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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政治至上(1770年代)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7-05 13:16:06 0


为什么乾隆皇帝一心要在1780年代又进行两次南巡?一个人们常征引但多少有些肤浅的答案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期望能与乃祖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相比肩。然而,这种求助于皇帝的“人格”或是“性格”(埃利亚斯的用词是homo clausus)的解释,从哲学上讲是贫乏的,从历史上看是可疑的。更具说服力和更令人满意,也就是更注重历史的解释,要求更加关注两者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要求必行之事,另一方面是特别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关键的1770年代这十年。

人们一般都认为,乾隆朝后期(1765—1795),尤其是1770年代,是清朝历史的转折点。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眼中,满洲旗人、侍卫和珅(1750—1799)集那个时代所有错误于一身, 1775年之后和珅的迅速飞黄腾达,一直被视作乾隆君权(甚至是正式权力)式微的一个标志。

1775年,乾隆皇帝注意到了25岁的和珅,当时他是宫廷侍卫。接下来他迅速擢升,进入朝廷官僚的最高层。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即在1775—1780年,和珅从相对低微的侍卫跃至同时兼任以下多种职任:满洲镶蓝旗副都统、户部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务府总管大臣、九门提督。到1786年,年仅36岁的和珅已成为大学士,掌握着关键的军事和财政大权。他牢牢地把持权力并身受皇帝恩宠,营建了一个赞助网络,伸向各省官僚的关键性位置。这为他带来了超乎人们想象的个人财富,也在老一辈、经历丰富的学者和官员诸如章学诚(1738—1801)和军机大臣阿桂(1717—1797)中播下了愤恨,他们两人年长和珅二三十岁。

和珅的擢升,与乾隆皇帝和他这位宠臣的癖好相投有关。然而,这也与更大的结构和制度性问题纠结在一起。在和珅登上舞台之前,不稳定的景象已很显然。1768年这一年尤其困难,出现了大量贿赂、癫狂事件,军事上也接连失利。1768年盐引贪污案是这一世纪最大的案件之一,数目巨大,牵涉许多高官。这一案件——这里我们无须关注其细节——只是证实了乾隆皇帝对于扬州最富有商人及他心腹旗人官员间的腐败以及相互勾结的怀疑,而这些旗人官员在乾隆皇帝的私人官僚体系中担任关键的家产制代理人(见第五章)。在同一年,江南等省份都陷入歇斯底里和骚乱即“1768年中国巫术大恐慌”之中,孔飞力对此已做了翔实记述。最后,1767和1768年,在缅甸边境,清朝军队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失败,这场军事冲突很快就演变为全面的惨败。早在1768年春,乾隆皇帝就承认他已在缅甸的泥淖中犯了错。伍思德认为,这一边境战争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损失最为惨重的”,这导致了“人们抱怨皇帝穷兵黩武……甚至是他作为执政者的能力”。

在失去两位将领与满大臣明瑞以及他们所指挥的军队后,乾隆皇帝派忠于自己的满人阿桂前往前线。当阿桂的军队在1768年末裹足不前,乾隆皇帝派遣他最信任的满人心腹,他的内兄、身为公爵的傅恒,从失败的境地中所争取的不是胜利,只是僵局罢了。傅恒从这一注定没有好结果的第四次缅甸之役中挺了过来,但却不幸在前线染病,最后应命在1769年12月班师回京。他在1770年的过早辞世,遗留下了相当大的权力空间,只能是加剧了清朝的民族—王朝领导层的代际危机。

1764到1779年的15年间,乾隆朝廷坚定的追随者——他们大多数是旗人和包衣——相继辞世。乾隆皇帝努力解决年老护卫者撒手而去的问题,这构成了和珅异军突起的背景。更准确地说,和珅不断爬升,大权在握,地位显赫,是乾隆皇帝(最终不成功)尽力支持并使他的处于人世代谢阵痛之中的家产制组织(也就是他私人网络中身为皇家代理人的依附者)恢复新生的结果。

同时,第二次金川之役(1771—1776)给清朝带来了更多的政治和财政困难。这一冲突延宕了六个年头,国库财富急剧减少。 1770年代白莲教的进一步传播只是证实并加重了国家和社会内部普遍的四分五裂感,这在近来被描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关系的崩溃”。

乾隆皇帝肯定意识到了这种种问题,对此,他着意强调积极的方面。1776年,他自豪地将开挖陶庄引河作为一项值得夸耀、显示皇帝仁慈的活动:

凡有关民间利病及捍卫保障之事,从不稍为靳费,况此项引河(位于陶庄)为黄河紧要关键,若果能开放深通,使黄流不致停淤,清水得以畅出(从洪泽湖),实为最善之举,即多用帑金,亦所不惜。

同时,乾隆皇帝又为第二次金川之役的巨额开支辩护:

国家筹办要务,若行之有益,纵数逾巨亿,亦不为多。若为而无成,虽费仅千余,亦属虚掷。即如近日征剿两金川,用至六七千万,而大功既成,足为一劳永逸之计,不得谓之糜费,此其明效大验也。

1770年代普遍存在的隐忧,构成了乾隆皇帝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以及决定在1780年重启南巡的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然而,乾隆皇帝在1780年代的最后两次南巡,既不是由于水利危机,也不是由于财政危机,而是(更确切地说)由1760年代中期至1770年代末对于民族—王朝令人吃惊的侵蚀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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