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蒙古为何能够扩张？

蒙古是集团的名称

关于蒙古帝国，许多人应该感受到的疑问，就是为何能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扩张成为历史上拥有最大疆域版图的国家这一点。对于这个理所当然的疑问，有各式各样的解答。每一个答案确实也都有相对合理的理由。

一般而言，解释说明的部分很容易会偏向主要都是在战斗力、机动性等方面，这也很自然的倾向。

具备熟练骑乘及射箭能力的牧民战士，擅长集体行动力、展开力的骑马军团，从日常游牧生活中培养出来对于痛苦及饥饿的忍耐力及自律，还有最重要的是由坚强的氏族单位、部族单位形成的团结力量。

由这些牧民骑士组成的机动军团，是近代之前的世界中最为强大及优秀的军队。而且，以最大规模的十万单位用在对外征战的动员，就算举目环视整个欧亚大陆，也都是实力差异悬殊的存在。

这些优秀的战士团体，是以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作为共同的指导者而组织起来。这个军团服从之程度甚至看起来有点怪异，而且在热衷资料搜集的司令部指挥下，被有效及确切地投入、展开对外征战。

若要列举计算蒙古军在军事方面的优异性，恐怕会永无止境。想要否定这些念头，根本是毫无可能。但一直以来很容易就会漏掉最关键的重点，那就是所谓“蒙古”这个词汇本身。

虽然会变成是先讲结论，但“蒙古”是极具包容性的集团概念；而且，随着版图的扩张也越发庞大，是极具弹性的词汇及人类组织。

回过头来说，就一般而言的“蒙古”，会被认为可能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人种、民族存在。但那是个误解。不，可说是错觉。

确实，因为现在被称为蒙古的人种、民族以外蒙的蒙古国及位于戈壁以南、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这两种区域为中心的存在，故将其回推到过去而认为一直都存在的这种想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加上，在这些人们之中，确实至少有一部分的人是世界帝国时代“大蒙古国”的蒙古人子孙。

而且，在这里关键的重点就是形成蒙古帝国中央核心的“蒙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们。疆域广阔之世界帝国能够出现的关键点就隐藏在此处。

成吉思汗，也就是在铁木真完成高原整并之前，大小不一、为数众多的牧民集团处于割据状态，并不停地进行互相入侵作战的攻伐。大规模是以“部族”为单位，小规模则是以“氏族”为单位组成命运共同体行动。

当然，在此所谓“部族”及“氏族”也都不是严谨的说法，主要是以血缘或是虚构的疑似血缘而链接的小规模集团就暂且称为“氏族”，而这种“氏族”集团基于地缘关系或是政治面的理由（此种状况也是强调以“血”为借口的亲疏关系）集结而成的政治集团，也不过就暂且将其称为“部族”。

类似在当时的汉语文献中被记述为“〇〇氏”或“〇〇部”的集团。此外，虽然也将这种政治集团称为“所部”等，在此情况则是不分大小规模。

在割据高原的众多势力之中，以东部兴安岭附近的鞑靼（Tatarlar）及弘吉剌、中部鄂尔浑河及图勒河附近的克烈（Kereyit）、北部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Merkit），以及西部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Naiman）等最具权势。克烈及乃蛮等建置了相当规模的中央权力机构，其状态可说是“王国”。尽管如此，就算团结力及组织化程度有所差异，但不论哪一个都是“联盟”的这一点，则没有太大不同。

在这当中，蒙古可说是不太强的“部族”集团。况且，铁木真出身于蒙古部中被称为“乞颜”（Kiyan）的小联盟乞颜氏（Kiyat）（在蒙古语中，名词字尾的t表示复数）之中的孛儿只斤氏。

在众多大小牧民集团的大海中，那只不过是非常微小的存在。有说法指称铁木真出身名门，只能说是误解（孛儿只斤氏成为毋庸置疑的“名门”，是在蒙古帝国及其之后的历史时期）。

在历史上，蒙古这个名称在唐朝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是以“萌骨”或“蒙兀”等表述。不论哪一个都是发音接近于“蒙古”。

