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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阅武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7-05 13:15:18 0


然而,整个1750年代,乾隆皇帝对于甚至是他最为心腹、家产制的在京及各省军队的表现,依旧失望。如前所述,木兰围场是重要的训练、检验并保持骑射的竞技舞台:“朕每年行围射猎,正为使官兵等熟习骑射,不至废弛。”然而情况却是,在近十年的木兰秋狝之后,皇帝精锐的亲军还有各省驻防八旗军队步射技艺仍旧“平庸”。1750年6月乾隆皇帝阅视他的侍卫时,发现仅有七人能射中靶心,其余的都是“半途坠地不能到靶者”。乾隆皇帝尤其恼怒,是因为“侍卫更非寻常武员可比”,作为家产制专制统治军队的骨干,在制度上,他们被指定为“满洲旧俗”的旗手。他们负有保护皇帝安全的职责,“马步射尤关紧要”。因表现令人难堪,侍卫们罚俸三个月,他们的长官领侍卫内大臣罚俸一年。

各省驻防八旗也有着同样的困扰。一年前(1749),第五次木兰秋狝期间,乾隆皇帝考查四个省的驻防八旗,他们与驻扎围场的军队较射。检阅中,这些省里军队的技艺“生疏”,“弓软不及布把,甚至半途落地”。如往常一样,乾隆皇帝将怨气发到了各省驻防长官身上:

各省将军、副都统,俱有训练官兵之专责,除操演官兵外,并无别项官差。此事尚不经心,将复何事可办?今官兵技艺,该管大臣等不事教演,以致生疏,殊属非是。

乾隆皇帝看到木兰秋狝对于各省驻防八旗的武备没有多少推进作用,遂加强了对于驻防八旗的阅视。他颁谕:“荆州等四省将军、副都统、城守尉,令其留心训习各该管官兵”,并许诺“朕躬亲看,或特派大臣查看”。这并非空头威胁,乾隆皇帝在他西巡和南巡期间,确实检阅了驻防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的八旗军队。

乾隆皇帝的历次南巡,都在浙江省城杭州和江苏省城江宁的驻防城内的校场检阅军队。检阅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主要是驻防八旗和绿营军队参加的会操。为了联合阅兵,每省八旗和绿营各选1 500人,总数共3 000人。这种满汉会操的做法是1751年初制定的,当时两江总督黄廷桂和江宁驻防八旗将军保德认为可供检阅的八旗军队不足。他们指出江宁四分之一(约1 000人)的驻防八旗驻扎镇江(京口),从这个地方出发巡视长江和大运河的汇合处。其余的3 000兵丁,或是参与最后备办南巡工作,或是忙于他们的日常职责。而总督黄廷桂手下约2 000绿营兵,大多数正在全省各地执行日常任务。黄廷桂和保德认为“若满汉各自分操备阅,为数既少,队伍不密,似不足以壮军威而整肃观瞻”,他们强调检阅的视觉效果。他们请求举行会操,皇帝俞允。以后乾隆南巡期间所有检阅各省军队都遵循1751年的这一成例。

军队操演的前一天,驻防八旗将军和总督向行在兵部提交阵图和接受检阅各部队的名单以供御览。第二天,检阅开始,海螺吹响,八旗人马在阅兵台前各就各位。吹海螺的兵丁在校场左右侍立,信纛插在阅兵台对面,有五十丈远。火器兵在阅兵台前列队,面向阅兵台,距离四十丈远,骁骑兵排列在它的左右。这些队伍后面站立两队绿营兵。在火器兵前面,精锐的前锋营兵丁站在整个队列的中心位置,驻防八旗的骑兵站分列左右两侧。

