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有一首诗很好地表现出了乾隆皇帝努力应付他现身江南所招致的常常矛盾的意义。从京城出发的一星期后，即1751年2月14日，乾隆皇帝写下了一首《江南意》：

毛嫱白台及西子，

不必谋面人知美。

吴越山川罨画中，

传闻争羡亦如此。

吟诗好景说江南，

前此何曾一税骖。

观风问俗式旧典，

湖光岚色资新探。

早来小雪千林缀，

梅信依稀速邮置。

邓尉孤山似此无，

迎人跸路江南意。

身为心存批判意见的历史学家，我们最好要对乾隆皇帝这些想法中最后的几点保持怀疑，若仅仅关注最后数句所表现出的诚实或真挚，那么对于此诗的解读就过于简单了。我们毋宁可以这样问：从修辞、思想性以及象征意义来看，这首诗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整体效果？回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关注这首诗的主旨和寓意。

首先，乾隆皇帝将江南著名景点的诱惑比成是毛嫱、白台、西施的性吸收——她们是三位传说中的南方吴国和越国的美人。诗的第二节（第3—4句）表达说：“吴越山川罨画中，传闻争羡亦如此。”这里乾隆皇帝仿用了一个至少可上溯至十一世纪的古老传统，将他自己和读者与江南风景的关系，赋予性别（甚或是性）的意义。

这将我们引向第二点。乾隆皇帝明确将江南负有美景的声望，视作士人阶层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通过绘画和诗歌的创作建立并传播，而诗画是与士人雅兴联系密切的领域，这至晚也是从十一世纪就开始了。乾隆皇帝知道“吴越山川”，不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而是因为它们已“罨画中”，并且如诗中所说让人“传闻争羡”。在这个意义上，江南名胜的吸引力很像三位美女——毛嫱、白台、西施。人们不需亲见她们，就知其美丽。质言之，在开始南巡之前，乾隆皇帝与江南及其景致邂逅与认可，大半已经通过士人观光文化的棱镜折射了出来。

在阐述了这些并达到该诗的中心内容后（12句中第6句），乾隆皇帝也建立了一个修辞支点。通过精心设置的修辞，他否定曾经“税（脱）骖”而观光。乾隆皇帝以第一人称的语气（作为马背上的统治者，这不是偶然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讨论），用经典用语“观风问俗”——两者都是“式旧典”——来表达他现身南方。“湖光岚色资新探”，尽管亲自来了，但他还是费尽苦心要表明，虽然肯定做得到，但他不完全乐意投身于那种“已内在化”的士人游客所表现的抒情。考虑到写此诗的情境，这需求一个微妙的触点。乾隆皇帝小心翼翼地避免径直否认江南美景。然而，他（在第9句）表现出了士人审美的得意（“早来小雪千林缀”），但这只是为证明他的文学功力。接下来，在下一句诗中，他又一次将自己与这一写作美景诗歌的癖好保持距离：“梅信依稀速邮置”。这首诗的结句部分，乾隆皇帝将他巡幸邓尉、孤山等同于因紧急事务而疾速经过驿站时所看的梅花一样。最后，他断言，“江南意”不是在著名景色中而是在“跸路”的“迎人”中。易言之，皇帝巡幸江南的目的不是观光，而是观察出巡路线沿途百姓的感受。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背上统治者的形象，它喻意着勤政，也有着人们能感觉到的意义：“观风问俗”（第7句和第12句）和否认观光（第6句和第10句）。乾隆皇帝和他的心腹满洲大臣、两江总督尹继善，精心阐述了1765和1780年第四次和第五次南巡中“速邮置”的喻意。1765年，在苏州西郊支铏山、寒山游览时，乾隆皇帝写道：“几称片时间，大吏称驰驿”，在诗注中他解释：

游览所至，略观大意即行，尹继善比之“驰驿看山”，然过而不留，片时间适足矣，谓之“驰驿”，固当。

数星期后返程回京，圣驾在扬州停留时，乾隆皇帝游览扬州西北郊的平山堂，写道：“去时春仲来春暮，真是春光马上看。”他继续写道：“坐惟片刻未斜晖，问景听称驰驿飞。”乾隆皇帝又一次在诗注中解释了这一看法：“尹继善每称游山似驰驿，然过而不留，实予本意耳。” 15年后的1780年，当第五次南巡回程至苏州西郊，乾隆皇帝又重复了同样的认识。我们下面还会回到这一马背上的比喻。现在，可以总结我们对于《江南意》的解读：乾隆皇帝意欲强调体察民情，而不是悠闲地欣赏梅花。

