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史——庞大的突厥世界

柔然的趣味性

这是草原世界之事。在戈壁以南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在拓跋政权之芽的代国稍微浮沉之后，以北魏（当然他们自称为大魏）之称趁势兴起的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在鲜卑族南下而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出现了称为柔然的游牧集团。柔然也是曾经出现的东胡的遥远后代。

柔然也可写为蠕蠕，还可见到茹茹及芮芮的看法。原本是以某种原始语言，在此当然应该是指“柔然语”——音译而成的汉字名称。因此，事实上仅有汉字的发音才具有意义。但是称为汉字的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文字，不仅是文字本身具有意义，就连看起来的美观程度及带来的氛围等也有其独特含意。柔然（很柔弱的样子）这组汉字，不知为何总觉得有种优雅的感受，应该是个还可以的名字。但是蠕蠕（虫软软黏黏粗鲁地蠕动般。再加上“蠕”这个字也让人联想到“懦”，因此与柔懦相通）这个叠字组合，就有点过分了。

另一方面，茹茹（茹字原意为烫过的青菜。由此转用为指一般青菜，并进一步指贪婪地吃、柔软易腐烂，还更进一步指腐臭等，产生许多字义）这个名字，则很明确地有着强烈的污辱蔑视感。相反地，芮芮（青草茂盛样）这个名字，虽然具有不正不反的中性语感，但两个字都在深层具有草原印象这一点，的确有其可取之面。

关于“芮芮”以外的名字，原本就是基于华夷思想被选出的语汇。虽然有程度的差异，但无可否认地具有轻蔑的情感。尽管如此，总觉得各个名称都有点文字游戏的感觉。尤其是“茹茹”这个名字，其怪异感及辛辣感，可以感觉到选字者的半开玩笑之戏谑及坏心眼，应该可说是个杰作吧！

根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柔然这个名字是他们的“自称”。但据说之后的北魏太武帝认为柔然是个无知集团，并将其状态比拟为虫，故改称为蠕蠕。

但这是个有点微妙的传说。首先，柔然不可能自己选择“柔然”这个汉字组合。故说为“自称”是有点奇怪。“柔然”应该只是单纯的音译字组合。

可是被柔然带来相当大困扰的太武帝，无法忍受虽然多少具有污辱轻蔑含意但仍属平稳的“柔然”这个文字组合，将其改为包含了更强烈的藐视之意、与“柔然”文字发音相似但极端低卑的汉字“蠕蠕”之组合。真不愧是在憎厌及恶意之下的选字。若不这样解释的话，就无法知道《蠕蠕传》要表达的意思。

污辱蔑视程度更强的另一个“茹茹”是在《北齐书》及《隋书》中出现的选字用语。由北齐代替北魏立场完成的《魏书》以及在唐朝由朝廷编纂《北齐书》《隋书》中的选字，全部都是表现出强烈敌意情感的文字。因为对于在发展中的初期北魏政权来说，激烈对立的敌人柔然是如此痛恨憎恶的存在。

这也再度成为从北魏、北齐开始到北周、隋、唐为止，拓跋国家的架构组织存在的一个证据。甚至在柔然消失已久的唐朝，对其仍抱有如此强烈情感这件事，反而是让人更为吃惊。对于柔然的憎恨厌恶情感，应该已成为拓跋国家的传统之一。

但没有必要将此认为是中华王朝与游牧国家一定会有的情感对立。不论是北魏王朝的拓跋氏或是建立柔然游牧联盟的柔然氏，两者原本就都是东胡的后裔。尤其各别的创业期都是在戈壁南边的内蒙古草原完成，因此是属于相当邻近的地缘关系。然而，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招致更多的憎恨情感。

其证据就是最为中立的“芮芮”这个词汇，是在所谓南朝的《宋书》及《南齐书》中出现的用字。对于以江南为主要根据地的南朝各个政权来说，位于被华北隔开相当北边的柔然，是个超越直接利害关系的存在。或许倒不如说是对从北边威胁其正面敌人北魏的柔然，南朝反而是以具有好意的方式呈现。让人联想到青草茂盛景象的“芮芮”这个词汇，甚至可以感受到对于远方草原之雄的些微好感。

仅仅是两个字的选择之间所包含的憎恶、讽刺、冷笑嘲讽及好意。与其说是中华思想等等，不如将其看作是对于个别政治立场的表明。反而是对于太过直接表明该王朝情感的这一点，不禁让人担心就中华王朝来讲是否有点太过粗野。

柔然在一开始不过是蒙古高原南部的弱小集团。同样也还不是很强势的拓跋部与代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互相激烈争战。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初始，身为族长之一的社仑往北越过戈壁将势力扩张至外蒙古高原。

在《魏书·蠕蠕传》中用以下内容记述此事，“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

虽然说柔然往遥远的戈壁北方逃跑，但却又说其凶势越加扩张这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实在是很奇怪。将敌人的扩张势力以“远遁”表现的这种意识，和将撤退以转进一词蒙混过去的做法也没有太大差别。这样的表面修饰，应该也可以成为衡量北魏对于柔然恐惧程度的指标。

社仑继鲜卑的檀石槐以后，大约相隔三个世纪后再度成功地统一草原。《魏书·蠕蠕传》就其疆域有以下描述，其西则焉耆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哈喇沙尔），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总之就是远及贝加尔湖），南则临大碛（达到甘肃北方的沙砾沙漠）。因为是宿敌的记载，故应该不会是夸大的表现。

社仑将麾下的部属用匈奴国家以后已成为传统的十进制法体系之军事、行政、社会组织进行重新编组，并且自封称为丘豆伐可汗。但也有人表示应该要念为Kütelburi-qaghan。先不论念法到底恰不恰当，在《魏书·蠕蠕传》中表示，“丘豆伐”即“驾驭开张也”，意思就是熟练地骑着马匹，尽情地统驭人们并扩展势力。“丘豆伐”就是这个意思的柔然语。

总之，这是可汗或是汗这个称号的首次出现。在《蠕蠕传》中表示，“可汗犹魏言皇帝也”。亦即可汗就如同北魏的皇帝般，直接、理所当然的说明让人很容易就可以理解。

在这之后，可汗以及被认为是由其变音、转义而成的汗这个称号，在以突厥·蒙古人为首的欧亚中间，甚至还有东方伊斯兰世界中，也都成为展现君主、王侯、首长、领导的称谓。若提到跨越时空，共通、万能的称号这一点，真可说是贯穿历史的“国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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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汗还是可汗？

