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敷文教以广其传

清代地方大员素有开幕府编书、刻书的传统。晚清时期，最早在幕府中设局刊书的是胡林翼。其幕僚方宗诚记述此事说：“东南文字尽毁于贼，胡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据胡林翼《读史兵略自序》：“是书经始于九年二月朔日，蒇事于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编辑者：及门江宁汪孝廉士铎；分辑者：汉阳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张君裕钊、独山孝廉莫君友芝、长沙明经丁君取忠、长沙布衣张君华理也。”可知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年初开设书局，校书人员有汪士铎、胡兆春、张裕钊、莫友芝、丁取忠、张华理等。又据胡兆春上胡林翼书，“晤文若，传公谕，令春与汪、张两孝廉编书。《左传》属之汪君，《通鉴》则令春与张君分任其事，即日襥被入节署多桂园矣”，可知校书人员均为胡林翼幕僚，书局设在巡抚衙署中的多桂园，而提调局务者为文若，即在胡林翼幕中主饷糈的蒋照。蒋照，江苏甘泉（今扬州市）人，为胡林翼道光二十年（1840）典江南乡试时所取中举人，系其门生，历官崇阳、蕲水知县，咸丰六年（1856）入幕，深受胡氏信任。当时胡林翼率兵驻扎黄州，蒋照就不断写信向他汇报编书的进展，胡林翼也时有指示。对于书的版式及写刻质量，胡林翼很重视，他曾致信蒋照说：“刻本亦须大雅，不可以坊间俗本为式（大致须如大板《日知录》成样），字画须细筋入骨，铁画银钩。如武昌无好手，可在湘潭、长沙觅之。此则专属之文若矣。”

然而书局成立仅两年多，就因胡林翼于咸丰十一年（1861）患病去世而解散了，所刻书除《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外，只有《大清一统舆图》《练勇刍言》《水经注图》等几种，所以有些学者就此否认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它无书局名称，并不成其为书局；所刻书有限，存在时间又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如上文所述，此书局是个实体，有场所，有管理人员，还有目标定位和质量要求，不能说它不是书局。其次，与嘉道前的地方大员自己出资编书、刻书不同，这个书局的经费由幕府中的粮饷机构提供，属于公费，有能力聘请好的写刻工匠。再次，嘉道之前的地方大员处在承平时期，注重弘扬学术，以整理和刊刻经史著作为主；此时的胡林翼身处内战之中，要领兵打战，刻书追求实用，多与兵事有关。如刊《读史兵略》，一方面是为了“朝夕循览，期牖顽钝”，另一方面是“忧时贤不谙军旅”，“以教将材”。就此而言，胡林翼继承了清代地方大员刻书的传统，但在新的形势下又做一些变通，使其刻书既不像私刻，又不像官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呈现出新的特征。这种由地方大员创置、以“局”和“所”立名的幕府机构，不在清朝的官僚体制之内，但又动用地方政府资源，后来被统称为官局。因此，晚清官书局实由胡林翼幕府创开先声。

如果说当时胡林翼幕府所设书局只是官书局的雏形、尚不完善的话，那么曾国藩幕府设局刻书的实践则赋予官书局更多、更深刻的内涵，使官书局朝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并树立了官书局的品牌。由此可以说曾国藩及其幕府在促成官书局的推广和发展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这一切并不是曾国藩始料所及的。如前所述，曾国藩认为达官刻书是附庸风雅之举，因此对刻书并不是很有兴趣，尽管他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就校刻过唐鉴的《学案小识》一书，对刻书不仅不陌生，而且很有经验。他开设书局的最初想法只是为了替其弟弟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表彰乡贤，目标非常明确，加上当时战事吃紧，并没有考虑到刊刻其他的书。随着金陵克复，太平天国的扑灭，面对长期战乱后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社会现状，曾国藩俯询兴议，积极筹划善后事宜。方宗诚说：“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可见，兵燹初平，曾国藩的善后措施是“首以正风化、端礼教为根本急务”。而“立书局”是这个根本急务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刊刻书籍才能传播浸广，嘉惠来学，从而振兴文教，恢复和重建江南的社会文化秩序。