我们也需很好地体察乾隆皇帝诗歌创作更具体的历史情境。“江南”当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指称，其含义可以是地理的、行政的和文化的。乾隆皇帝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不同并留下了相应的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写作《江南意》时根本不在江南。其时皇帝一行还在京畿地区，甚至还没有向南进入山东省。1751年2月28日，确切地说，在写下《江南意》的两星期后，圣驾才进入江南地界。乾隆皇帝写了一首十分切题、名为《入江南境》的诗，以纪念这一场合。其中他写道：“江南至矣犹江北。”正好过了两星期（只是巧合吗？），圣驾就渡过长江，进入了地理—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即《江南意》中所指的江南。换言之，在圣驾抵达“江南”之前的整整一个月，乾隆皇帝已经预料到了他个人会采用士人游客的立场，而这通行的立场对他来说就成了问题。人人铭记于心的江南著名景致，实际上要求他完全分享精英观光文化。在《江南意》中，乾隆皇帝不仅寻求认可，而且也抑制并抵消这一套共用的假设和意义。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不能并且也没有否认江南不容否认的灿烂辉煌。若那样做，将冒着破坏那些来自这一地区汉族精英文化情感的风险，更不必说甘冒显得不熟悉古老的中国风景画和诗歌的文艺传统的风险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偶尔且有限的对于当地环境的欣赏，混入到对高尚的孝道和勤政的表白之中。乾隆皇帝框定并由此抑制了他对于江南胜景的承认。《入江南境》很好地解释了这最后一点，值得抄录全诗：

袅袅东风拂面春，

春乘鸾辂举时巡。

江南至矣犹江北，

我地同兮总我民。

袛厪观方怀保切，

岂难解泽惠鲜频。

更欣余事寻文翰，

秀丽山河发藻新。

这首诗的主体部分扼要重述乾隆皇帝到达江南并重申他自以为高尚的目的：对臣民“观方”，“怀保切”，施“泽惠”。作为诗人和君主，乾隆皇帝事实上仁爱地拥有着江南及其居民（“我地同兮总我民”）。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特别令人惊讶，因为它们不仅与其他诗句明显不同，而且也与就在两周前的《江南意》中所表达的观光思想相抵牾。当然，在《入江南境》中，乾隆皇帝陈述他“寻文翰”乃“余事”。然而，“秀丽山河发藻新”，表明他依然承认这有着一定的欢娱。我们如何理解乾隆皇帝用诗表达景致的突然热情呢？

一种可能性，乾隆皇帝没有将他的观光活动公之于众。这种解释的基础是，“寻文翰”不是指乾隆皇帝自己的文学创作，而是指移动的朝廷吸引了地方士人的写作。毕竟，如在第六章所详述的，这种诗歌交换是南巡的重要内容。这种推理的逻辑结论是，是地方士人，而不是乾隆皇帝本人，通过文学的创作，使“秀丽山河”长存。

表面上看这种解读有一定道理，但仍难以服众，站不住脚，因为就在同一天，乾隆皇帝创作了另一首诗《恭依皇祖示江南大小诸吏诗韵》，其中写道：“余暇寄山水”。这是说乾隆皇帝在南巡中不只是沉溺于观光，但是，他没有否认自己“余暇”时的欢娱。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首诗的结尾两句，这是他向江南地方官僚所讲：“兹来匪豫游，前徽勉无负。”乾隆皇帝就是这样，在迎合地方士人的品味和习惯以及否认观光欲望之间来回游移，所有的一切都在一首诗中。

那么，我们能否假定乾隆皇帝愿意——当然有些勉强——公开赞扬江南的美景呢？这也存在着问题：我们如何能将乾隆皇帝对于观光的热情，与他约两周以前在《江南意》中如此清晰表达的矛盾情感一致起来？这一难题的解答在于，要看乾隆皇帝写作时身处的位置。我们（以及乾隆皇帝本人）上面已指出了，这时圣驾还未进入作为地理—文化上的江南地区，进入的只是江南省行政管理的范围：“江南至矣犹江北”。更准确地讲，“江北”，也就是江南省位于长江以北的地区，是黄河—运河水利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网络的关键。在继续向南经过江北的两星期内，乾隆皇帝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亲视这一防洪、灌溉以及平稳运输漕粮所依赖的水利基础设施。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余暇”观光，对于乾隆皇帝作为勤勉统治者的公众形象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当身处或靠近江北时，乾隆皇帝极乐于承认他享受地方的景致，这就无足为怪了。

然而，当再往南，乾隆皇帝抑制住了称颂“秀丽山水”的意愿。当圣驾接近并日益深入江南，乾隆皇帝缄口不言他自己的爱好（但并没有说他没有能力），不同于士人游客惯常所做的那样赞美宜人的环境，他将一切观光动机归结为了恭奉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