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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正统话语:马上“观民”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7-05 13:16:02 0


乾隆皇帝是以勤于政务而不是耽于游乐现身江南的,作为种种努力的一部分,他抓住了经典的“观民”准则。上面我们已见过这一词语,这里我将从乾隆皇帝1757年第二次南巡诗里再多引用一些例证。1757年3月20日,一进入江南,乾隆皇帝就向该省地方官员讲:“国本重为民……省方为观民。”后来,骑马经过常州府(位于苏州北面)时,乾隆皇帝再次设问:“南来缘观民,讵为赏烟景?”接下来,在到达苏州后,他宣称:“南来两务重,视河及观民。”最后,乾隆皇帝在到达杭州后,重复了同样的主张:“前岁灾鸿今稍安,观民不为事游观。”很显然,在出巡途中,这些倾向于日益紧迫的“观民”任务的主张,与努力驳斥皇帝巡幸江南主要是为享乐的认识,紧密交织在一起。

在《晴》这首诗中,乾隆皇帝阐述(回顾性地提炼)自己对于“观民”的理解,这首诗作于1780年4月25日,是在第五次南巡回程的途中:

快雨复时晴,

润暄欣适平。

行宫背北麓,

晓驾指南京。

巡狩巡所守,

观民观我生。

幸逢诸事吉,

惟益懔持盈。

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最相关的是第五句的一个长注,详述了相互联系的“观我”和“观民”的准则。乾隆皇帝自己指出,这一注释以朱熹给《易经》“观九五之象”的卦辞的一个注解为基础:“人君观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当观民之善否,以自省察。”这里的“观民”,包括了三层意思,每个最终都会对统治者的行为有影响:(1)观民心赞同还是反对你;(2)观民风是有益还是有害;(3)观民生是有序还是混乱。

朱熹对于“观民”的解释,与著名注疏家郑玄(127—200)、孔颖达对于《易经》、《诗经》、《礼记》注疏中经典的善政和仁政若合符节。我们应该将乾隆皇帝对于“观民”话语的使用,理解为文化安抚(或甚至“蓄意汉化”),他借此寻求确立自己成为经典及标准注疏中神圣政治原则的“儒家”卫道者地位。这种分析当然有道理。所有接受过经典教育的学者和官僚——不必考虑他们学术上或学说的不同(也就是宋学与汉学的对立)——都熟悉“观民”的准则,甚或在这一政治上受欢迎且文化上宽慰人的经典用语中,已找到了清统治的合法性。然而,尽管这种将南巡解释为一种文化的默认形式,不能说完全不准确,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只关注清廷迎合汉族士人理想的这种分析,会妨碍我们全面地理解乾隆皇帝行动于其间的更广阔的政治文化的复杂性。……柯娇燕已证明,清政治文化包括但不仅限于汉人或“儒家”的王权观念。更具体地说,乾隆皇帝是通过什么将民族—王朝的有效、开明领导权的要求扩展至文治领域,而无须放弃或“掩饰”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和差异的意识的?认真分析乾隆皇帝是如何娴熟地将经典所认可的“观民”准则与他南巡诗中明确谈到骑在马背上交织在一起,为认识这一活跃的行进队伍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欧立德近来描述了骑射在乾隆初期到中期(1740至1760年代),已转化成了满洲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第四章也已详述了,乾隆皇帝将骑射作为精练表述的“满洲之道”(Manchu Way)的一部分,这个词同时被认为显示并灌输了武力和更具一般意义的活力特性。巡幸活动深深地与这一意识形态目标捆绑在了一起。

需重申的是,在整个1750年代,乾隆皇帝日益关切满洲高级官员乘轿的趋势,视此是征服者精英懒散和堕落的标志。对此,他竭力以多种形式鼓励骑马。首先,他发布了一系列谕旨,明确禁止满洲官员乘轿。

禁令的必然结果是,所有满洲大员,不论文武,都要骑马。第二,乾隆皇帝通过亲身在始于1740年代的多次巡幸中骑马,努力树立更为正面的榜样。在乾隆皇帝看来,巡幸——包括他的南巡——乃是惯常做法,满洲例外主义体现其中,并通过它得到了保证。质言之,通过将他的朝廷置于马背之上,乾隆皇帝掌握了表现、保留以及促进民族—王朝身份和美德的机会。

在巡幸中骑马,符合朝廷在意识形态上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原则,但也加剧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紧张状况。汉族官员和精英都同意朝廷视骑马为军事实力象征的看法,然而,他们视武力和纪律乃官僚的为政之道(也就是仁政)理想的对立物。又回到第四章所讨论的,头两部正史——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将单纯以使用武力为基础的“马上治天下”的做法视为非正统的治理模式。乾隆皇帝十多岁在上书房读书时就已经学过这两部书,他像大多数汉族精英一样,自然熟悉陆贾这一由来已久的认识表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对此的熟悉,使得乾隆皇帝将“马上治天下”从一个非正统军事统治的、受人蔑视的标志,转变为民族—王朝正统和权威的特别标志。因此,乾隆皇帝通过他在出巡帝国时所写的诗作,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型,人们对此就无可奇怪的了。

乾隆皇帝通过诗作推动“马上治天下”正统化,既在内地也在塞外推进了朝廷的民族—王朝特权。1754年9月,乾隆皇帝在科尔沁境内狩猎,时值第一次平准之役,他得到消息,一群内亚的部落首领与大批追随者要臣服清廷,就立即下令军机处撰拟上谕,表示将为这些降附的首领及随从提供草场。为纪念此事,乾隆皇帝作《即事》诗一首,最后为:“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之治却又可。”结合1750年代的历史背景,当时清朝军队正在开疆拓土,远远超出了内地,那么,马上治天下的能力自然值得称颂,而陆贾的观点则不适用了。

