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



1760和1770年代，越来越多的帝国臣民认识到，乾隆皇帝各种各样民族—王朝美德的表白，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自负罢了。尤其是围绕着乌喇纳拉皇后（1718—1766）的宫廷纷扰局面，揭穿了乾隆皇帝在1750和1760年代他头四次南巡中的虚伪说法：他明确、反复说，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追求孝道、勤政、仁慈的美德。在这方面，乌喇纳拉皇后的个案可以揭示如下问题，即为什么在间隔十年之后，乾隆皇帝在1780年代开始他的后两次南巡。

乌喇纳拉皇后的地位上升与亡故

乌喇纳拉皇后是满洲正黄旗人，佐领那尔布之女。1737年她20岁时入宫，封娴妃，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母亲的赏识，1745年晋升娴贵妃。当孝贤纯皇后富察氏（1712—1748）在1748年第一次东巡山东路途上因疟疾引起发烧不幸去世，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选择娴贵妃主持宫中事务。然而，乾隆皇帝依然沉浸在失去富察氏的悲痛中，不愿意立乌喇纳拉氏为第二任皇后，但他也难违母亲的意愿，作为折中，他立乌喇纳拉氏为皇贵妃。两年后的1750年，在母亲和高级官员不断施压下，乾隆皇帝最终册封乌喇纳拉氏为皇后。

乾隆皇帝和新皇后的婚姻生活动荡不宁，部分由于乾隆皇帝对第一任皇后感情深厚（他们一起长大），也因为乌喇纳拉氏有主见，个性强。郭成康认为，乾隆皇帝和乌喇纳拉氏享受了五六年相对幸福的时光。但从1755年前后开始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乾隆皇帝移情别处，乌喇纳拉氏对丈夫的冷漠越发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内宫也日益与人隔绝。 1765年第四次南巡时，矛盾终于爆发。

乌喇纳拉皇后陪乾隆皇帝多次出巡，包括最早的几次南巡，因此她出现在1765年皇帝扈从队伍中，实属正常。第四次南巡开始的阶段也十分正常。当经由山东省时，如同前三次南巡所做的一样，乾隆皇帝避免停留并进入济南城。他在《四依皇祖过济南韵》一诗中解释缘由：

四度南巡不入城，

恐防一日不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剧，

十七年过恨未平。

济南城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孝贤纯皇后得病并最终去世的地方。十七年过去了，很显然，或至少是在众人面前，乾隆皇帝依然未从这一突然离别的震惊和哀伤中恢复。对于我们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人性情感表达可能加速了他与皇后乌喇纳拉氏已有的紧张关系，这造成了后来意料不到的变故。

1765年3月27日，皇帝一行抵达杭州。11天后的4月7日，乾隆皇帝突然下令额驸福隆安（1743—1784）以超出规定的速度扈送乌喇纳拉皇后提前返京。这极不寻常，在整个帝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下面将作详细介绍。两个月后，皇帝一行于1765年6月初返回北京，乾隆皇帝公开了他罢黜第二任皇后的意愿。然而，大臣们强烈反对，迫使他罢手，至少当时是这样。同时，乾隆皇帝秘密取消了给予皇后的所有赏赐，减少了她的服侍人员。他实际上取消了乌喇纳拉氏大部分的宫中特权，尽管为了门面，保留了她的正式名号。

一年多后的1766年8月19日，乌喇纳拉氏突然亡故，时年49岁，还算年轻，六天之前离开京师的乾隆皇帝闻知了消息，决定继续进行每年的木兰秋狝，没有依据礼仪规定，返回京师。乾隆皇帝同意他第二任去世的皇后“存其名号，已为格外优容”；乾隆皇帝不让她完全依皇后的规格下葬，这最终表明了他的不悦。乾隆皇帝固持并成功地降低了乌喇纳拉氏的丧仪规格，这只能在朝廷激起更大的争议。他在1766年8月20日的上谕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宫调摄。经今一载余，病势日剧，遂尔奄逝。此实皇后福分浅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长受朕恩礼所致。

乌喇纳拉皇后“性忽改常”并最终失宠，乾隆皇帝的这一解释，实际上是婉转的说法，意在堵住公众之口。正因如此，为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从乾隆皇帝遣送乌喇纳拉氏回京之时起，就有了许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的猜测。