以下是一段闲谈，在日本，除了カガン（可汗，英文Qaghan，日语拼音Kagan）、カン（汗，英文Khan，日语拼音Kan）之外，ハン（Han）、ハ—ン（Ha-n）、ハガン（Hagan）这种标记更以显眼的方式并行使用。相信应该有不少人会感到困惑吧！因为这个现象出乎意料地有不小的影响，故想要在此稍加说明。

会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在原始史料中的拼字错误（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将“ka”音及“ha”音以不同文字分开写的阿拉伯文字。在使用阿拉伯文字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历史时代的突厥语等中，在正确的拼写方式被确立的公元13、14世纪蒙古时代以前，其标示拼法有松散及差异空间），但事实上最主要还是因为日文片假名标示拼法的局限及用其作为基准所产生的差异、误解都很大。

不论是日文的“カ（ka）”或“ハ（ha）”，都无法完整地表现原始的突厥·蒙古语的发音。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历史文献学及语言学中都有明确证据显示，至晚到了公元13、14世纪蒙古时代，发音都较为接近日文的“ka”（在这里会强调蒙古时代，并非是因为笔者特别专攻此领域，而是因为在蒙古时代，不论是实际的历史或是记录当时状况的文献质量，都有相当大幅度的改变。事实上，在蒙古时代前后，几乎是涵盖整个亚洲大陆的所有史料都完全不同。关于这一点，就算是研究者等级之人士，也很难说有完整的认知）。

但在二次大战前后却出现双重的偶然，其一是在战前开始日本人突然增加许多接触的近现代蒙古语（尤其是内蒙古、满洲的蒙古语）之发音变成较为接近“ha”；其二是在战后日本急速发展以伊斯兰原始典籍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其中阿拉伯文字除了q之外，还有kh这个摩擦音，在日文片假名中很容易就会将其以“ha”标示。作为双重影响之结果，例如在历史教科书及一般书中，有很明显的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将不论是哪个时代、地域的人名都统一使用ハン（Han）及ハ—ン（Ha-n）。

另一方面，还有カガン（可汗）、ハン（汗）也是以适当的根据及理由被使用。尤其是在蒙古世界帝国时期，第二任窝阔台及第四任的蒙哥以后的蒙古皇帝为了显示自己与其他称为“汗（Kan、カン）”的诸多大小君侯不同，是唯一至上的权威者，因而恢复往昔的“可汗（Kagan，カガン）”而称“大可汗（Kaan，カアン）”。无论如何，旭烈兀汗国、察合台汗国及术赤汗国的君王都只不过是“汗”而已。在波斯语史书中，“カアン”写作“qā'ān”，将“カン”写作“khān”。但在日本却完全无视这一点，全部都写成了“ハ—ン（Ha-n）”，回鹘式蒙古语的拼法为“qā'ān”与“カガン（Kagan）”及“カアン（khan）”对应，故也成为出现蒙古帝国分裂成“四大汗国”等无稽之谈的诱因。但是至少关于到蒙古时代为止，使用ハン（Han）及ハ—ン（Ha-n）是明显奇怪。虽说如此，但原本就很容易将所有事物单纯地一致化归结这一点，或许就是住在日本列岛人们的特性。

关于“可汗”及“汗”这些称号，还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对柔然燃烧着强烈敌意的前述北魏太武帝刻文在近几年突然变得有名、位于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洞壁上的祭文，其中使用了“可寒”这个词汇。

社仑及太武帝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若是如此，“可汗”及“汗”这些称号，或许就不是仅局于柔然游牧国家独有的君主称号。此外，有关嘎仙洞及其刻文，是于1980年透过米文平等人的调查而一举为世人所知，但其刻文姑且不论，嘎仙洞这个史迹则是在战前文献中就有明确记载。

关于柔然，迄今为止较多人赞同将其当作蒙古系的这个说法。但当时的研究水平较今日更为松散。若以现在的见解来看，能够毫无疑问地断定其为蒙古系的历史资料是否已齐备？反而是简单地停留在突厥·蒙古系这种暧昧的表现方式，不仅不会出问题，或许也更符合实际状况。理由就如先前已经说明过般，因为无法保证在较13世纪更早的时期是否已经清楚定义出蒙古语的存在。

统一草原世界后的柔然，早就已经成为整合了高车等多种势力的联盟国家。因此，关于柔然国家整体到底是突厥系或是蒙古系的提问，根本是行不通的问题。此外，即使仅以成为政权主要核心的“柔然族”为对象进行提问，终究也是如前述没有意义。

柔然国家也是和匈奴国家一样，收服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各都市。拥有绿洲经济对草原国家的意义，还是没有改变。还有，因为柔然与北魏是宿敌关系，除了直接进攻战斗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经由青海地区，可以成为与所谓南朝取得联系的管道。他们是如此地想要打倒北魏。若是如此，在南朝的“芮芮”这个标识，或许也可以成为柔然与南朝各政权友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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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与源氏——在拓跋国家的汉姓与日本的赐姓

柔然国家与称为北魏的拓跋国家之关系，若以日本史作为比喻，或许就如同新田与足利两氏般。

原本在血缘相似之外，也是邻居。导致争吵的原因，在此时早已萌芽。在这之后，个别采取了独自的发展方向。结果在大范围政局中成为对立的两极，并且重复地进行并吞或是被并吞的炽热激烈战斗。

一方面，也有类似近亲互相憎恶的部分。另一方面当然也有因为各自选择了不同世界及政治发展方向而引起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可以比拟为足利氏的就是从北魏开始到唐朝的拓跋国家。存活的时间明显地较对手长了许多，并且重复地进行军事权力体的分裂与重组。接着比起意气蓬勃的政治力量本身，“拓跋”却沦为象征权威的薄弱的存在。而且，在这之后虽然仅存微弱的血脉继续流传，但却也顽强且坚韧地长期持续生存。

事实上，在统治阶级的结构方面，足利政权与拓跋国家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都不是由单一遥遥领先的王室所主导的单核心结构，而是由实力相差不远的复数家族以共同分担“王权”方式并存的复核心结构。

不用多加解释，在日本的足利政权不是仅限于足利嫡系血统家族掌控之单一阶层统治。关东公方家原本就是除了斯波、皛山、细川、今川、吉良、仁木、涩川、一色等分支广阔的同族、家族之外，还有是姻亲的上杉，以实务执政为世袭职业的高，虽然是其他家族但从政权创业时代开始就拥有地位并同化为准足利的山名、佐佐木、赤松、土岐等，可见“足利政权”是一个由大大小小各自形成的“小足利权力”聚集而成的联盟。

