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湘淮军之代兴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各地出现了很多勇营，近湖南一地，就有江忠源之楚勇、严云舫之辰勇、樊川之胜勇、劳氏子之彪勇等，“皆能杀贼”，但最著名的是后起的湘军和淮军。它们联手扑灭了太平军和捻军，并在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成为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不过其崛起过程也经历了一番曲折。湘军之兴始于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奉旨办团练。他十二月十三日接到谕旨，二十一日驰抵省城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面商一切，并根据咸丰帝的旨意，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练兵，二是除暴。在曾国藩看来，前者尤为当务之急，因而次日他就向咸丰帝上奏其练兵计划：在省城立一大团，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认真训练。咸丰帝还以为曾国藩是根据自己的意旨办团练呢，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还鼓励他“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哪知道曾国藩与其他团练大臣不一样，自作主张，“以练兵为务”，利用其团练大臣的权力来创立新军。于是，不经意间，便成就了曾国藩日后的一番大事业。

当时湖南原有驻军大部分奉命尾追太平军而去，省城长沙兵力单薄，巡抚张亮基遂檄调属下一些府、县的练勇来省城助守。主要有新宁县的楚勇、湘乡县的湘勇、宝庆府的宝勇、辰州府的辰勇等。其中楚勇、辰勇等已参与镇压太平军，尤其楚勇在江忠源兄弟的统帅下已多次打败太平军，声名鹊起。因此曾国藩训练的是来自老家湘乡未经战阵的湘勇。这些湘勇即张亮基檄调而来，共1 080名，曾国藩拟定章程，参照戚继光束伍练技成法，“日日训练，分为三营”，中营罗泽南管带、左营王錱管带、右营邹寿璋管带。咸丰三年（1853）五月，江忠源因要往援被太平军围困的南昌，致信其老师曾国藩请招募楚勇3 000人。但楚勇不足，曾国藩乃增募湘勇等凑成3 600名分三批赴援。六月十八日，朱孙贻率湘勇1 200余人，“由醴陵头起前进”；十九日，江忠淑将楚勇1 000人，“由浏阳二起前进”；二十四日，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带领营兵600人、湘勇720人，“由醴陵末起前进”。这批援军共有2 000名湘勇，只有罗泽南所带360名经曾国藩训练过，“自正月以来，无日不操演，每逢三、八往阅，已阅过十九次”，其余的都是新募的，并纯用书生为营官。“新集之卒，未可遽用”，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认为带勇之人慷慨从戎、忠勇奋发，都是血性男子，又幻想他们“能挟盛气以驱新集之卒”，从而以书生立武勋。结果却首战失利，附生谢邦翰及童生罗镇南、易良干、罗信东4个营官阵亡，练勇死81人。曾国藩虽然很心疼，也颇后悔，却从中看到书生能领兵、湘勇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练兵的信心大增。

由于缺乏带兵将才，曾国藩也注意考察当时留驻省城的绿营将弁，物色了参将塔齐布和千总诸殿元来帮他练勇带兵。这两人胆勇过人，颇知军事，很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遂通过他们染指长沙绿营事务，命令绿营兵与勇丁一起训练。“因练勇之便，时与塔将言及城中各兵亦可抽演试操”，遂“令塔将传唤营兵，一同操演”，并且“每逢三、八操演”，曾国藩都要召集兵、勇训话，“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这使得长沙协副将清德极为不满，因为即使是巡抚也不过问他们训练的事情，曾国藩不是巡抚，根本无权指手画脚，而且武官不受文官管辖，曾国藩也不能对他们发号施令，更何况他们是正规军，怎么能与那些临时招募、不伦不类的勇丁同场训练呢？他认为这是塔齐布谄媚曾国藩，破坏营制，向提督鲍起豹汇报此事。鲍起豹听闻以后，非常生气，扬言盛夏操兵是虐待军士，如果没有他的命令，胆敢妄自传操者“军棍从事”。司道群官闻言窃喜，巡抚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于是文武不和，兵勇不睦之象，渐次成矣。”

咸丰三年（1853）七月十三日，湘勇试枪，误伤一个营兵长夫。营兵乘机发难，执旗吹号，操起军火器械找湘勇开战。曾国藩被迫鞭打试枪湘勇200军棍，而对营兵则置之不论，希望克己以求和。可是，这反而助长营兵的嚣张气焰。八月初四日，永顺兵与辰勇因赌博起争执，营兵又执旗吹号，下城开战。曾国藩考虑到兵勇屡屡内斗，不利于镇压太平军，想将领头者按军法处置。但是，咨文甫出，而有初六夜之变。营兵汹汹满街，游聚省城中，文武官员不管不问，乃猖狂围攻曾国藩公馆。公馆所在是巡抚的习射之场，曾国藩以为“营兵不敢决入”，仍在做事，没想到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当时巡抚衙门就在附近，这边闹哄哄的，那边应该听到，但是巡抚骆秉章却装聋作哑，佯为不知。当曾国藩往“叩巡抚垣门”求救时，“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原来，曾国藩自担任团练大臣以来，老是越职侵权，自说自话，湖南大吏意见很大，骆秉章也颇为不满，但碍于面子，一直隐忍不发。现在曾国藩因多事而引火烧身，他正求之不得，怎么会主动施以援手呢？事后，司道官员公言“曾公过操切，以有此变”，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曾国藩的幕僚都很气愤，“以为当上闻”，他也想据实入告，但考虑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所以隐忍不发。

这个事件令曾国藩深受打击，也倍感委屈。他承认自己“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但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可是永顺兵事发，省中文武员弁皆责怪他干涉兵事。此语揭破，令他反省，意识到自己“不官不绅，处于志疑之位”，“仰逼俯侵，动多触碍”，不如避迹偏郡，“张弛广狭，惟吾之所自为”，乃借口去湘南就近镇压土匪，率所练湘勇移驻衡州。树挪死，人挪活。曾国藩移师衡州后，不仅少了掣肘，而且能够集中精力练兵。他计划练勇六千，合江忠源所部四千成万人之数，统交江忠源、朱贻孙带领，用以镇压太平军。在给王錱的信中，他详细谈及此事：“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目今江西……吾勇仅有四千，亦无以壮其魄而树厥威。拟请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万金应用。”