此时的曾国藩已然将刻书作为他兴教劝学、崇儒重道的重要善后举措之一，自然是十分重视，将之当作一项事业来看待和经营。对于书局的管理来说，前文已提及他一开始就注重以制度立局，除了要求提调周学濬订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外，自己还手定“刻字法式四条、书局章程八条”，并将之刊刻成册，以备遵行。应该说他对自己制定的《金陵书局章程》还是很满意的，同治十年（1871）六月，特地寄给创办淮南书局的两淮盐运使方濬颐一本，“以备参核”。而对于书局的校书人员，他也亲自把关，确定人选。根据《张文虎日记》，从同治三年（1864）到同治十一年（1872），先后进入金陵书局的共有23人（详见表5-2），其中校书人员17人，李善兰、张文虎、刘毓崧3人是书局的元老，在安庆时即已进入书局并一直未离开；周世澄、曹耀湘2人则是二入书局，在安庆时加入，到金陵时再次进入；其余12人都是金陵书局时期新加入的。

表5-2　同治年间金陵书局人物表（1864年10月—1873年1月）

（续表）

（续表）

说明：因《张文虎日记》（下简称《日记》）所提供资料不完整或不太确切，本表也尽可能利用相关传记资料来补充或纠正，但限于篇幅，并不一一注明出处。如刘恭冕的字，《日记》作“叔俯”，这里据刘岳云所撰《族兄叔俛事略》（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第33卷）改作“叔俛”；钱振常在《日记》里只称字“篪仙”，根据《曾国藩全集·书信九》、陶湘编《昭代名人尺牍续集》《泾舟老人年谱》及金梁辑《近世人物志》等知其名为振常，而各家其字均为“竾仙”，遂据改；曹耀湘，《日记》作湘乡人，但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所附《校刊姓氏》将之系于“长沙”下，这里取后者。谢正光《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一文列有“金陵书局人物表”（《大陆杂志》第37卷第第1、2期合刊，第48页），共14人，但其中孙衣言、莫友芝、钱泰吉3人并未在金陵书局校过书，并非书局校书人员。

这些校书人员多为江浙人士，他们或以学术相知，或有家学渊源，或有师承关系，在入书局之前就已经负一时清望了。如张文虎在入曾国藩幕府前，已“前后馆金山钱氏三十年。钱氏藏书甚富，又喜刊布，以惠士林。道咸间，如钱熙祚辑刻之‘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钱熙辅辑刻之‘艺海珠尘’壬癸二集，钱培民辑刻之‘小万卷楼丛书’，皆先生为之编次校勘，一时考据家皆珍为善本”。可贵的是，他不仅长于校勘，而且也精天算，是当时著名的明算之士之一，尝致书青浦熊其光谈论算学书，因而从少年起就对“算学用心极深，其精到处，自谓不让西人，抑且近代罕匹”的李善兰与之相友善，时有问难。同治二年（1863），已入曾国藩幕府的李善兰奉命来招张文虎入幕。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书局成立后，李、张同入书局，住在一起，关系非常密切。而刘毓崧、刘寿曾父子与刘恭冕都有家学渊源。刘毓崧的父亲文淇毕生专治《左传》，他自小从父受经，缵述先业，“用力甚深，旁通诸经史、诸子百家之书。凡所寓目，略能记诵，悉其原委。……精于雠校，友人有所述作或刊刻，多质君乃定”。因此，在入书局之前，毓崧就已声名在外了。刘寿曾因为父、祖两世学行巍然，为江淮间名儒，“少颖特，工文章，长承庭诰，遂通许郑之学，资材开敏，行谊纯笃”，曾国藩“重其学行”，乃“延入书局”。刘恭冕为有清一代专治《论语》的朴学大师刘台拱的侄孙、刘宝楠的儿子。宝楠生有三子，独次子恭冕“锐志问学，不坠其绪。坐恒挟书，有得辄识上方，少时纂述已及尺”。后恭冕入安徽学政朱兰幕，为校《李冰渔先生集》，“间有更正，朱先生辄叹服”。金陵书局成立后，朱兰以恭冕荐。曾国藩素知其名，“相见益合”，遂延入书局。