操练的第一部分由驻防八旗的步兵和骑兵听命号旗和海螺所给信号进行演操。在这些队伍回到原位后,海螺停止吹奏。红旗摆动,火器兵枪炮齐放,一次两队。海螺吹响,两队火器兵前进一丈五尺。击鼓,两队炮兵前进;鸣锣,止步。如此七遍之后,骑兵开始护卫火器兵回到整个队形的后面。第十遍之后,所有枪炮齐发。红旗给出信号,火器兵列队形成七个开口即“七门”。海螺吹过,绿营兵第一队(排在火器兵后面的)前进入“门”,当他们与火器兵队伍并齐时,海螺再次吹响,他们止步,同时呐喊。当第一队向前走出二十丈时,第二列绿营兵也开始如此操练。这两队绿营兵并齐,火器兵——位于队伍后面——前进,而此时绿营兵散开,回到他们的原位。海螺再次吹响,所有的队伍回归原位。

除了合操,皇帝对于驻防八旗的检阅还包括其他很多活动:步射、骑射、花马箭、藤牌军、摔跤。水师、河防标兵(来自京口的八旗兵和驻扎太湖的绿营兵)的检阅,在长江江心的金山岛举行。尽管也为检阅乍浦(位于浙江省杭州湾北岸)的水师作了准备,但他们不是重点,乾隆皇帝或派一位大臣前往乍浦进行检阅或是将检阅取消。南巡期间,福建的一支200人的藤牌水师以及其他特种水师也定期前往杭州以东的钱塘江,接受检阅。然而,来自杭州和江宁的驻防满洲和蒙古八旗总是这些检阅的主要对象,甚至在上述的合操中也是如此。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各省驻防八旗的检阅是一场高度仪式化的演练,最后必定是每位指挥官与参演人员都得到赏赐。然而,在一些场合,乾隆皇帝剥夺那些技艺生疏者的奖赏,或是额外嘉奖表现突出的兵丁。换言之,皇帝的这些阅兵并非了无意义或敷衍之举。乾隆皇帝在纪念他于1762年检阅江宁驻防八旗的诗中重申了此点:

白下扼冲教,

将军分节符。

百年久休养,

一日此陈铺。

技奏桓如虎,

恩颁藻跃凫,

谩云循故事,

嬉武戒殷吾。

乾隆皇帝将南巡期间检阅军队,视为评估各省安全机器的机会,并且是必要时在制度层面上予以实质性改变的机会。例如,乾隆皇帝在1750年代重组了江宁驻防八旗,这与头两次南巡的阅兵有直接关系。先是1751年他取消了江宁驻防八旗的水师。接着1757年他在京口建立了一支水师,归江宁驻防将军管辖。

值得关注的是,谈及武备时,汉族士大夫显得急于站在朝廷的立场进行宣扬。例如,乾隆皇帝1751年抵达杭州,检阅该地区驻防八旗,当时钱维城(我们前面已谈及这位来自江苏的年轻艺术家和抱负远大的扈从)恭敬做诗一首,记述了这一场面:

玉帐牙旗天上列,

金戈练甲日边明。

新成南国风云阵,

旧是东方子弟兵。

七校熊罴储上将,

六师帷幄仰中衡。

春蒐讲武仁皇典,

重听车攻慰众情。

钱维城描绘了一种无法抗拒的敬畏感与期望,以及适合“东方子弟兵”的一以贯之的活力和纪律。然而,这些词藻华丽的诗作掩饰了乾隆皇帝自己的忧惧。

乾隆皇帝发现,“行间踊跃倍常情”,但他还是念念不忘军备的实际状况:“承平世恐军容驰,文物邦应武备明。……羽林旧将今谁是?”乾隆皇帝诗作上述最后几句暗指了康熙皇帝早年检阅同一驻防八旗的诗作:“羽林旧将分防重。”使用过往作战能力和锐气的典故,传递出乾隆皇帝对于当前这一代军事指挥官的疑虑。与乾隆皇帝自己对于形势更为焦虑的记述比照阅读,钱维城的著作似乎是诗歌的油膏,旨在抚慰皇帝深层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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