就在此时，太平军挥师西征，“连舟千余，蔽江西上”，曾国藩拟在洞庭以南、湘阴以北的河中设置木排以设防。而其幕僚郭嵩焘时在南昌协助江忠源守城。据郭自称，他随江忠源住在章江门城楼，“每获贼，就城楼研讯”。一天，他们讯问太平军俘虏，得知太平军有十几万只船，郭就对江说：“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江忠源听后大为激赏，属具疏稿。郭嵩焘即拿着短榻，在窗边写起来，当天就写好缮发。疏中言：“粤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掳掠民船已逾万数，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数百里尽以资贼，多或百数十船，少或一二船，往来停泊，无敢阻拦。……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贼船出没无常，乘风急趋，一日可数百里，官兵既无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御无所用，是以其势日益猖獗，使早制备战船，多安炮位，调广东、闽、浙各水师营兵以截江路，……未尝不可克期奏绩。”因此，应该“饬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抚制备战船百余只，一以广东拖罟为式，每船计可载兵五十名，饬广东督抚购夷炮五百斤、三百斤者合千余尊，以奉到饬旨之日起，克期三月一例齐备，陆续放至武昌以备调遣”。

在上疏的同时，江忠源也多次致信曾国藩谈建立水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咸丰三年（1853）七月的一封信中，他说：“长江上下，任贼舟游弋往来，或单舸只艘，轻帆独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为改变这种局面，他“欲备炮船，先击水上之贼”。但曾国藩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湖广钓钩之类小船“实不足以为战船”，“且水手望风惊溃，一闻炮声，委之而去，则千辛万苦敛怨而封雇之民船，又适以资贼而助其焰，甚无谓也”，相反广东的红单船、快蟹船、拖罟船“惯于击贼”，主张予以调用，“犹胜于雇两湖民船之一无可恃”。而他自己的兴趣仍是造木排，与太平军水战。“其法编杉为排，宽约七尺，长约丈有五尺，剡其两头，以便劈水疾行，前后安放两轮，如翻水车；旁施两桨，头尾置柁，顺逆皆可驶行；置大铁钉于头，以便冲击逆船；上置帐房一架，如京师所谓西洋房子者，顶及四围皆用夹布，每日三次浇水，以御枪炮。”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个设计全凭想象，看似不错，实则可笑，而且似乎难以制作。十月十九日，他致信骆秉章说：“前拟造排，以为一月可成，不料初八至今，未造一架。”

这时，江忠源又写信来，将他“欲备炮船”的设想具体化，提议由曾国藩来造炮船，他和刘长佑、罗泽南等负责管驾，“方今贼据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与狂贼相持于波涛险隘之中而不惧者惟不肖与荫渠、罗山、朴山数人”。曾国藩因为兴办木排“无从下手”，而江忠源所提出的建立水师建议“自六月以来，五省皆议此事。屡奉寄谕，亦以为最切之图”，所以改变主意，认为“此时急务，总宜先筹水师”。二十一日，他再次致信骆秉章告知他这个新的想法，而其思想转变历程在信中也表露无遗。他说：“此时总以筹备水师为先务。……侍前所以专言排者，以实无银办船也。民船必须改造，改造必须价买。每买一船，大者数百，小者也要百金，即用船二百号，亦非数万金不可，是以惮于兴办。近日通盘筹划，以数万金竟不能不用。盖湖北经田镇失事之后，从前炮船尽化乌有，南省亦无一船，将来两省何以御贼？……侍拟日内复奏，……自请在衡筹备水师，为督抚分任其劳。”

于是，他在衡州、湘潭设立造船局，一方面聘请专家、召集工匠造快蟹船、长龙船等；另一方面则命人招募水勇，抓紧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咸丰四年（1854）二月，“所办之船，拖罟一号、快蟹十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共配炮570多门；所募之水勇5 000人，“分为十营，前、后、左、右、中为正五营。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营官分别为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褚汝航、夏銮、胡嘉垣和胡作霖，以褚汝航为水师统领。与此同时，陆师也按照曾国藩“练勇六千”的计划在进行。其中1 000人先派到安徽，协助已升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镇压太平军，剩下的5 000多人，按照大小营编列字号，共成十三营，营官分别为塔齐布、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寿璋、曾国葆等，以塔齐布为先锋。这样，随着陆师的扩编、水师的建立，湘军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初具规模了。

在湘军建成之前，咸丰帝由于手头缺兵，太平军攻势又猛，听说曾国藩练勇六千，便三番两次下谕曾国藩率部出征，配合清军作战，但都被曾国藩以兵未练成为由复奏拒绝，气得咸丰帝挖苦他说：“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意思是曾国藩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平时张狂可以，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倘若有所差池，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曾国藩因有前面湘军未经系统训练就去增援南昌、结果伤亡惨重的血的教训，认为草率从事，仓卒以出，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动摇军心，下定决心要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所以尽管遭到皇帝的讥讽、质疑，仍抗旨不遵，按兵不动，直至湘军水陆师组建完毕，才水陆并进，成军以出。

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衡州水陆师起程，与湘潭水师会齐，合计全军17 000余人，所筹集军需物资有米12 000石、煤18 000石、盐40 000斤、油30 000斤等，然后建旗东征，从此开始与太平军长达10余年的较量。出征前，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一文，慨然以消灭太平天国为己任，并号令天下“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当时湘军训练有素、军容整齐，曾国藩底气十足，踌躇满志，哪想到他刚与太平军接仗就不顺，而且一不顺，就是6个多年头。

