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

乾隆首次南巡中的一次关键活动，发生在1751年3月13日。这一天，皇帝一行进入江南。作为地理—文化地名的“江南”，使人想到旖旎风光、城市发达、消费繁荣、悠闲惬意、文化底蕴——所有这些可能会败坏乾隆南巡作为勤政、爱民、仁政活动的官方叙事。鉴于此，乾隆皇帝用一篇名为《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的文章纪念他进入江南。金山是长江江心两座主要岛屿中的一座（另一座是焦山），这里与大运河交汇，因此它是江南象征性的门户。

1749年11月，乾隆皇帝已经宣称要恪尽孝道——也就是恭奉皇太后欣赏江南景色，以庆祝她的六十寿辰——作为开始他首次南巡的基本理由（见第二章）。乾隆皇帝这篇金山文章的题目是将观光变成了一种性别化的活动以及称颂他对于母亲的孝心。然而，一年多以后的1751年3月，当圣驾到达江南的入口时，乾隆皇帝却在言辞上做了一些微调，没有将孝道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如同他早先所做的那样，而是将巡幸描述为帝王行动主义的最新例证：

朕惟省方观民，先王所重，时巡之典，虞夏以来尚已。我皇祖圣祖仁皇帝抚御九有，匪居匪康。

这里，巡幸是作为一种古老的活动以及身为统治者——不论古今——应有的勤政出现的，且给出了最近的事例。而且，考虑到江南省和浙江省在文化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乾隆皇帝声称，他“涉河渡江，不惮数勤”，为的是省方，获知百姓的疾苦。乾隆皇帝回应了于敏中在《圣德歌十章》（本章前面引述过）序中陈述的内容，重申他的巡幸只是始终如一的行动主义和仁政的证明。正因如此，皇帝早该巡幸“东南”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南巡不含闲暇雅致，相反地，它——以及所有的巡幸——象征着乾隆皇帝对于“居康”的拒斥：

朕临御以来十有六年，于兹蚤作寤思，宵衣旰食，兢兢惧一夫之不获，罔敢稍自暇逸。谒盛京（1743年），幸三晋（1746和1750年），巡齐鲁（1748年），游河洛（1750年），所在周察民隐，广敷解泽，而东南士民尚未得邀清问。

乾隆皇帝直到突出了这一最主要的意义和动机后，才又一次将向母亲以及祖父尽孝道作为第二位的理由：

然岁辛未（1751年）恭遇皇太后六袠万寿，朕将合亿兆望幸之欢心，以祝无疆。爰敬循皇祖旧典，躬奉慈舆届春南幸。

可是，乾隆皇帝立刻就回到了他自己在北方善政的话题：

上元前二日，发自京师。渡济、漯、汶、沂至黄河，周览堤工。遂泛舟逾淮以达于江，采民谣，询土俗。

当圣驾继续南行，乾隆皇帝对于他最主要行政使命的描述随之发生了改变，从江北的“视察河工”，变成了在江南的“省方问俗”。质言之，一进入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乾隆皇帝就宣布他来此的主要原因，是“观民”，这是长期以来形容开明以及宽仁统治——我们将在一定的时候进行分析——的一个用语。

作为有提示作用的《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包括冗长的王朝强化的陈述，旨在从修辞上减弱周边环境的伟大。当然，乾隆皇帝乐于承认，“顾瞻金山，上凌太虚，下瞰洪流，为江南诸胜之最”。很显然，这是他恭奉皇太后登高赏景的原因所在。然而，到达了金山顶，就在乾隆皇帝本应醉心于整个景色之时，乾隆皇帝的语气发生了改变。他描述了在江声山色间欢愉的人，接着指出：“丰水有芑，数世之仁也。”确切地说，乾隆皇帝指着康熙皇帝书写的碑铭，将眼前的和平繁荣追溯到康熙皇帝，当时，1699年康熙皇帝恭奉乃母孝惠章皇后南巡。乾隆皇帝看到康熙时期的这一碑铭，促使他将“嗣徽笃祜”称颂为清朝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乾隆皇帝看来，他正在撰写的此文以及南巡的主要目的，是庆祝圣母的母仪天下，而不是赞扬金山的自然美景。这里，在长江江心，在旖旎江南的制高点，恪尽孝道在意识形态上优先于迷人的景色。乾隆皇帝在文章的最后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若夫江天之浩荡，风烟云树之郁苍，与夫鳞昆甲族之神奇而变 化，虽遇目赏心，偶一寄兴，然朕之所以俯仰而忻惬者固不在此也。

乾隆皇帝的意思十分明确。尽管他也承认在金山之顶得到短暂愉乐的可能性，但他最终未从这里得到什么长久的满足。他对于王朝过去以及现在的皇太后持有真正的尊敬和赞扬，朝廷和社会的兴盛最终还要仰赖她们。

我们能够注意到，乾隆皇帝努力维持自我形象和权威的明确性别化内容。至为显然的是：勤政被认为是一种艰辛以及严格说来是属于男性的活动；观光被描述为给予身处政务和公共事务的官方场合之外的女人的自由放任。当然，人们希望女人在国内政务和家内事务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家庭或家族的治理也意味着王朝的治理，皇太后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女性家长，要为整个国家妇道做表率。但是这里，在长江江心，皇帝顺从他的母亲，而不是皇太后表面上的看景愿望，乃至为重要之事。质言之，通过摆正自己与两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的位置，乾隆皇帝寻求加强他自己的道德威信。一方面，他在《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中庆祝王朝为母之道的美德，另一方面，他已将江南景致比作仅仅一个月前在《江南意》中所写的诱人的南方美人：“吴越山川……传闻争羡。”通过将孝敬皇太后凌驾于任何他可能已感受到的江南美景之上，乾隆皇帝用具有高度性别化的术语肯定了他自己的孝道。在此过程中，乾隆皇帝强化了江南的性感，接着否认它许多诱人的装束——它的南方美女和撩人的景致（在文人的诗画中都享有盛誉）以及它华丽、优雅的环境，尤其是它郊外的“休闲之地”和娱乐之区。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这些关于性别的以及孝道的表白最后证明只是幻想罢了。但即便如此，乾隆皇帝相信（或至少想使他的读众相信）江南的魅力转瞬即逝，像那些著名的美人一样，在由皇太后们所体现出的坚贞不渝的美德面前，相形见绌。还有，如第二章所述，由于皇太后被设定为乾隆皇帝狩猎的民族—王朝严格纪律信奉者的角色，因此她的美德，至少部分地嵌入了民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