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矛盾态度相随的是挥之不去的焦虑，被一再的否认所掩饰着。乾隆皇帝的诗作到处都否认他只是在外出游乐。1751年，一抵达苏州，他就写道：
牙樯春日驻姑苏，
为问民风岂自娱？
艳舞新歌翻觉闹，
老扶幼挈喜相趋。
周谘岁计云秋有，
旋察官方道弊无。
八耳信疑还各半，
可诚万众庆恬愉。
乾隆皇帝的意思直截了当并以说教为上，这实际上颠覆了他说的内容。这种为了农事和地方政务起见，郑重其事要求地方不要庆贺迎接，听起来空洞无物，却是最受喜欢的主题。
第二天，乾隆皇帝“恭奉皇太后”游览苏州郊外的寺庙等名胜。其间，他处心积虑地避免作为士人可能会有的、用辞藻华丽的诗句对风光的赞美，他紧扣着的是平淡无奇的主题，例如，在游览位于苏州城墙西北著名的虎丘时，乾隆皇帝写道：
闲登海涌峰，
雨洗绿鬟浓。
古岭多留咏，
春郊尽力农。
海涌峰给乾隆皇帝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使他步许多士人游客及其留下的对于薄雾烟袅及翠绿欲滴景致的赞美的后尘。但是他力戒抒情的幻想，转向更为日常的农业话题。
数天后，在一首名为《夜雨》的诗中，乾隆皇帝更清晰地表达了他廑怀天气与农事间的密切关系：
北方此际惟虞少，
南国今来却虑多。
只论游观无不可，
重因农务望晴和。
在上面两首诗中，乾隆皇帝感知着周围的一切，但避免士人诗歌创作的情感喷涌。由纯粹文学标准判断，他诗歌性质的这种转向，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学史家那里他声名不佳。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并非对创作抒情山水诗不感兴趣，问题是，他的兴趣在别处。乾隆皇帝对于天气极为敏感，不是因为这会对他——或是他的母亲——的游览计划有影响，而是因为天气对于农事极为重要。当圣驾返程北上抵达长江，他在《闻京师得雨志喜》一诗中就回到了这一主题：
江南恒苦春雨多，
冀北恒苦春雨少。
苦少常年我惯经，
苦多今年始略晓。
江南冀北皆赤子，
目击耳闻究殊道。
麦将欲秀菜绽花，
春雨正佳未致潦。
苦多即目已纾怀，
苦少驰望燕云表。
置邮喜复接佳音，
一犁普偏令春早。
顷刻兼消两地愁，
况复溟濛烟景好。
在这首诗中，乾隆皇帝对于自然环境——雨、草、云、花——的认识和描述，通过关心行政和政治的棱镜折射出来。从文治角度看，农事最为重要，巡幸只是收集每年农事活动重要信息的一种手段而已。当然，乾隆皇帝简要地表达他对于面前“烟景”的欣赏，但那只是他诗作的最后一句，是在他的行政忧虑，通过他个人对于江南适量雨水的观察以及得到喜人的早种报告从而内心宽慰之后。换言之，乾隆皇帝对于“为诗而诗”不感兴趣。他诗作的决意不加修饰以及非抒情的风格，是精心规制的，意在公之于众，即便是通过风景如画的江南核心地区时，他也一直关注政务，不仅是南方的而且是整个国家的。
在后来的南巡中，乾隆皇帝保持着勤政的公共形象。例如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在1757年第二次南巡中，他写了一首诗给山东的大小官员：
未敢深宫自宴居，
省方展义每厪予。
接程移帐安犹便，
择向开轩费则虚。
乾隆皇帝在1757年3月20日写给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一首诗中，继续强调道路艰难：“幕府山边开幕府……清跸宁求一己娱？”接下来是更多的对寻求愉悦的否认，甚至当他在1757年又一次写杭州西湖十景之时亦然——第一首还是《苏堤春晓》：
重来民气幸新苏，
灾后犹然念厪吾。
此是春巡第一义，
游堤宁为玩西湖？
1762年第三次南巡写给江南官员的诗，可以作为乾隆皇帝相当程式化的驳斥闲暇游览并致力于勤勉和宽仁的最后一个例证：
别馆运河侧，
南巡此重经。
闲堪阅书史，
乐不在池亭。
惟切旰宵志，
匪耽月露形。
申咨大小吏，
有惠莫屯停。
考虑到篇幅（还有读者的耐心），这里就不再列举了，人们可以引述乾隆皇帝这种感受的更多表达。这样的诗作在乾隆皇帝众多的南巡诗中到处都是。
乾隆皇帝笔下流淌（没完没了）的这种大量的呆板诗作，不会令人惊诧，乾隆皇帝毕竟有着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击任何对他是肆意挥霍和不负责任的君主的暗示。他将自己表现为勤政、仁慈和恪尽孝道的统治者，通过他的诗作为媒介达到目的，我们会看到任何巡幸中的君主都会如此。即便乾隆皇帝朝此方向的种种努力显得矫枉过正了（他也非常反对），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一表白的激烈程度，与江南在文化上被认可并推崇作为欢娱和惬意生活之地的程度相匹配。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将汉族士人文化自身固有的张力转化为朝廷的有利条件。这一张力沿着十八世纪中叶两种人，即推崇归隐山水的“私人”和富于表现力的当下抒情高于一切的人，与支持更加“公开”或是有着文化革新以及说教的诗歌社会使命的人之间的裂缝表现出来。清廷自然与后者为伍，在此过程中，贬损或至少是削弱了前者。最后要说的极重要的一点是，乾隆皇帝的南巡诗也包括明确的民族—王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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