首先给曾国藩当头一棒的是靖港之战。曾国藩率湘军出征时，刚好太平军的西征部队溯江而上，攻至武汉，并分军南下进攻湖南，很快就攻占了湖南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对长沙形成合围。长沙是湖南省城，一旦失守，华南势必落入太平军手中，局面就相当不利了，因此，曾国藩急忙出师迎击。他兵分二路，一路由塔齐布、褚汝航带领援救湘潭，一路自己亲率进攻靖港。四月初二日，曾国藩率军抵达距靖港20里的白沙洲，即命水师顺流而下，攻打靖港。不曾想被太平军抢先开炮轰击，湘军水师船只中炮起火，乱做一团，结果烧的烧，俘的俘，损失严重。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命令陆师出击，谁知陆师见水师失利，也斗志全无，一触即溃。曾国藩执剑督战，立令旗于岸上，狂呼“过旗者斩”，然勇丁皆绕旗而逃，气得曾国藩投水自尽，被幕僚章寿麟救起。

湖南大吏本来对曾国藩就无好感，这次他兵败靖港，恰好为他们提供口实。湖南布政史徐有壬、按察史陶恩培乘机请巡抚骆秉章劾罢曾军，而长沙的其他官绅对曾国藩及其属下也极尽奚落、嘲弄之能事，甚至湘军弁勇出门还经常受到辱骂，令曾国藩十分愤懑。即使后来湘军屡有胜绩，也仍然动辄遭人白眼，使曾国藩心灰意冷。在家书中，曾国藩说自己“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尤其咸丰四年（1854）四月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腹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要是老天开眼，让我灭了粤匪，那我宁可解甲归田，也不愿久居官场，自取烦恼。湖南是曾国藩的老家，在老家都这么受气，出省后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在江西，从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起至咸丰八年（1858）八月止，曾国藩及其湘军在此苦苦征战近4年时间，但依然背运，而且还遭受当地官绅的猜忌和排挤，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报答。

曾国藩及其湘军在江西最惨重的失败是九江、湖口之战。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湘军水陆两军包围九江城，展开猛烈的攻击。可是，太平军早有准备，集中优势兵力，严防死守，湘军久攻不下。曾国藩遂决定陆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攻城，一路随自己亲率的水师攻打湖口。湖口因地处鄱阳湖入长江口而得名，是由水路进入南昌的必经通道，太平军在此设立了坚固的水卡，易守难攻。但是湘军水师刚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水军，所以兵骄将傲，盲目自大，根本不当回事，也不把太平军放在眼里。在湖口指挥作战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就利用湘军的这种轻敌思想，布置战术。湘军水师发起进攻后，太平军水军抵挡一阵，就佯装不敌，退入湖内，湘军以为有机可乘，就出动轻便的舢板船冲进湖内，尾随追击，结果被太平军封锁水卡，回不去了。这样，湘军水师就生生被截成外江和内湖两段。外江的快蟹、长龙船大不灵活，太平军乘夜来袭，被烧毁30多艘，只好逃回九江。哪想到喘息未定，又被太平军如法炮制，利用晚上偷袭，连曾国藩的座船也没保住，船上的文书册牍俱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国藩再次投水自尽，被左右救起，狼狈逃到岸上陆师营中。不久，曾国藩发现自己的残余水师纷纷向上游逃窜，气愤不已，欲只身赴敌找死，被幕僚死死拦住。

仗打成这个样子，老要寻死觅活的，曾国藩也够窝囊了。这时倘若有人慰劳慰劳他，或哪怕是同情同情他，曾国藩也可能觉得好受些。可是江西的官绅都是白眼狼，需要他的时候，要他出力卖命；不需要他的时候，就处处刁难，令他更加郁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气量狭小，动不动就不给粮饷，甚至还打击报复对曾国藩示好的人，万载举人彭寿颐因为曾国藩所欣赏，就被陈启迈逮捕入狱，严加刑责，百般凌虐。曾国藩劝捐所发的捐输执照，“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鞠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湘军将领官至三四品者，也“每为州县扑责”。至于怪话、风凉话，那就更多了，有说他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说他未奉明诏，不该自称钦差；还有的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等等。凡此种种，令曾国藩低首茹叹，内心十分痛苦，以致他愤愤不平地对幕僚兼好友刘蓉说：“当世如某公辈，学识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声）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扫除凶丑，而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吾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就在曾国藩为自己的郁郁不得志而感叹时运不济的时候，传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他立马放下军务，跑回家奔丧去了。十几天以后，他才上奏咸丰帝说，以前我没有为母亲好好守制，就奉您之命出来做事，可是从军这几年来，过多而功寡，对国家也没什么用处，但是欠父母的却很多，现在父亲又去世了，我真是痛不欲生，实在没有心思再干下去了，所以就匆匆回家了，请您恩准我在家守制，以尽孝道。咸丰帝看曾国藩走都走了，也不难为他了，很爽气地准假3个月，但是要他3个月期满，就立刻赴江西督办军务。

曾国藩知道咸丰帝还需要他卖命，就决定以退为进，伸手要点好处。在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上奏咸丰帝以夺情恐遭清议为由，要求终身在家守制，并特意强调江西军务已有起色，“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咸丰帝不明就里，大大表扬了他一通，要他顾全大局，立即返回江西。曾国藩遂乘机向咸丰帝诉苦，细说自己几年来带兵作战没有地方实权的种种难处，最后直奔主题，伸手要位子：“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曾国藩的意思很清楚，要我出山可以，但至少得给我巡抚之职，否则免谈。

咸丰帝这下明白了，弄了半天，你是嫌朕亏待你，那对不起，朕也不挽留你了，你索性连兵部侍郎也不要当了，好好地在家守制尽孝道吧。当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的谕旨，完全惊呆了，他根本没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他满以为咸丰帝刚刚表扬他“战功懋著，忠诚耿耿”，应该会满足他的要求，而且咸丰帝一度也有令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那是咸丰四年（1854）八月湘军收复被太平军所占领的湖北省城武昌时，已经不知捷报为何物的咸丰帝获知这一天大喜讯时，龙颜大悦，曾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但他哪里知道这是咸丰帝一时冲动所做的匆忙决定，所以仅过7天，咸丰帝就毫不客气地收回成命。据记载，咸丰帝在发下任命的谕旨后，还高兴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有位军机大臣提醒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完后，脸色大变，猛然想起祖上为了防止地方权重、尾大不掉，一方面尽量集权中央，另一方面制定“文法”即烦琐的科条律例来束缚督抚的事权，尤其是不使军政大权集于其一身，以免造成专权局面。现在曾国藩掌握军权，自己又主动给他巡抚之职，不正是违背祖制了嘛。咸丰帝越想越后悔，便立刻取消了对曾国藩的任命。干了这件蠢事后，他对曾国藩就很提防，自然不会重蹈覆辙了。所以，当曾国藩赤裸裸向他讨官、要官时，就只能自取其辱了。

