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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7-05 13:16:04 0


乾隆皇帝对于解释南巡在时间上的很不固定,极有兴趣。1784年4月,在最后一次南巡期间,这位73岁的皇帝在《南巡记》这篇文章中,解释了他六次南巡为何跨越了近35年。在乾隆皇帝心中,所有的“大事”可以分为两类:“宜速莫迟者”与“宜迟莫速者”。成功的关键是认清宜速与宜迟,并采取相应行动:“于宜速而迟,必昧机以无成;于宜迟而速,必草就以不达能合其宜者。”更准确地说,文武活动要求不同的决策节奏:“兵事宜速,河务宜迟。”回顾即位以来的50年,乾隆皇帝除了说他“敬天明礼”外,举出了“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作为自己正确迟速观的证据。尤其是“西师之事,所为宜速而莫迟者,幸赖天恩有成,二十余年疆宇安晏,兹不絮言”。“至夫南巡之事”,乾隆皇帝写道,“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因为“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以及“河工关系民命”,乾隆皇帝以特有的方式反问:“不慎可乎?”当然是不可以的;因此他慢速而系统地巡幸江南,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南巡持续如此久长,乾隆皇帝的事后解释,说是为了认真处置水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南巡主要是为治水,乾隆皇帝大概想令我们相信就是这样。乾隆皇帝自己评估,他头两次南巡,治河成效不大,“辛未(1751)丁丑(1757)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这很显然是他自己的看法:“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1762)始有定清河口水志之谕。”

这里乾隆皇帝并没有说出历史真相。我另有文章已证明了,1760年代初对于黄河—大运河交汇处一些重要的水位调控标准程序的建立是此前数十年长久的研究和政策形成过程的最终体现。乾隆皇帝最早治水——包括他头四次南巡——在行政上和政治上的结果,已在别处进行了讨论,这里无需赘言。

与当前讨论更密切相关的,是在1776和1777年成功开挖了陶庄引河,在《南巡记》中,乾隆皇帝对这一工程的历史有详细说明:

向来清口每虑黄水倒漾。康熙己卯春,皇祖南巡,亲蒞河干阅视形势,命于清口迤西,隔岸挑陶庄引河,导黄使北。因河臣董安国开放过早,旋复于淤垫。其后庚辰(1700年)、辛巳(1701年)、壬辰(1712年)、甲午(1714年)以及雍正庚戌(1730年),历命大臣会同河臣筹堪挑办,功迄未就。(α)嗣以黄水倒灌,舍开陶庄引河更无善策。乾隆丙申(1776年)春,谕河臣萨载详悉履勘绘图贴说,往返指示。(β)即于是年秋兴工,至于丁酉(1777年)仲春蒇事。开放新河,大溜畅达,既免黄流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

复杂的技术细节置而不论,这里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乾隆皇帝对于这一庞大工程此前种种努力的简单依年份记述(见α以上部分)不尽准确。相当有力的证据是,他没有提到,最后一次未能成功在陶庄开挖引河,正是他在位期间的1742年。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新引河在1776年末和1777年初开挖时,乾隆皇帝从未亲临视察工地,他只是与萨载密切商议(见β以上内容),萨载是满洲旗人,最终于1779至1786年出任极重要的两江总督。如果不是乾隆皇帝不仅在《南巡记》,而且也在《钦定南巡盛典》中鼓吹陶庄引河成功完成的话,他对于当地心腹官员的依赖(不同于他亲自在现场指挥工程)本是不值得注意的。质言之,尽管乾隆皇帝明确地声称陶庄引河工程是他南巡的一部分,但严格说起来并不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陶庄引河在1776年和1777年开挖时,乾隆皇帝没有进行他的第五次南巡?乾隆皇帝成功完成这一巨大工程,毕竟标志着康熙和雍正皇帝反复(且是未成功)努力实施的方案的实现。陶庄引河不仅对于有效治河,而且对于著名的皇帝孝道和“法祖”的原则来说,都是绝好的纪念物。乾隆皇帝这样一位非凡、卓越的君主,肯定意识到了这样的象征意义。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进一步自我扩张的绝好机会呢?

乾隆皇帝没有能够在1776年末或1777年初开始他的第五次南巡,一个很显然的原因在于他的母亲——皇太后。我在别处已指出,乾隆1765年第四次南巡与十八世纪前数十年所未曾见到的黄河大运河水利体系一定程度的安澜同时发生。当圣驾1765年5月从徐州北上,乾隆皇帝创作了一首《渡黄河述事》诗,其中,出于对皇太后高龄的孝心考虑,他誓言以后不再巡幸江南。由于最近乾隆皇帝在治水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可能真的相信,不再需要进行南巡,至少是在他年迈母亲的有生之年。然而,这一解释的背后,是一个假设,即南巡只是行政活动,但它们显然不是。总之,纵使乾隆皇帝突然感到有必要在1770年代中期重返江南——为了行政的或是政治的收益,他也发现自己被拖入了意识形态的窘境。

从乾隆皇帝1765年公开誓言不重返江南来看,第五次南巡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皇太后的去世。然而,1777年6月皇太后辞世,这并没有对乾隆第五次南巡特定时间的选择有太多揭示。当然,乾隆皇帝在礼仪上需要遵循服丧三年(实际上是27个月)的汉人标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要等到1778年末——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宣布他定在1780年初进行第五次南巡。然而服丧期的规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总是可以解释、操作的。事实上,乾隆皇帝在百日内穿孝服、不剃头,乃皇太后要求他遵循满人的丧仪。鉴于这一被缩短的服丧期以及出巡通常需要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因此,如果乾隆皇帝愿意,他很容易宣布(在1777年末)计划在1779年第五次南巡,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原因何在?

