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

任何对于南巡中乾隆皇帝努力影响并赢得当地精英的探讨，若离开了考察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沈德潜（1673—1769），那都将是不完整的。乾隆朝廷与沈德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南巡如何推崇诗歌以及朝廷如何将某些学术品味为其所用。艾尔曼认为，沈德潜“可能影响到了上述所讨论的朝廷在诗歌上的新举措”。

沈德潜并非出自苏州望族，他出身于一个相对寒微但相当有名气的家庭。他的父祖都是有修养的士绅，以教授苏州更为富有家庭的子孙为生。沈德潜十二岁成为塾师，可能是由于家境窘迫。他六岁时，诗作水平之高已得到苏州士人圈的承认。不走运的是，天才和早熟的文学才能并不能保证科考中第，也不能谋得官职。沈德潜参加了十七次乡试，最后于1738年中举，时年六十六岁，早已不再年轻。即便是以当时的标准看，这也非同寻常。他的百折不回大概可能揭示他的家庭是何等执着于科名。

接下来的十年间，沈德潜找回了失去的时光。他1739年中进士，接着在乾隆内廷以及鄂尔泰（1680—1745）赞助下的私人关系网中迅速升迁。1742年他任翰林院编修，第二年入詹事府。在主持乡试和会试后，他入内阁（1746），任上书房皇子们的师傅（1747），最后担任礼部侍郎之职（1748）。1749年七十七岁时，沈德潜因病休致回到苏州。此时，他已与乾隆皇帝关系密切，建立了文学通信联系，这在他休致后还很好地保持着。

1740年代显然是沈德潜一生的转折点。之前，他成年的大部分时间身为廩生，准备乡试，追求他的诗歌研究（这一点下面会更多谈及）。康熙皇帝后三次南巡时，即1703、1705和1707年，他三十多岁。他从未得到康熙朝廷的注意，这一事实反映了他在当时相对来说名气不大。当然，到1739年，沈德潜已获得了足够的社会声望，因为乾隆皇帝称他是“江南老名士”。然而，他随后在苏州及围边地区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声望也极大有赖于他蹬蹭场屋——晚至1730年代末才中举，有赖于1740年代十年在京城为官，以及此后他与乾隆皇帝密切的关系，直到1769年去世。

沈德潜著作出版的剧增可以视作他社会声望日隆的指示器。1740年以前，沈德潜的著述出版仅限于三种文选（1717、1725、1739），一部篇幅很小的文学批评作品（1731），以及《浙江通志》中地图的解释性文字（1736）。这不是他作品的全部。然而，1750和1760年代，沈德潜凭借声望出版了他的大多数重要著述：诗文集（1752年有御制序、1759、1766、1767）、自订年谱（1764）、四部重要的诗选（1752、1753、1759、1761）。 1757至1760年间诗歌重新作为科举考试科目，当时整个帝国的士子们开始勤奋学习他的诗选，作为准备考试的一部分，这愈加巩固了沈德潜的地位和影响。

1749年沈德潜休致，成了苏州精英的正式一员，这可以从他积极从事各种活动看得出；苏州精英通过这些活动，培育着他们的集体认同。1750年代，他主持了长洲、元和两县方志的编纂，两者都位于苏州府。此外，苏州精英家庭，为了他们自己的敬宗收族事业，也借重沈德潜的高超文学技艺。1759年，蒋仙根（1698—1762）——苏州极富有家族的子弟，他既不缺乏有权势的同宗，也不缺乏文学的同道——邀请沈德潜为《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写序。曾抗拒总督黄廷桂的娄关蒋氏（见第五章）是苏州最著名的家族之一，与沈德潜的关系密切。同一年蒋仙根也邀请沈德潜参与另一项重要的事业——重建送春会。在蒋仙根看来，重新召集这一诗社是非常重要的家族传统，因为诗社最初是由他的父亲蒋深，恰在六十年前（1699）发起的。沈德潜同意加入，将自己日隆的声望借给了重建的送春会，同时也加深了他与顾奕禄、彭启丰（1701—1784）等诗社成员的关系——两人是苏州最受尊重的两个家族的后人。极可能是沈德潜与顾奕禄、彭启丰的结识，使得后二人邀请他为顾氏宗祠和纪念彭启丰曾祖彭正乾的宗祠撰写纪念性文章。当沈德潜为自己家族在苏州葑门外的东南郊建造一座沈氏宗祠时，他已将自己视作苏州极有影响的人物了。

当沈德潜在整个1750年代忙于巩固他作为文学名士与地方社会中坚分子的地位时，乾隆皇帝公开强调了沈德潜与朝廷的联系，尤其是在他南巡期间。1751年乾隆皇帝首次到苏州，就赠诗给他的这位昔日朝臣：