话说回来，支撑北魏的是以拓跋部为主体的鲜卑系各部族联盟。他们也就是当初的三十六部。

借着从代国以来的关系，身为拓跋部族长家族的拓跋氏是北魏的王族。但相较于其他各种因亲疏血缘、新旧融合等种种背景及情事而靠拢聚集的族长家族，拓跋氏并非是空前绝后的存在，顶多也只是在稍微强势的情况下出头。这种状态是达不到与过去匈奴帝国中挛鞮氏及汉帝国的刘氏等比拟的程度的。但是随着北魏疆域及臣民持续扩张，前述的拓跋氏及虽然仍属微小规模但已齐备的政府官僚，感觉“大家都是主人”这种状况并不合适，也是相当自然的转变。北魏导入汉姓的这个政府决策，就是为了将拓跋氏与这些三十六部的旧族长们做出清楚等级区分，企图依据排名排序化的手段之一。

原本发源于拓跋部族长家族历经拓跋联盟盟主，在称为北魏的中华王朝形式中则为皇帝的拓跋氏，就以元作为其汉姓。而将北魏也称为元魏，就是根源于此。可以了解拓跋王家要将自己称为“元（源）”的想法。顺带一提，后代的蒙古从忽必烈开始便采用“大元”这个国号。蒙古帝国的大元国号与拓跋王家的元氏这两件事，在想法方面到底有多少程度的关联，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有一点与这些事有所关联，在日本身为王室的天皇家族成员当要降为大臣而成为赐姓王族时，大多数通常都会得到源这个姓氏，而这就应该是受到北魏王室使用元这个汉姓的影响。在中文里，“元”及“源”这两个字，不管在发音及意义上都没有太大差异。想要改姓“源”的想法，应该有其相似处。

事实上，这可不单纯只是谐音而已。实际上，在北魏时期就有“源”这个姓氏。而且，居然是与北魏王室拓跋氏＝元氏在原本的远祖时代为同族之秃发氏。

虽然秃发这两个字的组合会让人产生有趣的联想，但也只不过是与拓跋相同发音的音译汉字。也就是说，秃发与拓跋原本是相同家族。

秃发氏在匈奴帝国体制大崩解之后，出现了檀石槐的鲜卑帝国，而且在几乎是一瞬之间崩坏的公元2世纪的草原、中华大变动时期，以屈指可数的强大独立政治势力之姿，走向与近族拓跋氏不同的道路。以祁连山南方、青海地区为主要根据地，建立以中华方式命名为南凉之政权，到了公元414年，当秃发氏的河西王国灭亡时，成为最后皇帝、著名的秃发檀的幺子破羌脱逃出首都乐都，奔向北魏英主太武帝之处。在《魏书》中记载，热烈欢迎其到来的太武帝如此说：“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

你虽然与我的来源相同，但因为物事推移而成了别的姓氏。现在就以“源”为姓氏可好？

于是曾为河西王国王子的秃发破羌就改名为源贺。“贺”这个名字也是在这个时候由太武帝所赐，应该也是包含了祝贺其到来之意。

在这之后，改为源氏的秃发氏就以北魏王室分支家族的地位，变身成为拓跋朝廷具有权势的家族。源贺的孙子源彪在北齐时代成为秦州刺史，其子源师民在隋朝时成为刑部侍郎。此外，其孙源干曜更是高升成为唐朝宰相。从北魏开始到唐朝为止，源氏的荣华富贵一直延续。源氏正是在拓跋国家处以“赐姓王族”之姿，成为可媲美元氏的贵族名流中的贵族名流而持续生存。

太武帝在赐姓予秃发破羌时，其想法到底是因为与自己同源所以赐姓“源氏”，还是因为“元氏”这个姓氏事实上在此时已经存在，只是被后世认为是在稍后的孝文帝时代才有，所以太武帝判断若是使用与“元”同音同义但不同字的“源”，就可以将其当作准王族并给予优惠待遇，是个可以兼具两者之良策美意。或许这两个原因都有。但不论是哪一个，都是一个充分意识到“源”而给予的赐姓。

回过头来说，在日本赐姓王族的“源”姓氏又是如何呢？有几个姓氏是被称为皇族赐姓或是皇亲赐姓，最早被赐予的是公氏及真人氏，到了公元8世纪时则有橘氏、平氏、在原氏以及源氏等的朝臣姓氏。在这之中，虽然橘、平、源为单字姓氏，但因为橘氏是由橘宿氏而来，与在原氏同为纯粹来自日语的姓氏。剩下的平氏及源氏，看起来就很像汉风格的单字姓氏。平氏这个姓氏只赐予桓武、仁明、文德、光孝等平安初期的天皇子孙。

但是在公元814年时，因为嵯峨天皇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理由，将自己大量的皇子及皇女赐姓为源氏并全部降为朝臣阶级，迅速地都只集中于源氏，到了清和天皇以后更全部统一为源氏。故有淳和、仁明、文德、清和、阳成、宇多、醍醐、村上、花山等源氏。

平安中期以后，中央宫廷及政府分为以藤原氏族及村上氏为主要核心的两派源氏赐姓王族。在地方则除了以平氏及藤原氏为姓氏的政府官员及地方豪族之外，还有作为武士家族栋梁的清和源氏开始兴起。

为何嵯峨天皇会采用“源”这个新的姓氏呢？身为笔者的我没有定论。因为同时和父亲的桓武系平氏与亦兄亦敌的平城系在原氏进行对抗，故选择不常见的新姓氏之动机，应该就在于此。

但是有两点是确定的，其一让单字姓氏的“源”发音为“みなもと”（Minamoto）；其二是“源”氏压倒平氏、橘氏、在原氏，成为如文字般的赐姓王族代名词。

嵯峨天皇固然是最早将源氏赐姓给自己孩子的天皇，但实行同样作法的天皇，大家都非常通晓中华文化。包含宫廷及政府，这是一个中国式教养颇具势力的时代。

当然，就算嵯峨天皇等是以包含天皇家族为“源”的意涵，而独自发想出源氏，也不会太过奇怪。尽管如此，仍很难想象会不知道唐朝时有“源”这个姓氏的存在。况且，遣唐使的派遣还在持续进行中。

尤其是实行首例之嵯峨源氏的情况，著名人物有源信、源融、源拳、源顺等，不只是单字姓氏，甚至全都是单字名。作为日本式的雅名，只能说非常地异于寻常。就算说是汉式的名字也没有什么问题吧！为了与唐朝、新罗及渤海等对应、接应，即使只是单字姓氏也就相当足够，若更进一步地连名字也都彻底地使用单字名时，毫无疑问地是“国际人”吧！