谣言、传闻及民众对于乌喇纳拉皇后事件的认识

据京内外有关此事的传闻，当皇帝一行还在杭州时，乌喇纳拉氏显然已经以某种方式触犯了乾隆皇帝，接着她声泪俱下，向皇太后申诉。据谣言所说，发狂的皇后请求同意她出家为尼，当皇太后拒绝时，乌喇纳拉氏出其不意从袖中抽出一把剪刀，割下了自己的辫发，以示决意反抗。剪去辫发不仅是出家的前提，而且是对满洲习俗的破坏。

这些是流言蜚语，是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乌喇纳拉氏出人意料地提前返京，既支持又被加入到了其他许多对于南巡的流行记述之中，许多主题都是有关乾隆皇帝放荡行为的。其中一些说，当乾隆皇帝经过江南各地时，常常在行宫或是御舟上召妓，寻欢作乐。有的记述了乾隆皇帝如何传当地的一群美女来他的临时住所，在夜间纵酒寻欢。有时，像这些情色故事所讲，乾隆皇帝会乘船到杭州西湖，这样娼妓们可以侍奉他歌舞，等等。这些异常出轨的行为据说一直持续到凌晨，而乾隆皇帝也不返回规定的住处，也就是人们所认为的乌喇纳拉氏那里。可以说，乾隆皇帝与乌喇纳拉氏反目，至少在民众的想象中，是乾隆皇帝私生活放荡和对婚姻不忠的结果。

还有一个有关银妃的故事，不太耸人听闻，但流传更广。据说，银妃是山东青州人，小名唤珠儿。她的父亲是个监生，颇有文采，在珠儿两岁时就死了。因贫穷，母亲将珠儿交人抚养，给了同乡黄姓望族。若干年后，珠儿出落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人，当乾隆皇帝某次南巡（没说具体哪一次）经过山东时，她的声名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圣驾一返回京师，乾隆皇帝就下令山东巡抚，将黄某和珠儿送往京城，纳珠儿入了后宫。此前黄某已拒绝了所有向自己养女的求婚者，这次答应了乾隆皇帝的要求，他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后来，有一次——时间又不确定，黄某前往京师，通过贿赂进入紫禁城的后宫，为的是看一看这时已是银妃的珠儿。乾隆皇帝发现了进入者，问他是谁。黄某在皇帝面前惶恐无语。这时有太监认出了他是银妃的父亲，乾隆皇帝即刻令黄某返回山东。黄某一到家，发现房屋已翻新，面积大增，并且已获赏赐一大块最好的土地，地方文武官员都到他的家里致敬。至此，像故事所说，黄家已经成了地方名流。这一传奇故事的名字叫“银妃”，也就是“财富之妃”的意思。至于银妃，她开始受皇帝恩宠，但后来渐遭冷遇，令妃、香妃（维吾尔血统）盖过了她的风头。这一故事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普通人可能由于他们与进入后宫成为妃嫔的年轻女性的关系而在物质上获利。第二，年轻的女性她们自己只能听从皇帝变幻无常的欲望摆布。

这些传奇，只要它们只是流言蜚语，人们觉得有趣，悄悄口耳相传，政治上本无伤大雅。可是，这样的大众认识也可能作为存储库，孵化器，或是跳板，借此可以孳生更为严重和更具颠覆性的批评。这恰恰发生在1776年夏天，时在乌喇纳拉皇后死后的第10个年头。

严 案，1776年8月

1776年8月30日，44岁的前书吏严譄（生于1732年）将一长篇奏折投到在京的大学士舒赫德家里。这份奏折是写给乾隆皇帝的，其中严譄决意要为乌喇纳拉皇后恢复声誉：

纳皇后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

据严譄自己供认，他特意使用“挺触轻生”一词，来描述乌喇纳拉皇后的节烈。严譄也暗示：“贤美”的皇后一定程度上拒绝乾隆皇帝的“宠幸”是对于“圣体”即皇帝身体的关心。当然，任何人拒绝皇帝的“宠幸”都是极其危险的。

严譄使用这些字眼，意欲表达民众长期存在并广泛传播、对于乾隆皇帝与第二任皇后间内在的两性紧张关系的认识。如果说皇后拒绝皇帝的求爱是危险的，那么严譄对于她被玷污荣誉的辩护也是危险的。严譄观点的诋毁和破坏性是明摆的：乌喇纳拉皇后举止刚正，但却成了恣意淫逸并置急切政务于不顾的不负责任的皇帝的牺牲品。下面会看到，严譄的抗议既利用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于乌喇纳拉皇后之死的看法。严譄的批评可能是事关汉族精英努力提出皇位合法传承等更广范围问题的一部分，为的是反对和珅这位冉冉上升的明星，这还需要通过将来的进一来研究加以证实。