照理说，作为中央大员，曾国藩是熟悉清朝典制的，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但他久遭压制，受辱太多，加上治兵平乱、建功立业心情迫切，所以才有此不理智之举，结果是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不仅未要到巡抚位子，连原有的乌纱帽也丢了。而且更让他难堪的是尽管事后不久胡林翼等就一再奏求起用他，但咸丰帝就是不答应。从咸丰七年（1857）三月到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整整被弃用达16个月之久。居家的日子真难熬啊，简直是度日如年，他“夜间总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非常后悔自己的莽撞，也为自己的浅薄感到羞愧。

可见，在两湖和江西作战时期，曾国藩及其湘军处境艰难，十分不如意，一方面是战局进展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虽然逐步推进，但也屡遭重创；另一方面是吃力不讨好，拼死卖命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皇帝不信任，地方也百般凌辱打压，所以是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在试图改变命运而遭挫后，曾国藩终于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太意气用事了，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这样才能实现自己拯救天下的夙愿。他后来致信郭嵩焘说及此事时，就袒露心扉，说自己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军本来是以不顾死生自命的，但在困境面前，却以守制为名“浩然不欲复闻世事”，自己感到这是“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所以他复出以后，就义无反顾，不再拘泥于一时的名誉得失。

的确如此。咸丰八年（1858），离开天京负气出走的石达开，率军由江西进入浙江，威胁清朝的财赋之区杭、嘉、湖，咸丰帝大为恐慌，急需赴浙督师之将，但四顾无人，只得请曾国藩出山。可是他给曾国藩的名义仍然只是空头的侍郎衔，这次曾国藩就不再斤斤计较了，而是闻命即出，终于抓住了机遇，带领湘军步入了顶峰时期。由于曾国藩是以名义侍郎、实则匹夫的身份练军，所以他和他所编练的湘军从一开始就寄人篱下，在夹缝里求生存，饱受地方的轻慢和刁难之苦。更要命的是皇帝的不信任，某军机的一句话唤醒了咸丰帝内心对曾国藩的本有疑忌，使曾国藩不得大行其志近6年之久。直至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打垮以后，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命运才得到了转机。

江南大营是由向荣统帅的、从广西一直尾随太平军至江南的清军建立的，共17 000人，驻扎在天京城外孝陵卫一带，其任务是阻止太平军东下。与江南大营形成南北呼应的是江北大营。江北大营的主帅是琦善，有20 000人左右，驻扎在扬州附近，其任务是封锁太平天国北面交通。江南、江北两个大营汇聚了清军的主力，尽管战斗力不强，难与太平军相抗衡，但它们人多器精，又一南一北盘踞天京近旁，始终对太平天国构成威胁，所以被清王朝寄以厚望。不幸的是，江北大营于咸丰八年（1858）被击溃，不到两年，江南大营也覆没了，这使清王朝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举目四望，咸丰帝手中无可用之将，也无可调之兵，再也组织不起来像样的国家军队，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曾国藩及其湘军，盼望他们来为他解危救困。曾国藩及其湘军出头的日子终于来了。

有个熟悉湘军掌故的人后来追忆说：“江南大营复陷，官军悉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也。左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闻（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疲，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而的确在江南大营兵溃之后，湘军将帅即举行宿松之会，共议东南大局的补救办法，并做好了走向前台、接手全局的准备。他们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天果然不约而至。就在江南大营覆灭后一个月，曾国藩被赏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又实授两江总督，并奉命担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拥有总督之位后，就是不一样，其湘军随即攻陷了安庆，使整个战局发生了逆转。安庆扼天京上游，是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湘军占据安庆等于掐住了太平天国的咽喉，将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太平天国则完全陷入了被动，被湘军牵着鼻子走，由战略攻势转为守势。可是，曾国藩已无法用胜利的事实向咸丰帝证明他的治军非位任督抚不可的雄辩。因为当安庆大捷的奏报上达朝廷时，咸丰帝已病死承德。

咸丰帝死后，政局变幻，曾国藩一度十分惶恐，担心自己的位置不保，但没想到慈禧太后掌权后，很看重曾国藩，又命他节制浙江军务，使得曾国藩统辖的省份增加到了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4个，这令曾国藩都感到意外，心怀疑虑，一再上疏请辞。为了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慈禧太后再授他协办大学士之衔，并自称对曾国藩提出的建议非常嘉许，言听计从。如此非同寻常的恩遇和擢拔，连曾国藩的幕僚也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朝廷“恩遇于节帅特隆，南服之封疆将帅凡有黜陟皆与赞画。将也，相也，节帅之任重道远矣。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者相磨厉也。相互砥砺，竭诚效劳”。曾国藩自然更是感恩戴德，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

