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百家文化 > 制度构成

大清巡狩——模棱两可的迎合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7-05 13:15:43 0


前文已经说过,视朝廷和学者间的互动完全通畅或不存在什么问题,这是不准确的,也是极其错误的。1757年发生的浙江人章知邺一案,十足地提醒朝廷和士人间内在的可能冲突,尤其是在1750年代这样的战争时期。章知邺是泰州府临海县儒学训导(正七品), 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期间,章知邺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向浙江学政窦光鼐呈献自己的诗册,希望获得参加杭州召试的资格。然而,因为诗的格式和内容存在问题,窦光鼐没有推荐章知邺,他未能通过进一步的挑选。章知邺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决定自我行事以解决问题。他向皇帝的驻跸营地进发,为的是直接向皇帝提出正式申诉,结果遭窦光鼐羁押。窦光鼐审讯章知邺后,向仍在南巡中的乾隆皇帝奏报此事。乾隆皇帝下令将这位低级官员带往驻跸营地召见。使乾隆皇帝不乐的是,他发现章知邺的诗作“俚浅荒鄙”,“不堪入目”,而且,在查看了章知邺呈献的其他作品后,发现了更为“狂诞恣意”的言论:“西陲用兵,久稽成功,情愿从军。”从乾隆皇帝后来“俾伊悉知军营情形果如所言否”的决定,我们可以推测章知邺(隐晦或无意中)批评了乾隆皇帝的军事行动。尽管章知邺声言,目的是表露忠心并愿意为君主效力,但乾隆皇帝却大为光火,一个微员竟敢对本朝在遥远西部正在进行且仍胜负难料的战争说三道四;第四章已讨论过,1757年时西师前景未卜,清朝远未胜券在握。乾隆皇帝对此事相当暴躁的处置,不仅反映出了章知邺评论的政治影响,而且也反映出乾隆皇帝对于当前政务的疑惑和焦虑。

乾隆皇帝气愤不已,但还是决定以宽大为怀,裭夺了章知邺的卑微官职,处罚他在西部边疆的辟展(即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在乌鲁木齐和哈密之间)服役。章知邺被流放了五年。就在1762年开始第三次南巡的前夕,乾隆皇帝想要赦免章知邺,因为“军务久竣,此等无知之人,别无可效用之处”。如果辟展地方官员可以保证章知邺已经悔过,乾隆皇帝就准备“加恩”,允许他回原籍。然而,满洲官员安泰在检查章知邺检私人著述时,发现他对之前的作为无悔改之意,相反“妄引关帝文昌”以为报复计,尤其是对于他往日的仇家窦光鼐。乾隆皇帝极为恼恨:“岂能逃朕洞鉴乎!”最后,章知邺为“悖逆之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乾隆皇帝下令在辟展就地公开处决示众。

章知邺的故事诚然是乾隆朝廷和普通士人间公开对抗的极端事例,然而,甚至乾隆朝廷与沈德潜等极受恩宠之人错综复杂的迎合举动也充满着相互间的狐疑及潜在的紧张。如前所述,在朝廷和地方间,由于沈德潜的学识以及在苏州的社会地位,他是有吸引力和有效的文化经纪人,可是,介入地方越深,沈德潜在礼仪上和在文学上的事业也似乎更加政治化。

例如,1765年沈德潜首倡重建祠堂以纪念徐汧(1597—1645),徐汧是长洲人,出身于极贫寒之家,在明末升任高官,位居詹事府少詹事。徐汧的地方声望源自他对于清朝征服者剃发令的坚决抵抗,此令要求每个成年男子要遵循满人的发式(剃光前额并编辫子),否则就处死。徐汧没有屈服,选择了殉道,从虎丘的桥上投水身死。“徐忠节公祠”建在虎丘苏州城墙西北,但1700年代初就已圮废。1707年,皇帝的著名包衣曹寅(1658—1712),还有彭启丰(沈德潜的密友)的祖父彭定求(1645—1719),重建徐忠节公祠,它靠近当时新近修葺的长洲县儒学——这也是彭定求近来指导完工的又一项重要民事工程。曹寅和彭定求在1707年重建徐忠节公祠的态度极其含糊,沈德潜在1765年做同一事情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将沈德潜的姿态解释为,是向在民事和文化上居领袖地位的彭定求致敬,彭定求在苏州享有盛誉:“禀承家学,键户揣摩”,“民间政事有不便者,必言于官,请罢之”。同时,很显然,沈德潜及同仁向明朝烈士徐汧和他的两个儿子徐枋(1622—1694)、徐柯(1627—1700)表达敬意——这两兄弟,诗人袁枚公开颂扬他们“秉承遗志,拒不入仕”。

从沈德潜1760年代文学事业的背景看,他在1765年纪念徐汧,包含有另一层政治意义。沈德潜1761年与朝廷有了最早的冲突,这是在他向乾隆皇帝呈进《国朝诗别裁集》(36卷,初版约在1759年)之后,这一著作是清初诗歌的选本。乾隆君臣仔细检查,发现沈德潜编定的集子包括忠于明朝的人士比如钱谦益(1582—1664)的诗作。乾隆皇帝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认为沈德潜有别于这些人,如此做,或是年老昏愦或是他的门生所为。然而,在1769年沈德潜去世后,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乾隆皇帝难以视而不见或径直原谅。在收集和阅读这位已故诗人的全部作品后,乾隆皇帝发现选本中有更多的政治倾向上有问题的诗人作品。而且,乾隆皇帝也听说,沈德潜作过一首《咏墨牡丹》诗,包括以下诗句:

夺朱非正色,

异种也称王。

任何受过教育的读者都会注意到,有关颜色的“朱”字与明朝统治者的姓氏是相同的。

可以说,在整个1760年代,乾隆皇帝有充分理由怀疑沈德潜的政治同情心。然而,即便对这位前朝臣及文学对话人有过怀疑,他也没有将这些公之于众。事实上,直到十年以后,当诗人徐述夔悖逆案的细节大白于天下之时,乾隆皇帝似乎认识到,他早年对于沈德潜的忠诚过于信任了。第八章将在1770年代末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徐述夔悖逆案。这里,我们只需指出一点:1778年12月初,乾隆皇帝意识到1760年代沈德潜就与徐述夔关系密切,甚至为徐述夔作传。当时,沈德潜也向另一位徐姓之人——忠诚于明朝的徐汧——致意以及选编那些对于明朝怀有同情心的清初诗人的诗作,这不只是巧合。很显然,眼见不一定为实。

可以想见,乾隆皇帝在处置1778年这些事情时,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背叛。他怒斥沈德潜的“卑污无耻”,“玷辱缙绅”,之后下令剥夺已死去的沈德潜所有的御赐物品和赠予荣衔,也将他从京师的名宦祠和苏州地方乡贤祠中撤出,依律剖棺戮尸。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bjwh/zdgc/18986.html

  • 手机访问

站点声明:

历史学习笔记,本站内容整理自网络,原作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

Copyright © http://www.historyho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粤ICP备20055648号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