被称为蒙古的集团，有一段时间是不值得一提、毫不显眼的存在。弱小集团的蒙古部开始浮上记录台面，顶多是在12世纪左右。甚至可说是铁木真即将出现之前，蒙古在当时是新兴势力。

在公元12世纪末，铁木真浮出成为乞颜蒙古集团的首领。而且到了13世纪初，抓住几乎是瞬间的好机会，以奇袭杀死克烈部王汗（他因为协助金朝帝国的征讨鞑靼部战役而获得“王”之称号。王汗是由汉语的“王”及内陆世界君主称号的“汗”组成的词汇。而且，蒙古语则是以Ong Khan表述）。

事实上，在鞑靼没落后，由王汗率领克烈部持续进行着高原整并。铁木真所率领的蒙古部，也是隶属于这个克烈新体制之下。总之，就是家族血统的铁木真夺取了君王血统王汗的权力。此时为公元1203年秋天。

瞬间成为高原东部及中部霸主的铁木真，于1205年也打倒了西部庞大势力的乃蛮部族联盟并且将之合并。铁木真的霸业就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时，不论是语言及样貌都有所不同的牧民，都聚集在铁木真这个单一领导者之下而形成集团。

这的确是个货真价实的政治联盟。这个牧民联盟的名称会引用领导者出身集团之名称“蒙古”也是相当自然的演变。也就是说，所谓的“蒙古”，原本是起源于一个微小集团的称呼。

蒙古“共同体”意识

公元1206年，称号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将麾下的牧民联盟命名为“大蒙古国”之时，蒙古就成为国家的名称，并非人种或是民族的称呼。这就成为蒙古扩张的关键。此时的“蒙古”，完全没有可以用“民族”这个词汇称呼的相同性。不仅如此，使用“共同体”这个词汇表述也是过度解释。

聚集而成的蒙古成为“蒙古共同体”，是在成吉思汗体制大致完成牧民集团重组（也就是相当于整顿内政期间），开始进行对外远征的公元1211年以后的事情。

前后历时六年的大规模攻击金朝帝国行动，以举国一致的形态进行。在这个“蒙古—金战争”期间，几乎所有在新兴“大蒙古国”内的成年男子，都离开戈壁沙漠北方的主要根据地（在汉语里称为“漠北”。相反地，戈壁以南就称为“漠南”。也就相当于所谓的外蒙古、内蒙古），而于漠南地区建置后勤基地，并在成吉思汗的指挥下转战到整个华北地区。

借由这个在国家成立后不久就发动的大作战，“大蒙古国”的牧民开始拥有自己是“蒙古”的意识。即使在对内方面还是会说自己隶属于各式各样部族或氏族，但在对外时则会随着庞大的战利品而自觉属于“蒙古”这个集团。

进攻金朝作战的战利品，首先，最重要的是接收内蒙古草原及当地的契丹集团，第二个是让强大敌对势力的金帝国之国力减半，并将其追赶至黄河南侧。当然，对于各人、各集团来说，在作战过程中掳获的人类、家畜及财物，也都是让人心情激动的战利品。

但是，对于成吉思汗及其“政府”首脑部来说，最大的战利品应该有两点。第一，是让之前处于敌对状态的各路牧民集团根据自己订定策立的作战计划而采取组织行动。第二，是借由长达六年间的离乡团体生活，让这些牧民拥有对于“蒙古”的共同意识。

在对金朝作战成功并休养了两年之后，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开始往西前进，这是为了攻打正在迅速蹿升为东方伊斯兰霸主的花剌子模王国（Khwārazm，1077年—1231年）。花剌子模以中亚的河中地区为主要根据地，控制了现今阿富汗到伊朗范围。

从高原出发开始到返回故乡为止，从1219年开始到1225年，除了是场长达七年的大作战外，成吉思汗更是以举国一同的形态，几乎是将麾下牧民战士群全部率领出门。或许也可以将此称为“民族移动”型的大规模远征行动。但若更正确地表达的话，是属于“国家移动”，包含了培养由“民族”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并让其更加坚定之意图的大作战。