乾隆皇帝在母亲去世后,这么快就宣布第五次南巡,可能(或只是看起来显得)太早,不合乎礼仪。此外,不再能够恭奉皇太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资源,乾隆皇帝要重返江南,就缺少足够令人信服的行政上的理由。江南地区水利基础设施不再危机频现,1760和1770年代上报的洪水数量日益下降就是明证。而且,陶庄引河在1777年春天——就在皇太后去世前数月——已经完工。1777年末,乾隆皇帝本可以很容易援引需要视察这一新近完工的工程,作为1779年春天第五次南巡行政上的借口。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在1777年末,乾隆皇帝还没有南巡的愿望。

这最后一点显得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就在一年以后即1778年末,乾隆皇帝再一次提出紧急的治水问题,作为他计划第五次南巡的主要理由。乾隆皇帝不再提黄河—大运河体系的水利突发事件,取而代之的是利用沿杭州湾的海塘大规模整修作为他后两次南巡的主要(并且从政治上说是保险的)理由。 1780年,乾隆皇帝一进入浙江就写道:“来巡要务此疆切,正在海塘固永谋。”四年以后的1784年,他在《南巡记》中颂扬这一目标所取得的成就:

庚子(1780)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原注:浙江海塘自戴家桥迤西皆柴塘,不足资巩护。庚子南巡,亲临阅视,因饬该督抚于老盐仓一带改建鱼麟石塘,仍谕令存留旧有柴塘,以为重门保障。辛丑[1781]、壬寅[1782]等年陆续采办石料,勘估建筑。至癸卯[1783]八月该督抚富勒浑、福崧等奏报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1784)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原注:浙江海塘老盐仓一带,鱼鳞石塘虽已全竣,而章家庵以西惟藉范公塘土堤一道卫护,形势单薄,不足以资捍御。因先期传谕该督抚详晰筹画,采石鸠工。兹甲辰南巡亲临指示,不惜百余万帑金,降旨一律接筑石塘,俾滨海黔黎永资乐利。)

和对于陶庄引河的历史看法很相似,他的记述又一次别出机杼。差不多二十年前,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期间,乾隆皇帝已提倡(接着很快就放弃)对浙江海塘做彻底整修,而这一点当他在1784年写《南巡记》时,又适时地忽略了。事实上,乾隆皇帝1762年提议重修浙江海塘,如同他早在1742年开挖陶庄引河的努力一样,在行政上和政治上都是败笔。对乾隆皇帝来说,《南巡记》提到这些被中止的动议,将会玷污他作为智慧之源与完美楷模的公众形象。

那么,仔细阅读乾隆皇帝的《南巡记》,会感觉到存在大量隐匿不语以及抵制令人不快的历史事实的情况。然而,乾隆皇帝在1742和1762年整修江南水利设施关键部分的努力的失败,很容易被掩饰,自然决不会阻止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展现他亲自解决水利工程的关键问题。它们也不能阻止他高擎治水的旗帜,作为后两次南巡的主要理由。

当然,乾隆皇帝利用治水作为1750和1760年代头四次南巡行政上的理由,是比较可信的。这一地区关键地点的水利设施——主要是1740和1750年代的黄河—大运河体系,以及1760年代的浙江海塘——的确亟需关注。然而到1770年代末,乾隆皇帝利用杭州湾的海塘作为他后两次南巡的理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这含有政治投机意味。

对此要依次做些澄清工作。下面的看法绝不是忽视、否认甚至降低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治水方面的行政努力和成就。我的目的,是阐释清楚常被吹捧的乾隆皇帝在“行政效率”上的种种努力,与他未说出但同样真实的“政治意指”间的区别。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超越居于主导地位(乾隆皇帝)的乃完全行政实践的南巡叙述,从而可以进一步探求乾隆皇帝决定在1780年代重返江南背后的更具决定性的政治考量。

诚然,在乾隆后两次南巡期间,浙江海塘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确切说是改为了石塘),正如乾隆皇帝自己在《南巡记》中足堪自豪所宣称的那样。然而,承认这一不容否认的事实,并不能引入关键性问题:将木塘改为石塘真的需要皇帝亲临现场并监督吗?

从历史上看,治水的行政需求与巡幸的必要性之间的因果联系,充其量也是很薄弱的。例如,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1720、1330和1740年代积极地进行浙江海塘的扩建和加固,但没有视察过一次。再者,陶庄引河——一项重大且极复杂的水利工程——在1770年代成功完成,而乾隆皇帝在1765年到1780年也没有进行南巡。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表明,乾隆皇帝提出1780年代全面整修浙江海塘——像1776—1777年陶庄引河开工一样——本可以通过派代表有效地实现。如是,就排除了乾隆皇帝必须进行后两次南巡。

除此之外,浙江海塘并不是特别重要,在乾隆皇帝1765年第四次南巡和1780年第五次南巡很长的间期,它实际上不再是政治的主要关注点,萧一山等历史学家多少有理由质疑乾隆皇帝后两次南巡公开表述的理由,即实地监督浙江海塘工程的改造。尽管未曾在《南巡记》中提到,事实上,1762年后乾隆皇帝已放弃了将沿浙江海岸的海塘从竹笼和木桩全部改造为统一标准、更为坚固的“鱼鳞”石塘。那么,为什么乾隆皇帝突然恢复这一计划,作为他1780和1784年南巡的一个理由呢?这个质疑就是要指出,用纯粹的行政合理化理由来解释乾隆南巡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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