相反地，若以唐朝人士及完全地转为中华式命名的新罗、渤海之贵族显要立场来看的话，没有固定姓氏的日本天皇家族真是个奇怪的存在吧！新罗王室的姓氏为金氏，渤海王室则为大氏。全部都是简洁易了、灿烂辉煌的单字姓氏。

为了不落后这些国家且可以与超级大国的唐朝李氏媲美，其姓氏一定要有些典故根源。若是采用过去拓跋王室之元氏，就会变成如同李氏的家族血统，既令人畏惧，感觉也像是挖苦。因此，若采用其分支家族的“源”氏，的确是贵族名门风格，也有点谦虚的印象。

相较于金氏及大氏，“源”姓不仅与唐朝李氏有渊源，也具有更多的中华形式，因此就决定采用“源”。而将其当作日语直接发音为“みなもと”这一点也相当不错。

当然，这是外行人对于日本史的想象。但若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情势及唐朝的来历，的确采用“源”这个单字姓氏较合乎道理。

这个判断的恰当与否，就留给日本史专家去探讨。但日本平安时代以后的赐姓王族最大姓氏“源”氏与拓跋国家的“元”氏、“源”氏之间的关连，的确是相当有趣。

不过，拓跋国家的情况却是因为统治阶级为复数核心结构，在意图下实施汉姓，才会出现“元”氏及进一步的“源”氏。另一方面，在平安初期的日本，是个统治阶层实际上集中于天皇家族及藤原家族这两极的双核心结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新的“赐姓”导入，以及由其衍生的“源”氏之采用。——这种根本性差异点请多加注意。

草原版的“三国鼎立”

如同柔然国家的成长、发展，从公元5世纪开始到6世纪中期，在中亚地域，被通称为白匈奴的军事集团渐趋强大。关于这个名字，在汉文文献中则写在嚈哒、悒怛。

白匈奴的起源并不清楚。但由其建立了庞大的势力范围来看，应该是聚集了各式各样种类的部族，而成为政治权力主要核心的正是游牧民集团。这些人似乎是使用伊朗系语言。

白匈奴的主要根据地是在兴都库什山北边山麓所谓的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尤其是切割入帕米尔高原最高处的狭长型巴达赫尚溪谷地形区，就是他们最佳的牧草地带。可以利用高低差的这个溪谷地形附近，即使到了今天依然是屈指可数的游牧民天地。

白匈奴更进一步地，也扩张至兴都库什山南侧。尤其是在干燥与湿润两个世界交界处的西北印度要冲犍陀罗，被称为特勤的嚈哒王子率领军团驻守于此地，统辖包含旁遮普（Punjab）地区的白匈奴“印度疆域”，所谓的特勤在突厥语中是指王子、诸王等，也就是类等于国王的可汗、汗等王侯。

此时，佛教圣地的犍陀罗呈现低迷衰微。这就是所谓的白匈奴“毁佛”。经常可以听到是由于蛮横、粗野的白匈奴，让佛教文化活动受到压迫，而该地林立的佛堂、伽蓝则是令人追溯历史的遗迹。

但那是调查西北印度佛教遗迹的20世纪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Albert Marshall，1876年—1958年）无理的解释，他为了要找出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年代架构，在太过求功心切下就直接将自己挖掘到的遗迹状况配合汉文佛教法典，称其为“毁佛”事件，这完全是简单捏造的谬论。

游牧民破坏了佛教的这种印象，占据了许多人们的心。因为很容易了解。仅依赖人类“常识”的“容易了解”，有时会建构出庞大的假象。

当马歇尔稍带漫不经心地叙述时，某种“功名心”蛊惑了他。希望自己现在发现的事物能比现状获得更大评价的这种心情，会推动人前进是常有之事。

这个在世界上享有高知名度的白匈奴“毁佛”是个捏造的幻影一事，由身为中亚考古学者日本代表且对汉文史料也很熟悉的桑山正进以日文及英文在海内外公开发表。以多年来在阿富汗王国及西北印度实地进行遗迹调查为根据的细心考察，压倒了所有书籍。虽然犍陀罗佛教确实呈现低迷衰微，但却是因为交易路线改变让犍陀罗失去经济能力而导致的结果，与白匈奴毫无关系，以上是桑山的说法。

白匈奴在全盛时期，统治了北起天山北边山麓、南到旁遮普地区的广大疆域。另一方面，东方边境与塔里木盆地南边的于阗王国相邻，西方边境止于伊朗东部的花剌子模。

在帕米尔高原西侧以这种呈现南北纵长形式所建立的国家，早在贵霜王朝时期就已经有先例。出现于公元1世纪到2世纪间的贵霜王朝，是以迦尼色迦王（Kanishka）对佛教的保护而闻名。实情是，这只是佛教信众如此声称。如迦尼色迦王等贵霜王朝的国王，在印度次大陆中稍有特殊风俗及文化传统地域的西北印度，以“庇护”之名控制了具有相当力量的佛教教团（当时已经教团化）。简单来说，就是统治的手段。

顺带一提，这样的情况在印度次大陆建立第一个真正疆域国家的摩揭陀国（Magadha），也就是孔雀王朝（The Maurya Dynasty，公元前324年—公元前185年）的创立者旃陀罗笈多也是采取同样作为。之后，佛教端赞颂为“佛法拥护者”的旃陀罗笈多也只不过是再次以作为统治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利用了佛教。总之不局限于佛教，在特定宗教、宗派纪录中，明显地有仅适用于该集团的理论。所谓正确地掌握情况及客观事实，不少经常是在距离遥远的状况下做出的描述。一个人要同时共存有所坚持的心、不偏颇的精神，或许有困难之处。在历史研究中宗教文献的比重，大致上是随着时代越古比重越高。光是这一点，就必须要厘清事实与偏差。

从公元10世纪开始到13世纪初的古尔王朝也是相同情况，其扩张形态为先将政治基地安置在散布在兴都库什山南北边山麓的溪谷及牧地（在这之前，尤其是前面叙述过的从昆都士到巴达赫尚的大溪谷及以巴格兰为中心、直径约有一百千米的盆地状草原，在历史时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再用其拥有以游牧民为主要核心的优越军事力量，大幅地将统治版图扩张到北从阿姆河到锡尔河间的绿洲地区开始、南至印度农耕世界。