结果，成吉思汗从这场“西征”归来之后，立即又展开西夏战役，但就在快要消灭西夏、即将攻入其国都兴庆的前三天去世。此时为公元122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

总而言之，成吉思汗在建立了“大蒙古国”之后，于其21年的统治期间，除了刚开始的整治内政期及大作战之间的休息期，都是专心一意地率领所有蒙古战士群出外进行对外远征，都未曾好好地待在“蒙古高原”。

成为君王之后，成吉思汗的每一天都是埋首于对外征战的岁月。借由这些相继进行的军旅行动，让“大蒙古国”得到飞跃成为世界帝国的契机。另一方面，对于世代交替频繁的牧民来说，这21年的岁月几乎就相当于一个世代。透过这些创造了对外发展的长期“集团移动”（或许将其称为超大型“团体旅行”会更为恰当），过去仅是聚集而成的集团变身成为强大的“共同体”。

成吉思汗有点超过寻常的“对外征战狂热”，迄今为止也就轻易地被评论为是野蛮征服欲望之展现。但是，为了要将历经三百年以上不停地相互征伐的高原游牧民整合成为名副其实如同一块岩石般的组织体制，这是最为聪明的做法。总之，在成吉思汗治世的21年之间，蒙古被证明具有组织化的强大战力及坚定的“共同体”意识，率先成为史上少见的“游牧民国家”。

以同心圆扩张的蒙古

在公元1206年高原整合及“大蒙古国”诞生时，被包含在“蒙古”这个名称之下的牧民，毫无疑问地就是“蒙古”。只有身处集团中心位置的成吉思汗家族，虽然被称为“黄金家族”并享有特殊待遇，但这并非是因为他们与成吉思汗同为出身自原有“蒙古部”，而能在国家诞生、集结形成“蒙古汗国”时，因出身特别就得以享有优惠待遇。

在1206年这个时间点，被编组成为95个千人队〔蒙古语为明安，波斯语为哈札拉（Hazārah）。根据法令编组数百到千人左右的牧民战士的军事单位，同时也是指仅拥有近千人成年男子的牧民集团。这成为“蒙古汗国”的基本单位。在汉语虽然称之为“千户”，但此说法隐含了不以个人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户为单位管控的中华王朝之概念，并非正确解释。迄今为止将以千人队为基础的军事、政治、社会组织称之为“千户制”，也是欠缺适当性。笔者至今为止也被此惯例牵绊而使用了“千户”“千户制”等用语，故在此表达歉意及特此更正〕的“蒙古汗国”本身，可说才正是所谓“纯蒙古”之存在。

拥有国家草创时期以来，经历及荣耀的这些“纯蒙古”集团就位于蒙古帝国这个庞大政治组织之主要核心。若以德川幕藩体制譬喻此状态，或许就相当于谱代（译注：代代臣服德川家族的家臣）、旗本（译注：江户幕府将军的直属武士）、御家人（译注：江户幕府将军的直属下级武士）等。

从一般历史研究者到诸多普通人士的通常概念中，大多都会将公元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统括称为“蒙古人”或“蒙古民族”的集团，就结果而言是将其使用作为泛指至今的人。

但是，事实上还有更多被称为“蒙古”的人存在。不过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随着疆域的扩张渐渐地增加。首先，最先加入的是游牧契丹族。他们是过去建立辽帝国的人们的后代子孙，即使在隶属于女真金帝国体制下，也是散布在从内蒙古草原到兴安岭东边山麓一带。

主要担任金朝北边防卫及马群管理任务的游牧契丹族，在“蒙金战争”一刚开始时，就立即进入相当于金朝身体部位的华北之前进基地，当成吉思汗军队进驻到内蒙地区时，几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直接归附于蒙古。不过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直接成为“蒙古”。想必应该是事前有做好充分的沟通准备。在金朝的军事力量中，最为精锐的机动部队，其实就是这个游牧契丹集团。因此，这个集团随同机动力量根源的大量军马同时叛变到蒙古，对于金来说是个致命伤。