舒赫德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抓捕严譄，上报皇帝。正在木兰围场、准备每年一次木兰秋狝的乾隆皇帝，见到舒赫德报告，极为恼怒，秘密下令心腹大臣进一步审问。皇帝尤为光火的是敏感信息似乎在随意流动：像严譄这样一个“微贱莠民”，何由知宫闱之事？的确，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是如何知道有一位皇后姓乌喇纳拉氏的呢？

随着进一步的讯问（无疑动用了更为严厉的手段），严譄承认“纳拉氏之姓，我二十年前在都察院当书办时就晓得的”。当进一步逼问时，严譄告诉承审人员：

我自二十五年（1760）役满回籍（山西高平）后，三十一二年间在本籍即闻皇上南巡路上有皇后得了不是先行回京之事，及三十三年我到京师听见皇后已故并未颁诏，又有御史将礼部参奏当即发遣。

严譄口供的全部原档记录，提示了更多细节：

三十年（1765）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来年，我那里记得是谁说的呢？

从严譄最后的口供看，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传播相当迅速，以至传到了严譄的家乡山西高平这样的帝国边远角落。很显然，1765年人们街谈巷议的是乾隆皇帝“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尽管严譄没有公开这样说，但“这个话说的人很多”这一事实，必然给民众关于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的放荡增添了一些可信度。帝国的臣民只需发挥一点想象力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肆无忌惮只能加深乌喇纳拉皇后受冷遇及愤恨之情，最后促成了她1765年在杭州与皇帝的争论。

不论对错，对此事的这种流行看法，富有民族意义。在十八世纪，从汉族平民中纳妃，严格说来是违背清宫旨在保证民族的纯洁和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规定的。因此，皇帝后妃以及宫中女人的社会背景是极敏感的问题，是受高度保护的国家秘密。因此，乾隆皇帝对于严譄甚至知道皇后乌喇纳拉的姓氏感到震惊。在这种背景下，严譄的供词“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就更不同寻常，极具冲击力。这预示着，乾隆皇帝涉嫌追求汉族美女直接造成了他疏远第二任满洲人皇后，而这将皇帝系谱的稳定和民族的纯正置于危险的境地。

清朝档案中有着无可质疑的证据，表明乾隆皇帝在他第二次和第四次南巡中，确实将两个汉族女子纳入了后宫。第一位来自扬州，是明贵人陈氏；第二位来自苏州，是陆常在陆氏。将第二位江南美人纳入乾隆后宫，可能引发了1765年乾隆皇帝与乌喇纳拉皇后的争吵。至少，这会进一步证实普遍所认为的皇帝南巡只是为了寻欢、纵欲，而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见，这是乾隆皇帝尽最大可能予以反对的。然而，民众言说的真实性，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谣言在政治上的潜在力量和历史意义，源自它们在民众想象中的可信性以及它们持续地在街头巷尾流传，而不是源于它们有待于正式被证明为事实。

到了1776年（也可能更早），乾隆皇帝完全认识到了他进行南巡背后动机的诽谤性言论。这些民众谣言，如果不加抑制，任其流传，可能会成为政治大动荡的发酵剂。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严譄事件只是两年后的1778年末接踵而至、更多的大众流言蜚语以及反抗的凶兆。

陈济案，1778年8月

1778年8月20日，额驸、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隆安上奏，一个叫陈济的普通百姓来到北京，自称是明贵人——秘密来自扬州的乾隆皇帝的汉人妃子——的兄长。因为生活困难，自称“国舅”的陈济要求官府给他份差事。陈济可能是从上面所讨论过、广泛流传的银妃传说中得到了启发。

撇开事情真相不论，乾隆皇帝在1778年8月31日对这一请求的反应，着实令人好奇，从中可看出些端倪来。与两年前发生的严譄案不同——严譄很快就被捕，接着遭到彻底讯问，乾隆皇帝对待陈济则仁慈得多。乾隆皇帝令福隆安，“留京赏给差使安插，不许在外生事”。此外，还令两淮盐政伊龄阿、扬州关监督寅著核对陈济在扬州的家人，若有的话就送往北京。不过，乾隆皇帝用的是迎合语气：“伊（陈济）既以留京，家属不便仍居原籍。”据一份密折的记述可知，乾隆皇帝轻微责备陈济及家人，对于宫中规矩的无知：