在从公元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突厥族“西进运动”中，伊斯兰化的突厥族政治集团从中亚地域南下印度次大陆的局势，几乎从10世纪开始持续进行。这个行动让北印度地域连续出现所谓的德里苏丹各王国，接着建立了被视为第二个帖木儿王朝的蒙兀儿王朝。现今巴基斯坦也是这个庞大趋势下的结果。

将欧亚大陆中央地带以垂直方式贯穿而且控制了东西及南北贸易路线的白匈奴，是贯穿这个时代大波潮的先驱者（当然若进一步地回溯，在贵霜王朝就已经可以看到此趋势）。

此外，在这样的大局势中，还有一个势力浮现。在东方柔然及西方白匈奴之间，阿尔泰山到天山之间的地区，出现了由高车族建立的独立游牧国家。这是公元5世纪末期之事。高车的历史最早可以回溯到匈奴统一以前的丁零，主要核心集团可说是突厥系。另一方面，高车这个中国名字来自于他们使用了高轮子车辆。总之这并非是自己的称号，而是他人给的称号。

在这之前，社仑建立柔然这个游牧联盟时，高车族曾经一度被要求臣属。但是领导者阿伏至罗将族群移动到西方并且在持续与北魏联系交往下，于柔然及白匈奴的细缝间独立建国。

若以人种来看，高车国被评定为第一个由纯突厥系游牧民建立的“国家”。另外若以区域来看，也与之后清朝进行内陆草原争霸战的“最后的游牧国家”准噶尔王国相似。

此时的草原世界从东开始依序分别为突厥·蒙古系的柔然联盟、突厥色彩浓厚的高车及政权主要核心为伊朗系的白匈奴等三个游牧国家横向并列的形势。但是这个草原版的“三国鼎立”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这三国的东西方，分别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东边就是原本拓跋国家的北魏，西边就是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波斯萨珊王朝。北魏大概是具有浓厚的以游牧民为主要核心联盟的色彩，但另一边的萨珊王朝也是由七个主要家族为中心的复核心结构联合王权，而且主要军事力量是重装骑兵。在政权及国家的基本结构上，事实上与“草原三国”没有太大差异。但是根据地环境的差别及该地传承文化传统的差异，反而是明显的。

这三个国家及两个国家合计五个国家，互相联结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也彼此对抗。此时的原则就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敌人的敌人是敌人。”

此外，在以这样的情势为前提下将视野放大来看的话，南中国的南朝与东地中海地区的东罗马帝国大概也互相联结着不浅的关系及利害。总之，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七个国家（更严谨地说，公元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国后变成总共八个国家）串在一起彼此角逐。

历史以欧亚大陆规模进入了“国际关系”时代。虽然在这之前或许就已经有此类状态，但因为受到文献的限制，也就是所谓以文字记录的“文明”及其周边相关事物，终究也都不得不被局限住，难以掌握。

在史料方面，时代也早就改变了。还有，虽然信息量并非那么多，但有关于欧亚大陆整体的“时代状况”已经变得可以掌握。在此欧亚大陆规模动向的中心或是起点处，游牧民的存在是无可否定的。

在历史上罕见的七个国家或是八个国家的纠葛，是宣告“欧亚大陆时代”来临的第一声钟响。但是其角逐历程不过是半个世纪的事情。到了公元6世纪中期左右，非常突然地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角落出现了大幅改变、更加激荡时代及政局的大型游牧国家，那就是突厥。

贯穿东西方的突厥帝国、突厥

突厥是Turkic（Türk）的音译字。虽然也是个民族的名称，但是个超越其上的游牧民联盟之名称。总之，可说是国家的名称。

在日语里一般将其念为“とっけつ（Tokketsu）”，但宫崎市定主张应该念为“とっくつ（Tokkutsu）”。以日文汉字发音来说后者较好。构成集团主要核心的突厥，原本生活在阿尔泰山附近，归属在柔然联盟底下，以开发铁矿为特长并广为人知。

在公元6世纪中期，其中的一个家族阿史那氏的土门（意指万人队队长的Tumen之音译字，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匈奴冒顿的父亲头曼也念为“Tumen”）成为中心并巩固团结。在互相角逐的柔然与高车之间，以占有渔翁之利的形势而浮出台面。

首先在公元546年，先击破并合并了因为被夹挤在柔然与白匈奴之间而渐趋衰弱化的高车，接着也挫败了因为与高车、北魏长期作战导致联盟约束开始松动的柔然。在公元552年时打倒柔然可汗阿那瓌，掌握了涵盖从蒙古高原到准噶尔盆地附近的疆域。

突厥的快速攻击也持续地进行。土门之弟室点蜜朝西进击，开拓突厥的“西方疆域”。接着与萨珊王朝合作共同消灭中亚的白匈奴。结果，突厥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从锡尔河及阿姆河间的大绿洲地带到至少包含了兴都库什山地区。

此外，突厥的势力也到达西北欧亚大陆。在里海北侧到达顿河的过去斯基泰之区域，当时虽然有被称为阿瓦尔（Avars）的游牧集团存在，但突厥也将他们驱逐出境。从现今哈萨克斯坦草原开始到达南俄罗斯草原的西方“游牧世界”也成为突厥的疆域。

而遭到突厥压制的阿瓦尔族就往东欧迁移，以匈牙利草原为主要根据地并在多瑙河附近建立可被称为“帝国”的庞大势力，进而威胁到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及法兰西帝国（Royaumes Francs）。其存在姿态可说是第二个匈奴族。最后，阿瓦尔族在公元9世纪时，被来自东方的马扎尔族（现在的匈牙利国民祖先）并吞。东风往西陲边境吹入的这种模式，始终一贯相同。

就这样，突厥在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内，建立了东起满洲，西至拜占庭帝国以北，南到兴都库什山的庞大版图。世界史上第一个涵盖欧亚大陆东西方及南北方的庞大政治势力，至此出现。分裂为东西两个的“拓跋国家”，也就是北齐及北周，实际上也成为突厥的附属国。从其疆域及势力范围之大来看，应该也可将其称为“世界帝国”。

真不愧是游牧民，才更有可能形成这种不拘泥于人种及宗教等的畅通无阻的结构。

突厥正是个联盟。在突厥语中将这种联盟的政治、社会组织整体称为“il”或“el”（注：类似于汉文文献中的“部”“户”“宫”“帐”）。最终就是指人类的集团。但若特意地将其以现代词语表达的话，应该就是“国家”。虽说是“国家”，但不拘泥要有固定疆域，可以自由地移动、迁居，甚至只要有人们形成团体，就可以说是“il”或“el”，就是一种“国家”。国家是固定不动的这个一般概念，是农业国家及都市国家，更进一步地说是近代西欧以后的国家印象。尤其这个概念对住在日本列岛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深信”的“固定观念”。