水碧山明吴下春，

三年契阔喜相亲。

玉皇案吏今烟客，

天子门生更故人。

别后诗裁经细检，

当前民瘼听频陈。

老来底越精神健，

劫外胎禽雪里筠。

皇帝的尊重及揄扬，同样也是力图抵消沈德潜在休致后所获致的独立权威和声望。当乾隆皇帝称现在享有很高的“烟客”声望的沈德潜为“玉皇案吏”和“天子门生”时，他提醒人们注意沈德潜以前（并继续）对于朝廷的依赖。在这一精妙的意识形态策略中，乾隆皇帝力免使用民族例外主义的话语，而是将自己装扮成有德的天子。

除了赠诗，乾隆皇帝也通过一连串的官衔和物质奖赏，将沈德潜紧紧与朝廷联系起来。在头两次南巡中，1751年乾隆皇帝恢复了沈德潜的原有薪俸和礼部侍郎衔职，接着在1757年擢升沈德潜为礼部尚书（从一品）。 1765年，在第四次南巡中，乾隆皇帝赠沈德潜太子太傅荣衔，并恩准将此（以及与他作为尚书应得休致薪俸）传于其孙。休致的沈德潜还依赖这些官衔和薪俸，人们一眼就看得出他依然是朝廷的休致薪俸领取者。而内阁学士职衔，是追赠给源自苏州的沈氏一支的三位耆老的。

沈德潜非常善于接受乾隆皇帝的主动表示，对于上面所引的御制诗，他以谦恭腔调步韵唱和：

归来游泳砚山春，

三载瞻云谊倍亲。

帝许林泉就闲客，

臣为歌啸太平人。

选言恐落元和后，

前席难忘宣室陈。

老去敢云颓晚节，

寸心窃比耐雪筠。

沈德潜跟随着乾隆皇帝，重申了他与朝廷的密切联系。同时，他设法降低日隆的独立声望和在当地积极活动的重要性。当乾隆皇帝提及由于沈德潜离开朝廷而天各一方时，沈德潜强调他不曾改变对于皇帝的忠心以及与皇帝日益的亲近。他称自己是“闲客”，而不是日益独立自主和活跃的地方精英，通过使用第一人称的“臣”，重申他与朝廷的密切关系。最后沈德潜谦恭并公开承认难以忘怀以前的职位，将自己的休致形容为处于被朝廷流放的严冬之中，如同雪中之竹一样忍耐着。

当然，其中许多都是必须要做出的姿态。苏州毕竟不是寒冷、萧煞的边地。而且，这种明眼就能看出的亲近迎合，是某种程度的矛盾情绪的标志，可能也掩饰了地方社会长期存在的根本性的民族（意识形态）紧张关系，这一点我马上就要探讨。而且，我们不应草率地将沈德潜的和诗摒斥为不真诚的奉迎之作。他将许多都归功于他与朝廷持续不断的联系，情况的确如此，在1751年南巡期间与乾隆皇帝联系后，“海内夸为盛事，吴中传作美谈”。尽管沈德潜在地方上的地位不必然直接随朝廷恩惠而变化，或最受此影响，但若离开了这一点，他在苏州将不复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如同任何地方的精英一样，他将皇帝的认可作为“地方硬通货”进行交易，积极设法在其他更多地方性权威和声望的形式中，利用他作为朝廷宠臣的身份。沈德潜自己也承认，若不是有以前给他的种种恩宠赏赐，乾隆皇帝就不可造访他在苏州的家。他的家包括一座皇帝赐名的书斋——教忠堂，以及一座佛塔，储藏着御赐金佛。他也在家以及苏州东南郊所建祠堂的突出位置悬挂御赐诗和匾额。最后，他进一步公开他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将上面所引诗歌唱和写进1761年版《元和县志》——这是在他主持下编纂的，以及他的自订年谱（约1764年）。

南巡使得乾隆皇帝和沈德潜再度公开确认他们的关系，对于乾隆皇帝来说，重申了沈德潜对于他的倚赖。然而，沈德潜也利用南巡进一步加强了他身为地方领袖的地位，以及他与过去和现在的苏州精英重要人物的密切联系。他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活动达此目的。例如，在备办乾隆第四次南巡中，沈德潜率领一群当地名流分别请求长洲、元和知县许治、周凤歧，建造一座广乡贤祠。该祠坐落在长洲、元和共有儒学的东侧，敬奉七位当地乡贤，包括康熙以来苏州最著名的四位人物：汪婉（1624—1691）、韩菼、张大受（1660—1723）、尤恫（1618—1704）。通过倡议此工程以及撰写最后刻入祠中石碑的祭文，沈德潜强化了他与这些最著名人物后人的密切关系，将自己置于一个文化的与平民领袖的长长脉络之中，从而巩固了他自己在地方的地位。

为了全面理解乾隆南巡时的地方机制，我们必须同时在内心中要有沈德潜的两种形象，首先，我们必须能够将沈德潜视为被拉拢的士大夫，他来自中等地位的家庭，为了在苏州及周边地区的崇高地位，他要依赖朝廷。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是有学识的士绅，有成就的诗人，拥有独立的自尊和权威意识，这种意识是在一种深具地方性以及日益竞争的环境中滋育并得以维持的。这两种形象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