其他如李善兰和戴望均曾受业于名儒陈奂，有同门之谊；汪士铎从胡培翚游，唐仁寿问学于钱泰吉，均系名师高弟；成蓉镜为学凡三变：二十攻词章，三十攻考证，四十攻义理，“其所与切磋者，义理则朱司马百顺、裴廉访荫森、陈观察彝，考证则高文学均儒、陈孝廉辂、刘明经毓崧、茆文学泮林、祁文学寅亮、刘孝廉恭冕，词章则孔太仆继鑅、乔孝廉守敬，并一世之望”。他们这些人学有所长，往来无白丁，都是一时的俊杰，本来可以各领风骚，不必寄人篱下，可是因为战乱，不得不颠沛流离，四处避难乞食。而曾国藩天性好贤，又热心延揽，“尝言当兹剥复之交，保全善良，乃为天下留养微阳，以俟元气之复”，“所至辄以兴学育才、推贤进士为务”，所以当他来到江南，对江浙的博雅之士当然是致力博求、具书招徕，并用其所长，开书局，刊经籍，“专任校雠之事，藉成其所学”。

而他们的确也不负曾国藩所望，对校书工作精益求精，非常严谨认真。刘寿曾说其父毓崧“自出游及家居，所主多专司校书，刊讹、订谬、搜逸、撮残，视己所撰述尤力加矜慎”。此言不虚，就拿《船山遗书》来说，所参校的有稿本、写本和刻本，毓崧专司覆校稿本，“皆检其所引原书、所用故实，为之校勘”。对“王氏原本有检阅之误，亦有记忆之误”，他本来是想悉仍其旧，而于《校勘记》中注明，可同事认为确凿无疑的当径改，“于是刻本内此等遂多改易”。不过，他仍然很谨慎，“惟误处须引证而后明，以及改之有碍于上下文者，则未尝改”。针对刻本、写本中存在的问题，刘毓崧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为邹汉勋校勘，有任意删改之处，毓崧要求书局同仁以“四库”本和旧抄本参校，但“其抄本传写脱误，邹刻补正，至当不易者从之。此外托诸家藏改本及旧刊本者，均不可凭”，“仍从原本”。至于邹刻删去者，则据原本补刊。而写本若可正刻本之误者，当从；如遇到刻本是而写本非者，辄“不必据传写之讹改校定之确”，总之，要做到“权其得失重轻，无所偏主”。就此可以看出，刘毓崧校勘《船山遗书》的原则是择善而从，不断以己意，轻更其一字，应该说这恢复和保存了船山著作的原貌，不仅是对船山而且是对后人的一种负责。知父莫若子。刘寿曾评价其父“尤精校雠之事”，对所校书较己作“尤力加矜慎”，的确是实话实说，并非虚妄之言。

刘毓崧校书水平的精深、态度的认真还表现在对《汉书》的校勘上。《汉书》多用古字古义，典雅远奥，竟蕴宏深，自问世起即被视为难读。作为《汉书》的主要分校者，刘毓崧主动承担其中最难部分的校勘工作。他说：“《汉书》百卷，毓崧拟分任纪十二卷、表八卷，共二十卷，其中年、月、日、时干支端绪甚多，推求不易，然鄙性所近，不厌其烦。”此外，他还撰写《校刻汉书凡例》，提出了具体的编校要求。他认为，要精校《汉书》，就必须博考各家。为此，列出九类参校本，凡五六十种书：文渊阁本《汉书》较武英殿本考证详细，“亟宜登载以定折衷”；荀悦《汉纪》，“当取校以存古本之遗”；《太平御览》取材于北齐《修文殿御览》，“当取校以溯宋本之源”；《册府元龟》修于北宋真宗年间，“当取校以从宋本之朔”；成书于南宋的林钺《汉隽》、娄机《班马字类》、徐天麟《西汉会要》三书，“当取校以择宋本之长”；《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倪思《班马异同》、胡三省《通鉴注》等与《汉书》有关诸书，“当取校以考各本之异”；《文选》所录西汉人文章及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文集，“当取校以定各本之殊”；经学、小学、正史、别史、地理、政书、金石、儒家、术数家、杂家等各书记载可印证《汉书》者，“当参校以求原本之真”；前代、近时校《汉书》者及群书考证涉及《汉书》者，“当详校以正今本之误”。既然，“今刻《汉书》欲兼采各本，择善而从，去取权衡，尤宜慎重”，所以，应当缓校、俾得从容；必须细校，庶少悔尤。

