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公元2012年，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一个期盼改革的高峰时期。

这次呼唤改革的运动与领导人的换届同时发生。人们对新一任领导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期待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在人们期待的改革清单中，国企改革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人们希望国企退出所有垄断性行业，将资源留给民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换届的完成，领导人不负众望。他们首先大力惩治腐败，逼迫地方官吏束手服从。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

然而在所有的改革中，国企改革迈的步子却是最小的。许多主张市场完全自由化的人认为，应该取消国企垄断，让政府从具体的经济运营中彻底收手。但从现已启动的国企改革来看，虽然政府提出了股权多元化的主张，但是一条底线却横亘在人们的眼前，那就是：政府不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权，也不会完全放弃资源垄断。不仅没有放弃，甚至出现了许多加强垄断的迹象，在通信、铁路等行业，都出现了政府加强干预、重新合并企业以获得垄断地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政府的国企改革总达不到人们的期望？这项改革的底线何在？一场发生在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或许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当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成为历史之后，在昭帝刘弗陵和宣帝刘询时代，汉帝国进入了另一个稳定阶段。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与“文景之治”并称，史称“昭宣之治”。

汉帝国在武帝之后没有步入财政旋涡，而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武帝晚年已经放弃了耗资巨大的战争游戏，财政的额外支出得到了控制。战争和养官是政府最大的两项财政支出，当战争停止后，政府的花费已经得到了控制。

第二，昭帝和宣帝时期，特别是出身贫苦的宣帝，重新提倡节俭，舍弃了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了皇室支出。

第三，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幸运的是一次农业革命正在进行。武帝末年，一位叫赵过的人担任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一亩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粮食。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耕牛逐渐普及的时期，许多地方用牛力来代替人力，获得了更高的收成。赵过本人通过改进犁的构造，一头牛可以拉三个犁头，大幅度提高了耕种的效率。

赵过的农业革命进展很慢，最初只局限于关中地区，之后慢慢向外扩散，到东汉时，农业革命仍然在继续。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和效率，从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

不过，由于汉帝国的官僚体系已经膨胀了好几倍，对于盐铁工业的垄断也一直持续下来，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文景时期的繁荣。

在集权帝国内部，有两条规律在交错中起作用：

第一条规律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

第二条规律是效益递减规律。在制度创建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是在朝代中后期，使用同样的政策，效果却要打一个折扣。

在朝代中后期，复杂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型，特别是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便中央选择让利，但这一部分利益不见得能够进入老百姓口袋里，而是被中间的利益集团截留了。

昭、宣两位皇帝的改革必须在武帝已经设好的框架下进行。这时，政府的养官成本大大增加，由官员带出的利益群体则呈几何级数上涨。

在汉初，官员不插手经济运营。后来，官员以私人身份涉足商业。而自武帝卖官之后，官员和商人就彻底合流了。如果这时候再让官员从商业中退出来，不仅不可能实现，还会引起激烈的反抗。

汉昭帝时期，由于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而霍光又是汉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所以政策还不能与武帝时期背道而驰，只能打着武帝的旗号来换上一些不同的内容。

正是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农业的进步，昭宣时期逐渐出现新气象。崇尚自由经济的人们在昭宣新气象的鼓舞下，也指望更大的改变，期待皇帝能够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彻底回归文景时期，将武帝创建的国有经济体系废除掉。

在人们的心中，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应该恢复到小政府的状态中去。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当年，汉昭帝为了了解民间疾苦，让各个郡国推荐了数十位贤良、文学，也就是民间的社会贤达，到朝廷来反映民间问题。这些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到京城，就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当贤良、文学们控诉他亲手制定的政策时，桑弘羊自然坚决不同意，跳出来辩白。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讲究刀刀致命。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

包括明代最具反叛精神的李贽，在普遍“灭人欲”的背景下，他大胆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焦点从空洞的说教转回了民生。但由于他反对儒教过了头，看到贤良、文学要回归儒家传统就来气，故而他也认为桑弘羊的做法更加正确。而到了近代，相信“人定胜天”的历史学家更是把贤良、文学们贬得一文不值，而把桑弘羊捧到了天上。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次的讨论本应该成为事情的转折点，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国有企业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创建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西汉后期的皇帝也尝试过一次废除盐铁专卖。

公元前48年，汉元帝继位，当年全国出现了大水灾。第二年，在曾经富裕的齐地出现了大饥荒。这时，中央政府终于下决心不再与民争利，削减一系列的政府开支，同时取消盐铁官营，准许地方撤销常平仓。这次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年后，皇帝又悄然恢复了盐铁官营。

这是西汉皇帝最后一次试图恢复到以前的黄金时期，但随后他知道一切已经不可能了。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创建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改革，就会发现，它是一种理顺式的改革。由于社会经济运行了这么多年，产生了许多问题，所以，就由领导者出面，将这些问题都理顺。由于金融过于抑制，就做一些调整把民间资本引进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太庞大，就出台一些透明化的举措，防止泡沫的堆积；由于司法透明度差，民怨太大，就改革司法系统，让司法与地方政府离得远一点。

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这和当年“昭宣之治”的思路是一样的。汉昭帝时期采取了很多补救式的措施，包括尽量避免新的战争，不主动找麻烦，重新强调休养生息政策。

宣帝时期继承了这些基本政策。宣帝还特别注意吏治问题，采取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虽然两位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最终，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都被下层的官僚捞去了，虽然也有惠及民间，但由于官僚阶层的阻碍，效果要小得多。自武帝以来，随着朝廷介入经济的程度加深，出现了不少官商勾结现象。如果要向民间放权，必须击破这些中间层的力量。

宣帝经过分析，认为是吏治出了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必须整顿官场。宣帝的吏治整顿也并非汉代所独有，一般到了朝代中期之后都会出现一个设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试图将皇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但所有试图这么做的措施都只能暂时奏效。一旦放松了警惕，情况就会立即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