对乾隆皇帝来说,更重要的是,重视能够做到马上治天下,超越了应对内亚草原的蒙古部落联盟这样的具体问题。在他看来,马上治天下,已促进了清朝征服中国内地并在征服之后继续为整个国家注入更具普遍意义的活力和纪律。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乾隆皇帝已将巡幸指定为马上治天下的一种精髓表现。

1753年初,乾隆皇帝开始了短程出巡,拜谒已故父亲即雍正皇帝的陵寝。在返京途中,他写下了《自东岭取近跋马至行营》,这首诗值得多引:

高乃听见亦取高,

东岭鸟道分僧寮。

回看来路固平直,

纡盘要当十里辽。

策马博壁下屴险,

控鞍何必耽逍遥。

细流往往出石激,

险崖强半冰未消。

马背上的活力和奋发感极其明显,这无须进一步解释。在这首诗接下来的部分,乾隆皇帝描述了骑马通过幽深且冰覆的山谷,到处都是茂密植被与浓雾。从深处山村传来的鸡犬嘈杂之声打破了这静谧的如画景色,促使乾隆皇帝想到山谷中许多以采煤和采石为生的居民。诗作的最后部分,在这一“观民”之后,乾隆皇帝最终抵达圣驾指定的宿营地:

行营卓午倏已至,

车徒落后舆儓嘲。

大吏前谢未修治,

待尔修治曷若稳驾轻舆遨?

马上得者未可马上守,

非马上守者又当毋忘马上劳。

在这两首诗中(都作于1750年代初),我们可以觉察出一种隐晦然而却又是与众不同的意识形态运动。《即事》一诗,让人们想到了“马上治天下”的军事弦外之音。乾隆皇帝的确将他从事草原战争和部落外交的能力,归于他娴熟的马上治天下。对于草原各种情况的熟悉,构成了进行有效的惩罚性远征的基础,并可以用足以维持生计的草场,成功救助投诚部落。

《自东岭取近跋马至行营》意识形态上的含义比《即事》丰富,是意识形态的向外延展。马上治天下的价值,不再限于塞外的非汉族地区和人口。乾隆皇帝认为,马上治天下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对内地的征服,而且也适用于对它的治理。乾隆皇帝将自己通过东岭整肃而英勇的骑行,与笨拙迟缓(以及可能更加官僚作派)的大批随从在组织与后勤上的一团糟,相提并论。换言之,乾隆皇帝将自己刻画为精力充沛的马上统治者,体现并最具民族—王朝的整肃和勤勉。他也传递出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问题:惯常于骑在马上通过崎岖不平地区,这一习俗,易使人不仅想到武力,而且也想到乾隆皇帝对于他的臣民——比如那些偏远山区村庄的居民——生计和苦难的更深思考。是以,乾隆皇帝将马上治天下的行动描绘成一种安全且仁慈的统治手段,因此,“当毋忘马上劳”。当然,这一最后的告诫也加进了民族的含义。乾隆皇帝相当尖锐地评论“未可马上守非马上守者”,这一倨傲的语气和民族含义,汉族精英不会看不出来。乾隆皇帝写作《自东岭取近跋马至行营》,时值圣驾接近金朝第一位和第五位皇帝——金太祖(1115—1123年在位)和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的陵墓,这不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只能是进一步证实了后一观点。

乾隆皇帝继续将马上治天下的概念精心构制为他南巡期间一种正统、嵌入了民族意义的有效、仁治的模式。我们在前几页已看到,他利用了马上统治者的“驰驿”形象,既比喻了勤政也否认了游览。这仅是包罗更广的模式的一部分,事实上,乾隆皇帝南巡诗到处都是对于自己“策马”“策骑”“据鞍”“乘马”“按辔”的刻画,尤其是当他视察沿黄河以及浙江海塘的重要水利设施之时。马上皇帝的此种自我描述特别多,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分析,但有一点很重要,值得注意,这就是,不论是在陆路还是经由大运河出巡,当通过省、府和县的治所,游览如扬州、苏州、杭州等主要城市郊区的名胜时,乾隆皇帝坚持骑在马上。他所陈述的理由是“马便于船,并百姓得以近光也”。当然,这一论断极具争议。纯粹从后勤保障的角度看,乘船经由大运河在支出上远为经济且“便利”(就是说,身体少受颠簸之苦),话虽如此,“每至城市,多舍舟策马过之”,却是一明确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解释说:“欲以观民,亦从民所愿也。”甚至是在乾隆皇帝离开江南、通过山东段的运河返京之时,他也坚持这一强制性的骑马做法。1765年,当船队接近东昌府治所时,乾隆皇帝创作了一首《策马过东昌府》,这首诗起句为:“南邦逢郡邑,按辔便民瞻。”乾隆皇帝对此有很长的注解:

南巡渡黄后,即循川途。御舟惟过郡县城郭,必遵路策马经行,既览闾阎景象兼便民瞻就。兹过东昌仿行之。

这一严格规定,明确将骑马的做法和先前讨论的“观民”的正统话语联系了起来。在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南巡中,乾隆皇帝坚持这一骑马规定。1784年,73岁的乾隆皇帝视察浙江沿海海塘时写道:“春月来观海,古稀仍据鞍。”简短的诗注再次申明了长久存在的做法:“每于城邑或乘马,便民就瞻也。”

正如这最后的事例所解释的,乾隆皇帝坚持在南巡期间骑马,既非源于行政也非源于后勤的需要,而是源自他强化民族—王朝意识形态的使命需要。在巡幸江南期间,乾隆皇帝将骑马的民族—王朝壮观场面正统化,作为视察水利设施和观民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在内地实现勤政和仁治的最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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