顺带一提，在原本文献较多、状况也较容易了解的公元13、14世纪蒙古时代，代表“国家”含义的蒙古语“兀鲁思（Ulus）”，与突厥语的“il”或“el”几乎是同义字。例如，在20世纪初于吐鲁番盆地被发现、目前被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由日本突厥语历史语言学者庄桓内正弘解读的蒙古时代回鹘语文献之中，这两个词是一起以“il、Ulus”同义字重叠的方式出现。而且大概是指蒙古国家。

此外，还可举一个较为熟悉的例子，一般把在伊朗的蒙古政权旭烈兀汗国称为“伊利”。这个“伊利”就是此处说的“il”或“el”。

“伊利”在突厥·蒙古语（在这里要将这两种语言做出截然不同的切割，实际上是有困难的）中是指“部属群众之王”“国民的君主”之意。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就类似“国王”。

在以牧民集团联盟形成国家及权力主轴的这一点上，旭烈兀汗国也没有任何改变。正因其君主为牧民的主人，才更可被称为“伊利”。“伊利”这个在历史数据中无法见到的词语，实际上是根基于“伊利”这个君主称呼而在近代创造的语词。

值得注意的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被称作“兀鲁休伊迪”，这也可以说是与“伊利”同义的词汇（兀鲁休与伊利相同，伊迪则是指称主人的突厥语），指的都是牧民联盟首领。

作为中央欧亚大陆独有的“国家”概念，这个“il”或“el”以及“Ulus”具有极高的关注价值。若将欧美语系的“State”“Etat（原意为‘成立’或是‘发生’）”、拉丁语的“Res Publica（公共体）”以及日语的“くに（国）”等作个比较的话，会相当有趣。此外，阿拉伯语及被伊斯兰征服后的近代波斯语中，原本没有相当于“国家”意涵的语汇本身也可以引发出有趣的讨论。也就是说，虽然有代表宗教意义的“Dîn”但却没有适合国家意涵的词汇这件事，首先成为问题的就是在伊斯兰中东地区中最早企图转型成为西欧形态国家的土耳其。而且，这也成为之后伊斯兰各国难以进行“国家建设”的一个原因。没有词汇的这件事，就代表难以让该概念在人们脑中及心中萌芽（伊斯兰基本上政治与风俗一致、政治与宗教难以分离地联结着）。

被称为“il”或“el”的“突厥国家”是个除了可汗之外还有数位准可汗，另外还有叶护，以及众多被称为伯克的族长等各种“君侯”们聚集而成的联盟。

这些领袖都拥有大小规模不同的居民及领地。居民不限于只有游牧民，还包含了绿洲定居地域的都市民、农民、商人及手工艺业者等各式各样的人们。也就是以权力来说是联盟，以居民、领地来说是复合体。

突厥也继续承袭匈奴以来的游牧国家传统，以可汗为中心分别设有右翼及左翼。突厥帝国整体也是相同，而其中的几个政治单位似乎也都是如此（在汉文文献中，甚至可以看到左贤王、右贤王之称呼方式）。

以这种纵向及横向结构串联，被称为突厥的这个空前庞大集团，还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与以锡尔河及阿姆河之间为主要根据地的粟特商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如同在第二章中说明过般，自古以来都是以商人身份进行旺盛活动的粟特族人们，在突厥的庇护下，沿着联系亚洲东西方及南北方的交通路线设立殖民村落，东从北齐、北周相争的华北地方开始，西至拜占庭帝国及萨珊王朝波斯的疆域为止，扩张贸易网络。他们也成为突厥的政治及外交顾问角色，在内外两面支撑着统治机制。

拥有军事力量的游牧民与拥有经济力量的绿洲贸易民的共生关系，虽然从以前开始就可见到，但到了突厥与粟特族的合作关系时，则是以欧亚大陆规模展开，之后更成为撼动欧亚大陆历史的明显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突厥将涵盖欧亚大陆东西方庞大疆域整合为一这件事，顶多也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东突厥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并控制其周边区域，西突厥则是以天山为根据地并掌控中央亚洲及西北欧亚。可说是草原世界的东半部及西半部。

这样的东西分裂形态，原本在当初突厥国家开始急速扩张时就已经可以看到。以向东及向西的两组将负责区域分为两个的这个做法，最终就依照此形态分割。

一面是以广泛存在的突厥系居民为基础的同时，另一面是被大小规模地方部族势力割据的突厥政权，原本就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联盟。再加上，相较于庞大的版图，统合“国家”整体的中央权力却是相当微弱。此政治组织还未健全到可以维持“世界帝国”的存续。

庞大突厥的东西分裂为拓跋国家带来好运。分裂前的突厥让分裂成两个拓跋国家的北齐与北周俯首称臣。尤其是在人才及物资两方面都不及北齐的北周，从创立者宇文泰以来，对于突厥都是一味地屈膝恭顺听命。相反地，尽管说事实上是附属国的北齐，则总是建构着足以防备突厥攻击的应战体制。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北周与北齐国力的差别。

北周在宇文泰第四个儿子、第三代皇帝武帝（本名为宇文襧罗突，汉名为邕）时，对北齐进行多次攻击。但是到了公元564年，以柱国杨忠（隋朝第一代皇帝文帝杨坚之父）为主帅的东征军，是在突厥援助之下才进行，若无突厥的话就什么都做不到。为了得到“世界帝国”突厥的庇护及援助，武帝甚至在公元568年时迎娶突厥王族的阿史那氏为皇后。

在北齐方面，为了避免突厥、北周的联军来袭，也努力地博取突厥的欢心。若就突厥的立场来说，就是“将东西两者置于天秤，试以和战威胁”（宫崎市定，《大唐帝国》，河出书房新社，《世界历史》，1968年；中公文库版，1988年，第321页；岩波书店全集版，1993年，第247页）。

在突厥影响下的北齐、北周攻防战，北周方面的再三攻击出现成效，于公元577年时北齐首都邺城沦陷。在这之前两军于山西对阵时，就在突厥没有直接介入下结束，这也让北齐、北周的对立画下了休止符。来年的公元578年时，对于拓跋国家整合为一感到不快的突厥就吸收北齐残党并进攻幽州（现今北京地区），但是完成了华北统一的北周武帝就在认为应该要迎击而亲征之际，却突然生病过世。当时年仅36岁。