朕于宫眷等亲属管束极严，从不容其在外滋事。恐伊等不知谨饬，妄欲以国戚自居，则大不可。凡妃嫔之家尚不得称为戚畹，即实系后族，朕亦不肯稍为假借，况此辈乎？

乾隆皇帝接着话锋一转，语调变得缓和，欲平和地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对于明贵人的兄长：

再据陈济称，尚有伊兄在扬关管事。……着传谕伊龄阿，如陈济之兄在扬尚属安静，不妨仍令其在关管事，如有不安本分借端生事之处，即当退其管关，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得稍为姑容，致令在外生事。

乾隆皇帝处理陈济及其家人相当宽容的态度，等于是默许了应该考虑陈济最初（尽管仍然是不合适）的求助。利用与明贵人的关系，陈家人在宫廷似乎有了一点点说话分量。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同一谕旨中，乾隆皇帝的容忍语调逐渐变成了防备：

至四十五年（1780）朕巡幸江浙，不可令此等人沿途接驾，混行乞恩。又陆常在系苏州籍贯，其有无亲属人等，亦当详悉查明，严加管束，四十五年南巡时亦不可令其接驾乞恩。

这是整个事件的关键所在。在严譄案之后——它就在两年前爆发，乾隆皇帝不只视陈济的行为仅仅是破坏了宫中的规矩。陈济代表着普通的汉人，通过声称是乾隆大家庭（家产制网络）的成员，追求一己私利。陈济逐字地采用了官方的格言“满汉一家”，威胁要揭露乾隆皇帝一个妃子的民族身份，如此就揭穿了清朝所自负的民族—王朝统治中最根本意识形态之一：皇室的民族纯正这一谎言。而且，陈济的行动和要求，威胁到了将证实乾隆皇帝在江南时的非法及与汉族女人隐秘关系的民众谣言，而这在严譄案中已有表露。我们只能想象，乾隆皇帝考虑这种看法在整个帝国传播时所感到的恐慌。就此而论，他对于陈家的宽容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仅仅是陈济故事的流传，不必说得到了证实，本就可以颠覆乾隆皇帝在他南巡中所做姿态的可信度。

从不可信的（民众）谣言到可信的（精英）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通百姓会对也是人的皇帝的作为——由欲望、性欲、嫉妒所驱使——有兴趣，不是因为他们胸怀恶毒或颠覆性政治企图，而是在于他们只是感觉乏味，想找乐子，或仅仅在于他们通过用更为熟悉的普通人的感受和动机，来寻求理解权力以及有权势的人。甚至是受过很好教育的汉族精英似乎也对十八世纪中晚期的道德说教、墨守成规、毫无激情表示不满。一些十八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士大夫对大众文化和多愁善感的表达兴趣大增，就反映了这一点。例如杰出诗人袁枚认为，不论好坏，“人类社会的根本驱动力与其说是圣贤的利他，勿宁说是食色的欲望”。“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戴震认为，仅当统治者“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圣治将会实现。甚至是纪昀，这位钦定《四库全书》的总纂，以及他的朋友圈，其中包括一些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他们的惬意之事是：出版鬼怪故事和奇闻轶事的著述，沉浸在“超自然和尘世”的幻想之中。

这些学识渊博和广受尊敬的社会成员，所展现出的对于“下里巴人”文化的同情和表达，可能引起了朝廷的一定关注。这里，问题不必是高级官员们的忠诚或是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兴趣本身，而是它侵蚀了管制可信的精英舆论和不可信的大众谣言这两个领域间界线的能力。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袁枚、戴震或是纪昀及朋友等，将他们的吹毛求疵的聪明运用到大众的谣言和传闻领域中去的可能性。大众的讲述可能导致政治危害，在适当环境之下为适当的人所运用，大众认识能够被发动起来，服务于更为明确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1776年的严譄案和1778年的陈济案令人越发警觉，仅仅是因为它们可能会揭露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与汉人妃嫔的秘密联系，如此一来，就会使大众相信——因为精英认为是真实的——有关皇帝的不可靠（因为未被核实）的放荡传闻。

因此，令大众兴奋的故事的广泛传播，在1770年代的环境中，就成为了很大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信关于君主的普普通通甚至是贬损的描述时，君主道德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君主人性化到一定的程度，至关重要的光环就被剥去了。乾隆皇帝的职责，毕竟不是让自己看起来只是寿命有期，容易犯错，充斥着人性弱点，他要成为超人，成为有着英雄色彩的智慧和道德的完人。朝廷礼节和仪式就是要将皇帝建构成一个极神圣的“模范中的模范”——受人崇敬的帝国引路人。对于大众谣言，不加抑制任其流传，其暗讽可以剥去皇帝的神圣性，这反过来，可能给颇令人尊敬、心有抱负的，但仍然相当边缘和被疏而远之的政体中的“中等”人士壮胆，发表意见和批评。

