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公元1910年，度支部按照改革之后的规矩，制定第二年的财政预算。

四年前，清廷实行新政，将原来的户部取消，改为度支部，并根据与世界接轨的精神，创建了一套新的预算法则。

在新法则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包含了经常项、临时项和附列三部分。在过去的会计制度下，许多隐形的收入或者办公经费都没有列出，而在新财政制度下都载明在册。比如，旧制度只载明关税的数额，这个数额是扣除了海关（以及内部关卡）办公经费之后的数据，由于海关的经费混入了收入之中，变得很不透明，官员也容易做手脚，中饱私囊。在新法则下，海关的收入和开支是分开的，都要分别登记。

为了确保数字的准确性，中央政府还派出了财政监理去往各省调查数字的准确性，形成了财务监察制度。

由于细化措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两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三千零十六两，财政支出也有两亿九千八百二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两。

这份财政预算比人们预料的要健康得多，带有多样化的特征。税收的最大项仍然是田赋，但是田赋只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六点二（常规为四千六百一十六万四千七百零九两，临时为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盐茶课税（常规为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仍然是大项，与田赋收入相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两项是与农业相关的旧税种，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且还把不算农业收入的盐业也列入其中了。

其余大项为：洋关税（常规为三千五百一十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七两）、正杂各税（常规为二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厘捐（常规为四千三百一十八万七千九百零七两）。

除了这些比例，还有一项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企业相关的收入——官业收入（常规为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占了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比例已经接近农业税。

有的人认为，这样的财政报表带着很强的搜刮性质，但从另一方面讲，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在脱离原始的农业模式，向着工商业模式过渡。农业虽然仍很重要，却已不是唯一，支撑了历代王朝的盐业专卖的重要程度也在下降。

在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是军政（常规为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一十一两，临时一千四百万五百四十六两）和交通（常规为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为七百八十万四千九百零八两）。

令人扼腕的是，另一项重要的支出显得格外扎眼：对外赔偿款。清政府的对外赔偿款分为三部分，分别由各省、洋海关、内地关卡按年摊还，这三部分开支相加，达到了五千一百六十四万九百五十九两。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康熙、乾隆时期的财政状况，政府全年的收入已经不够偿还赔款之用。

即便到了公元1910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三亿，但是，大部分的项目都在经济体内运转，甚至不见现金，只有资源流动。而赔款的五千万两则是现金流和净流出，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可想而知。

即便压力巨大，晚清的政府仍然试图维持着脆弱的财政平衡。但是第二年辛亥革命随即爆发，在袁世凯的压力下，皇帝退位，中国由此进入了共和时代。

这份财政报表也成了集权时代遗留的纪念品，让人们看到了从汉到清这两千多年来财政高峰时期最后的幻影。

其实，清代社会学习西方的速度并不慢。从1840年起，在西方的冲击下，除了战乱时期之外，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中。

虽然大量外国货的涌入带来了贸易的不平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随后海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填补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与中国北方的小农经济相比，中国南方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社会，也乐于接受新的商业规则，民间社会的自发转向就是中国商业的收获期。它们必须在全球化的野蛮背景下打拼出一条路。

与民间社会的自发成长相比，另一场运动（洋务运动）却有着更大的争议。人们常常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官商运动，直接压倒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中国在进入近代化时无法发展出更健康的经济。

但是，任何一个后进国家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化时，都不能避免官商经济的发展。

当国门打开后，有两种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与海外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以及一部分上层官员。这两种人分别代表了民间和政府开始效仿海外模式发展经济。

代表政府的开明官员眼界最宽，且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导演了第一波近代化浪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积累了更丰富的资本和知识之后，才能引领第二波，取得发展并逐渐超过官员主导企业。在日本、土耳其等转型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最初是政府主导，随后民间完成接棒，进入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

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洋务企业，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棒，而它们跟不上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洋务运动，而是大部分集权制官僚仍然无法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因而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这也是问题之一。如果整个转型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等大部分思想守旧的老人死去，新上台的年轻人主导了政治进程，随后的转型会更加顺利。

如果要持续更久，就必须保证政治上的稳定性。同治时期，中国财政的稳定已经有助于王朝的持续，然而，新到来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碎了可持续的稳定。

甲午战争巨额的赔款，以及高昂的军费，终于让中国财政彻底失控。甲午战争之后的群情激奋，也已经让政府无法安抚民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化派与保守派都向更极端的方向演化，保守派默许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再次重创了财政平衡，清政府再也无法从巨大的失衡中脱身。

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