北周武帝就在让大家感觉到英明君主气息及新时代到来时突然去世，其实权就转移到父子两代皆为对北齐攻略之有功者且为外戚的杨坚身上。仅仅三年后的公元581年，杨坚就登上帝位，并以其世袭爵位之隋国公为依据，将国号改称为隋朝。拓跋国家的实体并未改变，只是代表者的王室及朝廷名称改变而已。

成为隋文帝的杨坚，是个阴险且冷静、城府很深的男人。在政权内部方面，为了防止北周王室复活而将宇文氏一族全部杀害。但讽刺的是，这却成为招致隋王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在对外政策方面，为了回避与强大突厥的直接冲突而展开巧妙的外交战术，引发诱导突厥帝国的分裂。公元583年的突厥东西分裂，除了原本就是分成两组管理体制之外，也是隋文帝的离间政策导致的结果（前述砺波护著作之第181页）。

隋文帝并利用突厥因分裂纷扰而无法动作之空隙，更进一步地南下进攻。对拓跋国家来说，并吞南朝是自北魏以来历时一个半世纪的期望。

在没有来自北方草原之军事威胁下进行的进攻江南作战，也因为南朝最后之陈朝真的是个微小政权而获取了轻而易举的结果。公元589年，中华本土终于又被统一为单一政权。这是距离东汉灭亡约370年、刘渊的匈奴族汉王朝出现后约270年的事情。

突厥帝国与拓跋国家可说是当一个顺利时另一个就会转为不顺的关系。

在短时间内实现巨大成功的隋朝，到了第二代隋炀帝（杨广）时太过得意忘形。拘禁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并以草原世界盟主自居，控制掌握了西方交易的青海地区吐谷浑（此王室也是鲜卑族裔），召集位于甘肃回廊主要都市张掖（甘州）北方及西方各国的国王及使节举行盛大晚宴，更进一步地直接将所有成员带往东方，讨伐从满洲到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恐怕隋炀帝是更想成为“世界帝王”。

但是因为远征高句丽失败引发了崩解狂潮。于是，时代交给最后且最长的拓跋国家唐朝。当李渊及李世民父子从驻守地山西太原向隋朝首都长安进发，在要一鼓作气往取得政权阶段迈进时，得到了东突厥骑兵军团的支持这件事，是个知名史实。此时为公元618年。

第一次“世界帝国”时代

成立初期的唐朝，也许是再度强盛起来的东突厥之附属国。即使突厥的颉利可汗从六盘山出发逼近到非常接近长安之处，并且架设一整排帐篷建立大型营区，唐朝政府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只能送给大量物资请他们回去。

但是这样的关系也立刻出现逆转。在东突厥统治下的铁勒、薛延陀等突厥系各部族开始进行独立运动。刚成为第二代唐朝皇帝的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30年，利用这个机会一口气抓到颉利可汗，不论是东突厥旧有领地居民或是立志独立的各部族，在军事力量及经济力量下一致地向唐朝要求怀柔，并且称唐朝皇帝为可汗而臣服。

接着让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屈服并且进一步地与在松赞干布（弃宗弄赞）领导下迅速形成国家的吐蕃和亲之唐朝的势力范围，一鼓作气地扩张到涵盖了东亚整体。太宗李世民被亚洲内陆君长们奉为“天可汗”之称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天可汗”也就是突厥·蒙古语的“Tengri Qaghan”。

中央欧亚大陆游牧民拥有普遍的上天信仰，尤其是突厥·蒙古系的人对于“Tengri”称呼的天及天神之敬意和崇拜，是超越时空、非比寻常的。过去，匈奴单于称号的开头也曾被冠上“天”。

以族谱来说是鲜卑拓跋部出身，不论是父系或母系也许最远都可以回溯到匈奴的唐太宗（拓跋部原本在过去匈奴帝国时代是位于统治集团的末端。李世民的祖母是出身于匈奴帝国时具有权势的谷蠡王嫡裔独孤氏。是以让北周静帝、隋文帝及唐高祖之父等三人分别都娶了自己女儿而闻名之独孤信的女儿之一），若从游牧民的立场来看，的确是个适合被称为“天可汗”的突厥·蒙古王者。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地以理所当然的态度来理解拥有“天可汗”这个称呼就代表中华皇帝立于游牧帝王可汗上呢？

在唐朝初期对草原世界的大规模发展中，不可忽视“拓跋国家”这个特征发挥了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大概成其根基处留有游牧民味道的军事组织及骑马战力，以及可从鲜卑开始追溯到匈奴的牧民传统及血统意识（事实上，不只是北魏王室及唐朝王室所属的拓跋部而已，拓跋联盟中具有权势集团之一、成为北周王室的宇文氏也是匈奴帝国的贵族显要成员之一）。不论是对统治者的唐朝或是被统治的君长、居民们来说，这些都是让唐朝的间接统治得以意外顺利地实现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隋炀帝明显迈向“世界帝国”志向很容易就会被贬低为鲁莽的野心，但事实上根源应该是出自于相同之处。

总之，这是因为拓跋国家才有可能实现的事。当将权力基础根植于“中华”的政权要往内陆世界大规模发展时，到底是要从根本处就与突厥·蒙古系的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或是要将其一部分的人拉拢进政权核心呢？无论如何这是仅限于和突厥·蒙古系有关系的非汉族王朝。

在交通、通信方式尚未发达的近代前期，当范围广阔的陆上帝国形成时，不可能仅靠单纯的“力量理论”。倘若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双方没有共通的“基本意识”，根本就不可能成事。

除了这种状况之外，在唐朝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中，也不可以忽视后续将要叙述说明的国际情势方面的好运。

另外一个突厥帝国，也就是所谓的西突厥，在突厥语中被称为“On Ogur”，也就是“十箭”之意。就如同其名，分权势力的分开倾向，在东突厥方面当然也很明显。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结为同盟共同攻击萨珊王朝等，虽然一时之间曾经很强盛，但不久就产生分成两派的内乱。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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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突厥保护下旅行的玄奘

顺带一提，进行印度次大陆取经之旅的玄奘，是在玄武门之变正混乱之时，违反从唐朝初期就立下的“国禁”，离境出发。时间是在公元626年到629年之间的某一年（玄奘出发旅行的年份，根据历史资料而有不同说法故没有定论。但当时的背景有唐朝最大的丑闻——太宗的政权交替“玄武门之变”，很容易引起联想）。

他的旅程最为辛苦之处，是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为止。因为他在天山山中的军营见到了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到庇护的约定，故毫不费力地轻松通过西突厥势力范围，在途中也持续进行闭关修行，穿越兴都库什山。