1776至1778年间，乾隆皇帝感觉到疾风暴雨正在酝酿。他最可怕的梦魇似乎即将变成现实：不可信和无事实根据的大众谣言正濒于被证实的边缘。1778年10月，就在他处理陈济事件的两个月后，在可信的精英舆论圈子内，发生了徐述夔和金从善案，乾隆皇帝面临着全面的民族—王朝合法性危机。

徐述夔悖逆案，1778年10月16日—1779年1月14日

徐述夔，江苏东台县人，是位高产且受人尊敬的诗人， 1778年10月，这时他早已去世多年，只是他不会在坟墓中待很长时间了。乾隆皇帝被死人的著述折磨着，可以说是历史的绝妙讽刺。富路德指出，“人们关于徐述夔的生平所知甚少，这归因于1778年以后，朝廷系统地抹去了对于他的记忆”。事实上，我们知道徐述夔主要归因于在这位诗人家乡生监之间的冲突。

徐食田是徐述夔之孙，1778年春他卷入与东海当地监生蔡嘉树的土地纠纷。为赢得主动，蔡威胁要向官府报告徐述夔的叛逆。蔡引用过徐食田祖父徐述夔的诗集《一柱楼诗》（约1763年），声称其中包含污蔑清朝的诗作。1778年5月，为了先发制人，徐食田亲自将祖父的诗集及刻板呈交给东海知县涂跃龙（卒于1798年），徐知县又将此呈送上司。此案在布政使陶易（卒于1778年）处搁置了数月，直至1778年8月学政刘墉（1720—1805）接手。又过了数月，案情经由京官，最后抵达朝廷。乾隆皇帝最初是在1778年10月26日知道此案，当时他要求大臣议覆。官方对于徐述夔的调查审理持续了两个半月多的时间，1779年1月14日结案。

结果，徐述夔在死后被判定犯有文字悖逆之罪。其子徐怀祖因印制并传播乃父的诗作也受到牵连，下面对此有详述。最后，徐述夔之孙徐食田被指控“贿嘱”当地官员以保全自己。进一步调查展示，徐食田先前就唆使当地官员，说他早已自愿将乃祖的作品上缴，地方官员也同意照此做，以转移对他们没有尽力追查此案的指控。所有三人——父亲、儿子、孙子——都被处以极刑。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乾隆皇帝下令，依律当众剖棺戮尸。

官府处置徐氏三代人，部分是由于在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找到的一些诗，其中一首包括：

明朝期振翮，

一举去清都。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明天早晨扇动翅膀，一下就到了天庭。但问题是，它们也可以解释成悖逆影射的意思：“盼望着明朝的振兴，一举推毁清朝都城。”另一首诗云：

大明天子重相见，

且把壶儿搁半边。

东台知县涂跃龙，是第一个处理徐食田问题的，为了自己的私利，要转移人们对他审案失职的关注，因此，他坚持认为“壶儿”不是“胡儿”，两者只是同音罢了。这一同音就可能带来另一种解读，而且更为悖逆：

大明天子重相见，

且把胡儿搁半边。

用文字上的花招进行指控相当薄弱无力；然而，当爬梳徐述夔的大量著述，出现了更多的对徐氏极不利的证据，官府找出了他引述吕留良（1629—1283）的著作。吕留良是十七世纪受人崇敬的学者，浙江人，他的反满观点直到声名狼藉、极具轰动性的曾静悖逆案（1728—1732）发生才大白于天下。 1732年，雍正皇帝处置了已不在人世的吕留良，而对曾静（1679—1736）宽大处理，留他一条性命。然而，1735年11月，乾隆皇帝在即位仅六个星期后，就重提此案，完全改变了乃父的处置。乾隆皇帝的动机，与乃父不同，是要从人间清除像曾静及同党这样“大逆不道”之人。他抓捕仍在湖南居住的曾静及家人，1736年1月31日下令，除十六岁以下男子以及一些女人外，全都处死。许多学者认为乾隆皇帝初政较雍正皇帝的为“宽”，然而，当怀有民族情绪向满洲人的合法性发起挑战时，不论是想像的还是真的如此，乾隆皇帝对此都绝不手软。1778年10月徐述夔案也不例外。