彼此战力相差不大的“蒙金战争”（若仅以士兵的数量来说，金朝反而是压倒性地较多），但从开战以后却变成蒙古如怒涛般地汹涌攻势以及金朝一败涂地的败势之局面，其大半的原因就是取决于游牧契丹族的动向。就契丹族来说，自己选择了归附蒙古这件事，就决定了这场大战争的结果，并让蒙古如虎添翼。

根据拉施德丁（Rashid-al-Din Hamadani，1247年—1318年）的《史集》（Jami al-Tawarikh）可以得知，契丹族不论是在容貌、姿态、语言及习惯方面都与蒙古族十分相似。若就历史渊源来说，契丹是在蒙古出现的300年前，从游牧民集团一跃而起建立帝国的“前辈”。

游牧契丹族就直接被编入蒙古的千人队体制。《史集》中记载当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的千人队数量为129个。在1206年到1227年间，从95个增加了34个，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契丹军团（此外，为了慎重起见，95这个数字，是出自于蒙汉两种语言对照文献而知名的《元朝秘史》。是否能直接单纯地与以波斯语记录的《史集》比较呢？当然，在此必须要考虑某种程度的出入，被认为是《史集》中《成吉思汗纪》的史料来源的《金柜秘册》（Altan debter），虽然未流传至今，但据推测在内容方面应该没有和《元朝秘史》有太大差异。若真是如此，在此的这些讨论应该也是离现实不远）。

使用与蒙古语相当接近的契丹语、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恐怕也都熟知汉语的契丹族，拥有过去经营帝国的经验，以及作为金朝统治下统治集团女真族及被统治者汉族、渤海族之间中间势力的智慧。他们是在军事及政治两个方面成为蒙古人之头脑及老师的“新蒙古”。

更进一步地说明，比成吉思汗的远征花剌子模行动更早之前，在中亚区域的第二个契丹帝国“西辽”之遗民（在此会特意地将其称之为遗民，是因为就在这前不久，被成吉思汗追赶的旧乃蛮国王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国。此外，西辽这个名称是在蒙古时代汉语文献中的说法），也令人不可置信般顺利地与蒙古联合。这件事情发生于1217年到1218年间，也就是距离1211年东方契丹族“蒙古化”不过短短六七年后。但是，这次西方契丹族的数量，并无法从现存的史料中得知。

对于蒙古往欧亚大陆东西方的扩张，东西契丹族的联合带来了几乎是无法比拟的贡献。因为蒙古借由东方契丹族得到了对于“中国”领域的视野及欲望，也借由西方契丹族获得前往中亚以西的线索。

事实上，被当作蒙古统治特征而经常被提及的“驿传制”等，在辽及西辽这两个前后时期的契丹帝国中，早就已经被全面实施。所以总觉得蒙古不过是继承这些制度并将其更加扩大而已（但是，若要穷尽所有原著文献仔细地找出史料证明此点，则是件相当艰辛的事情。因为就算是最低限度，也必须要张大眼睛看尽汉语、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的书籍，除了捡拾起零碎片段的记录，更要挑战难以解读的回鹘出土文献及契丹语碑文的“黑暗”。所以在此的见解终究不过都是从状况证据判断极有可能之“推估”）。

当要思考“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这个世界史上大现象时，以疆域从东向西推移为特征之第一次、第二次两个契丹帝国（若将两个时期加总计算，时间竟然长达310年），就成为相当重要的存在。关于这一点，到今天为止的历史叙述及历史研究方面对其之认知都相当匮乏，这是个显著的缺陷。

就在纯蒙古中加入东西契丹这些新蒙古之状态下，蒙古军前往进攻花剌子模。但是，关于此点还有必须稍微补充之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或许他们在军事上贡献不大，但对于以后蒙古的大发展而言，绝对不可以忘记有两种突厥势力加入蒙古所带来的各种重要意义。

第一就是立国于天山南北侧的佛教、贸易王国“天山回鹘”。另外一个就是建国在稍微偏西方、位于天山山中伊犁河溪谷的穆斯林王国“天山葛逻禄”（此外，应该也与喀喇汗王朝有关）。两者都是由突厥系领导者统治的小国家。

