，蒙古帝国引起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烹饪习惯的影响。这样一个跨越大洲的帝国，且人口穿越帝国活跃地迁徙，从而使新的饮食和口味得以传播、混合和演变。蒙古人从未舍弃他们的肉食和乳制品（可谓今天高蛋白饮食习惯的先驱），但他们确实也对新的菜肴表现出了兴趣。尽管在蒙古时代之前，中国与中亚族群之间就有着可观的联系，但是在蒙古帝国时期发生了重要的烹饪交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食谱（通常是药方）出现在了汉文史料中，其中带有明显的中东影响。

例如，中东的一种主要食物鹰嘴豆与富含麸质的硬粒小麦一同在元代中国出现，并进入了中国的饮食。小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制作发酵面点的关键成分，也可以制成薄面片用来包饺子，或者用于制作点心和面条。

据传说，是马可·波罗将面条带到了意大利，实际上应该感谢蒙古帝国将面条带给了大众。 我们也不应忽视鹰嘴豆的传播。在《饮膳正要》中，我们发现鹰嘴豆出现在 13 份食谱中。 通过这部著作，我们可以对中医以及大汗宫廷中的医药进行深入的观察。《饮膳正要》的译者们甚至仿制了所有的盘子，只是不得不做些妥协，因为所有的杂货商都狼狈为奸。无论如何，在蒙古帝国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可以得到种类极多的调味品和食物，更不用说厨师了。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融合菜”显然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对蒙古帝国的饮食方式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突厥人。如果不考虑被卖为奴的操突厥语的马穆鲁克，那么突厥人先于蒙古人 200 年就到达了中东，他们可能保持着自身的一些文化规范，但实际上并未带来自己的文化环境。随着蒙古时代而来的不仅有蒙古人，还有更多的突厥人。尘埃落定之后，突厥人仍然是膳食领域的重要对话者。他们不仅将中东食物融入自己的饮食，也把其他的食物引入了中东。 因此，《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是一名汉化的畏兀儿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蒙古征服汉地带来了中国和蒙古膳食的突厥化，至少在宫廷中是如此，正如《饮膳正要》中所反映的那样。蒙古基本食谱中常常加入突厥化的鹰嘴豆，或者其他拥有更鲜明突厥源头的食物，例如千层饼（b?rek），于 14 世纪（元代）首次在中国出现。其他的食物还包括果仁蜜饼（baklava），其名称可能源于蒙古语词汇。一种标准的突厥食物被称为“manty”，其名称可能源于汉语中的“馒头”。不过，突厥人的“manty”通常带有肉馅，因此这种关联可能仅仅是巧合。

人们用餐时少不了饮品，蒙古人也不例外。金银匠威廉·比希耶设计的银制喷泉可以喷出四种酒。蒙古人本来的饮品是马奶酒，突厥语中称为“忽迷思”，由马奶发酵而成。初秋季节以后，马奶酒就很难找了，以我个人的经验，在每年 9 月以后寻找马奶酒真是比登天还难。不过，汗们显然能够做些安排，以保证自己得到供应。 威廉·比希耶的银树中喷出的其他三种酒反映出蒙古帝国的疆域范围：来自中国的米酒、来自中东和中亚的葡萄酒以及来自罗斯森林的蜜酒。应该注意的是，酒量随着世代推移而增长。 成吉思汗喜爱马奶酒，也会喝一点他遇到的其他酒，而窝阔台可能极为热爱他的葡萄酒。后来的汗们在中国和中东的影响下遇到了蒸馏酒。现今蒙古国生产的成吉思汗牌伏特加，可以说是蒙古人吸收了俄罗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