由于慈禧太后的信任和破格任用，曾国藩的权势大增，终于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而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了。首先，他开辟饷源，积极自筹军饷。此前，湘军自筹的粮饷主要靠捐输，但数额有限，绝大部分还得求爷爷、告奶奶，请有关地方大员划拨，可人家并不把湘军这样的偏师当回事，高兴给一点就给一点，不高兴就不给，令曾国藩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曾国藩握有总督之权后，立即扩大筹饷的手段，据罗尔纲先生研究，除了办捐输外，还有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等，而且这些都是曾国藩指派自己的亲信办理，使湘军的粮饷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其次，他整顿辖区吏治，想方设法撤换那些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官员，而代之以自己的部属或幕僚。曾国藩认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地方官员之贤否。因而对辖区内吏治比较腐败的地方，他就毫不留情地剔除当地官员，以自己的幕僚、部属取而代之。如他曾将江苏巡抚薛焕弹劾去职，保荐自己的幕僚李鸿章继任。同样，他还举荐沈葆桢、左宗棠分别出任江西、浙江巡抚。通过这种方法，曾国藩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政权中，安置了大量幕僚和部属。毕竟这些人都是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所以他们大多比较务实能干，对地方的确起到转变风气、澄清吏治的作用。第三，他兴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改善湘军的武器装备。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官办的近代军用工业，虽然当时它仍使用手工生产，产品质量也不是很高，但对湘军装备的改进起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是洋务运动起始的标志，其发轫和示范意义不可低估。

与湘军前驱先路、坎坎坷坷的成军过程不同，淮军的创建相对顺利。因为一有湘军成例可循，依样画葫芦即可；二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组建，没有阻挠和掣肘之患。罗尔纲先生认为淮军领袖虽然是李鸿章，但淮军仍是曾国藩创立的，“曾国藩创立淮军，乃所以救湘军之穷，补湘军之缺的”。其实，筹划成立淮军时，曾国藩并没有考虑那么多、那么远、那么仔细，而是为形势逼迫所致。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转战江南，连克江浙城池，上海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形同孤岛。其安危问题，便成为中外绅民十分关注的问题。除了双方密切合作，共同出兵会防外，江浙士绅还有安庆请兵之举。因为朝廷正规军队屡战屡败靠不住，借助洋兵也只是权宜之计，要改善上海防务，保障上海安全，只能求救于刚刚履新的父母官——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请兵之说首倡于湖北盐法道顾文彬，得到在沪江浙士绅的支持，但最早赴曾国藩大营请兵的是金匮知县华翼纶等3人。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四日，他们从上海来，说下游盼望湘军“情甚迫切”，希望“早赴江东”，并言“绅民愿助此间饷项”。华翼纶即曾国藩幕僚华蘅芳之父。12天后，江浙士绅的专使——户部主事钱鼎铭、候补知县厉学潮又持公函来，向曾国藩乞师。其间，“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二十一日，钱鼎铭又来，“语次声俱泪下，叩头乞师，情词哀迫”。鉴于此，曾国藩“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乃连日与亲信幕僚李鸿章商议“救援江苏之法”。期间湘军将领吴坤修主动请缨，愿意“募兵六千，赴江苏上海一带救援”，但曾国藩“以新兵恐难得力，未许”，决定将这样难得的好机会留给自己的弟弟曾国荃。

二十四日，距钱鼎铭又来仅过三天，他即写信给刚刚回湘乡老家的曾国荃，征求其意见：“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二次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迅速回信”。可曾国荃迟迟没有回音。十一月十四日，实在等不及的曾国藩向曾国荃摊牌，已许诺钱鼎铭“令沅弟带八千人往救”，定于“二月由皖至沪”，命他尽快招齐6 000名新兵，速来“共商大计”，并语重心长地说：“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言下之意是要他务必接受援沪任务。10天之后，曾国藩又写信催促曾国荃说：“惟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齿之忧，务望沅弟迅速招勇来皖，替出现防之兵，带赴江苏下游。”同时指出他不是一个人带兵去江苏下游，将“与少荃、昌岐同去”。少荃、昌岐分别是李鸿章、黄翼升的字，他俩是淮扬水师的统领。因此，曾国藩在信中乐观地预言：“得八千陆兵，五千水师（淮扬水师），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慰吴民水火之望。”

为什么曾国藩会突然冒出“少荃、昌岐同去”之言呢？是因为有人参奏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不胜封疆重任，朝廷令他确查。曾国藩遵旨调查，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查复参款折，结论是“苏浙财赋之区，贼氛正炽，该二员似均不能胜此重任”，并借机附片保荐左宗棠、李鸿章可大用，堪任浙、苏巡抚。所以如果李鸿章被授为江苏巡抚，那他就应该带兵赴任，承担收复江苏的责任。曾国藩在奏片中已对此作出安排：“若蒙圣恩将李鸿章擢署江苏巡抚，该员现统水师五千，臣再拨给陆军六七千，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不过上海毕竟是天下膏腴之地，每月可得厘金60万两，对于长期为粮饷所困扰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个聚宝盆，非常希望控制在自己手里，方便取用。李鸿章尽管是自己的学生，但他很有主见和能力，曾国藩担心他进驻上海，不好驾驭，所以未雨绸缪，在奏片中将他安置在镇江。他说薛焕自就任苏抚后，株守上海，一筹莫展，因此苏抚驻扎之地不应是上海，而是镇江。因为镇江是江南的战略要地，“北可联络淮扬，南可规复苏常，近拊金陵之背，远制洋面”，历来为兵家所必争。至于上海僻在东隅，不足以资控制全局，但派数千劲兵保卫，留司道一二员经收关税即可，“不必巡抚常驻沪城”。

那么由谁驻扎上海呢？第一人选就是上文已提及的曾国荃，可曾国藩接连去信征求其意见，曾国荃均无回音，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无奈之下，他又想出一位备用人选，那就是候选道陈士杰。陈士杰是曾国藩早期的亲信幕僚，此时正在湖南老家办团练。十一月二十九日晚，李鸿章来，曾国藩便与他商调陈士杰“带勇赴江苏事件”。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终于接到曾国荃的来信，表示“不愿往上海”，理由是“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曾国藩知道弟弟的犟脾气，并不勉强，回信说：“弟不肯赴上海，亦系量力而行，余已别有位置。”曾国藩的别有位置是做了两手准备。十二月初七日，他致函陈士杰，希望陈氏出山，招集旧部，挑募三千人，他另加派两营，合成四千之数东下援苏。而次日，在给江浙士绅公函的回复信中，他又说：“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至皖少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准于二月成行。”可见，曾国藩一方面把陈士杰推出来，由备用转为正式；另一方面仍为曾国荃留有余地，将李鸿章列为其备用人选。十四日，他再次致信曾国荃，希望“沅弟多方设法，助我保守上海”。十八日，他上折请朝廷“将陈士杰擢授江苏臬司，饬令带勇四千名，驰赴安庆，听候调遣”。但由于曾国荃、陈士杰都远在湖南，联系非常不方便。为不耽误事，曾国藩决定退而求其次，起用李鸿章援沪。“上海一县，人民千万，财货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必须设法保全，拟令少荃带水陆各五千人前往。”