不论是哪一个国家，都在很早期就决定要归附蒙古。于是就在两个国家也都参加的情况下，果然导致突厥系伊斯兰庞大势力的花剌子模崩解之后，也打开了广泛分布在从中亚开始到西北欧亚、西亚地域的众多突厥系集团加入蒙古之道路。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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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智囊团——回鹘

在蒙古的扩张与统治之中，有不可或缺的人们存在，就是回鹘。当蒙古出现时，他们建立了一般习惯称为“天山回鹘国”或“西回鹘国”的农牧复合型贸易国家。毫无疑问地，他们继承了在公元9世纪崩解的回鹘游牧国家血统，建立了一个跨越东部天山南边山麓吐鲁番盆地及北边山麓庭州（Beshbalik，又名别失八里，突厥语为“五个城镇”之意）两个地域的小国家。

虽然作为一个国家的财产确实还非常稀少，但其所蓄积的知识、信息、经验及文化程度却是非比寻常。王族及贵族阶层虽仍保有游牧国家的传统，但民众却是立足于过去曲氏高昌国让绿洲贸易文化国家盛开的土壤之上。

尽管统治阶级是突厥系，但在国家疆域内则有早期居民的印度雅亚利安系及汉族系，可能还有承袭粟特系血统者。此外，应该还有藏系人的存在。在语言方面也是错综复杂，除了以回鹘语为名的突厥语之外，还有汉语、粟特语、藏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梵语（Sanskrit）、巴利语（Pali）等。

不论是在人种、语言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混合特性。而且各种要素在并存的同时也都互相混淆。有非常多的人是同时精通多种语言及文化，体内也流着多种人种的血液。至于职业也是非常多样化，包含游牧、畜牧、农耕、工商业及国际贸易。

中央欧亚大陆的各种要素，正好就浓缩存在于这个小国家。当然，透过与远方他乡的近亲互相往来，各国的信息也都集中于此。虽然是个小国家，却可说是个非常惊人的信息之国。

在蒙古时代于欧亚大陆东西方活跃的“回鹘人”，被认为最显眼的就是具有格外特殊才能的人们。在波斯语中被称为“Uyghuristan”（回鹘之地）的这个国家，是个提供人才的宝库。

到了公元1209年，回鹘王亦都护（Iduq-qut。并非个人的名字，而是王号。在突厥语中其意思可解释为“幸运之主”或“神圣吉祥”）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采取了大臣仳理伽普华的建议，向刚出现的“大蒙古国”展示友谊。因为这是比进攻金朝战役更早两年的事情，故攸关全国的这个选择应该也近似于赌注。

但是，这个“抢先”非常完美地命中目标。回鹘王迎娶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儿成为“驸马（突厥语为Küregen，蒙古语为Güregen）”，得到稳固的蒙古体系中特殊“准王家”地位。另一方面，被统括称为“回鹘人”的大臣幕僚及居民，搭配各自的家世背景及机智，在蒙古帝国各地方从担任成吉思汗王族的师傅（守护者、家庭教师、个人智囊），到参谋、行政官员、财务官员、军人及企业家等，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活跃。

回鹘就像被称为“蒙古统治的教师”般，与蒙古一体化。不，或许甚至可说回鹘反而是诱导蒙古并在一定程度由其主导。若将这一点与终究是以军事色彩浓厚的契丹族比较，回鹘在活动的多样性及广泛性方面较具优势。若就极端而言，应该可以说契丹是以身体决胜负，回鹘则是以头脑决胜负。当然，不可忽视的就是拉拢了欧亚大陆西方庞大突厥系各族、同属突厥系且使用相同语言的回鹘，原本就站在较契丹更为有利的立场之上。

与其说回鹘是“准蒙古”，不如说是“以回鹘为名的蒙古”会更接近现实。在拉施德丁《史集》一书开头的“部族志”中，将回鹘也与蒙古各部族并列说明的就是一个证据。

在蒙古时代被称为“回鹘”的人，几乎都是佛教徒（或是大概采用了摩尼教要素的佛教徒）。在宗教这一点上，说到“回鹘”就很容易会联想到穆斯林，其实是误解（当然，虽然仅是少数，但确实也有成为穆斯林的“回鹘人”存在）。此外，与“回鹘”并列成为蒙古的教师的契丹族大多数也都是佛教徒，这一点也相当有趣。