尽管官方报告徐述夔所有包含冒犯性的著述都已销毁，但乾隆皇帝依然多疑，有些可能脱逃文网继续秘密地流传。因此，他向各省官员下发徐述夔被禁的著作清单，要求他们密切关注。所有抄没的书籍和刻板要解京销毁。

最终，许多因阅看徐述夔著作而未能认出或上报它们悖逆内容者受到牵连。究竟哪些人在官府人头落地，不关乎我们这里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士人——不论人物大与小，至少在乾隆皇帝看来，他们似乎积极地赞同徐述夔和他的观点。第一个因与被指控悖逆的徐述夔有关系而遭殃的是廪生毛澄。在1767年前往西北边疆之前，毛澄为徐述夔《一柱楼诗》作跋。十多后的1778年他被抓，因这一轻率举动被处死。然而，毛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最令乾隆皇帝沮丧者，莫过于沈德潜，这位有影响的苏州诗人也是皇帝曾经的宠臣，因与徐述夔有关系而犯下了同等罪行（见第六章）。有必要再讲一次，1760年代徐怀祖找到沈德潜，请求为乃父作传。沈德潜答应了。沈德潜与徐述夔的关系，与在第六章所讨论的他在积极活动，扩大影响，以及对于忠于明朝的表达在时间上是同步的。1778年12月，随着徐述夔悖逆案调查的展开，官府发现，沈德潜曾在1760年为徐述夔作传。沈德潜的命运与徐述夔相同：剖棺戮尸。

从乾隆皇帝最后关于徐述夔案谕旨的长度以及语气看，他被这些所揭露出来的东西强烈地震慑住了。1779年1月14日，他仍旧处于一种震惊和拒绝接受的状态，他对此的不相信，甚至今天还能感觉到：“至其诗内怀想胜朝之语，无非借以为名，不可信以为实。”乾隆皇帝表达了他的看法，列举了在明代第一位和第三位皇帝——洪武和永乐两朝时百姓所遭受的各种苦难，“此皆见于史册者”。

毫不为奇的是，乾隆皇帝将当朝的形势与明朝进行比较。他声言，他及先人始终“爱养百姓”，饥荒时予以赈济，蠲免赋税及拖欠。“小民具有天良，岂有不知感戴？转属念于前朝，全无思德及民者之理？”最后，乾隆皇帝将愤怒不是发泄在普通百姓身上，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失落和失败寻找借口的“读书失志之徒”身上——他们“遂托言怀想前朝，以为万一败露，犹可借以立名”。

即便如此，乾隆皇帝仍然无能力全面理解“此等鬼蜮伎俩”是如何“匿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乾隆皇帝的结论只是：“若无知者，以此辈为真有追怀故国之思，转为若辈所愚矣。”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乾隆皇帝尤其是因自己没有看清楚曾经的宠臣沈德潜的政治忠诚而心神极度不宁。当乾隆皇帝努力平息徐述夔悖逆案时，他也要与金从善的公开批评做斗争。

金从善的上谏，1778年10月28日—11月9日

1778年10月28日，就在乾隆皇帝获知徐述夔案的两天后，一位名叫金从善的生员大胆拦圣驾，当时皇帝一行正从盛京返回京师经过奉天府（在今天的辽宁省）。金从善上谏的轰动性怎么评论都不为过。它与徐述夔悖逆案同时发生只能是加强了其冲击力。

金从善既不是陈济那样的无知百姓，也非做过书吏、“卑劣不忠”的严譄可比，他科名在身，是得到更多尊敬的下层绅士。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乾隆皇帝对此异常愤怒的原因所在。他严斥金从善“狂诞悖逆，为从来所未有”，三日后下令将这位有抱负的学者凌迟处死。

巡幸路上贸然上谏是非法之举，依律要予以惩处；然而，如果我们视处死金从善只是司法问题，那将会遗漏重要的方面，因为这种行为通常是判流放边疆地区的军台或屯田，而不是处死。换言之，没有任何法条规定金从善因冲撞圣驾而必须付出生命代价。最后一点，乾隆皇帝的严厉处置，不仅要因为金从善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上谏行为，而且也因为请愿的特别内容、金从善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此事发生的历史环境。简言之，事情发生的背景至关重要；继严譄、陈济、徐述夔案之后，乾隆皇帝很可能视金从善的上谏乃更大的阴谋的组成部分。