李鸿章为淮扬水师统领，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但水师五千人已有，而陆师则“实无此兵力”，李鸿章无兵可带，曾国藩必须帮助他筹建一支五千人的陆师。因为李鸿章是安徽人，所以曾国藩命他招募淮勇。王尔敏先生认为曾国藩做出招募淮勇的决策“当始于咸丰十一年十月下旬”，“而李氏获得招募札文，当在十一月初”，并举十一月十一日李鸿章致潘鼎新函作为佐证：“帅意（指曾国藩）将令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其口粮与张山樵之淮勇一律”。但王先生连用两个“当”字表明他对自己的论断没有十足把握，而所举的李鸿章的信也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接下来，李鸿章就直言潘鼎新的部下未必能适应湘军营制：“所虑楚军不用长杆火枪，专用抬炮小枪，轻重大小，毫不参差；步伍连环，须有约束。阁下所部，未必即能降心相从耳。”然后李鸿章话锋一转，“如愿习此间队伍纪律，及扎营之神速，请赐回示，再行专札调赴皖城，勤加训练”。可见李鸿章并非自己招募淮勇，是曾国藩想把淮勇发展成为湘军，以扩大湘军的组成，他只是代表曾国藩征询潘鼎新是否愿意学习“此间”的扎营及队伍纪律。“此间”显然指湘军大本营，李鸿章用这个词不正表明他自视为湘军的一分子吗？

实际上，淮勇的招募是从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中旬以后开始。同治元年（1862）二月，曾国藩上奏说“李鸿章一军于腊底正初招募淮勇”。不久李鸿章也在一封信中写道：“弟自去腊中旬接奉寄谕，饬带陆师六七千与淮扬水师四千余人下驶防剿，即禀商使相，调拨湘勇二千，添募淮勇数营，灯节后陆续来皖，亲督训练。”也就是说，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曾国藩所上保举李鸿章援苏的奏片于十二月中旬得到朝廷的允准后，淮军的创建才正式启动。从湘军中调拨营头也是李鸿章的主意，并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曾国藩不仅将自己的亲兵营“令韩正国带之随去”，而且把曾国荃麾下程学启之千人，也拨给李鸿章。事后他写信告诉曾国荃“将程学启拨与少荃，系属万不得已之举”，请他“飞缄谕程知之”，“令其听少荃之节制调度”。至于招募淮勇，曾国藩只“允立四营”。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易如反掌。因为他曾在合肥老家佐幕、办团练5年，与当地团首多有交往，并一直保持联系。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他就收到其中之一张树声的来信，认为张“所陈皖事亦有体要”，便转交曾国藩。曾国藩看后，不禁赞叹张树声“独立江北，有祖生之风”。所以这次奉命招募淮勇，李鸿章便直接联系张树声。张树声利用其与“诸团长讲信修睦，联络援应”的便利条件，很快为李鸿章招募了树字、鼎字、铭字、庆字四营，拟于同治元年（1862）元宵节后陆续抵达安庆。

因此，面对朝廷的催问，曾国藩很有信心，于正月二十二日覆奏说李鸿章一军正在募练中，“如有火轮夹板船可雇，即由水路前进，否则陆师缘北岸前进，二月杪当可成行”。正月二十四日，已有淮勇抵达，李鸿章即离开曾国藩幕府，移居安庆城外的淮军营盘，亲督训练，曾国藩前来道喜。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再次来到李鸿章营盘，并视察了韩正国、程学启、李济元、滕嗣林诸营，说明淮军各营基本集结完毕，正式成军。二十二日，曾国藩奏称：“李鸿章新募淮勇，暨调拨湘勇，均已募练成军”。由于民船难以承运，洋船又不肯雇载，所以淮军“须由陆路前进，且须裹带行粮”。而这要通过太平军的占领区，必须由曾国荃率部攻城，淮军才能乘机傍城冲过，直抵镇江。“现拟筹给银米，即令于三月初二日自安庆起程，会同曾国荃攻剿江边一路。”

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此时，事情出现转机，先是二月十九日，江苏委员厉学潮送来饷银八万两，解决了淮军东下的粮饷问题。李鸿章感激涕零，说“活我饥军，高义隆情，曷任钦感”，曾国藩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感受：“少荃启行之途费有着，快慰之至。”接着二十八日，上海的江浙士绅代表钱鼎铭、潘馥又来请援，并带“火轮船，将潜载少荃之兵直赴上海”。拟每次七艘船，分三次运兵。这与原先的计划完全不同，曾国藩“踌躇久之，不能自决”。但第二天，他就拿定了主意，对李鸿章“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所以“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三月初七日，首批淮军登船，向上海进发。曾国藩亲自来送行，其日记记载了这一过程：“早饭后，出城至洋船一看。亲兵营韩正国八百人坐一船，周良才五百人坐一船，开字营程学启千三百人坐一船。看毕，吩咐一番。”此后，每次洋船来接淮军，曾国藩都要送行。从三月初七日至五月初二日，曾国藩共送行7次，计13营，正勇6 500人。其中湘勇3 000人，分成6营，分别是亲兵两营借自曾国藩，由韩正国、周良才统带；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熊字营、垣字营各由陈飞熊、马先槐统带。淮勇3 500人，组成7营：春字营是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时的旧部，称老勇，由张遇春统带；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程学启统带；新募四营即上述的张树声树字营、刘铭传铭字营、潘鼎新鼎字营和吴长庆庆字营。