以蒙古时代为中心，包含其前后时期，以回鹘文字、回鹘语记录的出土土献，在20世纪初时于吐鲁番、敦煌等地被发现并介绍给全世界，这些数据的解读作业，虽然在欧美、俄罗斯、土耳其及中国等地孜孜不倦地持续进行中，而在日本，现在也有几位领先世界学术界的研究者。不论哪一位都与过去的“回鹘人”相似，都是同时精通多种语言、拥有特殊才能的人们。为表由衷敬意，故在此特别提出。

尤其是在西北欧亚大陆草原的钦察族，在这十年之后借由“拔都西征”而被纳入术赤汗国。结果让原本只不过拥有仅为四个千人队的术赤家族，一举之间获得了估计将近20倍到30倍左右（或者更多）的庞大兵力，而成为即使是在整个蒙古帝国中也是属于屈指可数的军事力量拥有者。

蒙古是将突厥系各族当作“准蒙古”纳入。这就是蒙古领域可以一口气地扩张到欧亚大陆西半部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在亚洲东方的女真族、汉族及党项族等，关于另一边西亚各地的穆斯林当地势力、俄罗斯及格鲁吉亚等基督教势力，也是只要身为王侯、首领、军阀及宗教领导者等具有权势力者归附于蒙古的话，几乎都会受到“准蒙古”的待遇。

举例来说，在华北当地武装势力之中，真定军阀的史天泽及保定军阀的张柔等人，也都随着蒙古皇帝敕命为“拔都儿”（蒙古语为“勇士”之意）称号的同时，也被正式地认可为“蒙古”。关于这一点，现今还存有以汉文记述夸耀此事的元碑。此外，甚至在一般说法中于蒙古统治下最容易受到差别待遇、生存于旧南宋疆域江南的“南人”，也有不少人被接纳为蒙古。

蒙古不断地增加“伙伴”，并陆续地将其纳入“蒙古”这个名称之下。以纳入、再组成方式进行的组织化行动，正是蒙古扩张的重点。

一般都以为蒙古只要遇到敌人就会将其打倒并杀害。如果真是如此，蒙古就不会增加。此外，也会变成蒙古从一开始就必须是相当程度强大。被反复地流传至今的这个说法之合乎道理解释，就是接近于非常虚妄。而在想要说明这个说法的人之心中，猜想应是怀着希望蒙古是个杀戮者之愿望吧！

若是冷静地观看原书史料及客观事实相关内容，可以发现蒙古让欧亚大陆草原军事力量达到史上最为广阔及有效的组织化。接着运用此股力量，让蒙古这个组织体之网络也在农耕世界中得到扩展。在此，几乎可说没有人种主义的差别待遇之存在。

蒙古得以扩张的核心因素，可说就是擅于创造朋友。除了几个堪称为战争的例外，事实上蒙古几乎没有任何作战。当真正战争时，反而是蒙古输的情况较多。

蒙古是不作战的军队。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就接近于是接受、合并别人的“活动（Campaign）”或“示威运动（Demonstration）”。

归根究底，“蒙古”是人们组织的大型漩涡。若是置身于其中，至少可以保全人身性命。若换成现代用语的话，就是借由加入蒙古，可以得到最低限度安全的保障。关于这一点，或许在某一方面就与近几年来借由美国这个“单独武力”形成的“国际和平”相似。

但是，若如此说就有点太过于耍小聪明的现代风格，以及似乎带有一点看似正确的“虚构故事”之味道。因为，若改用当时蒙古人的观念来说明，就是尽量不要创造“敌人”，而要增加大量的“朋友”。这一点也正是蒙古世界帝国形成的关键。以“蒙古”这个独特集团概念为发端的扩张运动，渐渐地变成如半自动装置般，最后让以拥有“蒙古”归属感为共通项目的人类漩涡形成多层次同心圆并以欧亚大陆的规模扩张。如果就这样来看，“蒙古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反而是对我们重新提出“人类群体到底是什么？”问题。总之，就是超越“民族”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