金从善书面谏言包括四项请求，所有的都暗含有对于朝廷的做法乃至对于王朝合法性的批评：（1）立储；（2）复立皇后；（3）纳谏，即接受来自下属官员的建议和警示；（4）请施德，即请求赏赐臣民。下面会对每项请求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我们仅需指出，金从善的上谏，代表着要插手家产制统治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皇位继承的政治问题——的努力。更确切地讲，对许多汉族士人来说，令他们恼怒的是清朝秘密立储的做法，以及乾隆皇帝不愿另立皇后，这样就排除了公开立储，若公开立储，则心怀不满的官员可以在皇储周围合法地组织反对力量，对抗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擅权行径。

让我们从金从善的第二项请求——复立皇后——说起。金从善提及这一问题，重新点燃了围绕乌喇纳拉皇后命运的争议，每个人——包括乾隆皇帝自己，似乎都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1766年乌喇纳拉皇后死去，十多年后她的幽魂继续在政坛盘桓，这表明了精英们的不满，不再是源于已故皇后的原有困境，而更多地来自1770年代末的情况变化，比如和珅及同党的发达。前文讲过，乌喇纳拉皇后事件与乾隆南巡有着复杂的关系，对民族关系有着影响。同样有意义的是，乌喇纳拉氏的命运以及乾隆南巡是很多大众谣言和传闻的话题，因此乌喇纳拉氏之死在十多年后依然是一个有感召力的事件。

乾隆皇帝通过强调两个问题，驳斥金从善的第二项请求。第一，他对于已故乌喇纳拉皇后的所作所为和意图——这本是不需要说的——是无可指责的：

至所称立后一事，更属妄延。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崩逝时，因那拉氏本系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之侧室福晋，位次相当，遂奏闻圣母皇太后，册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又越三年，乃册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仍优容如故。乃至自行剪发，则国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顾，然朕犹曲予包含，不行废斥。后因病薨逝，只令减其仪文，并未降明旨，削其位号。朕处此事，实为仁至义尽。

乾隆皇帝这些自我夸示的言辞并不完全准确。如前所述，乾隆皇帝在1765年6月第四次南巡结束立即罢黜乌喇纳拉皇后的计划，受到了大臣有组织反对立场的阻挠。他对于第二任皇后所表现出的克制并不源于他自己的大度，而是出于政治权宜的考量。

乾隆皇帝所说的第二点内容，揭示出了他焦虑不安的真正所在：

其立也，循序而进，并非以爱选色升。及其后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爱弛。

乾隆皇帝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性吸引也就是青春娇美与乌喇纳拉皇后的地位上升及最终的亡故是否有关。鉴于他对于1776年严譄案以及两个月前陈济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将乾隆皇帝的话解释为含蓄地否认广为流传的大众看法，即是说乾隆皇帝，尤其是在南巡期间追求美女，而孝行和美德则退居次要地位。

此外，乾隆皇帝拒绝了金从善要求他立第三任皇后，认为这“可笑”，“不足论”，他的理由是民族隔离措施和辈分差异：

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理？况现在妃嫔中，既无克当斯位之人（这里暗含着汉人女子），若别为选立，则在朝满洲大臣及蒙古扎萨克王公，皆朕儿孙辈行，其女更属卑幼，岂可与朕相匹，而膺尊号乎？

乾隆皇帝在此似乎暗示，他既不是一个龌龊的老男人，以贪求有吸引力的年轻皇后；也不是一个龌龊的满洲老男人，要寻求一个年轻的汉人女子为伴。我们再一次将此解读为，乾隆皇帝所采取的反驳大众所认为的皇帝好色的印象。

金从善请求另立皇后，这在许多方面，构成了对于清朝皇位继承做法——这不仅是清朝延续的根基，也是它民族—王朝身份及例外主义的根本——更广泛批评的一部分。乾隆皇帝自然对另立皇后的问题很敏感，但是他看起来对于金从善的以王朝稳定为名的公开立储的第一项请求更为恼怒。他奚落金从善的动机，乃谋求一官半职所采取的极端愚蠢形式，“妄思彼言一出，便可为他日邀功之具”。（当然，这一指控与上面所引述的乾隆皇帝对于徐述夔案的评论相同。）在乾隆皇帝看来，金从善的此种贪求，一切以王朝的稳定为名义，“情实可恶”，尤其是考虑到先例，也就是，康熙皇帝1767年公开立储及随后的诸子纷争。当问及“使理密亲王及弘晳父子相继嗣位，岂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乾隆皇帝的言辞中充满着鄙夷。很显然，他对此说并不认可。至于说公开立储能够消除派别门户之争，他认为“尤为大谬”；这是金从善不可饶恕的进一步证据：“不知有太子然后有门户。”