因为正处于全盛时期的西突厥势力范围完全涵盖这些地域，所以甚至说玄奘是在西突厥的保护下，才可以到达印度次大陆也不为过。玄奘很幸运。在玄奘自己写的《大唐西域记》及由其弟子之一慧立所著但后来被彦悰修改过的玄奘一代纪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因顾及唐朝政府而未写出这一段事实。

英明君王太宗去世后，由第三代高宗继承的唐朝在公元657年，派出由许多种族构成的西征军前往进攻混乱中的西突厥，成功地瓦解了西突厥后，还特意地分立两位可汗以利控管。此与过去统一时期的突厥帝国乐见拓跋国家呈现分裂状态并以和战两面手段进行煽动是相同作法。总之，突厥帝国的东西两部分都灭亡了。

此外，唐朝仍持续着好运。在这之前的公元642年，波斯萨珊王朝在奈哈万德之役（Battle of Nahavand）败给新兴势力伊斯兰·阿拉伯军队，帝国统治迈向崩解。皇帝伊嗣俟三世（Yazdegerd III）虽然逃往东方，但在公元651年遭到暗杀，萨珊王朝就灭亡了。在伊斯兰势力往伊朗高原东方发展时，萨珊王朝的残存势力也遭到驱赶而往东方撤退并在中亚地区各地建立亡命政权。结果，萨珊王朝的遗民转而寻求唐朝的庇护，有相当多的人迁居到唐朝本国。

这个结果让唐朝势力扩张到帕米尔高原西边为止。此外，以唐朝的两个首都长安及洛阳为中心，伊朗系人及其文化在中国本部中也变得显眼。在日本正仓院也可以感受到的波斯文化气息，就是起因于此。

会将唐朝称为“世界帝国”，就是指这种状态。首先是于公元657年压制西突厥，于668年与新罗合作共同消灭高句丽，并以674年萨珊王朝的流亡王子卑路斯（Peroz）来到唐朝时为全盛时期。在某种层面上，这也是拜突厥及萨珊王朝崩解所赐。

但是在公元682年时，旧东突厥帝国居氏从唐朝独立，并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再度建立第二个东突厥国家，即使在旧西突厥的中亚地区，也有突骑施等创建了各自的国家。

唐朝的“世界帝国”状态持续约25年，约相当于长达35年的高宗治世（公元649年—683年）之中、后期。这是继承持续30年“世界帝国”的突厥之后的短暂辉煌（唐朝的“世界帝国”是因为有突厥的“世界帝国”才能出现，这一点是相当明确）。因此，唐朝300年历史，并非全部都是“世界帝国”状态。经常可见的“隋唐世界帝国”等表达方式，不用说，就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说法。

突厥“世界帝国”之内容实质也明显是可疑的。唐朝的“世界帝国”也有点怪。

在蒙古高原、满洲、中亚、越南等间接统治地区，除了首要官员都护以外，配置了全部由当地具权势者组成名为“都护府”的独特政府机关。但这到底是什么程度的“政府机关”呢？老实说，只有称号是如同唐朝官僚机关、附属官员般命名，但在权力及资源方面却是被牵着走。会将这样的做法称为“羁縻政策”（羁縻就是牵着走的意思）也是相当易于了解。

终究只是暂时的统治，是个如蜉蝣般危险又微弱的庞大版图。只要当地人们丢弃了称号，庞大版图就会立刻消灭，唐朝就会回归到非常普通的中华本土规模。

不管是突厥也好唐朝也罢，无论如何，他们所成就的世界帝国起讫时间都可说是转眼一瞬间，但将未曾有过之庞大领域控制在视野内则具有很大意义。历史演变至此已经到促使具有这种决心之政权出现的时代。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拓跋国家交棒到唐朝这个最后跑者时，从东地中海到西亚为止，也就是在中东地区出现伊斯兰，并一鼓作气地变成庞大势力。这是一个可说是人类文明发祥地，具有古老风俗的地区。伊斯兰除了是一个具有非常古老传统及文化蓄积的社会外，也非常突然地崛起。在此有一个重点要提醒读者，伊斯兰是个融合世界。

无法仅用伊斯兰的要素来叙述伊斯兰。继古代埃及、巴比伦及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等“文化世界”的悠远历史之后出现这一点，具有相当重大意义。

尤其是将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的阿萨息斯（Arsaces）王朝以及萨珊王朝这些以伊朗高原为根据地的帝国传统以总结方式承袭这一点，对于以伊斯兰之名被涵盖在内的群体的走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简单来说，虽然伊斯兰对内代表宗教，但对外则同时带有浓厚的、明显的世俗性、政治性、渐渐扩大外围部分的发展性以及世界性的社会。

伊斯兰在转眼之间就推进到中亚地区并且在一段时间后继续朝着欧亚大陆各地扩大，同时得以使用陆地及海上两者之交通、贸易网络等事情，也全部都是建立在既有系统及状态之上而得以成立。近年来，被广为流传的“伊斯兰网络”，虽然真的难以理解“网络”这个词汇，但想表现的并非是伊斯兰的新创事物，而是先聚集了所有既存事物之后，再加上伊斯兰来者不拒的开放性格才更加发展。

当然，伊斯兰是个前所未有的独特存在。伊斯兰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宗教”，成为囊括了人类全部生活的“存活方式”。总之，虽然原本意义是宗教，但也是个牵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文明形态”。再者，在伊斯兰初期近似于爆炸性扩张之中，阿拉伯游牧民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当初只是阿拉伯帝国，成为伊斯兰帝国是在稍后之事。事实上，原本“Arab（阿拉伯）”是指游牧民。不管是从不同学说的语源起点到伊斯兰时代也都维持一贯相同的意思。在伊斯兰中具有浓厚的游牧民影子。

总之，在公元7世纪开端，西方的伊斯兰与东方的唐朝同时以具备“世界性”扩张之姿出现。若从公元6世纪开始观察此事，首先是突厥往北移，接着在东方出现唐朝，西方出现伊斯兰，贯穿欧亚大陆各自形成庞大疆域版图（若更进一步地说，以结果论，从公元7世纪末开始的欧亚大陆世界形势是由东方深具中华帝国风的唐朝、在中央处重复着集散离合状态的同时摸索新形式之突厥，西方则是变装为伊斯兰寻求再出发的中东，最后是位于西陲边境的微弱拜占庭帝国及法兰克帝国等串联组成）。无论任何一个，都是超越当时为止的“文化世界”框架之存在。

简单来说，虽然还不足以达到真正的“世界帝国”，但也是以接近的形态持续着，或许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