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早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少数有识之士就通过了解夷情和总结鸦片战争失败教训，认为要制驭西方侵略者，必须引进他们的坚船利炮，“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林则徐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取胜”；监生方熊飞建议用西法制造战船150艘，分别置于奉天、天津、上海、乍浦、定海、福州、厦门、虎门等沿海重要口岸；魏源主张在粤东设立厂局，仿造西洋船炮弹药，呼吁允许商民设厂，发展民用工业，还要求设立译馆，翻译夷书，以熟悉夷情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开风气之先的经世思想家们在西方殖民入侵压力下开出的外来药。可惜，天朝雨过忘雷，“都门仍复恬嬉”，“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致使他们的“师夷长技”思想无从上达，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就声气孤寂而终。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之初，就尝到藉洋炮取胜的甜头。咸丰四年（1854），他上奏说，“水师事宜，以造船置炮二者为最要”，尤其合适的炮位最为难得。这次蒙皇上屡次降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在已先后送到600尊，都是选验合用的真正洋炮。因此“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本来按圣旨购炮的数量是1 000多尊，但只来600尊，他要求咸丰帝下旨饬催两广督臣，将剩余的数百尊夷炮，赶紧运到两湖来。除此之外，他还说“查有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及其子龚之棠精于造炮，自制铁模，与洋炮无异”，请求奏调龚振麟父子入其幕府造炮。随着内战的白热化及目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神奇威力后，曾国藩更加认识到西洋船炮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但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也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当他听说英军占领广东后，有一次被广东团勇伏击吃了败仗，很兴奋，以为侵略军尚打不过团勇，更遑论官兵，“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由是他批评“往者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在他看来，徐继畬的“张大”和郭嵩焘的“震诧”都过头了，其实英军“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益知吾圉之无虞耳”。

而事实是由于信息传递滞后，曾国藩根本不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展，在他发出此“高论”前一个月，英法联军已攻陷天津大沽，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美、俄两国趁火打劫，也分别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两年后，他接到“新刻英吉利、法朗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阅之，不觉呜咽”，认为“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其时距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烧的“庚申之变”已经三个月了，而曾国藩早在联军进京前，就已“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这时他完全失去先前的盲目乐观和自大，变成“不知所以为计”的茫然和慌乱。为此他心怀忧虑，寝食不安，“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比之“呜咽”和“悲泣”，“忧悸”更理性，更痛楚，因而也更能产生危机感。

“危机呼唤自强。”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曾国藩就在幕僚郭嵩焘的影响下，委婉地奉劝清廷要从长计议，自己造船制炮。“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此奏引起恭亲王的共鸣，他上奏说他也正筹划此事，现在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导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敕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次年五月，他上奏追问此事，“然购买船炮之议，曾国藩等现在是否办理，无从询知”。他认要根除太平天国这个心腹之患，必须造船，但设立船厂“非年余不成”，不如买船见效快，“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必可奏效”。对此，曾国藩力表赞成，称“恭亲王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但显然他的眼光比奕长远，“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也就是说，他赞成买船买炮不仅仅是为了镇压，还要自己制造，用来“剿发逆”“勤远略”。

然而，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经费紧张，购买外洋船炮遥遥无期。曾国藩遂决定自己设厂制造船炮，率先将林、魏等“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咸丰十一年（1861），安庆内军械所创立，先“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紧接着，曾国藩派人四处“访募覃思之士”，来军械所试制火轮船。无锡人徐寿、华蘅芳“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经江苏巡抚薛焕的举荐，被他奏请召入幕中主持造船工作，另有吴嘉善、龚之棠（龚振麟子）和徐建寅（徐寿子）参与其中。他们于次年造成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送到曾国藩营中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试演成功，曾国藩很满意，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又过一年，徐寿、华蘅芳等设计、制造了一艘小火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感觉不错，当即表示“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受此鼓舞，他广招新式人才，而许多有一技之长的怀才之士人也纷纷投奔而来。如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同治元年（1862）四月入曾幕，在编书局任职，校勘《几何原本》。同治二年（1863）五月，“工于制造洋器之法”的张斯桂和“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的张文虎，经李善兰引见，也被曾国藩延入幕中。同年，张斯桂、李善兰奉曾国藩之命，致函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邀其入幕。容闳不明何意，“诸友乃明白告予，谓彼等曾进言于总督，请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总督颇首肯，议已成熟，惟厂之性质若何，则尚未决定耳”。容闳经过一番思考，认为“中国今日欲建设一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曾国藩接受其建议，派他携带巨款赴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同治四年（1865），容闳购买的机器运抵上海，并入江南制造总局，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工大厂。后在徐寿、容闳等幕僚的呼吁下，曾国藩又于江南制造局下附设翻译馆和兵工学校。前者译出160种书籍，对引进和传播西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后者则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为中国近代的洋务事业提供了人力资源。

曾国藩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大手笔是接受了容闳提出的教育计划，与李鸿章一起积极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幼童出国留学之举。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很成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才了，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颇有成就。唐绍仪、詹天佑、梁敦彦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作为近代中国首次主动走向世界的尝试，派遣幼童留美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开创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留学欧美的先河，不仅因此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且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李鼎芳说：“曾国藩之思想虽极质实保守，然见他人之长，则勇取而不惑，遂开清季提倡洋务之先声。”的确，在幕僚的佐助下，曾国藩办军事工业，造船制炮；设翻译局，介绍西方文化；派留学，培养新式人才，每一项洋务事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可以说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