然而，门户分立，不是这一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三十多年前，康无为睿智地总结了乾隆皇帝对由雍正皇帝所创立的“秘密立储”制度进行的有力辩护：

乾隆皇帝……回忆起这种始于乃父做法的种种好处，评价他自己第一次立储的不幸经历，接下来以极大的揶揄口气说，如果在1738年之后，或是依据年龄或是能力，他继续任命太子，那么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将为继承人送葬：“设如古制之建元良，则朕在位而国储四殒，尚复成何事体乎？”接着述说了1773年所发生的事件，以对金从善的一系列谴责而结束，而这决定了这位可怜生员的命运。该人乃悖逆之徒，诽谤清朝不是正统王朝。更为恶劣的是，他显然暗示，在汉满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不同，好像是说，野蛮人不能理解正统原则。

康无为说到了金从善请求乾隆皇帝公开立储内在的民族紧张关系。如此引人关注及重要主张的民族弦外之音与制度后果是什么？为什么继位问题“暗示在满汉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不同”？“野蛮人不能理解”的“正统原则”是什么？

乾隆皇帝的反应如此强烈，主要在于金从善“正统”认识内在的民族影射。在金从善看来，公开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的做法，是与根植于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原则的“正统”汉人传统政治嗣位相关联。依这种观念，皇帝未能将皇后所生的长子立为太子，就等于根本没有立太子。这一高度理念化的汉人嗣位原则，不同于突厥—蒙古的人人平等继承理念的家族选举继承制（tanistry）的部落嗣位的政治传统，即部落议事会（蒙古语是quriltai[忽里台]）提名并通过继承人——候选人的选择取决于其领导能力，而不是严格的血缘系谱顺序。在草原上，能力通常意味着能集结一支纪律有素和有效的战斗力量，带领它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取得战利品）。这一机制时常演变成为已故傅礼初教授所称为的“血腥的竞争继承制”（bloody tanistry），不仅战争，连政治阴谋与谋杀也都是展现“政治才能”以及掌控部落权力的真正试金石，而且“武力解决汗位继承”的政治参与者，并不像汉人观念化的情形那样，严格限制在同一辈人（也就是年轻的下一代），除儿子辈外，兄弟、叔伯、孙辈及侄辈，时常成为下一任汗位的激烈争斗的合法竞争者。

然而，生员金从善（大概还有其他许多受过教育的汉族精英成员）并不认同家族选举继承制是一种有序的嗣位原则，而认为这样的做法造成了激烈的无序状态和政治动荡。在他看来，凡不是彻底、公开的立定储君身份的都是“非正统的”。乾隆皇帝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秘密立储的做法，最早是雍正皇帝在1723年表述并实施的，溶合了汉人和突厥—蒙古君主制的传统因素，这两者在理论上是对立的。正因如此，雍正皇帝设计了一种清朝独有的皇位传承形式。当朝皇帝选立太子的合法候选人群被限定在下一辈的皇子。这极大地削弱了争夺皇权的潜在竞争者的范围，但是还没有限定到汉人传统所预想的单一目标。因为秘密立储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皇帝在选择储君时就有着家族选举继承制的因素，故而受过教育的金从善等汉人批评这种做法。乾隆皇帝斥责金从善怀有民族偏见：

朕虽未明诏立储，实与立储无异。……我朝得天下之正，实非汉、唐、宋、明所可比，而该逆犯竟敢目为不正，其心显然存内外（也就是开化与野蛮，汉与满）之见。

可以说，金从善的上谏，关注的是嗣位适用模式这一含有民族意义的争议问题，并有可能颠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金从善对这一焦点问题（即皇太子）的大声呼吁，可能只是为了寻求加强最高统治者及其支持者的统治，而忠心耿耿的学者和官员却可围绕此问题，合法地组织针对和珅及同党的正在篡权的反对力量。然而，在此过程中，金从善忽视了（或至少是懵懂无知）民族—王朝意识形态在清朝家产制统治建构中的中心地位。和珅有着满人身份，乾隆皇帝会更信任他的政治忠诚。乾隆皇帝可能被自己民族—王朝至上的意识形态自负所蒙蔽，也可能乾隆皇帝支持和珅只是反映出了他对于汉族精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敏锐地意识到了民族差异，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乾隆皇帝对于清朝政治概貌与政治现实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