可见，初创时期的淮军既有新勇，又有老勇；既有湘勇，又有淮勇。其中淮勇有的来自湘军，如开字营、春字营；有的出自团练，如新募四营。而这新募四营又有民团、官团之分，互不统属，在安徽时，“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因此最初的这批淮军实乃临阵磨枪、七拼八凑而成，来源复杂，训练也不充分，看不出是曾国藩有意为之以替代湘军的新武力。而且当时李鸿章还只是曾国藩的幕僚，系奉曾国藩之命组建军队的，充其量只是曾国藩麾下的一个将领，还无法另起炉灶，自搞一套。所以淮军仅为湘军的一个分支，受曾国藩调教，采用的是湘军的营规、营制。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说：“李公鸿章募淮勇到安庆，公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拨湘勇数营以助之。两省将卒，若出于一家然，公所教也。”淮军后来脱离湘军、自成一系是到上海以后逐渐打开局面的结果。但对于“直赴上海”，李鸿章刚开始没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迷茫和惶恐的。因为上海华洋杂处，情况复杂，他“本拟由陆路与沅浦方伯合攻巢、含”，先抵镇江，以期稳定，再审所向，但没想到“沪上官绅合谋，雇定轮舟，劫我以行”，而陈士杰也以母老为由婉拒赴沪，使得他最终孤军前往，“独立无助，能不愧惧”？

还好众师友理解他的心境，对他十分关心和爱护，纷纷赠言予以点拨或提醒，曾国藩、李续宜希望他能“深沉”“从容”，沈葆桢、李桓则以“勿急”相诫。对此，李鸿章感佩无量，表示“当奉为枕中秘”。确实，他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初到上海，在“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的不利形势下，居然能够一改激直的老毛病，按照众师友所说的那样修身养性，忍默静镇。他自言面对一切难处，“惟有静以俟之”，不动不变。如英国兵头、提督屡屡上门，“欲挟之以进剿”，还指使吴煦、顾文彬等切实开导，但他都以兵勇未齐、准备不足等理由敬谢不敏。因为淮军衣装朴陋已为洋人耻笑，如果贸然出战，万一无法取胜，则更为洋人所轻。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练兵学战，“鸿章到沪，修营浚濠，兵勇无吸烟扰掠”，“训练将士，不使少染陋习”。此外，则传授其老师曾国藩治军理政的心法，拟翻刻湘军“营制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诫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此即是不才新政”。而就在这段蛰伏的日子里，李鸿章观察到洋兵号令严明，队伍齐整，洋枪洋炮威力巨大，非常羡慕，决定效仿。乃“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并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

此举着实收到成效。同治元年（1862）五月，到沪两月、未曾痛打一战的淮军取得了虹桥大捷。二十一日，“伪忠王调著名悍贼伪听王陈炳文及纳王郜姓众五六万倾巢而来，直扑虹桥营盘，由南而北，自西而东，四面围裹，以洋枪炮猛力死扑”，程学启开字营“以枪炮回拒，随死随拖，随拖随进，自辰至申，如是者七八次。又围亲兵、林字、奇字各营，如是者三四次”。李鸿章担心这些前营一旦有失，全局即坏，上海不保，便亲督其他各营分路进援，太平军初犹抵拒，但被淮军的“排炮一轰，纷纷鸟兽散”。于是，淮军各营大队齐出夹剿，杀死太平军一千多人，俘虏二百余名，缴获洋枪、抬炮、旗帜、马匹以数千计。次日，李鸿章即将获胜喜讯详告曾国藩，称此役打得极为痛快，“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可见，这一战不仅提升了淮军的士气，而且增强了李鸿章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也让一向瞧不起淮军的洋人悦服，刮目相看。随之淮军又接连取得北新泾和四江口战役的胜利，“于是沪人、洋人知有能打仗之官兵”。淮军的军威和声望由此确立。

当然，李鸿章深知此役的取胜与使用洋枪洋炮有关，因此更坚定了他改用洋兵器的决心。于是他将淮军原来使用的刀矛、小枪、抬枪等旧武器全部淘汰，一律换成洋枪，并逐渐把劈山炮也改换成西洋炸炮。据王尔敏先生研究，同治二年（1863）正月，李鸿章的亲兵护卫营春字营已有炸炮队200名参与战斗，“这是淮军成立正式炮队，以为专门营伍之始，也就是中国炮兵制度的发轫”。既然使用了洋枪洋炮，淮军的营制有所变化，训练及战术运用等也与湘军不一样了，就不能依然照用湘军成法，必须加以改变，采用洋人的方法。同治元年（1862）十月初六日，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洋枪实为利器，和、张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较抬炮更远者。”可见，有鉴于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樑军中虽有洋枪，但未据以操练队伍，结果不免溃败的教训，李鸿章主动求变，用西法加以操演，成效明显，“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之用”。但毕竟洋枪洋炮来自西方，并非中国固有，为了更好地掌握相关技术，提高战斗力，李鸿章乃雇用洋幕僚，教练淮军将弁。最早的是在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刘铭传部雇一名法国军官教练洋枪。至同治二年初，淮军各营普遍聘请洋将，共达20余人。

万事开头难。淮军用洋人充当教习，经历了一个较为痛苦的适应过程。洋教习完全是用西方的训练办法，严肃齐整，纪律严明，与中国传统那种花拳绣腿，徒具观瞻的演练迥然不同。时在李鸿章幕府的冯桂芬曾目睹洋人训练的过程，后来追忆说：“余尝见其练兵，居中吹角有声，卒皆鱼贯至。又有声，或左，或右，或横，或纵，或直，或斜，或八字，或十字，或环，或圭，或玦，或钩，或梅花，或蝴蝶，随角声而变。其行也，雁行进，举足如一，两跨间，射以矢，十发十穿，无所滞，斯尤长技，盖泰西旧法如是。”如此多的号角和阵形变化本已让淮军弁勇招架不住，苦不堪言，更何况又用西语发号施令，他们越发难以掌握，深感力不从心，影响了队伍的稳定。李鸿章坦承：“外国人教练洋枪队，口号难解，领会稍迟，鞭挞立加，情谊不属。于是愿者逃亡，黠者争论。”应该说这是个艰难困苦的时刻，不仅仅是对淮军弁勇的考验，就李鸿章而言也面临难关，然而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淮军的军容军貌有较大改观。同治四年（1865）八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观看淮军训练，当天就在日记中写下观感：“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部队不逮此远矣。”于是，本来坚信用兵在人不在器的曾国藩也改变态度，希望湘军向淮军学习。即如王闿运所指出的那样，“淮军本放（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仿）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但为时已晚，在效仿西方方面，湘军总是跟不上淮军的步调，落后很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淮军出自湘军，但很快赶超湘军。

