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召试

中国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是形成精英的典范机制，通过此，清廷和地方汉族知名人士互相迎合对方的利益。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参加科考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能够赐予的功名额数，甚至科考中式也不能保证在官僚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身拥功名者远远超过了可以得到的官缺数。1761年为庆祝皇太后七旬万寿举行恩科，217名考生（从参加考试的5059人中脱颖而出）中进士，但在三年内，只有78人（占36%）膺获他们的首次任命。1761年这一科大多数进士在得到正式授官之前，不得不等待十年以上。举人的形势更为严峻，这一点乾隆皇帝也非常清楚。“无知”士人的愤愤不平和流言蜚语，迫使他在1765年将之公布于众，当时乾隆对这一问题给出了量化评估：

每科中额一千二百九十名，统十年而计，加以恩科，则多至五千余人。而十年中所铨选者，不及五百人。除各科会试中式外，其曾经拣选候选者尚余数千，经久愈多，遂成壅积，而直省员缺本只有此数。

乾隆皇帝估计，各省大多数举人不得不等候“动至三十余年”才能得到首次任命。这种情况加剧了汉族精英的窘迫和焦虑，不过，他们继续追逐科名，以作为地方特权和声望的标志，即便不一定能保证得到一官半职。乾隆皇帝也感到这种情势的棘手，“朕常中夜思维，筹所以疏通壅滞之法”。对此的一种改善措施是召试，这在乾隆每次南巡、三次东巡山东（1771、1776、1790）、四次巡幸天津（1773、1776、1788、1794），以及1761年西巡山西五台山举行过。

召试是一种经典的家产制赞助形式，由康熙皇帝早期试图招揽一些地方杰出人物的做法演进而来，尽管当时还不成体系。这一做法可能来自（至少是部分）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时对于苏州士人吴廷桢的处理方式。正式的召试在1703和1705年康熙第四次和第五次南巡时举行，当时取中七十三人，康熙皇帝赏赐白银并命他们到京师担任内阁中书。

十八世纪召试的种种规定见于《大清会典》。宣布巡幸后，皇帝将要前往之省的进士和举人以及贡监生，可以向所在州县的地方官员呈献自己的诗作。接下来，士子的名册及诗作，会上呈学政。巡幸路线之外的邻省（江西、安徽、福建）拥有功名者以及学子，要向他们家乡所在地的官员报名，这些地方官员将士子名册和诗作，一并交给皇帝将要巡幸省份（江苏和浙江）的学政。然后，学政和上司督抚商量，一同从各种名册中选择他们认为适合参加召试的士子。

这一规定，确保了在乾隆南巡期间，江苏和浙江学政，与江南督抚一道，在决定谁能参加召试问题上有很大的权力。然而，这些大员所享有的挑选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召试公开讲，旨在吸纳来自下层（也就是非官宦、无科名）家庭的有才能的拥有功名者和学子，因此对资格的要求相当严格。那些来自有功名家庭的最低等的官学生即生员，就不允许参加召试。此外，现任官员的族亲（兄弟、子侄、叔伯等）允许呈献诗作以迎圣驾，但不得参加召试。这些限制与十八世纪有名的繁复科举回避制度一致。乾隆皇帝的目的很明确，是帮助相对少有特权之人：“此等士子，因其父兄已登仕籍，均得邀恩以官卷入场应试，则自有出身之途，又何必于巡幸时进献诗赋，冀图录取，侵占寒畯之路？”

乾隆每次南巡召试，先是在杭州（圣因寺行宫），接着在江宁（钟山书院）举行。在考试当天，钦命的监临官和考官前往考点检查。考试期间，一支亲军陪同这些官员以保证安全并维护秩序。

召试的中式者分成一等和二等。赏赐依中式等第有高下之分。取中一等的举人或进士（这两者间没有区别）即刻被任命为内阁中书（从七品）。由于中式的人太多，因此取中一等的一些举人就被授予候补的头衔，凡京城或地方有适合的出缺，即行补授。中式一等的贡监生（也就是监生和贡生）钦赐举人，同时在内阁学习行走。最后，中一等的生员，径直钦赐举人。中二等的人数更多，他们得到皇帝赏缎二匹。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听取了谋臣傅恒、梁诗正[1697—1763]、汪由敦的建议），在1751年4月初杭州召试中就建立了这些规章。（这些召试的量化分析，见附录C。）

归根结底，乾隆南巡期间举行的召试并不是要扩大官僚任命的渠道，也不是要繁育地位已确定的士大夫阶层。这些召试遵循严格的回避制度，旨在吸引在地方上享有名望且仍相对独立自主的人物进入朝廷。因此，召试仅加速改变了一些名列一等（表C1）的中式者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下面会看到，都已在地方享上有一定名望。家产制赞助必然使得这一考试生机勃勃，通过这种方式，相对独立自主并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变得更依赖皇权。当我们注意到人数也不是特别众多的二等（表C2）人群时，这一家产制的机制就更为明显，分发给他们的声望标志物（缎二匹），成了任官的有意义的替代物。对于那些南巡召试中式的大多数有抱负的地方人士来说，召试主要是增强象征性声望，以及加强他们在地方上作为“士大夫”地位的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