刘毓崧曾打个形象的比方说：“刻书譬诸办案，照本不易者，如巡城问供，录送到部，其责任较轻；增删改移者，如巡方鞫狱，高下在心，其责任綦重。”从他参与校刻的《船山遗书》和《汉书》来看，都不是照本写样，而是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增删改移”，能体现出高下优劣来，因此“责任綦重”。无独有偶，张文虎也是这么个功力深厚、很负责任的雠校高手。这从其校勘《史记》一书就可见一斑。张文虎说：“古书本难校，而莫难于《史记》”，因为《史记》自汉已残缺窜乱，又经过千数百年的辗转传写，积非成是，“无论本文，即三家注已如乱丝，不可猝理”，所以，只有“搜罗旧本，博取群书，采诸家辩论，而平心折衷之，勿持意见，勿惑妄言，集数贤之精力，积十年之功，博访通人，就正有道，然后勒为一编，或于史公可告无罪”。于是，他一方面与唐仁寿“重订校例，或如旧本，或删或改，分卷互视，遇所疑难，反复参订”，另一方面则搜罗各种《史记》版本来参校。据其《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他所用的《史记》参校本有17种；而据其日记，除了有用归子慕藏本、游明本、柯本等各《史记》版本来校《史记》的记载外，还有用《群书志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校《史记》的记录。由此可见，与刘毓崧一样，张文虎也重视利用编于唐宋时期的一些辑有古本的类书、汇编书作为参校本，以尽可能使其所校书能求其本真，更接近原本。

对于刊刻《史记》，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濬认为当时士子读书无从购觅，“机会实为难得，当略治芜秽，以裨读者”。可是，张文虎却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地校。据其日记，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九日，他就有校对《史记》的记载了；而至迟从同治五年（1866）十月起（日记从同治四年九月到次年九月，整整缺了一年），他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史记》的雠校上，频频有校《史记》的记录。这月的二日起，甚至已有校《吴世家》《宋世家》样本的记载；同治六年（1867）四月二十五日也写有“复校《仲尼弟子列传》样本”之句，给人的感觉是离杀青付梓不远了，然而其后的日子仍是没完没了的“校”和“复校”。到同治七年（1868）闰四月初二日，终于“校《史记》样本毕”，可是十三日，又“复校《滑稽》《货殖》两传”，之后的日记又充斥着“校”与“复校”的字眼。如此迁延，直至同治八年初，仍未校定，自然受到埋怨和非议。因此，张文虎与其合作者唐仁寿不得不于同治八年（1869）二三月间写信向曾国藩解释，并诉苦。三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回信安慰他们说：“《史记》十表，尚未刊就，又有四五卷须重刻者，自难迅速竣工。鄙意但求雠校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张文虎探亲回来，读到该信很感动，于七月十日回信说他因为“不揣弇陋，妄冀会合诸家，参补未备，求胜旧本”，而导致《史记》“三年荏苒，刻鹄未成，人言实多，无以自解”；“伏读钧谕，但求校雠之精审，不问成书之迟速，仰见体恤愚蒙，特加慰勉，虎等感不勉竭心力，期副盛怀，但学识寡陋，举一漏万，恐仍不免遗讥局外耳”。八月十七日，曾国藩再复信曰：“《史记》旧少善本，此次会合诸家，斟酌体例，当可度越诸本，即成功稍迟，自不必以局外之讥评介意也。”正因为得到曾国藩的理解和支持，张文虎又不断校《史记》样本，对“已刻之卷有宜改者，随时剜补”，这样直到同治九年（1870）夏“始克印行”。

《史记》印行后，果然是“度越诸本”，质量远远超出先前的旧刻本。李鸿章在看了张文虎所寄、请他作序的《史记校勘记》后，大加赞赏，回信说：“寄示《史记校勘记》，展阅数过，于正讹同异之间，援引确凿，参订审详，大足津逮后学，……刊成时乞转告琴西同年，将有札记之《史记》初印本赐寄五六部，尤深感谢。”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所出由顾颉刚等标点的《史记》，也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其《出版说明》称“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一百三十卷。这个本子经张文虎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择善而从，是清朝后期较好的本子”；《点校后记》也说：“《史记》版本甚多，史文及注文往往各本大有出入。我们不用比较古的如黄善夫本，也不用比较通行的如武英殿本，而用清朝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作为底本，分段标点，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