这表现在淮军因器械精利、训练有素，战斗力大为增强，迅速取得显赫战功。抵达上海不到两年，就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省城苏州，而且东扫西荡，势如破竹。曾国藩深感意外，不禁对李鸿章表示佩服，进而对镇压太平军的大局颇有信心：“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垣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沪军自克苏垣以后，……分兵入浙，连复平湖、乍浦、海盐、澉浦、嘉善等城，……大局极为顺适”。果然，在湘淮军的联手进攻下，太平军连连失利，节节败退，将苏南战场和浙江战场拱手让出。随着苏南战场和浙江战场的相继崩溃，天京也愈发岌岌可危，于是围攻天京的曾国荃部加强攻势，更加凶狠地发动进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他们以地雷轰破天京城墙，攻陷了已围困两年之久的天京。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经过10年的苦战，湘淮军历尽波折，终于扑灭了席卷半壁江山、与清王朝分庭抗礼13年的太平天国政权，达到了其军事活动的顶峰，可谓是臻于鼎盛。

然而，天京陷落后，曾国藩立即作出了遣散湘军的决定。据龙盛运先生研究，至同治五年（1866），总共40多万的湘军先后裁掉30多万，留而未撤的10余万则散处各地。曾国藩为什么会有如此决绝、令人诧异的举动呢？罗尔纲先生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湘军解散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一、湘军为曾国藩个人的私军，久遭清廷畏忌。曾国藩既不敢听忠王李秀成的劝告反清为帝，他就只有于攻陷天京后，立撤湘军，自解兵权，以释清廷的畏忌这一条路可走。二、湘军暮气已深，且有加入哥老会的事，时虞哗变，故攻陷天京后，不得不赶紧解散。三、淮军本是曾国藩创立的新军，实即曾国藩的武力。曾国藩撤湘军而用淮军，则避手握兵权之名，而倚淮军以自重。故曾国藩得有恃无恐，攻陷天京后，便解散湘军而代以淮军。

罗尔纲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

上述三个原因，是互有连带的关系的。假使当日湘军仅有暮气深重和加入哥老会这一个原因，而清皇朝对他不存畏忌的心，他自己也不欲自解兵权，他目睹捻军方兴，知道将来抗拒捻军的责任还是要他来担负的，必用戚继光成法全撤旧军，大招新军，把湘军重新振作起来，就是用李鸿章以创立淮军，也不过是要以湘军的规模开两淮的风气而已，未必专主用淮军。但是，假使当日李鸿章训练淮军无成效，虽有上面两个原因，而军事未平，曾国藩无淮军可用，还要必须重整湘军，湘军仍不能解散的。而这时淮军已成劲旅，可以替代湘军，便促成此举。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攻陷天京后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毫不踌躇地断然把湘军解散了。

据此可见，罗尔纲先生关于湘军解散的原因实际只有一个，即曾国藩认为淮军已成劲旅，湘军有后继者，可以解散了。确实，曾国藩对淮军寄予的希望很大。早在淮军初到上海时，他就致函李鸿章说：“鄙人所期望于淮勇者甚大，寄语珂乡诸君子努力图之。”并且要求李鸿章“与各营官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诰诫，俾淮勇皆成劲旅”，“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果然，李鸿章谨遵师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他能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及时改换淮军武器，聘请洋幕僚练兵，迅速将淮军打造成一支劲旅，协同湘军扑灭太平军。

随着湘军的大量遣撤，在镇压捻军的斗争中，淮军成为主力，湘军则沦为配角辅助淮军作战。曾国藩奉命剿捻，随他北征的淮军共27 000人，加上随后的增募，参战的淮军近60 000人，而湘军仅8 000人。后李鸿章代曾国藩督师，则全用淮军。这刚好与镇压太平天国相反，那时湘军唱主角，而淮军作为湘军的分支，只参与后期的收官之战。就此看来，平捻之役实现了湘淮军的新老交替，淮军日益鼎盛，湘军则走下坡路。不过，湘军毕竟是百战之师，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惊人壮举，再现了它曾经的剽悍和勇猛。那就是左宗棠带领的湘军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击垮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被其侵占12年之久的新疆。湘军收复新疆，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壮举，足以名垂青史。

新疆收复、捻军扑灭，当时国内就基本安定，没有什么大的军事活动，于是湘淮军又面临裁撤问题。按照清代惯例，“一旦战争任务完成，八旗必须遣返防地，绿营必须遣返汛地，团勇则须解散归农，统兵将帅，则各归建制”。湘淮军属于团勇，是必须解散归农的。可绿营早已孱弱不堪，形同虚设，因此左宗棠等认为勇营诚为劲旅，既然绿营不如勇营，那就应该适当保留后者，没必要尽行遣散，建议于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驻淮军。李鸿章也上奏说，与曾国藩等通筹全局，“佥以淮勇只可酌裁，不可尽撤”。他们的吁请得到清廷允准，“于是淮军留防各军，还有八十余营，勇丁差不多还有五万人”。实际上，当时留防的不止淮军，还有湘军及其他勇营，他们被统称为防军。从此，防军正式承担起清朝的国防重任。其中，“淮军为支持同光间国防的军队，系当时中国的第一支大陆军。那时候各省的勇营也都采行淮军的营制，仿效它的训练，所以这个时期在中国近代兵制史上，可以称为淮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